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晓 鸽
《书城》杂志社，上海 200030
钱理群曾评价说，在时代的大浪中，坚持透过现实生活来表现个人的内心体验，并且在极度动乱的世界上对生命有着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的作家就是路翎①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卷1945年11月由重庆希望出版社出版，下卷两年后出版，共80万字。小说纵深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这段被民族战争所激荡的中国社会，上卷写到1937年抗战爆发，描写一个封建财主大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
下卷作者将画面转移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在其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大后方世相。就是路翎在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照下创造出来的灵魂搏斗之作。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的其他创作，在这部具有史诗般结构的小说中，路翎通过复杂的心理分析，极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体验，展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涛和激烈争斗，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个“神经质”般的独特人物形象。
这种对人物生命“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蕴含着作家对时代和民族生存困境的深度思考。受胡风文艺理论影响，路翎认为，在救亡图存的抗战背景下，作家要主动搏击到生活内部去，不能仅仅在“现象上拨弄”人物，而是要展现人物身上激烈的精神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听清人物心底的声音，发现真实的生活③参见冰菱（路翎）：《淘金记》，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34—36页。。路翎向生活内部搏击的方式，即是开掘出人物身上的“原始强力”，用这种力向压抑的现实战斗。
“原始强力”，是指在人的欲望受到压抑后迸发出来的本能的反抗之力。在给胡风的信中，路翎说，“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④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45页。，“我是用‘原始底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底创伤’的”①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所谓“精神奴役底创伤”是由胡风提出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阿Q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人的精神世界内部，盘根错节地积淀着众多国民旧根性，“他们（人民）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精神奴役底创伤”②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1页。。路翎深知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它是“人民里面的旧习惯和旧情绪、旧道德观和旧人生观”③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97页。，“它控制了人民底精神，它是杀人不见血的”④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99页。。他要用“原始强力”来阻挡人民被“精神奴役”的进程，通过“原始强力”的战斗，为受压抑的民众寻求个性解放。“原始强力”是“朴素的、自发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⑤路翎：《路翎评论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因此当我们走进《财主底儿女们》，看到的是战争背景下一颗颗时刻躁动不安、摇摆多变、激烈争战的“火辣辣”的灵魂。这些“神经质”的人物对命运和时代的不懈战斗，是路翎反抗“精神奴役”的一种创作追求。
如果说胡风“精神奴役底创伤”是“原始强力”的现实的、内部的理论来源的话，那么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受了压抑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⑥[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的“生命力”学说，则是路翎创作的外部理论来源。本文将探讨路翎在“原始强力”的开掘上如何发展和运用了“生命力”学说，“原始强力”对人物生命价值的超越性意义，以及在对原始强力的书写上，作家在叙事方式和叙事语言上的创作实验；
进而思考路翎“原始强力”的书写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侧面，怎样释放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作家的这种探索之于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和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意义。
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路翎说：“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流行很久了，我看过也很久了，我还时常记得他的对人生有深的感情的理论和观点。”⑦路翎：《我与外国文学》，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61页。厨川白村将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和叔本华的“意志”整合为“生命力”，并推测“生命力者，就像在机关车上的锅炉里，有着猛烈的爆发性、危险性、破坏性、突进性的蒸汽力似的东西”⑧[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8页。。这种神通广大、神秘莫测的生命力，如同幽灵，依附于生命个体，体现为“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断地压迫着。在两种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的生活”⑨[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11页。。由此，厨川白村推导出“生命力受了压抑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⑩[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第8页。的结论。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路翎又说，“艺术是人民性的正义感和美学追求的形象思维，它是人类追求往前、追求创造自身形象的表现和工具，它也是人类的美感的表征和象征，在黑暗的时代，自然也就是正直和被压迫者的苦闷的象征，我这么说，并非想探讨厨川白村的题旨‘苦闷’够不够力，我是说，厨川白村的感情是我时常想到的”①路翎：《我与外国文学》，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62页。。在这样的影响下，路翎吸收了厨川白村的学说，生命力成为他文学中的重要构成要素。
那么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到底为何？它又能在人的生命中实现怎样的突破？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原始生命力，是能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身功能，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如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等。它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当原始生命力占有了一个人的整个自身而无视这一自身的整体性，或者，无视他人的独特性与欲望，无视他人的整合需要时，它就会成为一种恶，因而表现为富于攻击性、充满敌意和残酷——即我们自身中令我们深深恐惧，但我们随时都是在防范和压抑，并很可能投射给他人的那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过是确证并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同一事物的另一侧面。整个生命过程就流动于原始生命力的这两个侧面之间。”②[美]罗洛·梅：《爱与意》，北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126页。罗洛·梅揭示的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生命强力，它无所谓善恶，既可以为了正当的生命欲求发扬光大为不可遏止的创造力，也可能因为遭受压抑而成为毁灭一切常规生活的破坏力。
路翎显然对这种原始生命力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开掘出了“人民底原始强力”的命题，为在压抑中生存的生命个体打开了一道突破的窗口，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主题。在给胡风的一封信中，路翎曾经说，“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③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45页。，“我是用‘原始底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底创伤’的”④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284页。。在谈到“原始强力”时，他说“‘人民底原始强力’是什么？它就是，反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发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是历史要求下的原始的、自然的产儿，是‘个性解放’即阶级觉醒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⑤路翎：《路翎评论集》，第206页。。杨义认为：“所谓‘原始强力’乃是一种未经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却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带着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⑥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原始强力就是一种欲望受到压抑后迸发出来的力量，虽然它有时呈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但正是这种“原始强力”的突进，才阻碍了“精神奴役创伤”下的民众沦为“奴性”的进程。路翎相信尽管有些中国旧文明迫使人民受到精神的奴役，但还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推动民众去抵抗沦为精神奴隶。石桥场上的刁顽青年赵天知，凭借一股蛮力惹出许多荒唐的事来。但蒋纯祖喜欢这种“荒唐”：“他觉得，正是荒唐的，永不止息的冲击，能够破坏旧有的，灰沉麻木的一切。”⑦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10页。他加入到赵天知荒唐的举动里面去，并且感到光荣。这种“原始强力”构成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向着禁锢着民众的囚笼不断地撞击。
在这样的一种“原始强力”理论的关照下，路翎将《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的生命意志力提到了令人惊心的高度，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层的开掘。作品中的人物不停地在美好与丑恶、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觉醒与麻木、抗争与失败、友爱与仇恨、欢乐与悲哀、痛苦与幸福、理智与荒谬、追求与破灭等对立的两极之间跳跃。
走进《财主底儿女们》之中，我们会看到在“力”的支配下激烈挣扎战斗着的各种生命状态。
上卷中，新女性王桂英为了在自私的哥哥那里显明自己的立场，离家出走投奔蒋少祖。在欢呼的十字街头，权力的诱惑使她突然地跳上岗位台，向人群庄严地宣扬抗日救亡的信条。就在那岗位台上，“她明白了她底新的地位：她站在高处，群众在她底脚下仰面看着她”①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5页。。充满征服欲望的她希望获得人们的崇拜，以此征服她的恋人蒋少祖。而蒋少祖虽然在她的狂热中看出了矫情和虚伪，但他的这种貌似敏锐的观察，本身又被“未曾料到”的“嫉妒”所控制，他不允许别人的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和蒋少祖体验了冒险的情欲带来的快感后，王桂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但当孩子的存在也无法使她在蒋少祖和哥哥那里得到尊重和接纳时，她就杀死了那个孩子。
出身卑微、一向得不到尊重的蒋家大儿媳金素痕，靠出轨的刺激和对蒋家的战斗来获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哪怕最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也要向长期压抑着她的一切秩序战斗。以对权力的征服，来获得生命的意义。
下卷中，从上海向武汉流亡的蒋纯祖，在安徽旷野上与一群被日军冲散的官兵结伴逃难，但却目睹了队伍内部的互相杀戮。士兵丁兴旺，因为恐惧和害怕，孤独地在黑暗的旷野里散步，他碰到了一个老女人，突然意识到，和这个老女人相比，他更具有权威。在权威之力的支配下，他决定抢劫她。但当他看出老女人明白了他抢劫的意图后，又觉得被当作强盗侮辱了自己，在这种侮辱之中他抢了老女人一元钱。但是逃跑的老女人碰到了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团长，于是她向团长哭诉自己被抢劫了。团长认为丁兴旺的举动违背了一个军人的要求，当即枪决了丁兴旺。丁兴旺临死前的惨叫，引来了木船里的同伴，在一场枪林弹火的拼斗中，团长又死在了朱谷良的枪下。
希望用权力统治一切、拯救人类的朱谷良，看到仇敌石华贵与一名强奸妇女的低级军官决斗时，开枪打死了那名军官，并因此觉得在情感上征服了石华贵，要拯救昔日的敌人。当石华贵强奸妇女的时候，他又用枪对准了石华贵。这个时候旷野上唯一的知识分子蒋纯祖挺身而出，用胸膛挡住枪口，阻拦了朱谷良。他哭着说：“我是你们底朋友……我是兄弟！我爱你们，相信我！”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733页。但令蒋纯祖惊愕的是，石华贵反过来枪杀了朱谷良。
因为石华贵是旷野上另一个妄图统治一切的人，他无道德和理想，经历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唯有烧杀抢夺、奸淫民女的流氓方式，才能使他感到生存的意义。但在村里看到强奸民女的低级军官时，他却愤怒了，其实他昨晚也在强奸妇女。他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他不允许还有另外一个强者。“对于朱谷良底拯救，石华贵是感激的，而这种人，是有着蛮性的自尊，害怕这种屈服的。”③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90页。正是朱谷良的拯救，使他对朱谷良的敌意越来越深，直到巨大的复仇痛苦让他杀死了朱谷良。
旷野上旁观朱谷良死去的蒋纯祖、丘根固、刘继成、张述清，感到怯懦和屈辱，于是他们结成复仇的队伍，又炸死了石华贵。
正如蒋纯祖感觉到的那样，旷野让人“不再感到人们称为社会秩序或处世艺术的那些东西了”，它只剩下“人类与野兽所共有的简单的求生本能”①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95页。。在这片寂寞的旷野中，精神演化为强大的狮子。在旷野上，朱谷良不信仰“理性、光明、热爱”，只信仰“力量”；
石华贵则不愿与另一个强者共存；
处在他们之间的蒋纯祖等人，左右逢源，靠狡诈的谎言来求生。但路翎没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旷野上的狰狞与杀戮，相反通过蒋纯祖的伦理与道德在旷野上所呈现出来的虚伪无力，搁置了道德与理性。同时也把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倒退等时代公认的价值尺度搁置了起来。作家让一个个受压抑的灵魂在原始强力支配下奋勇突进，原始强力就是他（她）们生命战斗的方式。
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二儿子蒋少祖年轻的时候相信西欧文化，信奉尼采的悲观主义，认为社会需要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英雄主义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页。。他反对封建、独断、机械、麻木，觉得“必须勇敢地走向现代文明”③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页。。他还认为人只有在孤独里才能找到真理，为此他勇敢地和权力宣战。但仅仅四年后，在战争带来的流浪生活中，蒋少祖投降了，没有在“人生底战场上前进一步”，反倒是“希望从这个战场后退了”④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27页。。他每天吃饭、喝茶、散步、种菜、收租，整理中国文化典籍，最终在自己反对过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心灵的和谐。路翎通过蒋少祖生命力的衰弱、激情的消退，来使他完成人生方向的寻找——向宁静生活回归。
而蒋家小儿子蒋纯祖，在遭遇了旷野的杀戮、武汉演剧场的虚伪、石桥小学启蒙教育的惨痛失败后，在贫困的乡场上，他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体验到死亡的逼近。但就在蒋纯祖身体逐渐的衰弱中，一种内在的“原始生命力”在他身上腾腾燃烧。他开始一遍一遍地用抒情的方式在内心里呼喊“我亲爱的克力”，“‘春天会来临，阳光会照耀，——我亲爱的克力啊！’他说。他的亲爱的克力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常常念着她，呼喊着她”。⑤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159页。这种说不清的、在他体内燃烧的“克力”就是前文罗洛·梅所说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力”推动着他对生命道路的探寻和确认。在对“克力”的一遍遍呼喊中，蒋纯祖从内心深处听到了时代雄壮的命令，“‘前进！’好像一匹年富力强的、自觉美丽、充满着虚荣心的马，在前进的命令之下，蒋纯祖底全身都要兴奋地战栗着。‘前进！’这匹马开始奔驰，向那些要塞，那些堡垒猛扑过去。‘从此我就脱离了那陈腐的、愚笨的、黑暗的一切，在我底周围，是战争底封狂的火焰，亲爱的、无上的克力啊！’”⑥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195页。“无上的克力”推动着虚弱重病的蒋纯祖毅然决然地要走“一条险恶的、英雄的道路”，要跨越横亘在那个时代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僵尸前进”⑦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12页。，他兴奋着、希望着，但又不知道兴奋和希望的是什么。在“克力”的燃烧中，他“心里忽然甜蜜，忽然痛苦，他忽然充满力量……忽然又堕进深刻的颓唐……”①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17页。他时常在自我肯定与怀疑之中、绝望和希望之间、彷徨与前进之间挣扎探寻，呼喊“克力”，希望在这种力的指引下最终找到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种一会儿燃烧一会儿冷却的生命力的反复交替中，蒋纯祖完成了对生命的探索，直到病死前的一刻，他仍然呼喊着“克力”“前进”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312页。。虽然到最后他仍没有找到明确的前进方向，但这种生命意志力一直伴随他不停地寻找；
并且随着他的探索，这种力越来越强，在他死亡的那一刻熊熊燃烧。
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当中，路翎坦言，“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信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③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2页。。他竭力地告诉他所设想的对象，“这个世界上，人们应该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是渴望着这个民族和他们自己底新生的人们，就必得有怎样的精神和勇气”④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页。。路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外在的一切所能赋予的，而是要在复杂的生活里面不停地探寻、搏斗，超越自己。
对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关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方法来自于作家对人物潜意识的深层挖掘。如前文所说，作家将笔伸进人物内心深处，一些潜藏在人物无意识之中的思想变换，支配行动和话语意识被展现了出来。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路翎也进行了叙事手法上的探寻，对叙述的自觉实验，对日常审美的挑战，构成了《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文本上的独特之处。
舒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路翎的小说里，最触目的特点是，作者分析的详细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战斗，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⑤舒芜：《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见杨义编：《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分析”一词很好地概括了路翎的叙事特色，个体生命关照下对历史、民族、人类的思考，都融入在作品详细的分析之中。这自然也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作家深入到生活内部去，要有批判、分析的能力有关，而完成这种分析的主要方式就是叙述，通过叙述来发掘和分析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1943年5月13日路翎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说：“写实主义底所谓内容，常常只是罗列事实和追寻外部的刺激：以情感为精神。因此写实主义全无高度的组织气魄。我底反抗是去年动手写长篇时开始的。”⑥据朱珩青的《路翎：未完成的天才》（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一书介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写于1942年4月，可以推断此处“长篇”意指《财主底儿女们》。并认为“叙述的彻底摒弃等等，则生根于近来的某些倾向里：以为要尊重读者底想象力，以为作者不需多说话，以为作者要宽大，使读者去明白那些未显露的内容”，“叙述的摒弃令使所表现的一般化，其次，作者底较难深沉的感情由所谓的含蓄而逃亡了”①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第65—66页。。显然，路翎希望从叙述中追求的是“作者”感情的强烈表现。因此，我们常在《财主底儿女们》中看到充满作者主观色彩的叙述语言。
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是“讲述”故事，作者充当故事的讲述者，很少对人物内心进行刻画，最多是对人物言行的表达。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变革之一，就是用客观冷静的描写代替中国传统文学中全知全能的叙述。五四文学主要是在“展示”，而不是在“讲述”。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用“照相镜头”的方法，详细描写一个社会的横断面，故事不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重点在于展示性的启蒙。事实上，按照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研究，没有纯客观的描写，在作品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作家的声音②参见[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到了20世纪40年代，因为要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小说的故事性被加强。但不同于赵树理、张爱玲那样娓娓道来地叙述一个故事，路翎的叙述除了一些包含主观色彩的讲述和判断之外，大多是关于人物内心的叙述。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讨，是在大量的分析和叙述中进行的，使得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心理描写语言的界限十分模糊，呈现出主观性较强的心理分析色彩。
但在路翎的心理分析中，他并不全知他的人物的性格，甚至他的人物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全部性格，因为他（她）们的内心没有一刻停留在一个点上，时刻处于一种自我肯定又否定的变换当中，叙述者只能在叙述中与人物一起寻找性格的发展变化。《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叙述者并不是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而是把自己融入到作品当中去，和人物一起探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安静地听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而是要跟着人物一起经历一番心灵的挣扎与思考。
在获得了蒋家大量财产后，蒋家大儿媳金素痕突然感觉到孤独和痛苦，她开始珍惜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的内心被一幅和平的图画所召唤：主妇的权威，老人的悠闲，丈夫的服从；
家宅的修整、改建，财产的整理和花园的繁荣。在这种召唤下，她动身前往苏州去和公爹蒋捷三和解。在去的路上，她有着从未有过的宁静，感觉到生活的幸福。枯藤、老苔、卖花女的歌唱，都变得和平甜蜜。然而，带着美好愿望的她一进门便听到了蒋捷三的死讯，她立刻又陷进了绝望的漩涡，“金素痕混乱地痛苦着，觉得整个巷子在旋转”③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33页。。她突然感到了周围的敌意和自己的孤独，内心有了风暴，又开始了阴沉而残忍的战斗。在巨大的心灵状态的跳跃中，灵魂的挣扎与无助，痛苦与绝望都被展现了出来。严家炎认为，路翎在“心理刻画方面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善于写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丰富变化的心理变化，善于写出从某种心理状态向另一对立的心理状态的跳跃”，“这样的变化幅度与速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是罕见的”④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没有一刻是停留在一个画面上的，他们在瞬间找到精神的栖息之地，又在瞬间摧毁刚刚建立的追求。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完美无瑕的，也没有一个人物是让人咬牙切齿憎恨的，他们摇摆在美好与丑恶、觉醒与麻木、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友爱与仇恨、痛苦与幸福、追求与堕落、理智与荒诞等矛盾之中。
在龙潭乡间的铁道旁，少年蒋纯祖和陆明栋有着强大的兴奋，他们表现出对火车的狂热。在无边的原野之中，袭来雄壮的雷雨，两颗生命躁动着：
从强烈的快感突然堕进痛灼的悲凉，从兴奋堕到沮丧，又从沮丧回到兴奋，年轻的生命好像浪潮。这一切激荡没有什么显著的理由，只是他们需要如此；
他们在心里作着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最灼痛的思索，永远觉得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呼喊。①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78—479页。
当火车发出骚乱的大声穿过平原时，蒋纯祖在心里大喊：“停住！停住！”
……蒋纯祖凝视着，突然向火车狂奔。他感到周围像海洋。他感到周围浓黑，起伏着波涛，而火车像战舰，愤怒地驶过波涛。
……他唤醒了痛苦，在铁道上徘徊着，立刻便痛苦得打抖了——那种年青人底尖锐的痛苦。他打自己，撕着头发，虚伪地哭出声音来。“我要一个海岛，一个海，一支枪，要！要！这样才没有人知道的心里的坏想头！我不要读书，我不想！我要！要！我的！不是你们的！”他高声向自己说。并且伸手击打他底假想的仇敌。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82—483页。
当作者深入到蒋纯祖的潜意识中，将这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想冲破一切的“原始强力”就奔驰了过来，这样的内心就如机关车的蒸汽机一样驱动着车辆前行。
这种心理分析，不仅具有战斗性，也极具侵略性。读到对龙潭乡间的风景描写，你会发觉那不是客观的风景描写，而是被蒋纯祖的主观愿望过滤过的风景。就如蒋纯祖所感到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和周围的一切调和，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只在参与他们底内心战争这一点上才有意义”。作者在一切描写当中都融入了人物的内心感受，风景同人物一样，也在焦虑不安。
这一时期，来自西方的纪德、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理论给了路翎很大影响。他对于西方作家使小说突破传统的情节中心而向人类的心理世界深入，使小说脱离单纯的故事性樊篱而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某种整体性的探讨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有的批评家赞誉说：“社会结构剖析与心理结构分析的统一，艺术家、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统一，使《财主底儿女们》具有了‘心理历史小说’的特征，当之无愧地成为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③钱理群：《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简论》，《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这种分析到人物灵魂内部去的精神展示也体现了路翎在现代文坛的独特性。比较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创作，老舍的心理描绘是活泼而不跌宕，转折而不失连贯性；
钱钟书的心理描写是冷静客观的讽刺，展示出另一种人类的存在哲学；
更不用类比解放区作品对农民翻身后喜悦的心理的描写；
路翎是在泥沙俱下的人性内涵之中探寻。
路翎通过对“原始强力”的开掘，塑造了一种有悖于我们传统审美的繁缛的文本世界。造成这种审美异常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语言的自觉实验。
在传统小说的语言观中，语言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媒介。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索绪尔等人的语言学革命，导致了人们语言观的改变，文学作品的语言由传统工具论转向本体论。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成为了目标与本体。因此，在长篇小说现代化开始叙述策略的转变时，语言的策略也首当其冲被纳入了实践的范畴。
《财主底儿女们》创作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已经出现了老舍、沈从文等一批在白话文写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作家，这些作家以他们独特的、富有风味的语言风格为之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语言范式。但《财主底儿女们》中，无论人物的语言还是叙述的语言都显得晦涩、夸张、怪诞、文绉绉，这造成了《财主底儿女们》阅读的困难，劝退了不少读者。
在路翎的晚年作品《我与胡风》一文中，路翎回忆和他和胡风之间的一次讨论。胡风向路翎转达了向林冰等人对《财主底儿女们》语言的批评，说路翎“小说采取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人物的对话也缺少一般的土语、群众语言”，“大众语言的优美性就被你摒弃了”。对这样的批评，路翎反驳说，“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是土语的”，“他们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的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 ‘苦恼’等词汇”，“我想，精神奴役底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底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①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82—283页。。在这里，路翎提出了“语言奴役底创伤”。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语言奴役底创伤”同“精神奴役底创伤”一样是压抑在广大民众身上，使其动弹不得的痼疾所在。反抗中国人沦为“奴隶”的斗争，就也要反抗“语言奴役底创伤”。
路翎认为反抗的方式是“知识的语言”的使用，这种“知识的语言”被认为是欧化句法的使用。例如，在《财主底儿女们》开头：
一·二八战争开始的当天，被熟人们称为新女性和捡果子的女郎的，年青的王桂英，从南京给她底在上海的朋友蒋少祖写了一封信，说明她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生活，并且厌恶那些能够忍受这种生活的人们；
她，王桂英，要来上海，希望从他得到帮助。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页。
当代作家李锐曾经评论说，这样的欧化句法已“病入膏肓”，“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还是不免要被这样的语言碰得鼻青脸肿”③李锐：《春色何必看邻家——从长篇小说文体的变化浅议当代汉语的主体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其实《骆驼祥子》《围城》都大量采用了欧化的笔法，欧化的笔法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营造氛围、突出意境。路翎“知识语言”的异质性，并不能全部归于“欧化”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它是作者自觉实践的语言的“陌生化”。
“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它通过对普通语言的“扭曲”，造成对事物感觉的“陌生化”，从而达到艺术地“更新我们对生活和经验的感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种手法“是造成一种对客体的特殊感受，创造对客体的‘视象’，而不是对它的认知”，“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识的那样；
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④转引自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按照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语言的审美变异就是对普通语言进行艺术的扭曲，使其迥异于常规，从而更新我们的感觉。《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大量形容词的反复、重叠使用，人物世界的复杂扭曲，就是这种“陌生化”理论的体现。
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路翎说，“我特别觉得苦恼的是：当我走进了某一个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时候，由于对这某一个世界所怀的思想要求和热情的缘故，我就奋力地突破，而结果弄得好像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了：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①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1页。。在作家的叙述当中，一种自觉的语言“陌生化”追求观表露了出来。为了反抗和“精神奴役底创伤”一样压迫人思想的“语言奴役底创伤”，他勇敢地进行一种语言的实验。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暴露了他的缺点，但还是奋力追求。
语言“陌生化”是作家寻求一种已有语言无法表达的审美意蕴的选择。人物理性世界的摇摆不定，怪诞的行为，激烈的精神斗争，都决定了《财主底儿女们》不可能采用通俗、幽默的语言。“突击的时代我要寻找往前进和唐突与痉挛，因为时代和人的心理都有旧事物的重压，所以有这种唐突与痉挛。”②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283页。这种“唐突”与“痉挛”的“陌生化”语言的运用，代表着路翎向生活搏斗的激情和勇气。
其实这样的实验一直进行到中国当代文学。读读《财主底儿女们》发表四十年后，残雪、孙甘露等人对语言“陌生化”的实验，我们就能更明白路翎的意义。或许我们读不懂残雪的语言，但你能在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挣扎。或许我们无法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寻找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但我们却能听到一首来自灵魂内部的战斗之歌。
这种语言的自觉试验，也是对民族审美思维的一种挑战。当这样复杂多面的人物内心世界和陌生化的语言，呈现在读者眼前时，可能从心理和审美思维上都无法直接接受。胡风就曾经用比喻的方式提出过《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潜意识的开掘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的挑战：“你说过，你在南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笼子里的老虎饿了，就将大饼给它吃。不是有许多人责备你并要打你么？人是不可作特异的行动的。人们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不这样干的；
你写作，塑造蒋纯祖的形象，人们也说‘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是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③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见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286—287页。正如钱理群所说，路翎“自觉地揭示精神现象的复杂，强烈，丰富，挖掘隐蔽的、病态的、阴暗沉重的心理，追求强力、繁复的美，不仅是对中国的传统美学，更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思维、心理、情感）的公开挑战”④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试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这种挑战一方面显示了作家打破一切陈规、探求光明自由之路的强烈愿望和勇气；
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表达。独特风格文本所发出的独特之声，也唤醒了惯性思维的读者，重新思考那个时代和人。
如前所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通过对人物的深层心理现象的揭示，反映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感受，表现出一种焦虑体验，同时在叙事手法上采用心理分析对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日常生活中微妙心理、变态心理的开掘，使得《财主底儿女们》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比较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与“新感觉派”小说的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上路翎的自觉选择。路翎描写的不是“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生活，而是凋零的封建家庭、流亡的旷野、愚昧的乡场，联系的是整个时代和民族的事实。因此他的主要人物也不是舞女、姨太太、少爷、银行家，而是肩负探寻民族之路重任的知识分子。虽然路翎的人物也具有非理性的心理，但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颓废萎靡，他们是在生活中战斗，也因此《财主底儿女们》呈现出悲凉又激昂的基调。
1944年，在给好友袁伯康的信中，路翎说，“但‘我听到……日光冷清地哭’，‘昏睡的泉水亮不起一个梦’等等，仍然是‘外部的美观’，不好。这种诗句，是生活在动乱时代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人的诗句，就是所谓印象派之类。劳苦的人们，奋斗的人们，不写这样的句子”①张以英编：《路翎书信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22页。。虽然他极力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但对于不痛不痒、无病呻吟的内心描写痛恨之极。路翎认为，激烈的精神斗争中，可以听到人物心底的声音，那才是真实的人生。要毫不顾忌地对历史提出疑问、追求个人的道路、关注现代人困境中的存在。但作家要像音乐家那样，要抓住这种真实当中的反抗之力，欢乐、豪放地去和黑暗现实战斗。正如他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所说：“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②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1页。
猜你喜欢 胡风财主强力 通江县：砥砺奋进 强力构建“温暖人社”四川劳动保障(2021年9期)2022-01-18财主的刁难幽默大师(2020年6期)2020-06-2270年扶贫开发 脱贫攻坚持续强力推进今日农业(2019年15期)2019-09-03王勇智斗财主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9年8期)2019-08-27基于西门子840Dsl系统的数控强力刮齿加工软件开发制造技术与机床(2018年11期)2018-11-23“强力后勤”入职记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18年2期)2018-05-25目不识丁红领巾·萌芽(2017年11期)2018-03-07重塑胡风的奇女子杂文选刊(2015年8期)2015-07-23胡风致乔冠华函百年潮(2000年3期)2000-06-04胡风丢失巨款真相青年文摘·上半月(1986年12期)1986-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