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炳权
（一）治理意涵的再挖掘及其本土化诠释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提出以后，一些学者重新审视20多年来治理理论的引介工作，并在治理概念本土化诠释上形成基本共识。此种共识强调将西方语境中的“治理”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相结合，准确诠释并拓展其内涵和价值，赋予其时代意义。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治理本土化意涵的价值定位和理论依托，主要路径有：一是从西方治理理论的本源进行探析，二是从西方意识形态上为治理理论找到坐标和谱系，并指出其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差异。
（二）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了“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只是当时尚未产生系统论证该概念的学术自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国家治理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
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和内涵，学者们基本上延续国家中心主义的思路展开，从国家职能、国家性质、国家治理方略和国家治理制度等层面来进行拓展。对于国家治理的实质内容，学者们基于不同标准进行了界定。在实践层面，国家治理涵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方面。学者们也从这两个维度对于何为国家治理展开了大量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时代赋予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战略目标，涵盖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基本维度。学者们在其重要方面、基本特征、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极大地推进了学界有关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研究，初步奠定了建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基础。
（三）多维度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
首先是国家治理的经验研究。总体来看，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实践分析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也概括出“适应性治理”“行为联邦制”等有一定通约意涵的概念。其次是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总体来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体现在对于地方政府统合模式的关注。最后是基层治理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基层治理研究在城市社会治理和乡村基层治理两方面都积累了丰硕成果。
（一）治理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首先是凸显治理研究价值。政治学治理研究应当为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做出有益且显著的贡献。从目前来看，此种贡献已开始显现但尚存不足。这种贡献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国内政治学治理研究的重要导向在于解释“中国之治”的内涵，尤其注重挖掘中国国家治理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以建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二是从文明国家延续来看，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经验在历史演进的维度上有何创新性，以及新时代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何种价值导向，为中国国家治理找到历史方位和参考坐标，描绘“中国之治”的未来趋向，这些都是中国治理研究应有之贡献。
其次是拓展治理研究议题。议题设置是学科自主性的体现，也是建构学科话语权的必要途径。治理研究作为国外引入的重要研究议题，如何本土化，是学术界反思的重点。近年来，中国治理的研究议题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学者们从借鉴外来议题为主逐步概括提炼出一些本土化的研究议题，并且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方面都有所拓展，表明治理研究本土化探索在不断推进。
再次是创新治理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治理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规范研究的思辨方法，包括概念分析、语义分析、演绎分析等；
二是实证研究，以实际经验为分析对象，包括质性分析、定量分析、个案研究等。从研究方法适用层次来看，宏观研究主要以概念分析、语义分析为主，具有较强的建构性；
中观层面的研究则较多关注结构、机制上的特征；
在微观研究中，则注重从治理实践过程来进行解读。
最后是推进微观治理研究。以乡村治理和县域治理为对象的研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提出以前即有大量富有成就的探索，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治理和县域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导向。不少学者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和县域治理中的实践经验、存在不足及改进路径等。此类研究主要以实证与个案分析为主，极大拓展了对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认识，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不少具有原创价值的议题和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治理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应用性强、问题导向明确和具有现实操作路径的政策类研究，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治理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第一，治理研究的理论贡献尚较薄弱。当前我国政治学治理研究在理论贡献上还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的形势相关。主要体现在：一是治理研究的国际对话不够。国内治理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参与度不高，也导致国内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和交流比较有限。此外，近年来国内学界继续引介了不少西方前沿治理理论，但多局限于简单套用，缺乏辩证的分析，与中国治理实践的对照是生硬的。此种现状，不利于总结和反思我国治理研究的缺点和不足，也制约其进一步发展。二是治理研究的理论创新不足。虽已积累大量经验和个案研究成果，但零碎的治理经验分析缺乏进一步总结提炼，在基础理论、价值分析以及概念创新、框架建构等方面，国内研究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三是研究规范还不够明确。学界对于治理研究的议程设置、成果评价等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各种维度的研究难以对话和深入交流，学术碎片化制约明显。
第二，治理研究的学科价值未能凸显。当前，治理研究对于政治学的学科贡献还较欠缺，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科学研究较为薄弱。在治理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评论式、口号式研究，研究内容空洞无物，未能贡献新的知识或理论。实证调查、实验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在治理研究领域的运用尚存较大不足，研究的科学性还需大力提升。二是治理研究的前瞻性、导向性还不够。学科研究导向应当立足于时代重大命题，探究重大争议性问题、本源性问题。同时，还需对社会思潮和观念进行一定的正向价值性引导，这也是时代赋予我国政治学界的职责。目前来看，在这一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三是治理研究与新时代国家治理实践需求不匹配。政治学应当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四是治理研究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关注不够。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因而既有的治理研究需要具有预示意义和实践导向价值。这些短板制约了政治学学科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如何弥补这些短板，事关政治学学科的地位、价值和发展前景。
第三，治理研究方法还需拓展。上文已分析既有的两类治理研究方法，即规范思辨方法和实证经验研究，但在两种方法的融合运用、相互借鉴上，还略显不足。例如经验研究存在事实描述和理论分析“两张皮”相脱节的情况，限制了治理理论研究的提升。同时，由于治理现代化成为热点话题，也具有本土性特征，因而一些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主张治理研究完全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此种趋向也有失偏颇。此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方法、大数据运用和深度挖掘、系统监测等，学界关注度不够、引进力度也不足，相关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跨学科研究上，学界的探索也较为有限，主要限定在社会科学范围内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在与人文学科、信息技术、控制论、行为学等方面的跨学科融合还不够。
（一）加强治理基础理论研究
一是厘清并拓展治理概念的内涵。治理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其受到时代特征和认识论差异的影响。因而需要将治理概念放置在合适的坐标进行解读，且此种解读并未有限定性，应当不断深化。同时，在治理理论研究上，还需进一步厘清治理与其他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
二是对治理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整体来看，经验研究存在理论提升不足的困境，出现大量喊口号、随评式文章，以及一些事实描述与理论分析不匹配的作品。此种困境也体现出我国学界在理论创新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经验研究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未能有效进入国际学术界，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较大的提升。
（二）深化治理现代化研究
其一，研究时代性、前瞻性治理问题。政治学研究需要重点关照时代特征，治理研究尤其具有强烈的时代属性。应当结合时代背景关注治理及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长远性特征，探索治理研究的前瞻性问题。此类研究应体现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结合，二是阶段性与整体性相结合，三是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其二，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有显著优势，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有学者指出，我国国家上层制度相对完善、功能强大；
但国家下层制度薄弱、功效不足，造成了国家治理更多地表现出党政作为“内系统” 虽能够发挥强大功效，但缺乏社会作为“外系统”的积极呼应，存在内外系统脱节的风险。因而治理研究应当注重分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困境，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支持。
（三）拓展治理研究方法
一是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国际上，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较高。治理研究也概莫能外。当前，我国政治学应该大力推进政治科学研究。应更多地采用实证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深化对我国各个层面治理规律的认知、理解和提炼，为实现善治目标提供来自一线的扎实科学依据，并建构既有本土特质又具有一定通约性的治理理论。同时，还需加强实验法、大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此外，也需要将此类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进行融合，打破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共同推进治理研究。
二是提升规范研究的创新性。规范方法在治理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对于规范研究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并不明确，因而虽有大量研究但“各说各话”，缺乏深度对话和知识积累。同时，在治理价值内涵和意义的研究上，也未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存在“老生常谈”等问题。这些都体现出治理规范研究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在规范化、创新性方面要有所突破，形成基本共识、明确基本议题、规范研究方法，并促进交流和对话，以提升治理规范研究的质量，促进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
三是推进跨学科研究融合。当前，包括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治理研究上积累了大量成果，但跨学科的研究融合仍然较为有限，不仅体现在研究议题的侧重、研究方法的差异上，也体现在研究结果的交流运用、理论探讨的互动上。此类现象导致治理研究难以形成多学科的融合发展，制约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因而，需要推进跨学科的研究融合，包括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跨学科，以及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融合。
（四）强化回应重大治理问题
一是突发性、流动性、风险性治理的高需求。现代社会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国家治理带来深刻挑战。因而，治理研究必须要有一定的现实功用价值。这种价值导向必须满足于社会变迁对于治理研究的需要，满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治理研究的现实需要，满足于时代发展对于学术研究的客观需要。在一个充满突发性、流动性、风险性的现代社会，治理研究如何强化实践意义，需要学者们更关注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和历时性问题。
二是研究成果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国家治理愈发追求效率和科学化，因而治理研究需要将理论研究与指导实践相结合。学者的研究应当也尤其有必要融入国家治理过程、公共治理场域。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智力资源，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是治理现代化话语引导建构社会基本共识。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关怀，而价值关怀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具有普遍性。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大多数研究所提供的解释和认知，并未能够有效传播并成为多元社会的基本共识。事实上，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关怀，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价值取向和时代关怀相一致。因而，治理现代化研究成果和话语体系，需要进一步拓展，以现代治理理念引导建构社会公众的基本共识，来提升现代公民对国家、法治、公权力和政府等概念的正确认知。
在当代中国，治理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治理研究也已成为一种显学。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在治理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集中体现为：初步诠释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内涵、机制和意义，创新了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推进了中国治理实践经验研究，为治国理政贡献了学科智慧。学术研究的拓展离不开时代背景，也必须超越时代的局限。当前，治理研究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有着强烈现实需求和广阔发展前景。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再次暴露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些短板，急需政治学者开展扎实深度研究。未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学科发展，须以治理研究尤其是国家治理研究为突破口，以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调查为基础，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和强化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拓展中国治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国的政治学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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