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 赵聪
(南京中医药大学体育部 江苏南京 210023)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体医融合发展，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再次强调，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健康服务模式［1］。然而，作为体医融合的重要执行主体，高校在实践中面临定位不清、进展缓慢的困境。对于高校体医为何融合，如何融合的反思，亟须引起重视。
1.1 制度设计不够完善
首先，相关政策表述不一致，容易造成理解偏差。早在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里就有关于体医融合理念的表述，“促进康体结合……大力发展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2］。通过对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3］《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4］《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5］《“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6］等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发现在不同文件中涉及体医融合相似内容的表述又有“康体结合”“体医结合”“体卫融合”等，容易造成各级执行主体对这一概念的记忆与解读的困惑，从而影响对体医融合理念的重视程度。
其次，“外热内冷”，宏观倡导多，微观指导少，且部门分工不明确，体制壁垒固化。上述各类文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内容上多有交叉，对体医融合多停留在一两句口号式的倡导上，在如何做方面尚缺精准性。融合事项在体育和医疗卫生两类部门之间如何分工，目前尚未明确，整体来看，体医仍处于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的状态。例如，“医”字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7］全文仅出现4次，“体育”一词在《“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全文仅出现3次。
最后，没有出台专门推进高校体医融合的政策文件。高校拥有最丰富和最前沿的医学和体育资源，理应成为体医融合的重要实践主体，现实中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应有的制度框架、具体路径和操作方案，“体育治体”“医学治医”模式盛行，使得体医融合在高校难以落地。
1.2 角色定位不够明确
从体医融合国策制定的初衷来看，一方面，体育融入医学，把运动干预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临床应用于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治疗领域，如开具运动处方；
另一方面，医学融入体育，发挥医学在运动病症和运动损伤方面的防治作用，促进运动的科学化。二者的宗旨都在于促进国民健康关口的前移。纵观近年来的实践成效，虽然地方的工作重点放在医疗机构，但操作层面进展十分缓慢，呈现出体育“热”“主动”，而医疗“冷”“被动”的局面［8］，这与我国医改政策强化医药卫生体系保障健康的导向，各利益相关者诉求难以平衡以及临床医生工作负荷巨大有关［9］。2017 年，一项对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医生正在普遍承受来自工作、医患关系、科研、晋升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有77%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h，有42.7%的医生还要在工作之余学习专业知识［10］。
与此同时，高校作为体医融合的另一个重要执行者，却尚未有效发力。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进行分析可知，截至2022年4月17日，学界对体医融合主题的研究量自2016 年至今呈快速增长趋势，总共730 篇文献，学科分布上，体育575篇，占52.80%；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271 篇，占24.89%；
中医学16 篇，占1.47%；
高等教育15篇，占1.38%；
临床医学15篇，占1.38%；
研究层次分布上，集中于应用和开发研究，学科教育教学研究仅有18篇，占2.47%。在学者、机构分布上，多来自专业体育院校和研究机构，如排名前两位的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鲜有医学院校专项研究。各类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职能，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具有天然优势，应该作为试点单位，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体医融合事业发展。
1.3 体医学科分化，融合人才培养输送机制不健全
一是专业瓶颈凸显。对于体医融合，不能停留在让学医的学生重新学体育，学体育的学生重新学医的浅显认识，更不能以此作为难以融合的借口。就现实情况看，体医长期的学科分化，造成双方从业人员跨学科知识的短板。有学者对保定市三级甲等医院注册护士和执业医师“体医融合知信行”现状进行调查，发现仅有35.6%的被调查者听说过体医融合的概念，有12.2%的医护人员只对运动处方有大致的了解［11］。这主要与我国一线临床医生生物医学模式的教育背景有关，传统的病因思维方式很少将运动不足纳入其中，即使工作后经常翻阅的权威医学专著和期刊也较少关注运动不足与慢性病之间的因果与干预机制，导致临床医生专业知识固化［12］。而体育工作者由于普遍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在指导运动过程中容易使运动参与者面临诸如低血糖休克、心脑血管意外等运动风险。
二是教学模式落后。尽管许多医学和体育院校提出要实施体医融合，但在教学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体医分离教学模式［13］。一项高等医学院校体医融合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2977名医学生中，不知道体医融合概念的占60%以上，不知道运动处方内容的占48.47%，仅有15%的学生所在学校讲授过运动处方的内容［14］。陕西省农工党在2021年两会期间就体医融合问题提交提案，反映当前全省高校“体医结合”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模式单一，教学、科研、康复临床结合型教师匮乏，实习和实践投入不足，体医融合发展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15］。
三是社会转化不畅。以医学健身和运动处方为例，医学健身中心即慢性疾病运动干预中心，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体医融合防治慢性疾病的成熟模式。只有经过系统培训并且获得专业认证和学历教育的人员才能在欧美医学健身中心承担主要工作。例如，美国运动医学会拥有较为完备的EP（exercise prescription）培训和认证体系［16］。反观中国，掌握运动处方系统知识和具备运动处方开具能力的医生和健身指导从业者屈指可数［17］。这与高校在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优质教育培训资源的功能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4 发展逻辑不清晰，发力不精准
我国现有体医融合的思路基本是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即以技术融合为主线，将体育融入医学或用医学指导体育。欧美国家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不可否认，如欧洲运动牙科协会、运动牙科学会、欧洲体育与运动医师学会在2020年共同制定了一份共识声明，描述了运动员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以及与运动表现相关的科学证据，将口腔健康融入运动医学［18］。又如，研究针对心脏再同步治疗（CRT）复杂心力衰竭患者的运动处方，用以改善这一高风险患者群体的功能状态［19］。相较而言，我国体医融合起步晚，科研水平较为落后，若仅仅照搬国外模式和研究成果，不但见效缓慢，而且无法立足于国情，厘清自身的融合发展逻辑和探索中国特色体医融合路径。
我国体医融合的逻辑起点在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突破口在于充分挖掘中医药和传统体育特色资源的融合点，形成中西医结合的体医融合模式。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 年3月31日发布《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指出中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鼓励成员国应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模式［20］。疫情期间，武汉新冠肺炎患者在医生带领下通过练习太极拳等传统体育项目来锻炼身体的抗疫新闻也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国的导引术早在西汉时期就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外现代医学研究也在不断证明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对治病强身有独特功效，如八段锦可以改善AS 患者的身体功能，降低疾病活动和炎症指标［21］；
有针对性的气功锻炼对持续时间较长的2 型糖尿病患者有更好的干预效果［22］。同时，经过30 多年的教学改革，以中医药养生健身为特色的传统保健体育课程已成为我国中医药院校的体育传统［23］。新时期，体医融合应理清思路，找准角度，发展特色，才能精准发力。
1.5 高等中医药院校优势尚未发挥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通过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24］。体医融合是健康中国的战略要求，更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体医融合的必然趋势和独特优势。然而现实中由于专业课教学任务繁重，体育，不但空间被挤占，而且与中医药专业教育相脱离。体育课中传统体育项目的比例较小，教师在教学中未能将我国人民独特的体育保健方式和中医学理论基础相结合，教学方法仍重在运动技术的教授，并未有效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25］。同时，这与学生对体育课的诉求是相违背的。有学者调研发现，在辽宁中医药大学2018、2019 级学生中，有78.72%的学生希望在传统保健体育教学中融入中医学理论，有67%的学生认为在传统保健体育教学中融入中医基础理论对专业学习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中医基础理论融入传统保健体育教学可以提高他们对专业学习的兴趣，促进他们专业的发展［26］。
中医药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特色学科资源。而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古代养生思想和锻炼方式的结晶，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华，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和中医药文化同源同构，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进行体医融合，要利用好中医药学科优势和文化优势，着力打造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新格局。
2.1 完善制度设计，明确政策，深刻理念
国家层面，成立体医融合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专门指导高校体医融合的政策文件，明确体育、医疗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在融合工作中的职能分配，加强各级地方组织对高校体医融合工作的重视程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专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地方层面，找准高校体医融合专项工作的掣肘因素和薄弱环节，制定有关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配套支撑措施，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顺利落地。2020 年，《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促进广西“体医融合、资源共享”实施意见（试行）》，成为全国少数几个较为系统、全面、科学推动体医融合工作的政策性文件之一［27］。其中提到，加强体教、医教协同，共同培养体医融合人才队伍。江苏省体育局、卫健委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体医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高等院校设置体医融合专业，培养融合人才，鼓励体育院校与医疗机构合作，建设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和国家运动处方师培训基地等措施［28］。下一步，地方政府还应着手出台高校体医融合专项文件。高校层面，应领会国家政策精神，发挥政策优势，结合本校实际，充分考虑可操作性，以系列量化指标为抓手，精准化制订体医融合计划。从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在教学改革、课题申报、绩效考评、职称晋升等制度上对体医教师合作予以政策优惠和倾斜。
2.2 从技术角度融合，双向渗透，多方协作
技术融合强调体医双方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援引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家之间的生产和交换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体医融合发展上，各类高校亦可灵活应用比较优势原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选择融合对象合作单位，分类推进。建立健全体医双向交流长效机制，通过教师互聘、交换培养、课程互选、同步课堂、学分互认等方式，使高校体育和医学专业师生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例如，2021 年宁波市体科所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式签约合作，共同签署《体医合作框架协议书》，成为浙江省促进体医融合的首创项目［29］。体育类院校应当创新体育教育模式，让教师走进康复医疗机构顶岗实践，保证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同步。例如，2020年沈阳体育学院和辽宁省金秋医院建立合作，共建教学医院和实习就业基地，实现双方教学、科研、实践资源的共享［30］。除了体医优势资源双方，还应发挥第三方如主管部门、科研机构的沟通协调作用，搭建体医教育、科研、服务资源共享平台。又如2019年由深圳市卫健委、文旅局和教育局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体医融合行动计划的通知》，开展运动处方培训试点，组织全市体育老师参加运动医学专业培训［31］。
2.3 从文化角度融合，内生动力，创新理论
文化融合强调体医双方求同存异，中西结合。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指出，现代医学发展的弊端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以及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32］。从医学教育角度看，西医和中医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西医崇尚科学理性，中医依赖思维的感性认知，二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具有不可通约性。从体育教育角度看，西方现代体育和中国传统体育也成型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从文化角度看，西医和西方现代体育、中医和中国传统体育分别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便是体医双方在区分中西文化因素后的融合内生动力。按上述逻辑，建议分步骤、分阶段实施体医融合计划：第一阶段是以文化为突破口，分别实现中西两个领域的体医融合；
第二阶段，借鉴中西医结合的经验，进一步探索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最终实现中西并重的体医融合新局面。具体而言，需要根据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来设计不同专业的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融合课程体系和重点科研方向。例如，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医药文化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治未病、道法自然的健康养生理念。应深入研究二者共同的文化基因，创新文化融合理论，指导学科优势资源的整合。
2.4 高等中医药院校先行，发挥优势，争做示范
一要重点提升体育教师中医学素养。通过校内体育部门和医学类教学单位合作共建，结成科研团队，联合授课，定期培训研讨，在实践中丰富体育教师跨学科知识涵养，使体育教师在授课时能摆脱纯粹技术教学的桎梏，自觉融合中医学理念，启发学生领悟传统体育和中医学的文化融通，实现教学相长，着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二要改革体育课程体系，开设运动处方课程。运动处方是体医融合最直接的桥梁，应将其作为体育通识必修课的考核内容之一，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单独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由体医双方教师联合授课。在现有体育课程的调整上，融合中医四时理论，因时制宜，开设顺时之序的课程。以春季为例，根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论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春季传统体育保健课程可多安排舒筋活络的传统套路（如易筋经），原因在于春属肝木，肝主筋，主疏泄；
春季强健筋肉，可养肝，利于宣泄情志［33］。三要传承中医药文化，创新开发中医和传统体育融合特色课程。例如学习借鉴成都体育学院的成功经验，以中国武术理论和中医骨伤科学为基础，开创武医结合新形式，开发特色课程“中医骨伤科学”，其创立的郑氏伤科学术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34］。四要依托附属医院和其他社会第三方力量，持续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以高等中医药院校为中心建立体医融合联盟、体医融合小镇和示范区。参考国内个别先例，探索形成中医药院校体医融合社会协作特色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例如，2020 年山东中医药大学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投资协会三方签订体医融合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挖掘中医治未病中的传统运动干预，推进体医融合项目的标准化和产业化［35］；
2021 年天津市设立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以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天津体育学院为依托建设中医运动康复和运动创伤防护中心［36］。
体医融合既符合健康中国、教育强国等国家战略要求，又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内在需求。新时代，高等中医药院校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推动我国高校体医融合提供良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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