众告
开放大学的前身——广播电视大学何时开始全面讲求质量的，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晓得创办初期，授课请名校师资，教材由强校编写，教学媒体为卫星传输+广播电视，正如当时教育部长所说“统一教材，统一播课，统一新生录取标准，还有统一考试，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效果很好”（蒋南翔，1980）。其中，“新生录取”与“统一考试”涉及“入口”与“出口”，质量的把控的确不容小觑。再后来，随着教育开放力度的加大，“宽进严出”逐渐成为我们办学质量对外昭示的代名词了。
记得曾任英国开放大学校长、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20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期间说过这么一些话，“一些大型远程教育大学在建立之初，政府并没有将其定位高质量的大学”。并举例道，印度尼西亚特布卡开放大学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政治问题的发生。”韩国开放大学的建立是为了将其“作为国家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一项政策工具”（约翰·丹尼尔，2003）。可见支持并满足国计民生也是高质量所在。
而英国开放大学自身却有点不一样，正如其创始人之一珍妮·李所说，“在这所大学开办的第一刻起，就不应该在质量标准上有半点放松。”于是，它比拼牛津，追赶剑桥，虽然难以入流，但却始终参加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的系列评估与评审，尽管常显疲态与失望。英国开放大学Sun教授曾经这样表示，“有人说英国开放大学就像一个旋转门，表面上每个人都可以进来，但是大多数人转了一圈又出去了”（白滨，2012）。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英国开放大学最主要的产出就是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有约65%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毕业”（奥蒙德·辛普森，2006）。可见，英国开放大学正是以这种英国式的“宽进严出”保证了其固有的质量。因此，我国开放大学如何确保应有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中国式的“宽进严出”，从而成为“擦亮牌子”与“受人尊重”的大学（荆德刚，2021），此乃真正的当务之急！
说起质量，尽管其原本之意只是“有无”和“符合”，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于将其认知为“好坏”与“高低”。尽管其通常只是“积淀”与“建设”出来的，我们却习惯于依靠“监测”与“保障”。如今，我们终于从远程教育转轨到开放教育，但“从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到国外同行，都十分关注质量问题，都有期待，又有众多不解和疑虑”（王一兵，2012）。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首先确立并宣示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观”（潘懋元，2000）。这就需要我们正面回答开放大学的质量到底是什么？它与传统大学质量的异同究竟在哪里？
其次，质量通常不是“摆设”和“修饰”，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所以有“质量文化”一说（菲利浦·B·克劳士比，1979）。既然是文化，它就是一种现象，需要历史的积淀和时代的滋润。在开放大学，它作为各相关利益者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就是一种内心的涵养、状态的反映、无需提醒的自觉和举手投足的自信。倘若没有健康的质量文化，那么我们平时所讲的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质量管理、质量保障乃至质量评估等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同时质量本身仅仅体现了“质性”或“质素”，因而难以直接度量，因此需要“量化”。当然，这个量化后的数量恐怕不只是我们常说的“大小”和“多少”，它作为与质量对应的固有属性，真实反映了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活动的状态以及教育效益的增值等。比如，规模形态、条件结构、资源分布、利用效果、活动空间、呈现方式、交流互动、发展趋势以及幸福感、满意度等我们常常念叨的那些个大数据（刘振天，2022）。只不过以往我们相比较于“质”，对“量”的认识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因而对质量与数量这对既矛盾又统一，既对立又转化的双重规定性认识不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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