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茹意 金璟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开展扶贫工作，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2017年提出脱贫攻坚，2020年实现脱贫。云南省贫困县数量曾排全国第1，2017年云南省29个贫困县摘帽，到2020年云南88个贫困县全部出列，11个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族摆脱贫困，云南省贫困县全部清零，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云南省脱贫攻坚经验丰富，相对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对于研究相对贫困困境及其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成为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重点。国内外的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相对贫困的概念及特点，英国经济学家Rowntree首次提出贫困的说法，指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指其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计条件，如食物、衣着、住房和其他生活物品[1];Amartya Sen进一步丰富了相对贫困理论，提出能力贫困，相对贫困是一种多维度的贫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能力贫困，主要说明了贫困的重点不但包括低收入经济方面，还应该涵盖能力的弱化和剥夺方面[2];我国部分学者认为相对贫困主要是一种相对的匮乏状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并且不是单一量化形式，而是多维复杂的表现形式，王国敏和侯守杰提出相对贫困是相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或其他群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生活境况或状态，并表现为经济维度(收入与消费)、社会发展维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生态维度等多维度的匮乏[3]。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基数大、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维度广、动态性、多维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相对贫困的测度方法及标准的选择，Atkinson基于主要公理化标准运用了“计数法”[4]；
Chakravart通过Watts指数[5]；
Alkire和Foster在多维贫困测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A-F双界限法[6]；
世界银行设置高标准贫困线和社会贫困线；
经合组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和60%作为基准来测定相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对策建议研究，王太明和王丹提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坚持兜底脱贫和发展脱贫并重，加强民生保障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实施精神脱贫和代际脱贫[7]；
孙明慧提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健全相对贫困衔接机制、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强化多方力量扶持机制[8]。
综上，无论是相对贫困的定义还是测度方法、标准及贫困治理建议对策，国内外对相对贫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状况等的研究则较少。
2.1 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大
由于我国官方的贫困标准并未划定，所以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依据收入进行比例估算贫困线，暂时把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贫困线标准。假设贫困人口在五等份分组均匀分布，农村第一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56元，贫困线为6760.8元，说明农村大约有14%左右的人口处于贫困；
城市第一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746元，贫困线为17401.6元，说明城市大约有10%左右的人口处于贫困。根据云南省总人口可以计算得出，大约有560.84万人左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云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云南省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规模比计算的更多。
根据2022年第1季度民政统计城市及农村低保数据可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云南省的低保平均标准都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云南省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全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云南省低保人员及特困人员数量较为庞大，与中东部地区省份形成较大的差异。综上，根据计算及相关的数据可以得知云南省的贫困人口规模大。
表1 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表2 2022年1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
2.2 相对贫困程度深
相对贫困主要体现在物质匮乏、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不平等等情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且落后。2021年，全国国内的生产总值为1143669.7亿元，而云南省仅占2.37%，与均值也相差甚远；
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80976元，云南省为57686元，相差23290元，远低于全国水平。总体看来，云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远低于全国水平，相对贫困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云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说明云南省城乡收入水平较低，并且农村和城市差异也较为明显，城镇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农村，农村的经济水平发展更为落后。根据人口普查公告可知，全国城镇化率为63.89%，云南省的城镇化率为50.05%，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城乡差异明显，进一步折射出云南省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落后以及相对贫困程度深。
图1 近几年全国和云南省可支配收入对比
2.3 相对贫困维度广
相对贫困不是单一量化形式，而是多维复杂的表现形式，可以体现在很多维度。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当今社会，知识和人才愈发突出，位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云南省的各类受教育人数都低于全国水平，师生比高于全国水平，说明学生接受教育的人数不多、要求接受教育的意识不强，老师的压力相对较大，教育质量和设施也没有得到保障。
表3 近几年全国及云南省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对比
表4 2021年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表5 2020年各级普通学校生师比
健康是促进人更好发展的基础和要求，医疗设施等方面也是国家和人民持续关注的重要方面，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还是较大的，就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来说，云南省仅占全国的2.6%和2.23%，每万口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与全国水平也相差甚远，这可能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看病需求。单从教育和医疗健康维度来说，云南省的情况与全国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说明云南省的相对贫困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面，维度较广。
表6 2020年全国以及云南省卫生机构情况
3.1 外部环境制约发展
云南省属于高原山区，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形波涛起伏，平均海拔都在2000m左右，相对平缓的山区只占全省总面积的10%左右，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离东部发达地区较远。近几年云南省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频发，森林火灾也时有发生，旱灾、洪涝、低温冷冻、雪灾等对农作物影响巨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进一步加深了相对贫困的程度。
表7 近几年云南省受灾情况
正因为大部分地形不平整，地势起伏大，并且平缓地带及盆地分布较为分散，交通出行便成为难题，省内公路及铁路的修建难度大，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所以省内大部分地区难以形成产业发展，市场较为狭窄封闭，相对竞争力也较弱，只能依靠家庭种、养殖业发展或是外出务工自给自足。
云南省平均海拔在2000m左右，低压低氧、太阳辐射强、气候干燥等恶劣的生态环境使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易得高原病，如高血压、心脏病、肺水肿等，整体的身体素质及健康状况可能较差，因病致贫也是致贫因素中较为突出的一点。
3.2 内生动力不足
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也可以进一步体现在精神方面。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及相对贫困治理，云南省农村开展了一系列帮扶措施，如产业帮扶、大病救助、转移就业帮扶、教育帮扶、政策兜底、临时救助、公益性岗位、特困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贫困家庭每人每年都可获得救助金，正是因为救助扶持力度较大，再加之疫情的影响收入可能有所下降，大多数群众有了“等、靠、要”思想，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思想比较滞后且顽固。内生动力不足给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带来重大挑战，在扶贫的同时需要扶志。
3.3 返贫致贫风险高
云南省相对贫困的形成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外因也有内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返贫和致贫的风险极高，在解决完绝对贫困之后，贫困治理的帮扶力度和措施一旦减弱和减少，群众收入将会大幅度降低，返贫风险也在加大；
贫困治理的措施也不能只是短效性和普遍性，没有因户施措也增大致贫风险；
在扶贫措施实施的同时还要扶志和扶智，就业技术技能不足、文化素质不高、“等、靠、要”思想严重等也会使得致贫返贫风险高。返贫致贫风险高也是相对贫困治理的一大难点。
4.1 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建立长效机制
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是贫困治理的第一步，参考国外划分相对贫困标准的方法和经验，应结合云南省城市与农村的相关情况选取相对贫困线；
选定指标，构建一个多维度指标体系来精准划分相对贫困人口并及时纳入监测。在此基础上，可以划分贫困主体，统计相应的人数，把握规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致贫原因及群众期望得到的帮扶意愿，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对症下药，打断贫困链，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4.2 促进云南省产业发展，实现收入增长
近2a受到疫情的影响，经济发展较为低迷，各地区产业发展及群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应通过产业振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群众增收，但要避免一些短效性、不能可持续的产业。云南省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高原特色产业、旅游业以及花卉种植业等，激发及壮大市场，增添活力，同时可以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可以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投资项目，改善基建工程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增加群众的收入。
4.3 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是相对贫困治理的一大难点，内生动力的提升是治理的基础。改变精神贫困，加强教育引导，用身边人脱贫致富的例子激励大家，积极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树立红黑榜，培育淳朴新民风；
提升群众的劳动技能和素质，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进行精准培训，摆脱贫困状态；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群众应给予相应政策帮扶，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则要激发其发展的能力和意识。
4.4 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机制
自2014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到2020年全面脱贫，我国打赢了史上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但是还是存在着返贫风险。我国采取的是自主申报加驻村干部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应适当利用大数据建立返贫动态监测系统，与此同时还需要重点关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这3类对象，把相关的信息进行同步分享，防止信息封闭造成返贫，并及时跟踪识别贫困户的进入和退出，总结相应的规律及时调整相关的政策措施，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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