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海彬，李婷婷，李钰，邹德玲
（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20世纪90年代，我国特色小镇数量迅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但在发展过程中，特色小镇的空间组织形式粗放低效、建设质量低等问题逐渐凸显[1]。解决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把握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任务。《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特色小镇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实践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2]。但特色小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特色产业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可持续性受质疑等现象，最终导致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动力不足，陷入发展困境的局面[3]。因此，了解全国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发掘并提升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对推动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用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特色小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动力，并研究特色小镇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促进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特色小镇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在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热潮。学者们对特色小镇的研究首先从内涵界定着手，主要涉及空间属性[4]、功能定位[5-6]和战略意义[7]等方面。随着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深入推进，学术界关于特色小镇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其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特色小镇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小镇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内部因素[8]，还与政府和市场两大外部动力有关[9-10]。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的依赖性增强，创新要素对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市场作用下，创新驱动特色小镇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建设水平提高，推进特色小镇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11-12]。在政府作用下，通过调控宏观经济政策引领创新，营造创新竞争的营商环境[13]。许多学者还针对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展开研究，例如特色小镇的空间类型[14]、空间均衡[15-17]等方面，研究发现我国特色小镇空间分布体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得出区域间的均衡性低于省际均衡性的结论[18]。也有学者从省际层面进行研究，分别研究浙江省[19]、福建省[20]、陕西省[21]等地的特色小镇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发现这些省份的特色小镇在空间上有集聚的特征且地区发展水平较为均衡。面对特色小镇因产城融合失调、同质化严重等问题造成的不可持续发展，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性[22-23]，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路径研究[24-25]。
虽然学术界对特色小镇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研究多集中在单一内涵、动力机制或发展程度层面，将特色小镇的动力机制与持续性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较少，对特色小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方面的系统研究也有所欠缺。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则以定性的指标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的模型分析。且现有的研究多停留在小空间范围上，数据多集中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缺乏对较大区域空间范围和以面板数据为基础的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因此，本文以全国398个特色小镇为样本数据，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展开实证研究。
（一）中国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内涵界定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是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特色小镇的一种发展方向，而不是发展的最终状态[26]。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同时在促进小镇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建成生态宜居的特色小镇[27-29]。本文基于生态和发展两大理念，认为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要求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及人居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参考方向和基本原则，与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在理论层面上，产城融合属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理论范畴。产城融合实质是实现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互相匹配与有效渗透，提高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发展，极大地增强城镇各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在经验层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二）中国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
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内部因素指在内部市场的作用下对特色小镇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外部因素指特色小镇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特色小镇周边经济中心的扩散效应和小镇周围的政策环境。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见图1。
图1 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
1.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
根据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特色小镇内部生产部门可以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主要满足地区外部需求，生产的产品可用于外部贸易，是城镇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不可贸易部门主要是以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为主的服务业，这些产业对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不可贸易部门作为可贸易部门的配套产业发展成长起来，受可贸易部门的影响较大，同时对可贸易部门又有一定的反哺作用。不可贸易部门发展能带动特色小镇总体的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完善城市功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对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特色小镇的城镇化建设要求完善基础设置建设，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水平[30]；
第二，城镇化建设要求建立人居环境优美的和谐城镇；
第三，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吸引劳动力流入，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
第四，完善空间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人力、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3.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特色小镇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要求建立高效益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发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引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具有特色产业支柱的特色小镇，实现特色小镇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首先，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调整产业结构，避免特色小镇产业结构失衡，加强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避免因发展第二产业造成的技术受限、环境恶化、劳动力低廉等现象。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要求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特色鲜明的支柱产业，使特色产业成为促进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内生动力[31]。最后，建设文化创意型特色小镇和创新发展型特色小镇，为特色小镇建设注入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增长方式转变。
4.政策环境
特色小镇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市场不够完善，需要政府作为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外在动力。政府可以从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多方面促进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政策环境的直接作用：政府规范城乡建设用地使用、合理安排利用土地计划，引导和约束特色小镇土地建设；
开设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到特色小镇建设中去，减免企业税收和提供专项补贴，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
通过完善人口流动政策、户籍政策、人才激励和保障政策，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流动；
放宽融资和信贷等金融政策，鼓励企业创业创新，推进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合作，为特色小镇提供资金基础。政策环境的间接作用：政策支持能够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减少企业进入壁垒、引导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带动周边地区企业成长、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度。
5．外部扩散效应
特色小镇的外部扩散效应表现为毗邻经济中心地区的特色小镇会从发达地区获得资金、人才等重要资源，从而降低自身的发展成本，丰益自身发展要素，实现特色小镇生产要素量的聚集，带动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经济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物流、资金人才等不断完善会形成集聚效应，提高特色小镇本土资源配置开发的利用率，中心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并不断向外围扩张，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特色小镇会受到扩散效应的长期影响，促进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
（一）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用特色小镇的产城融合水平来衡量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水平，产城融合测度的指标体系涉及产业、城市和人三方面的协调融合，具体包括产城互动、产人互动和城人互动。“产城互动”指产业发展与城镇功能之间的融合，本文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从业人员总数之比来衡量；
“产人互动”指产业发展与就业增加之间的联动协调，用第二、三产业就业数与城镇常住人口数的比值来测度；
“城人互动”指城镇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动态协调，本文用城镇人口密度衡量，计算方法是用常住人口数除以特色小镇建成区面积得到人口密度。
用熵值法的思想，首先确定各子系统及指标的熵值和权重，计算出各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再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算，函数表示为：
式（1）中：D为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
C为计算得到的耦合度；
T表示三者的综合协调指数；
μ1、μ2、μ3分别表示特色小镇产城互动水平、产人互动水平和城人互动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①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spe）：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衡量的是特色小镇的城镇功能和服务功能，具体用小镇服务业就业占整个地区服务业就业的比例进行测度；
②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水平体现了一个地区城镇化所达到的高度，选择用城镇建成区常住人口数与城镇行政区全部人口数之比进行测度；
③产业结构高度化（str）：产业结构与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关，用非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进行测度；
④政策环境（pol）：由于特色小镇密集的地区往往存在发展的竞争性，所以选择特色小镇密度测度政策环境，即用县区城镇数量与县区行政区面积之间的比值表示；
⑤距离（dis）：为控制临近县级市对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水平的影响，加入特色小镇到最近县级市距离的虚拟变量[32]。特色小镇距县级市距离15公里内，dis取值为1；
15公里外，dis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①城镇规模（sca）：用城镇建成区总人口数衡量城镇规模的大小；
②常住人口（pop）：用城镇常住人口数表示；
③从业人员（sta）：用城镇就业人数除以城镇总人口数来对该变量进行表示。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AR模型）、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和空间滞后误差模型（SARMA模型）分析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运用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处理空间面板数据。
空间滞后模型又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该地区被解释变量是否受到周围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探讨被解释变量在该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
其中,yit是空间单元i在t年的被解释变量；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
δ为空间自回归系数，正值表示空间溢出效应，负值表示离散效应，反映被解释变量空间交互效应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c为常数项参数；
Xit为1×k维的解释变量；
εit为残差项，服从白噪声分布，均值为0,方差为σ2；
μi、λt分别为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误差模型强调空间异质性的存在，认为目标变量间空间相关性是由区域间随机冲击产生的，冲击存在于随机误差扰动项中。
空间误差模型假设残差项具有空间相关性，ρ为残差项的自回归系数。
空间杜宾模型认为因变量观测值不仅受相邻区域因变量的影响，还受相邻区域自变量的影响，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出影响因变量的关键因素，全面考察空间单位之间的交互效应。
其中，θ与β类似，是一个k×1维固定但未知的参数向量。
空间滞后误差模型既考虑周围地区被解释变量对该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又考虑了扰动项的空间依赖性，是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的结合。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特色小镇主要来自2016年和2017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剔除缺失相关数据的5个小镇，得到作为研究样本的398个特色小镇。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的乡镇卷，数据年限为2014—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数据统计口径在2017年前后发生较大变化，限制了数据获取范围。2014—2016年是我国特色小镇探索的初期，其暴露的问题对特色小镇中后期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本文选取201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一）空间特征分析
核密度是使用核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以将各个点或折线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本文使用点要素计算。点密集代表分布概率高，点稀疏代表分布概率低。计算公式为:
用ArcGIS软件做全国特色小镇的核密度分布图来分析特色小镇的空间集聚效应，如图2所示。图2中特色小镇在东部呈现多中心形态，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主的辐射圈，这些地区的城市经济水平较高，有大城市作为经济支撑并具有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地区特色小镇的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特色小镇分布稀疏，缺少中心城市支撑，特色小镇发展缓慢。
图2 特色小镇核密度分布
（二）空间适用性检验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之前，必须通过模型适用性检验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本文借鉴Elhorst[33]的检验思路，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似然比检验（LR）、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沃尔德统计量检验（Wald）等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时间与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最适合本文的实证分析。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1，具体分析如下。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完善特色小镇城镇功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城镇化水平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特色小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城融合水平提升，城镇化水平提高促进地区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带动产、城、人融合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特色小镇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在政府政策支持、缺少市场作用的情况下形成的，过度追求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忽视了特色小镇产业协调、合理发展的基本规律，暴露了特色小镇产业的不合理结构。政策环境的空间杜宾、误差、滞后模型检验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同一地区的特色小镇之间具有政策的竞争性，特色小镇密集的地区平均得到的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和发展政策偏向较少。城镇规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究其根本原因，一方面，部分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程度、人才吸引力与城镇规模不相匹配，导致产城融合的失衡；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张，需要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资金会增多，资金投入的不合理会导致回报率偏低，这一原因对特色小镇发展造成的负向作用抵消了一部分正向作用。距离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距县级市距离越近的特色小镇受到县级市扩散效应的影响越大。常住人口数的系数为负，常住人口过多会给城镇带来资源压力。从业人员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从业人员数量多但人力资本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空间滞后误差检验的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周围地区的产城融合水平提高抢占了当地的资源，不利于本地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
（四）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为了检验本文的解释变量如何影响各地区特色小镇的产城融合水平，判断是否具有溢出效应。本文采用似然比（LR）检验对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列。
表2 效应分解
各个变量对特色小镇产城融合水平的直接作用普遍显著，而变量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特色小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我国特色小镇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特色小镇的市场经济不活跃，具有一定规模且发展水平较高的特色小镇数量少，不能体现中心城镇和城镇群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另一方面，在空间分布上，我国领土面积广阔，特色小镇的分布相对稀疏，空间上的联系不够紧密，且特色小镇整体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特色小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不合理、特色产业缺少等问题，使得自身持续性发展受到制约。受这两方面的影响，特色小镇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不显著。
（五）稳健性结果检验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通过调整研究单元的空间关系，分别使用地理距离矩阵和最小临近矩阵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滞后误差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列。结果显示，两种模型中各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吻合，证明本文的实证研究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在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建设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特色小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特征是解决我国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动力不足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本文重点研究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方面：内部驱动因素包括小镇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及产业结构高级化；
外部动力则包括特色小镇外部的扩散效应和政策环境。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不可贸易部门专业化、城镇化水平、政策环境和到县级市的距离是促进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特色小镇目前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扭曲，城镇规模扩张和人口增加不合理，不利于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运用似然比检验分析特色小镇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我国特色小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基于本研究所提出的基本结论，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不断推进。首先，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要从推动其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着手。在产业方面，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地理环境特征，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支柱。协调发展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既要重视工业可贸易部门对于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忽视不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其次，在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权衡利弊。不能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张，更应该侧重特色小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特色小镇内部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特色小镇发展提供基础支持。要增加特色小镇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人才资本要素集聚，同时避免因居住人口过多造成的生态破坏、基础设施紧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重视特色小镇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能力的提升，控制小镇人口规模，使特色小镇的人口数量、质量与小镇经济发展相适应。最后，特色小镇的持续性发展要兼顾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发挥政府对小镇建设的背后推手作用，给予特色小镇在资金、财税、土地规划、金融等方面的支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同时发挥特色小镇市场的主体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区域间合作，推动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发挥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形成特色小镇“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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