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霄 高依诺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保罗·奥斯特(Paul Auter, 1947-)是当代美国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代表作《4321》(2017)曾入围第48届布克奖短名单。布克奖颁奖委员会评价该小说极具特色，“随着四位弗格森故事的亲密情节，人们穿梭于20世纪中叶美国动荡和破碎的地形，旋转的叙事演变成一种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舞蹈，并被包裹在历史的外部力量中”。①《4321》以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为叙述的时代背景，以四位弗格森的四重平行人生中的不同经历为主要线索，描写了战争年代美国青年对国家信念的思考，被李玉瑶称为展示“个人命运无数种可能性的万花筒”(2019：112)。该小说中有关国家信念裂痕的描述贯穿始终，既是对越南战争时代美国社会混乱状况的文学反顾，又是对后“9·11”时代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政治动乱与种族骚乱的文学拷问。小说实质上从多个角度对美国政府打破以平等、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美国信念这一行为展开批判。奥斯特从美国社会历史与政治入手，以文学书写呈现身处混乱社会中的美国青年对美国政治的思考，展示战争与种族冲突对美国信念的巨大冲击，民粹主义、激进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当代美国民众国家意识的戕害，以及进而造成的国家信念裂痕。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问题的结合，同时也是身份政治的表现(米勒，2019：4)。尽管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多有争议，但从较为普遍的观点来看，“民粹主义是将美国国内的‘我们’与‘关键他者’进行人为区分，追求个体自由(individual liberty)与群体平等(communal equality)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借助危机叙事与文化政治对抗心理，以达到煽动民意、笼络追随者目的的复杂政治现象”(王聪悦，2021：119)。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信念背后长期隐藏着民粹主义的政治基因。在《4321》中，奥斯特通过弗格森们对国内不平等事件的观察与揭露，试图唤醒每个深陷民粹主义浪潮中的当代青年。他曾在访谈中指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高涨，导致后“9·11”时代的美国“仍然在与荒诞不经的战争做斗争，仍是一个分裂和充满暴力的国家，与1960年代如出一辙”(Mchugh，2017)。《4321》将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反战运动中美国青年反对不正义战争、追求个体价值与自由的历史事实，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揭示出民粹主义正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4321》的情节主要围绕四位弗格森揭露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在民众中树立起“我们”与“他者”的对立关系而展开。小说中，弗格森们作为二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青年，正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历史的见证人。弗格森一号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越南领土，也发生在美国大陆。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人在国内展开了斗争，但任何反对政府不平等战争决策的人都被视为敌对分子：“这种美国人已经没有资格再称自己是美国人”(Auster，2017a：626)②。
自美利坚民族独立之后，《独立宣言》(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所宣称的平等精神便成为美国国家信念的重要基石之一。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宣言中宣称，美国的平等精神是依据“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建立起来(2019：77)，由此“人生而平等”便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然而这份平等背后却隐藏着关于种族、性别和国家间的不平等精神，成为美国自冷战以来不断开展对外战争的法律依据。在尼克松遇袭之后，弗格森二号的堂姐夫十分严肃地向他分析了国内发生如此动乱的原因。也正因为姐夫的政治引导，尚且年幼弗格森二号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正经历着冷战冲突。他突然发现美国不是他从电视、报纸、广播中听说的那般伟大，他的国家在宣扬着所谓民主精神的同时，却将整个世界分裂成了“美国”与“红色主义”。美国政府竭力避免将自身在越南战争中塑造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因而它总是试图向民众宣称：“他们不贪婪，不想获取特权和权利”(Emerson, 1976：280)。弗格森们深感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了极端的民粹主义浪潮之中，对作为“他者”的共产主义之恐惧与对平等之极端追求成为政府刺向普通民众的利刃。
弗格森一号是四位弗格森中与越南战争时期民粹主义历史浪潮最接近的一位。他在家信中写道：“世界已经四分五裂”(483)。当波来古的军事基地遭到越共袭击后，约翰逊政府宣布对北越的轰炸也随即开始。不断扩大的流血牺牲令弗格森一号感到痛苦不已，与之相应的是国内民权运动高涨致使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而黑人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愈加激烈。他亲身经历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非理性大学生反战运动，也目睹了多场警察与学生之间的血腥暴力冲突，更是直接通过撰写新闻报道的方式观察这场本质上是追求个体与群体动态平衡关系的青年运动。弗格森一号意识到，美国政府的做法正是“要拯救村庄，就得先毁灭它”(627)。弗格森一号感觉时常生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因为他发现整个国家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分裂成了两半，以至于他很难不将“美国”和“疯狂”一词联系起来。对美国民众而言，他们始终相信美军出兵越南的军事行动，不仅给越南人民带来了平等的生存权利，还保护了越南领土，同时也保护了美国本土的安全。在小说中，学民社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来支持其观点和行动，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分成了支持者与反对者，这种民粹主义行为令弗格森一号意识到，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氛围下，学生们已经丧失独立理性思考的能力。部分仍怀有理智的学生希望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次冲突，但是密闭的校园却令他们“形成了一个临时却紧密的共同体”(夏寒，2021：81)，这与后“9·11”时代美国的极端对立民粹主义氛围有着跨时代的相似性。
小说作者奥斯特本人是越战时期美国民粹主义浪潮的亲历者，他所创作的四位弗格森才能以更为真实、客观和独特的角度让读者认识到：当代美国民粹主义浪潮早已出现于动荡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及美国社会其他的民粹主义冲突所引发的灾难，令美国社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并进一步影响了以平等观念为核心之一建构的美国国家信念的完整性。肯尼迪声称美国愿意负担起整个世界的责任(Kennedy, 1963)，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克服过去一切的危机，正是因为“我们的见解更有说服力、更透彻、更明智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Kennedy, 1960:244)。然而，周期性爆发的民粹主义冲突在当代美国的回潮即表明，自越南战争时期就存在的美国平等精神的裂痕随着不断割裂的种族关系与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在奥斯特看来，“9·11”之后的美国社会四处弥漫着激进的爱国主义思想，美国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的行为实质是利用民众的激进爱国主义思想强化其早已畸形的政治野心。美国自由主义观念脱胎于个人主义精神，自诞生之初就充满了政治色彩。当其被写入美国宪法之后，自由信念便成为美国自我形象塑造的重要成分之一，也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理解自身、界定自身与他者区别的核心想象框架。当越南战争爆发，美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受到严重破坏，个人主义精神随之沦为空谈。奥斯特对这一时期美国自由精神的断裂深有感触，因而选择书写美国社会在极端爱国情绪笼罩下的扭曲状况，以传达他的当代忧思。
小说描写的越南战争时期，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成为战争拥护者批判的对象，而拒绝为国牺牲的行为被视为懦夫行径。对于在清教信仰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美式自由主义而言，个人意志的神圣性便成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精神。而当神圣的个人意志受到侵犯与个人利益遭受损害时，美国的自由信仰便会产生巨大的裂痕，并进一步造成国民乃至国族的认同混乱，从而引发严峻的国家分裂问题。在战争拥护者看来，真正的美国英雄应当永远忠心于美利坚伟大的自由主义精神，并能随时为阻挡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而献出生命。小说《4321》却反思了这种激进爱国主义。对作者奥斯特而言，越南战争时期的激进爱国主义成为他对20世纪六十年代无法忽视的强烈记忆，而他也通过弗格森四号之口反思这段过往：“这场战争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不仅是政治上的大错，还是疯狂的犯罪行为，因此他们的爱国责任要求他们拒绝参与其中”(1052)。在弗格森一号的儿时好友被征召进了美国陆军之后，他只要一想到朋友将会背着枪在越南的丛林里跋涉，就觉得难以忍受。他向自己发问：“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637)
与战争时期扭曲的爱国热情息息相关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扭曲，其核心是美国引以为豪的个人主义观念的不断消耗和战争毁灭。在弗格森二号短暂的一生中，《石子路改革报》(CobbleRoadCrusader)事件是对于美国扭曲的自由热情与激进爱国主义精神的直白叙写。弗格森二号宣称他的报纸将会“竭尽所能报道事实，不计代价提供真相”(181)。姐夫向他讲述冷战、红色恐慌以及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疯狂的反共主义，他才明白世界并不如他所想。弗格森二号受到姐夫的启示，在《石子路改革报》中提出“美国不应再如此忧惧共产主义，而该去倾听一下别国人民的说法”时(199)。结果报纸被校长勒令停刊，他被视为美国的“叛徒”。对美国青年而言，“爱国主义首先建立在个人利益与自身思维判断的基础上。因而当个体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爱国主义便会延伸为一种激进的爱国主义，并产生暴力的反抗行为。相比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有着更加明显的离心力”(曹金龙，2022：42)。因此，当爱国主义教育无法掩盖国家的本质问题时，激进的爱国主义便会有导致美国国家系统崩溃的危险。个体的思想与存在意义被反共主义浪潮与白人至上主义思维所桎梏，自由主义信仰无法再拯救美国民众。个体思维价值的混乱还引发了少数族裔群体对于自身族群在美利坚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虚无感，令整个美国社会弥漫在极端的民族情感价值丧失的氛围中，并最终导致整个美国陷入虚无的国家认同境地。
弗格森们的成长经历证明，战争及其他美国政府的不合理不正义行为所引发的灾难，令美国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不断爆发的抗议游行、反战者与对立者之间的冲突令原本因肯尼迪就职演讲凝聚在一处的爱国主义精神变得支离破碎。当时在以作者奥斯特为代表的美国青年看来，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来点燃这场反抗的战火。正如弗格森一号所说，美利坚合众国早已积重难返，只有通过暴力来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诉诸于暴力的爱国主义成为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青年彰显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而由此引发的波及全美的反战浪潮也演变为激进的暴力运动，不仅造成了国民信念的进一步丧失，也导致了美国社会陷入了无尽的混乱与分裂之中。
弗格森们扮演着社会观察者的角色。当他们确认美国信念不会给予人类救赎之后，便从观察者转为了行动者。然而当弗格森们真正走入反战运动中时，却又为激进爱国主义思想而感到痛苦。与越南战争时期一样，“9·11”之后的美国同样深陷于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个人的无限潜力被扭曲的爱国主义精神氛围摧毁，个体的自足与自主被国家意志所替代，对国家信念裂痕的反思迫在眉睫。奥斯特注意到后“9·11”时代美国新自由主义观念下爱国精神的扭曲，必然会导致美利坚民族引以为傲的自由神话遭受社会性撕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自由精神也在激进爱国主义氛围的影响下，再次回归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对个人主义最初的批判之中：“个人主义将消耗公共生活的美德，随后攻击和毁灭其他所有人，直至被完完全全的自私所吞没”(1945：104)。
在一场关于《4321》的访谈中，奥斯特指出读者们常常将这部作品视为成长小说，却很少有读者谈及小说中激烈的种族冲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平等信念裂痕问题。翟乃海指出，作家“不能像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一样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使用……策略重述故事，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进而通过强大而持久的情感影响、教育以至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2021：101)。在奥斯特看来，贯穿小说的最大部分正是基于“黑”与“白”之间具有政治意味的激烈冲突书写。奥斯特指出，越南战争摧毁了美国社会，今天的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甚至于“内战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平等权利”(Auster，2017b)。奥斯特认为应当停止对这本小说的单纯理解，它真正主题绝不是对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弥漫的不安全感进行文字记录，而是对跨时代背景下虚假种族平等宣言的显性解码。
种族冲突成为打破美国民主理想信念的利刃。当“民主”一词被裹上政治的外衣时，弗格森一号便意识到：“这个政府正在摧毁掉美国年轻的一代”(975)。隐藏在美国政府民主鼓吹背后的，是其对冷战后世界霸权角色的隐秘维护与对黑人群体的残酷剥削。美国政府将青年人中最贫穷、受教育最少的人送去战场，而中产阶级乃至特权阶层的青年却在这个社会中自我毁灭。在这些青年中，受到征兵政策蒙蔽的黑人自愿走上战场，“贪生怕死”的白人却以死来逃避这场“民主式”的征兵。弗格森们年幼时居住的纽瓦克地区的住民有一半都是黑人，而这些黑人中的大部分又是处于社会底层。这些黑人会因为他们不属于“白人”范畴而被公司拒绝招聘，而愿意帮助他们的官员却只是想从这群黑人手中拿到大笔的回扣。市政厅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却做着“吃人”的事，被民众称为“偷盗厂”也无所畏惧。种族冲突令弗格森四号几乎陷入了绝望的生存境地：美国不再是“自由与民主”的灯塔，它成为了一个畸形的战争怪物，永不满足的野心令它变成了一个“很强大并最终演变为黑色力量的东西”(Auster，2017b)。
小说《4321》刻画了二战后美国种族歧视日益严重、全美范围内的种族迫害更加频繁的形势，描写了黑人群体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终于由沉默走向反抗，而弗格森们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的见证人。弗格森三号对国内的民权运动赞赏有加，也只有这件事真正博得了他的关注：“因为人们是那么勇敢，他们向他揭露的不公正是那么可憎，以至于让美国好像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392)。弗格森一号非常喜欢一位名叫朗达的黑人女性朋友，而当他想要约朗达在周六的傍晚一起吃饭并听演唱会后，却遭到了朗达的拒绝。当弗格森一号追问原因时，朗达回答道：“因为你是白人，这就是原因。因为你是白人，我是黑人”(485)。弗格森一号从未想过在南北战争结束一百年之后的美国，还会有黑人因为种族原因拒绝与白人友人一同出席音乐会。他意识到困住黑人群体自觉与自立的不仅是白人社会中的极端种族主义者，黑人群体本身也存在无法摆脱的奴役意识与不平等意识。尽管反种族主义运动令美国社会陷入了极端的分裂，具有暴力性质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在全美引发了一次次城市骚乱，但弗格森三号仍然认为这才是能为非裔美国人群体带来生存自由与政治平等的真正平权运动。
以资本、阶级和种族统治为核心的美式民主成为后“9·11”时代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之一。“9·11”恐怖袭击事件真切发生在全球公众面前，令美国再度陷入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的巨大漩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地区冲突和政治问题，更是给世界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也正是奥斯特试图在《4321》中所反映的美国现状。“弗格森”(Ferguson)是奥斯特最初写作这部书时想要使用的书名，然而当他写作这本书一年半之后，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9·9美国枪杀黑人事件”令奥斯特感到十分恐惧。在他看来，这场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布朗事件揭开了美国陈旧的伤口。他终于意识到，种族分裂是美国民主社会的顽疾，美国从来没能真正走出种族冲突：弗格森市成为一长串与美国种族冲突事件相关联的城市中的一份子，并将始终被铭记。
种族问题是美国国内文化战争(Cultural War)的重要表现，它不但使整个社会长期萦绕在战争与暴力的氛围下，更是令美利坚民族陷入了极端的国家分裂之中。普通美国少数族裔群众与普通美国白人之间呈现出观念多元化的状态，甚至于族裔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文化观念影响下不同的国家信念观点。弗格森三号和艾米同为犹太裔美国人，但他们对待美国历史现状的观点完全不同。艾米始终坚持用进步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美国社会一切不公平的现状并积极投身推动社会进步的浪潮，认为政治运动可以为少数族裔赢回原本属于自身的政治权力，而弗格森三号则截然相反。弗格森三号由于年幼时父亲去世，性格忧郁、社会认知缺乏，导致其在政治态度上更多趋于中庸或保守，同时更加关注自我的存在状态，因而认为美利坚民族自有其发展的规律，而美国民众的政治运动与思想反抗永远无法真正推动社会进步。艾米和弗格森三号象征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冲突中族裔群体内部立场的两个极端。也正是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冲突，造成这一时期少数族裔群体自身分裂以及整体国家信念的裂痕。
在后“9·11”时代，美国的民主信念不再是它诞生之初、能够成为“山巅之城”的骄傲的世界样板，而是其多重政治野心的重要体现，也是造成美国国家信念裂痕与国家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王薇指出，后“9·11”小说的作家们通过对文化记忆的塑造，力求“促进社会理解与宽容、实现国族共同体团结的文化基础”(王薇，2022：165)。在奥斯特看来，如何将后“9·11”时代美国民主问题以文学的形式传递给读者，似乎才是当下创作和历史反思的核心。奥斯特称弗格森一号为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对一切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的事件都很反感，但他仍然坚信人们能够走向平等、自由、民主的一天，即使这一天可能永远无法到来。尽管作品中没有专门就这方面进行更多讨论，但奥斯特指出“你必须去那里，你必须去，这很重要”(Auster, 2017b)。
《4321》中对美国国家信念裂痕的多维展现表现出越南战争及后“9·11”时代美国政治的偏激。对民主精神的过度追捧演化为民粹，并最终令美国民众始终囿于激进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困境，造成个体的国家认同感断裂与信念感被摧毁，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文化与文明走入僵局的现实困境。《4321》以成长小说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但作家奥斯特却打破了成长小说叙事主题的框架，尝试从个体的经验中寻找时代弊病，试图警醒民众，传达他对后“9·11”时代美国精神文明困境的深入思考。尽管奥斯特的创作在“伟大的美国小说”(Great American Novel)方面起步较晚，但《4321》毋庸置疑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打破了小说的叙事疆界，展现着文学政治的独特价值。奥斯特以冷峻而又饱含温情的结局告诉读者，“9·11”事件固然过去，但其造成的国家信念问题迄今未曾弥合，因此有必要揭开美国精神自满的遮羞布，超越激进思维的局限，重新审视当代美国人个体精神幻灭与国家信念消弭之间的联系。
注释：
① 参见“布克国际文学奖”官方网页 “4321Written by Paul Auster”，https://thebookerprizes.com/the-booker-library/books/4-3-2-1. [2022-11-09]。
② 引自Auster(2017a)。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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