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君玉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教研部，安徽 芜湖 23800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宏大、复杂、系统的时代课题，关键在于治理好乡村社会。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要治理好乡村社会，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与挑战。乡贤文化作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地域精神文化的标记，其中所蕴含的传统美德，是古人乡村治理智慧和经验的写照，是乡土情结维系的纽带，更是激活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乡贤文化研究有以下几个层面，有对乡贤文化内涵的研究，认为乡贤文化是乡贤行为及其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1］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围绕乡贤个体行为建立起来符合乡村社会治理的思想体系；
［2］有对乡贤文化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梳理了乡贤文化从先秦时期到晚清以后的发展过程，并阐述了乡贤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
［3］有对乡贤文化特征的研究，认为乡贤文化是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和诚信友善等特征的乡村优秀文化，［2］并具有和乡村社会契约相协调一致的法治属性，能够维护《民法典》在乡土社会的推行，实现法治和德治的共同推进；
［4］有对乡贤文化的培育路径的研究，认为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5］需要从乡贤主体、乡土社会、乡村秩序建立等多方面促进乡贤文化的培育。［6］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乡贤文化的关注更多倾向于如何传承与创新，较少关注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文化激活乡村治理的价值功能和所面临的困境。本研究在积极回应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重点研究乡贤文化对于乡村治理的价值功能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解决困境的路径，有助于实现乡贤文化在激发乡村治理活力的同时实现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创新，并为乡村振兴中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更好实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行政建制重塑了乡村的组织架构，但构成乡村社会的精神心理和文化习俗的“熟人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由乡贤群体、乡贤治理、乡贤精神等多种元素融合发酵而生成的乡贤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存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强的一种文化形态［3］，积淀了丰富的乡村治理智慧和经验，对当下激活乡村治理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
1.1 乡贤文化为乡村治理凝聚情感力量
处于农耕社会时期的中国乡村，乡民们在自然形成的经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里世代延续。在漫长的相处岁月里，乡民们在耳濡目染的风俗教化中逐渐构建起属于乡村的价值观念，并以这种文明性力量治理着居住于其中的人们。乡贤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内集政治、经济、文化与名望于一体的精英群体，自然填补了早期的政府与中国基层社会之间的真空。［7］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的乡贤文化具有了家族伦理、人情礼俗的特质，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乡民的思想深处，渲染着浓厚的乡情乡愁，给人以深沉的集体归属感。
新时代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文化的“乡”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乡土”，农业、农村、农民既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物质载体，也是乡贤文化能够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由此衍生到第二层含义“故乡”，为乡贤群体和乡贤文化提供载体的乡村空间，不仅是乡贤们曾经生长生活的地方，更是其故土情怀的归宿，“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8］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情感，形成了包括乡贤在内的乡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深层动因，对聚合乡村治理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1.2 乡贤文化为乡村治理构建文明秩序
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曾在《统治阶级》中提出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由社会的精英群体构成。［9］在我国体制建制下，乡贤文化不仅强调“乡”，更强调“贤”，“乡”体现的是乡贤文化的地域特质，“贤”所包含的道德水平和能力评价体系，彰显着乡贤文化中类似精英治理的一面。从伦理道德的向度来看，“贤”具有“真、善、美”的价值维度，乡贤群体作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或道德楷模，他们以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动员和示范作用。例如江西进贤村在各个乡镇成立乡贤理事会，充分发挥退休干部的领头雁作用，打造了多个具有品牌属性的特色乡村。以此为基础传承发展的乡贤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见贤思齐、仁爱孝悌、勤俭诚实等优秀文化特质，并在时代发展中逐渐演化为具有修身齐家的思想内涵与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乡贤文化，为乡村治理构建文明秩序奠定重要的伦理道德基础。
1.3 乡贤文化为乡村治理塑造文明乡风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保障，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在乡土社会快速转型的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乡风日渐式微，现代乡村公共生活范围的广泛性、内容的公开性和交往的复杂性，让塑造文明乡风面临着新的挑战。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阐释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乡贤群体为“具象”要素，以乡情乡愁为精神桥梁，是塑造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
刘奇葆在2014年9月指出“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是新乡贤的主体”，为新时代乡贤明确了概念。［10］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乡贤群体作为成长于乡里的先进典型人物，具有可亲可近，可信可学的特点，容易获得乡民内心自发的服从与认可。反过来，乡贤群体也能在乡民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中获得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在潜意识中承担起传承乡贤文化的责任感，为乡村治理塑造文明乡风奠定重要的心理基础。
2.1 乡贤文化承载空间日益萎缩
乡贤文化所包含的乡情乡愁属于情感认同的范畴，需要通过“具象”的要素作为承载。汉娜·阿伦特曾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指出：“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11］在乡土社会，构成乡村的空间体系，是乡村社会的精神心理和文化习俗的物质载体，乡村作为乡贤文化的“具象”承载空间，是村民生存的公共领域，具有寄托情感、促进交流、凝聚共识等多种意义。但随着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乡村自主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减，很多村落陷入“结构空心化”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劳动力入城寻求发展机会，并长期定居城市，导致乡村老龄化严重；
其次，考虑到乡村建设和管理成本的节约和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需要，顶层设计规划下的“合村并组”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空间的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发展力的衰弱，乡贤文化的承载空间日益缩小，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竞争力正逐步退化。根据《2021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1990-2021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从3773万个减少到2360万个，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数量。乡村生存空间的自然或人为式的萎缩，不仅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结果，更是因为曾经作为乡民长期生存发展并深深眷恋的乡村空间，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步走进日渐萎缩的困境。虽然当前也有一些乡村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能够保持形式上的传统村容村貌，但内在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已经被市场开发力的野蛮生长压制，难以维持原生态的“新陈代谢”了。
2.2 乡贤文化传承主体弱化
乡贤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承载空间，更需要传承主体的存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社会资源可以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在乡村社会呈现出大量人力资源积极涌向城市的现状，乡村学子扎根城市、原籍农村军人就地市民化、外出务工人员对城市日久生情，乡村原有人才不断流失，新生人才供给不足，乡村人口规模日益缩小，乡村传统文化尤其是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建设主体力量日益衰弱。由此衍生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问题，进一步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群体在乡贤文化的传承上具有弱化倾向和明显的被动性，留守老人和妇女群体中虽然存在着威望高、口碑好的乡贤主体，但是作为承担起照顾留守的家庭成员和乡村农活的主力，文化的传承任务让位于基本生产生活的内容，留守儿童受乡村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不仅在年龄上无法承担起乡贤文化的传承重任，对乡贤文化更是缺乏正确的认知，同时在城市文化的吸引下，更容易滋生城市情怀冲动。而已经生活在城市中的村民，对于城市的优质资源更有清晰的感知，久而久之，在与乡村社会的逐渐疏离中，对于乡土文明和乡贤文化日益淡漠，失去传承担当。
2.3 乡贤文化传统精神淡化
传统乡村是以血缘、宗族和礼俗关系为联结的乡土社会，乡贤文化内生于传统乡土社会，能够从内在精神出发凝聚乡民共识，激发乡村治理的德治力量。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逐渐改变，传统伦理机制趋向弱化，导致乡贤文化的传统精神也面临着逐渐淡化的困境。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过去以宗族血缘、礼俗伦理等传统要素架构的乡土社会文化体系，乡民可以从传统的聚集式获取信息到足不出户便能感受各种文化的冲击，使得乡贤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精神空间被不断消解。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以私利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进一步被激发，部分乡民价值观异化，传统道德被不同程度消磨，“传统乡村社会的优良精神品质正在面临退化的风险”［12］，部分乡民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准，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距甚远，传统邻里守望互助的生活场景，淳朴敦厚的乡土情怀渐行渐远，承载乡贤文化的乡土社会消磨了原本的精神面貌，乡土社会的传统精神也逐渐淡化。
3.1 整合乡土资源，传承乡贤文化
行政建制可以重塑乡村的组织架构，但对于乡村社会的精神心理和文化习俗的重塑可能面临着文化的鸿沟。乡村传统文化中承载着丰富的治理资源，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乡贤文化更是蕴含着独特的治理智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明显的价值。因此必须要重视对乡土资源的挖掘整合，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专项的开发和保护政策，形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乡村群众为主体的长效工作机制，收集好各乡各村历史传承下来的乡贤文化资料，整理好祠堂、族谱、碑文等历史文献，建立系统的乡贤文化档案库，并深入研究地方有名乡贤的嘉言懿行，对乡贤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组织文化工作者利用多种形式的宣传方式进行乡贤文化的推介宣传，营造良好的乡贤文化激活乡村治理的氛围。同时，重视乡贤文化的载体，对乡贤故居、祠堂进行维修和改造，将新时代的乡贤文化精神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中，不断拓展以优秀的乡贤文化激活乡村治理的视野和效果，全方位的传承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的优化发展。例如芜湖市赫店镇发挥行政力量，从政府层面举行乡贤文化推介会，基层党组织领导充分发挥乡情联络员的作用，在推介乡贤文化的同时带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3.2 优化治理空间，吸引乡贤回流
乡贤精英作为乡贤文化的传承者，是乡贤文化激活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让乡贤精英返乡留乡，必须要在优化乡村治理空间上下功夫。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统揽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只有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才能真正营造良好的乡村治理环境，激发乡贤回流热情。其次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创新发展思路，营造协调温和的社会氛围，打造绿色环保的村居环境，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乡贤精英的回流，最终实现整体乡民共享资源的乡村振兴目标。最后是因地制宜发挥乡村特色，建议基层政府在组织力量充分调研乡村特色的基础上，做好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规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体系，为乡贤回流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例如芜湖市赫店镇积极探索的“主导产业+乡贤+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在充分优化村镇治理空间的基础上，由村政府组织力量，根据乡贤的发展领域、工作方向、专业特长以及创新创业、反哺家乡的意愿，分类分领域制定乡贤工作台账，建立了150余人的乡贤信息库，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汇聚了乡贤精英的人才力量。
3.3 发挥德治力量，重构乡土秩序
传统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中蕴含着德治的智慧，新时代乡村振兴视域下，德治依然以其法礼结合的柔性约束，春风化雨的为基层治理提供文化支撑。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发挥德治的力量，首先要以自治激发乡村治理活力，乡民作为基层自治最基本的主体，乡贤精英作为乡贤文化的传承主体，同样作为自治的主体，可以引导村民提高道德修养，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例如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建立的红白喜事报备制度，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推选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办事公道的“五老”人员任红白理事会会长和理事，在红白喜事的改革推进中把矛盾消除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其次是要用“法治”为德治保驾护航，我国乡村基层治理中，法治主要是依靠国家法律与村规民约这些外在规范刚性约束乡民的道德行为，一方面可以弥补乡贤文化在引领乡村德治过程中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缺点，为乡贤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理顺乡贤与政府，乡贤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明确法律界限，避免乡贤精英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村霸”“黑恶势力”的现象，在乡贤文化的影响下有效监督约束乡贤精英群体。
乡贤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蕴含着“真、善、美”的文化基因，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传承重构乡贤文化，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下激活乡村治理，稳固乡土秩序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乡土社会能够形成协调一致的重要举措。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乡贤文化在激活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并以现实路径作为培育乡贤文化的有效途径，进而化解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能够进一步形成良性的文化氛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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