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
内容提要 琦君旅居美国二十余年，美国书写在她的散文中占很大比重。作为集深入参与者、冷静观察者和客观审视者于一身的叙述者，琦君构建出了立体多维的美国形象。作为“异乡客”，她因暂时无法在地理意义上完成还乡，频繁选择书写“原乡”记忆。作为华人，她对自己的原生文化无不自信，还密切关注文化赓续等问题，体现了很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作为女性作家，她非常关注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生存状态，替这一在文学中长期遭漠视的群体发出了声音。作为“今之古人”，她时常因现代性冲击倍感焦虑，但表现出了直面的勇气和济世的情怀。总体来看，美国书写呈现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既是琦君多重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征，又是她反思当下社会文化问题、彰显人文关怀意识的重要方式。研究琦君旅美散文中的美国书写问题，对理解琦君其人其作、体悟现代知识人如何践行“启蒙”理念均不无意义。
琦君的散文蕴含悲天悯人的生命意识和闲适旷达的人生智慧，以清新雅致、情真意切、温柔敦厚著称，备受海内外学者好评。夏志清曾写道：“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系统，但它给我的印象，实在更真切动人……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①方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四十余年来的台湾散文，我们都无法漠视琦君的存在。”②综观琦君散文，异国观感尤其是美国观感，占很大比重。这与她长期旅居美国、书写美国有直接关系。1972年春，她随团访问美国两月有余。1977年6月，她陪同丈夫赴美，旅居纽约四年之久。1983年8月，她再度随丈夫赴美，客居新泽西，直至2004年返台定居。整体考察琦君的散文创作，自然不应忽视她基于多年旅居美国的生活观察和情感体验创作的散文。与此同时，琦君在美国自觉认同“异乡客”“今之古人”等多重自我身份，这对她的美国书写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形成了鲜明特点。遗憾的是，探讨琦君散文的学者层出不穷，成果卷帙浩繁，但很少有人聚焦她旅美散文中的美国书写问题。黄万华等学者曾集中讨论琦君旅美后的散文创作③，但论述对象过于宽泛，因而无法较为准确、全面回答琦君如何书写美国这一问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以琦君基于美国生存体验创作的诸多散文为对象，重点讨论她的多重自我身份与美国书写之间的关系。
琦君旅居美国二十余年，既是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入参与者，又是清醒的旁观者和深刻的审视者。她书写美国，就是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诉诸笔端、构建美国形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她的多重叙事角色共同作用，不仅使散文明显呈现出叙述中夹杂议论的特点，而且构建出了立体多维的美国形象。
张默芸认为，琦君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④。杨俊华也曾指出，“琦君的散文颇具小说之趣，其中常有零星片断的故事情节”⑤。作为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入参与者，琦君侧重于书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所见所闻。因而，她书写美国的散文，既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又具有情节化和小说化的特征。这与她散文的整体风格完全吻合。与此同时，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导致琦君书写美国的散文貌似呈现出视野较为狭窄、题材不够广阔等特点。但正如曹惠民所指出的，琦君往往能在“自我经历和经验的方寸田园中精心耕耘”⑥。她的美国书写非但没有停留在简单叙述个人体验层面，反而呈现出了丰富性和深刻性。究其原因，旁观者和审视者角色在叙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见所闻成了她展开观察和审视的重要动因，而深入的观察和多维的审视，不仅让她对美国形成了更为客观辩证的认知，而且为她构建立体多维的美国形象奠定了重要基础。
琦君书写美国，自然在有意无意建构美国形象，而多重叙事角色并存，甚至在个性化、主观化表达与客观化、辩证性审视之间游移，使她笔下的美国呈现出了美丑并存的特点。
一方面，琦君高度肯定美国，构建出了积极的美国形象。在《美国人的亲情》中，好友凯蒂的婆婆住进养老院，那里设施齐全，环境优良，“比我们中国老人住在家里还畅快、温暖”⑦。在《药不离身》中，作者谈到美国电视上的成药广告精彩多姿，有声有色，超市里各种品牌和价位的维他命琳琅满目。《爱的启示》又提到美国的电视节目丰富多彩，能够满足不同观看者的需求。如果说这些只是琦君对美国物质富足、社会福利良好、文化形态多样等形成的浮面印象，那么，她的很多散文通过书写具体的人和事，凸显美国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变相地构建出了积极向上的美国文化精神。《窗外》述及美国小学生清早遵守秩序、排队等待校车的情景。在《五个孩子的母亲》中，父母既不会对子女的婚恋状况过于牵肠挂肚，又不存“承欢膝下”的念头，体现了美国人崇尚自由的精神。《佛老心》写“我”因胃部疾病晕倒，得到好心人帮助，“被推进医院的急救室以后，没有人问我的身份，也没有人要我缴什么保证金”⑧，医生即刻实施救治，护士也照顾有加。这无不体现出美国人生命至上的价值准则。美国人的奉献精神，更被琦君津津乐道、大加赞扬。比如，《第一枝春花》中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畏严寒，在冰雪未融的清晨，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充当义警。在《此心春长满》中，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相信音乐的感化力量，时常深入贫苦黑人聚居区，免费提供音乐教育。
另一方面，琦君绝不回避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构建出了消极的美国形象。尽管有人指出，琦君的散文“多叙述一些温暖的外国人情和风土，处处是爱，时时有情”⑨，尽管琦君在《悲剧与惨剧》一文中声称，“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更当本着文学良知，多多写发扬人性善良面、人生光明面的文章”⑩，但事实上，她的不少散文述及美国并不美好甚至残酷的一面。这自然是她冷静审视、辩证认知美国的结果。比如，《爱的启示》提到美国青少年自杀现象频发，《黑人之歌》写到美国黑人因种族不平等而遭受苦难，《“你看到过我吗”》述及美国时常发生拐卖人口事件，《电梯口的老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部分美国人冷漠无情，《十步芳草》则议论道：“美国年轻人的公民道德已远不如前了”。琦君也多次提及战争及其带来的创伤。比如，《打雷与战争》和《爱的启示》二文均述及电视采访《战火孤雏》的作者和因战争而失去双亲的孤儿。显然，琦君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程度不断深入，琦君对美国的感受和认知明显发生变化。对此，她也有明确意识。在散文集《千里怀人月在峰》的“小序”中她写道，1977年随丈夫再度赴美，开始漫长的家居生活模式，与1972年“到处旅游访问，身心上感受全然不同”。基于两次长期旅居美国体验创作的散文，关注的面明显更为广阔，暴露出的美国的问题也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随着认知和感受发生变化，琦君也部分克服了对美国曾经形成的刻板印象。《美国中年妇女看“妇运”》以美国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女权运动为背景。她通过书写自己接触到的美国女性，凸显了她们勤劳节俭、事业家庭兼顾的良好品质。她写道：“搞妇运的激进派女性究竟少数，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贤妻良母。”后来写作的《黑人与小猫》和《佛老心》二文，都涉及她对美国少数族群的认知变化。前文述及她一天晚上搭乘地铁因遭遇黑人而恐惧不已，但真正接触之后，她意识到对方心地善良，并为自己的担忧羞愧难当。《佛老心》述及她与犹太医生交涉手术费的过程，最终打破了犹太人“盘算太精”这一刻板印象。
总体来看，琦君在书写美国、构建美国形象时，既能够作为深入参与者，与美国的人和事实现共情，又能够作为冷眼旁观者甚至客观审视者置身事外，与美国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三重角色并存甚至频繁交替更换，导致琦君书写美国的散文明显具有复调性。叙事者尽管一直以“我”的身份出场，但叙述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我”所亲身经历的美国世界，而能扩展到更为辽阔开放、丰富多变的天地，甚至上升到宏大叙事层面。也就是说，琦君尽管多基于个人体验构建美国形象，但往往能够超出个人层面和美国范畴，揭示一些普遍性问题，因而具有更为深邃的内涵。
在琦君的生命体验中，地理和文化空间的两次移植至关重要。一次是1949年从大陆迁台，另一次是旅居美国。台湾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历史传承、地理位置等问题，与大陆之间不无差异。对于第一次移植造成的漂泊、孤寂体验，琦君在《烟愁》《红纱灯》《桂花雨》等早期散文中都有深入体现。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移植带给琦君的“震撼”更为明显，造成的困扰更为巨大，当然意义也更为深远。无论是1972年随团出访美国，还是后来随丈夫两次长期旅居美国，美国对她而言，就是陌生的异邦异乡，而她在美国，就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异乡客”。
依照中国基于农耕文化形成的“身土不二”观念，“人存在于他所生活的身体、环境、文化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中，才能达到幸福而合理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平衡，就会引发焦虑甚至痛苦。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构成的双重移植，使琦君时常受漂泊感、无根感困扰。回望故乡，就成了她克服认同危机的重要途径。故乡，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代表着“生活意义的源头”，是“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琦君书写自己在美国这一异邦异乡的生命体验时，特别喜欢构建与“故乡”的血脉关系，试图在回忆和想象中完成“返乡”之旅。
“从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与母国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更要面对不同文化碰撞所引起的文化惊奇。”这种“文化惊奇”会让作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变得更为敏感。在不少旅美散文中，琦君凸显了自己的“异乡客”身份，也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伴随其中的无根感、焦虑感和痛苦感。几篇写“过节”的散文，对此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华人来说，春节、中秋节或许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但美国本土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结构，也未形成相应的文化风俗。面对自己珍视但美国人并不在乎的事物，琦君明显强化了“异乡客”身份自觉，也因此倍增凄凉之感、怀乡之意。比如，《不放假的春节》主要写因丈夫供职的美国公司春节不放假而引发的情感体验：“没有丝毫年景，只一片荒凉、冷清，真叫人凉到心底”。《团圆饼》起首就写道：“寄居异国，几乎年节不分。每到中秋，既无心举头望明月，也无兴趣买象征明月的月饼来应景。”在《一饼度中秋》中她写道，客居他乡“对我来说，真有一种连根拔的痛苦感觉”。
除了书写因节日引发的孤寂“客心”，琦君还通过其它方式表达“异乡客”生存体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还乡”冲动。比如，在《快乐周末》中她写道：“我来美多年，若问我客中心情如何，我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个字：‘盼周末’。”何以如此？主要源于她因对异域空间的不适感受而改变了对时间的认知：“在美国，日子不是一天一天地过，而是跨大步一周一周地过”。也就是说，她渴望早点结束旅居生活、返回魂牵梦绕的故乡。这种“还乡”冲动，在书写患病情状的散文中也有集中体现。《一望无“牙”》写道：“单就牙齿来说，我在此心理上就没有安全感。”在美国看牙，不仅费用惊人，约定时间也颇为不易。这与在台湾看牙形成鲜明对比。就此而言，牙病也就成了思乡病。《佛老心》提到她一直患有胃病，但不愿在美国就医。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异乡异国，孤寂的客心，更可以藉病为由，早作归计”。由此可见，琦君极度渴望完成地理意义上的还乡之旅，自然与“在而不属于”的身份认同有关。
面对暂时无法在地理意义上还乡这一事实，琦君就通过回忆建构“原乡”，流露出了浓烈的怀旧情绪。“怀旧就是现代人为了解决现实情境中的认同危机，时常记忆或回溯过去的自我形象和生存经验。”从时间维度来看，它重在凸显自己与过去的深度关联。从空间维度来看，它旨在填补自己在当下语境中归属感的缺失。正是通过抒发怀旧情绪、还原“原乡”记忆，琦君部分找到了心灵慰藉。
琦君的“原乡”记忆和构建，同时涉及故乡和童年这两个互为一体的维度，具有诗意化甚至乌托邦化的特征，又往往因现实生活中的特定境遇触发。在《水是故乡甜》中，作者饮着异乡异土的矿泉水，想到的却是家乡的甘泉。她写道：“即使是真正天然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情上，比起大陆故乡的水，和安居了三十多年第二故乡台湾的水，能一样的清冽甜美吗？”一句反问，寄托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的眷念。在《窗前小鸟》中，作者看到立春时节麻雀在阳台上筑巢，即刻联想到故乡大宅院的栋梁上筑巢的燕子，怀乡之情不言而喻。《故乡的农历新年》则写扭开电视机听到“洋腔洋调”，立刻想起台北及儿时故乡新年的欢乐情境。在琦君笔下，童年的故乡就是心灵的桃花源。她往往把日思夜想的故乡，化作童年视角下的江南，呈现出了别样的人文风俗和诗意的自然美景。《春酒》《新春的喜悦》《青灯有味似儿时》《百衲衣与富贵被》等诸多散文，涉及对故乡和童年的双重建构。欢乐的自己、慈祥的母亲、威武的父亲、机智的姥爷等都被一一活化出来，各色美景、各种饮食、各式风俗也立刻跃然纸上，寄寓了琦君浓浓的乡愁。
因为空间阻隔，故乡已经难返，因为时间断裂，童年早已逝去。童年的故乡，只能是想象域中的美好存在，但它不仅可为个体建构自我提供镜像，还承载着理想生活方式的价值源头，具有精神归依的意义。章方松曾说，“故乡是琦君精神上的百衲衣，连缀着每一块碎布，都是她情感的风尘沉淀在蓝靛印花布上，永不褪色的点点生命风痕。”可以说，琦君在旅美散文中书写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就是受“异乡客”身份困扰，弥合时空距离、填平情感鸿沟的一种努力。可贵的是，琦君虽钟爱寄寓乡愁，但往往能超越乡愁，表现出达观自在的人生态度和直面现实、走向未来的勇气。正如她在《往事恍如昨》的“小序”中所言，缅怀往事，“使我回到童年，使我忘忧、忘老。也使我更有信心与毅力，面向现在与未来”。
琦君旅居之时，美国已朝着多元文化主义迈出了一大步，但少数族群依然是相对于白人主流的“边缘化”存在，文化身份也无法得到充分认可。这就促使少数族群时常要通过各种途径找寻、确认、重构自我文化身份。所谓文化身份，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和想象。上文已经指出，“异乡客”是琦君旅居美国时非常突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但她并未将自己宽泛地定位在这一身份层面，而是热衷于凸显自己的华人身份。
琦君旅居美国多年，自然能感受到华人在美国遭受各种不公待遇，但跟赵建秀、汤亭亭等华裔作家明显不同，她很少直接对此展开书写，反而着意突出自己感受到的各种温情。不过，对于自己的华人身份，她则非常敏感。她在美旅居时，喜穿旗袍，每当他人问及，她会立刻亮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她甚至还会因被误认为其它东方族群懊恼不已。比如，在《垂柳斜阳》一文中，篱笆边的一位美国老妇人前来借水龙头冲洗车子，就问道“我”到底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有点生气，大声告诉她，我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她为何“有点生气”？究其原因，就在于她对自己的华人身份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认同感。
作为散居美国的华人，琦君除了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非常敏感，除了会因身份焦虑勾起“原乡”记忆，还时常流露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关注在美华人的精神状态、中美文化差异、中华文化赓续等问题。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她强烈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琦君的散文尽管高度称赞美国的自由、独立等优良文化精神，但从不因此对中华文化妄自菲薄，反而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既是因为中华文化自身确有优长之处，又是叙述主体强烈的情感认同使然。比如，《静止的风铃》一文述及她因维护中华文化而怒怼他人的情景。面对爱荷华大学中文系请来的日本书法家胡言乱语，“我心中充满了厌恶，立刻说日本本身没有书法，也没有绘画，他们的文化艺术最初吸收自古中国，然而再向西方学习”。除了直接维护，琦君还借美国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来体现文化自信。同样是在《静止的风铃》中，她谈到美国友人谈女士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艺术，不仅墙上挂着中国画，而且收藏印有文征明、齐白石等人画作的画册。在《友谊之舟》一文中，琦君再次谈到该女士，并认为她“诚恳待人、真情流露的性格”，与“深受东方文化的洗礼熏陶”不无关系。
华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在异域空间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中华文化的形象。琦君尽管对中华优良文化及其在美国产生影响深感自豪，但对部分在美华人的劣根性深感痛心，对他们的道德滑坡也忧心忡忡。《一把椅子》中身为华人的大楼管理员，对她傲慢至极，但对另一与他同乡的华人热情以待。两相对比，琦君无不感慨：“我感慨的不是他对我的无礼貌，而是某些中国人同乡观念之狭窄”。这充分展示了琦君批判中华文化残存糟粕的勇气。《自由中国之友》先赞扬美国人的独立自由精神，接着批评不少中国年轻人喜欢依赖父母，但成年之后不顾父母恩情，缺乏人情味。在《五个孩子的母亲》一文中，她先肯定美国老年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接着又发问：“台湾现代的中国家庭，有几个儿女能存有反哺之心呢？即使勉强住在一起，又有几家不是貌合神离呢？”《母心似天空》讲到一名美国女孩对祖母照顾有加，但一华人家庭，将年老病重的母亲弃置家中，自己外出旅行。这三篇散文，都通过对比的方式反思现代转型过程中华人的道德滑坡问题。琦君往往将这一问题归咎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为此，她提出有必要“重振一下中国孝悌忠信的固有道德”。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反衬了她的文化自信意识。
中美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长期旅居美国的华人，琦君对此自然有深刻感受。比如在《春雪·梅花》一文中，她由纽约春天突降暴雪，引申到了华人对梅花的热爱。她写道：“美国是没有太多苦难的年轻国家，他们爱的是春来的姹紫嫣红，和日人所赠的娇艳而短暂的樱花”，因此很难理解中国人爱梅的心情。在《忘年之乐》中，“我”因朋友拒收捎带购买商品的钱款而客气争执，被路过的美国老太太误认为吵架。作者叹道：“中国人的客气争执，实非西方人所能理解。”这种误解，当然是文化差异造成的。琦君处理文化差异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正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文化间的差异得以彰显。
华人在美国生活，必然遭受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对于个人维持心理健康、顺利融入美国社会，都至关重要。面对文化冲突，华人在美国到底该如何自处？这也是琦君非常关注的议题。《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提到她与费景汉博士座谈。在费博士看来，如今的华人父母不应拿中国传统道德标准要求和衡量子女。这番言论让她“听来如有所失”，接着她自问：“在东西不同文化的冲击之下，我们这些老一代的，身居海外，究竟是放弃旧道德观念呢？还是尽全力维系，以身作则，使下一代子女，多多少少能接受这种道德观念呢？”对此，她并未直接作答。但在另一篇散文《三代情》中，她通过塑造好友爱女的良好形象给出了答案。好友的爱女“自幼生长在美国，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闺秀”，尽管受西洋文化洗礼，但保留了中华传统美德。她进一步指出，在美华人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应该“于冲激中获得调和”，“体认中国固有文化之可贵”，而父母亲也应特意培养子女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琦君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对在美华人传承中华优良文化构成巨大挑战，但并不因此完全排斥西方文化，而是主张华人应采取“调和”策略赓续中华文化血脉。显然，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立场。
琦君出生于1917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已55岁。第二次旅居美国，已入花甲之年。第三次则66岁赴美，直至87岁才返台定居。也就是说，琦君体验美国、书写美国，发生在渐入老境甚至已入高龄之时。琦君作为渐入或已入老境的女性作家，不仅表现出强烈的老年身份认同，而且热衷于书写老年群体。这构成了她美国书写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郜元宝指出，“提到‘老年写作’，读者容易想到的，要么是‘老当益壮’，……要么直接想到特奥多·阿多诺‘晚期风格’的说法，即认定文艺史上经典作家的晚期作品往往就是灾难。”就琦君而言，“老年写作”非但是“老当益壮”的表征，更绝非“灾难”。还有学者指出，“人至老年，由于感觉感官的老化，记忆力的衰退，现实生活已很难令他们激动，故而在一些老作家笔下，叹老、怀旧、诉说人生哲理，便成了最常见的主题。”在琦君基于美国体验创作的散文中，叹老、怀旧、分享人生智慧等确是重要主题。
追忆童年和故乡，关注当下生活中美好的儿童世界，构成了琦君叹老的重要方式。身处异国他乡，琦君时常陷入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当中。这些又被她投上了浓浓温情和无限诗意，填补了人生迟暮的各种心理空缺。面对暂时回不去的故乡和早已逝去的青春年华，琦君不禁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生活中充满温情、遍布天真的青少年世界，体现了“老祖母”的“童真视角”，保留了“童真之贞”。比如，《母心似天空》中的女孩积极向上，不仅每天坚持送报，还抽空精心照顾祖母；
在《瞬息人生》中，作者对领居家婴儿宝蓝的眼睛和手足舞蹈的情状念念不忘，更是记住了孩子母亲的话：“我真希望她的眼睛永远是蓝的”。
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是不少老人的重要特征。这种因健康状况恶化造成的“老化”，自然也是琦君叹老的重要诱因。琦君在散文中不仅反复述及自己被疾病折磨，还时常描绘其他老年人患病的情状。《佛老心》主要叙述自己因胃部出血实施手术的经历，《一望无“牙”》提到自己经常受牙疼困扰，《药不离身》更是说自己“自幼是从药罐里长大的”，甚至养成了“药不离身”的习惯。《瞬息人生》提到年近七旬、和蔼沉默的邻家老头患肝癌去世，老伴为此悲伤过度，一改往日良好的精神面貌。《赌城奇遇记》提到一银发老太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子女分散各地，少来探望，只在重要节日寄送卡片。在《生与死》中，一老人长年患病，因不愿拖累儿孙，开瓦斯自杀。在琦君笔下，疾病不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更是一种对老年生活和精神困境的隐喻。
琦君的散文往往能从小事中提炼出一些道理，具有很强的哲理性。正是因为年事渐高、饱尝人间冷暖，琦君才热衷于总结人生感悟、分享人生智慧。这方面的散文非常之多，其实也是她认同老年身份的重要表征。比如，在《黄金之恋》中，作者因电视上播放的黄昏恋趣剧引发思考：“人生数十年寒暑，自出生之日，便是向前行走，也是向终点行走，能愈走愈见境界，平安快乐地走到终点，便是最大幸福”。《若要足时今已足》述及自己不愿丢弃陈旧褪色的五斗橱，深刻体悟了“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铁树开花》述及自己精心养护被美国邻居丢弃的萎靡铁树，进而形成了如此人生感悟：“不管是树或人，不论是十年、百年，只要你付出爱心和关怀，世界的万事万物，总不会使你失望的”。
强烈的老年身份认同，也使琦君将老年群体作为重要书写对象。在她笔下，老年人的生活、精神状态呈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形态。一种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比如，《窗外》中头发花白的工地管理员身体康健，以工作为乐；
《生与死》中的高龄义警精神抖擞，不畏严寒；
《五个孩子的母亲》中的老先生深谙恬然生活之道，老太太心宽体胖。这些都是琦君心目中老年生活的理想形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空虚寂寞、生活无着。比如，《垂柳斜阳》中的邻家老妇人因家人繁忙，无暇照顾，只能寂寞度日；
《忘年之乐》中的高龄老妇无限孤独，只能以狗为伴；
在《电梯口的老妇》中，老妇人的生活更是缺乏温暖和期待，“在茫然中数着分秒，走向人生的终结”；
《此心春长满》一文述及路边长椅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老妇。在琦君笔下，老年人不仅需要面对身体状况恶化这一残酷的事实，更得忍受温暖缺乏、社会保障不足等一系列困境。她这样的书写，既流露出对老年生活的焦虑和担忧，更隐含着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一理想模式的呼吁和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琦君笔下生活和精神状态不佳的老年人，以女性居多。这可能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但更是由于作者身为女性，重点刻写了这一群体，甚至有意放大了她们的困境。琦君旅美之时，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不过，她更倾向于在民主、平等、自由等启蒙观念的基础上，宣扬诸如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恭谦礼让等女性“传统美德”。因此，她关注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群体，主要源于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而非借此来表达对激进女权观念的认同。有学者指出，在当代文学中，老年女性“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却在同为女性的作家笔下成为事实上的‘被遗忘和被抛弃’的人”。难能可贵的是，琦君身为老年女性，热衷于书写老年女性，甚至替她们这一群体发出了声音。从这个维度来看，她的美国书写也很有价值。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琦君在此长期生活，自然对现代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体会更为深刻。面对现代性的冲击，琦君不但反复申述自己的“今之古人”身份认同，而且以此为心理机制，书写各种现代危机，体现出了强烈的焦虑情绪和反思意识。
琦君戏称现代生活为“按钮人生”。在同题散文中，她由读到《数字人生》一文引发联想，进而写道：“再细细想想，现代人的生活方法，岂不是可以用‘按钮’来包括，也有点叫人感慨系之”。面对以机械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她时常以“今之古人”自许。比如，在《再做“闲”妻》中，她提到租住的屋子里冰箱、洗衣机不能正常工作，连电饭锅等必要的厨房用具也暂时无法使用，只能手洗衣服，用传统锅灶煮饭。对此，她并未埋怨，而是如此安慰自己：“幸得我一向自诩为‘今之古人’”。该文文末还提到丈夫李唐基也说她“真是一个顽固的‘今之古人’”。《电脑与人脑》则侧重于“论证”人脑远胜电脑的观点，文末写道：“也不知哪一天，科学家会把我这个‘今之古人’现代化起来”。
琦君对“今之古人”身份的认同，除了自许，还通过其它方式体现出来。在《电脑与人脑》中作者就提到，电脑虽已被广泛使用于下棋、打牌、对谈、写作等生活领域，但她接连发出疑问：“试问对着机器人有骨无肉的脸，碰到它冷冰冰的手，生活还有什么情趣？”“试想面对一架机器的荧光屏，双手按钮，美感从何而来？”琦君承认，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电脑化时代，但她并不迷信现代科技，甚至认为它造成了情感的淡漠和美感的丧失。正因如此，她才坚持手写文章和书信，认为手写的文字更能彰显个性，蕴含温情。琦君对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不断遭到解构也深有感触，为此，她将弘扬“仁义忠爱”“克己复礼”等“固有道德”作为己任。《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母心似天空》《三代情》等散文，都表现出了这种价值取向。琦君不仅以散文、小说著称，而且是著名的古典诗词研究专家，曾出版过《词人之舟》等论著。她不排斥外国文学、现代文学，但更偏好于中国古典文学，往往能从其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就连她的不少书名、篇名，如“三更有梦书当枕”“留予他年说梦痕”“未有花时已是春”等，都带有明显的古典气质。
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今之古人”身份，琦君对现代性及其各种表征充满焦虑，倍感困惑。在很多旅美散文中，琦君流露出了这种情绪，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德退化、人际冷漠。在《童稚的情趣》中，作者将“人情淡薄”视为“工商业社会”的重要特点。《十步芳草》《电梯口的老妇》等散文都对这方面有所刻写。在琦君看来，这种情况在都市这一现代性的集中演示场域中尤其突出。她笔下的都市，往往就是负面价值的载体。二是行为过激。比如，在《爱的启示》中琦君提到青少年频频自杀，并从物质富足引发感官麻木、科技发展引发对宇宙人生和生命失去敬畏之心等方面分析原因。她进而上升到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思层面：“可见得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单独问题，而是现代文明中究竟缺少了一些什么之故吧？”三是角色失范。比如，《美国人的亲情》《忘年之乐》等提到有些子女沉迷于满足自我需求，但对父母不管不顾；
《美国主妇的生活》《美国中年妇女看“妇运”》等提到部分女性“不安于室”，高喊口号，过于追求个人“权利”，完全忘却了自己理应承担的职责。四是战争频发、歧视横行。比如，《打雷与战争》《贝契勒》等述及战争及其危害；
《黑人之歌》《黑人与小猫》等关注的重点则是人类因观念偏狭、平等意识缺乏而引发的种族歧视问题。
琦君曾在《“闺秀派”与丑恶面描写》中写道：“平平实实地，以满怀悲悯之心报导，这是作者的写作良知与一份使命感。其用意是为求发掘问题症结之所在，唤起广大读者的同情心而谋解决，绝不是恶意丑化人生。”可贵的是，面对各种现代性问题，琦君并不一味宣泄焦虑情绪，而是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体现出了强烈的济世情怀。比如，针对战争频发，她“希望美国这个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能够一直有仁者、智者在位，以正确的外交途径，争取真正的和平”；
针对歧视横行，她认为需要“发扬光辉的人性，与不分种族、不分主义的同胞爱”，需要“彼此在心理上都能平等看待”。诸如此类，都体现了琦君“爱”的哲学。在她看来，只有“爱”才能避免各种危机重现，只有“爱”才能弥合各种创伤。琦君一直相信文学的教育功能，“希望能以文学的力量，转社会的戾气为祥和，转人世的烦恼为菩提”。这既是她坚持笔耕不辍的重要缘由，又是她直面现代性问题、克服现代性焦虑的重要方式。
当今时代，做一个真正的“今之古人”并不容易，甚至至为艰难。需要注意的是，琦君一边认同“今之古人”身份，一边思考自己该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自处。在《四十年来的写作》一文中，琦君谈及缅怀旧事之作时写道，作家“必须要对现实人生有所启迪，不能一味怀旧，否则那真变成‘今之古人’，一点时代意识都没有的陈腐人物了”。整体来看，琦君对传统社会秩序、伦理结构、生活方式心存眷恋，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复古”意识，但并不因此而冥顽不化；
她对现代性确实有所抗拒，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着实焦虑不安，但并不因此而彻底拒绝接受和融入现代。从这个层面来说，琦君所焦虑甚至抗拒的，与其说是全部的现代性，还不如说是其丑陋的一个侧面。陈力君就曾指出，琦君的散文“低吟慢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回应着从传统向现代裂变中的游子心态”。传统向现代的裂变，在让琦君深感不适的同时，也成了她深入反思、呈现现代性复杂面相的重要动因。
“我是谁”“我身居何处”和“我将去何方”，构成了身份的核心命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如何定位和建构自我，还蕴含着如何与他人、社会、文化等建立认同关系。整体来看，琦君在旅美散文中凸显了渐入或已入老境、具有古典意识的海外华人女性作家身份，对此，她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认同感。这就导致她书写美国时，既扮演着参与者、旁观者和审视者角色，构建出了立体多维的美国形象，又因暂时无法完成地理意义上的还乡之旅，频繁选择书写“原乡”记忆，还体现出了强烈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老年群体关怀意识和现代性焦虑情绪。琦君在旅美散文中呈现出的多重自我身份，与她的美国书写之间明显形成了同构关系。她的多重自我身份导致美国书写呈现出了丰富性和深刻性，美国书写反过来又成为她多重身份的重要表征。当然，我们在充分体认琦君认同各种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得关注其中复杂的一面。正是因为对自我身份及其认同时常产生困惑甚至焦虑，她往往在美国书写中呈现出深刻的反思甚至锐利的批判意识，这使得她的旅美散文充满了矛盾的张力，意义变得更为繁复，意境也变得更为浑厚。
如今，知识人身处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立法者”“启蒙者”等社会角色也明显遭到挑战。然而，琦君作为五四文化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人，依然坚守文学的教化功能，体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书写他者，往往是一种投射、想象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琦君书写美国，看似关注的对象是美国这一他者，揭示甚至暴露的也是他者的问题。但实际上，她往往能在其中有机融入自我，传达对自身及原生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关切意识。与此同时，她能够超越自我，上升到对跨越种族、性别、地域和文化的共同性问题的思考层面，体现出大关怀和大智慧。这自然是琦君旅美散文的重要价值。琦君早年的散文，曾因乡愁味道过于浓厚、关注当下生活明显不足而遭到批评。即便是琦君后来创作的诸多作品，不少读者也未充分重视其中蕴含的当下社会文化关怀意识，从而往往形成她总能笑对一切、淡而出之这样的刻板认知。上文的分析即可表明，这种认知至少无法涵盖琦君旅美散文书写美国时呈现出的全部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细读琦君的旅美散文，研究其美国书写问题，对重新理解琦君其人其作、深刻体悟现代人践行“启蒙”理念的方式方法依然不无意义。
①夏志清：《夏志清书简》，周吉敏主编：《一生爱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205页。
②方忠：《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琦君散文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2年第1期。
④张默芸：《琦君论》，《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⑤杨俊华：《论台湾女作家琦君散文的叙述法》，《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⑥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⑨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周吉敏主编：《一生爱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216页。
猜你喜欢 身份散文书写 Unwritten 尚未书写阅读（快乐英语高年级）(2022年9期)2022-10-08散文两篇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散文两章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用什么书写呢?小学科学(学生版)(2021年4期)2021-07-23纸上的故土难离——雍措散文论阿来研究(2020年1期)2020-10-28离婚起诉书写好之后中国生殖健康(2019年3期)2019-02-01跟踪导练（三）（5）时代英语·高二(2017年4期)2017-08-11妈妈的N种身份学生天地·小学中高年级(2017年5期)2017-06-09身份案（下）红领巾·成长(2016年10期)2017-05-10书写春天的“草”学苑创造·A版(2016年4期)2016-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