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娴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周必大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九流七略，靡不究通”，诗词歌赋“皆奥博词雄”，一生创作颇丰，著有《文忠集》①两百卷，在诗、散文和文献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以文章起家，初任秘书省正字，后兼国史院编修，善于对朝政诸事发表个人见解，创作了大量雍容典雅、体正气和的试策和表奏，因此后人更多关注到周必大政论文的价值，并将其归为事功派作家的代表。但在朝堂之外，周必大还创作了一定篇幅的游记散文，流露出对山川风物的喜爱与理性思索，展现出另一片心灵皈依，从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宋代士大夫对世事、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悟。
游记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分支，它以轻快的笔调，记叙旅游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游览之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游记”二字最早出现于明人钟惺对屈原《九章·悲回风》“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
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二句的评论“钟伯敬曰游记中秀杰语”中。他认为这是屈原流放途中记录的秀杰之语。与钟惺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死后他的笔记由他人收集整理，汇编成《徐霞客游记》。“游记”最初被归为杂记一类，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可能出现于明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较晚进入人们视野的。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言：“记是一种常用的文学体裁，种类很多，依据杂记文所记写的内容和特点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1]褚斌杰认为山水游记是一种模山范水、专门记游的文章，以描写山川胜景、自然风物为题材，但必须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抒写自己对山川风物的切身感受。章必功在《文体史话》中也将杂记文分为四类，其中古人记述游山玩水行踪、描摹自然风光、抒发内心感受的记文称为山水游记。许嘉璐的《古代文体常识》则根据文章所记写的对象将杂记分为台阁名胜记、杂物书画记、山水游记三类，并认为柳宗元是山水游记的奠基人。可见，学界对游记散文的定义与分类大致统一。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进步而发展。旅游催生了旅游文学的产生，而游记散文的发展则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先秦：萌芽期
《山海经》展示了远古文化，记录了大荒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活动，勾勒出上古文明与文化状态，以丰富的想象描绘出天国之游的山川地理、海外风土、异人异物，具有神话传说性质，但仍处于原始萌芽状态，不足以称之为游记。而出自《穆天子传》的《周王游行记》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游记著作，主要记述了穆王约两年的西游经历。文中记录了各种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山川地形和交通路线，有助于后人了解先秦时期中西方交流的状况。此外，屈原《楚辞·远游》“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描写了无为清静的浪漫主义仙游；
庄子《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则是在自由境界里寻求心灵的解脱，此为心游。因此，在先秦时期，旅游活动都在非虚非实的记叙中展开，承载着古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美好追求。
（二）秦汉：奠基期
秦汉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活动——“游观”，意为浮游观览、旅游观光、游行观览，乃至边走边看沿途风光之类的旅游活动。班固在《汉书·贾邹枚路传》中云：“（皋）游观三辅离宫馆。”说明“游观”即与旅游同义。此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喜爱大规模地全国巡游。秦始皇曾东登泰山，西至陇西，北抵渤海碣石，南至楚地云梦；
汉武帝则热衷于开辟域外，曾派张骞出使西域，且在宫墙内搭起离宫别馆，在上林苑中开凿昆明池和仙山，以满足自己求仙的愿望。汉赋虽不属严格意义上的散文，但也能从其游记片段中一窥时人的旅游风貌。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用铺叙笔法描写了天子与群臣在上林苑的宴乐场景，气象宏大；
王粲的《登楼赋》则是作者客居荆州时登楼抒怀，排遣心中苦闷，远望“华实蔽野，黍稷盈畴”的登临之景。但这些汉赋的山水描写仅起点缀作用，真正的山水游记应为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全文记叙了作者攀登泰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但并没有过多描绘山水美景，而是集中于山势的惊险场面，以烘托泰山的气势不凡。
（三）魏晋：诞生期
东晋“旅游”一词诞生，最早出现于曹植赠友人夏侯威的《离友诗》“王旅游兮背故乡，彼君子兮笃人纲”中此处“旅游”有凯旋之意，但与今日的旅游概念相距甚远。魏晋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人文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摆脱功用思想，自觉追求山水的纯粹意境与哲理，推动了山水游记的产生。此外，在玄学思潮影响下，人们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入内部存在，赋予人超凡脱俗、淡远旷达的精神状态。同时，玄学还强调“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把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与人和谐共生。所以，魏晋为游记散文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氛围，催生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魏晋游记的载体十分丰富，有书类：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
赋类：谢灵运的《归途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
序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惠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但由于记体的自身优势，书写自由灵活，最终成为了旅游的文学载体，并一直在我国游记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记类游记有袁崧的《宜都山川记》，盛弘之的《荆州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慧远的《庐山记》和《游山记》。
（四）唐代：成熟期
在唐代游记文学史上，元结与柳宗元前后相继，共同推动了游记散文的成熟。在古文运动之前，元结以前行者的身份开拓出游记散文的新天地。他“雅好山水，闻有胜绝，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赞之”，创作了《寒亭记》和《右溪记》两篇游记短文。其游记散文具备散文化、意境诗意化和结构组合化等特征，为后世柳宗元的游记创作奠定了基础。元结逝世后的第二年，柳宗元出生。他年轻时便进士及第，在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柳二州。被贬期间柳宗元游历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尽管远离帝京漂泊南方，但正是这段贬谪经历及造就了柳宗元在中国游记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笔下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散文，融入作者的身世之感，描写景物细腻传神，善于调配山水之景为我所用，营造孤高而冷峭的意境，使理想自然交织着对命运遭际的感悟。他发现自然也成就自然，并以敏锐的的眼光发现蛮夷之地的清奇秀美，创作出“诗人游记”的典范，标志着中国游记文学走向成熟。
（五）宋代：高峰期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接续唐代古文运动，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把散文创作推向高潮，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经历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后，游记散文继续向上发展，直至达到高峰，且名家辈出。宋代游记散文表现手法也有了新的突破，不仅以写景、叙事、抒情见长，而且以议论和说理取胜。宋人逐渐转为内向审美，倾向于主体意识，关注内心世界，追求文学艺术之写心表意，当古文运动与理性精神结合时产生了“哲人游记”。宋代也是山水画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此时中国绘画走向鼎盛时期，山水画趋于成熟，大批山水画家和美学理论家涌现，山水画的发展培养了人们探索自然和欣赏自然美的兴趣，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用文学再现自然美。北宋时期的游记散文名篇迭出，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等。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日记体游记，如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苏轼的创作不仅代表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宋代游记散文创作的最高峰，《赤壁赋》更是成为中国游记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赋中体现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态度具有极高的价值，由个人小我及宇宙万物，达到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地，体现了宋代游记的哲理深度。
（六）明清：繁荣期
元代游记散文成就一般，无突出特点，可不赘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封建制度趋于衰落，保守腐朽思想阻碍社会进步，引发文人的集体反思，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尤其是晚明时期，面临党争激烈和外族入侵，众多文人选择隐居山林，寄情风月。此时的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思想主张对文坛产生了极大影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人开始觉醒，追求个性与本真。明代游记在继承宋代游记传统的基础上，自身不断变革演进，山水小品文随之兴盛，游记散文也因此再度发展。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是第一部以“游记”命名的书籍，主要记述了作者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进行了详细记录。它不仅是考察中国地质地貌的开山之作，而且描绘了中国无限的大好河山，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地理学著作。此外，刘基的《松风阁记》，袁宏道的《游盘山记》和《虎丘记》，唐顺之的《竹溪记》，钟惺的《浣花溪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和《西湖七月半》，各有特色，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审美上都有所突破进步。清代游记散文继续兴盛，多集中于鉴赏山水的艺术美，说理、抒情、记叙等类型多样，其中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和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成为游记创作的主要力量。
纵观我国游记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起步较晚，但发力持久、内蕴深厚的特点。游记这一文体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人笔间不断成熟，从先秦的萌芽发展至唐宋的高峰，最后迎来了明清时期的繁荣，见证了千百年来文学自身的更替与创新。南宋处于游记文学的深厚发力阶段，研究周必大的游记散文不仅可了解其宦旅浮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更能由此见证南宋游记散文的发展历程。周必大在初入政坛时期的游记《记昆山登览》和《记金陵登览》，胸襟开阔、意气风发；
而在奉祠期间的游记《庐山录》《归庐陵日记》和《闲居录》等，放逐山水、肆意洒脱；
在重新起用后的游记《乾道庚寅南归录》《乾道庚寅奏事录》和《记阁皁登览》，淡定从容、悠游坦荡；
致仕后写下《赏心楼记》，享受回归平静生活后的自然恬淡。不同人生阶段对周必大的影响造就了其游记散文的独特风格。本文将在前代学者对游记定义的基础上，分别探讨周必大笔记体游记和日记体游记的艺术特征与思想价值，感受他的山水情怀。
笔记体散文篇幅短小，体例不拘，兴之所至，随手记录。在周必大的游记散文中有一半都是此类散文，且多登览之作。其中涵盖了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饱含了作者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追思。他意到笔随，灵活自由，依据游踪逐步展开，并且每到一地便联想起前代文人墨客的游览诗文，探寻历史遗迹的昔盛今衰，其游记具有知识性和文化性。周必大的笔记体游记字数虽不多，但小巧精美，广博深厚，仿佛作者心中有一股迂徐之气，带着对先人的崇拜之情和对时空的俯仰之感，完成了个性化的山水描摹。
（一）理尽辞约：情感节制，言辞简约
周必大论文尚“理”，如云“文务体要，辞约而理尽”[2]429“酷嗜吟咏，词赡而理到”[2]442“其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2]154之“义理”等。纵观周必大的笔记体游记，便可发现他一改以往山水文细致摹画的传统，多用一两个词语或简洁的一句加以概括。周必大的笔记体游记呈现出理尽辞约的特征，情感节制而言辞简约。
周必大的游记并不对山水浓墨重彩地描写刻画，而似运用白描手法，对景物一笔带过。如他在登赏心楼时，先直写“今白鹭、赏心二亭，连延城上”，使人联想到在绵延的城上有两个孤零零的亭子。接着在引用了李白、苏轼二人诗句，以区区一句“目力所及，视青原堆胜，十得八九，而无厉禁，可以日涉”作结，表明其视线没有受到遮挡，能看见一望无际的青翠原野，此胜景可以一日游览。同样是登高望远，周必大在昆山中游览了慧聚寺，但对其描写仅为“负山为屋，小院星列，而气象粗闳丽”一句，却将寺庙周围的地形环境与内部气势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见作者之匠心独具。在《记金陵登览》一文中“回望方山甚平阔，亦见大江……自蒋山望幕府、覆舟诸山，气色甚佳”，表现出方山平坦开阔可见大江，而蒋山上又可望见幕府、覆舟诸山，景色非常好；
“至于面对牛首山，以为天阙，左映钟山龙盘之势，右带石头虎踞之形”，描写双峰对峙，左边的钟山像龙盘着，右边的石头像虎蹲着，形容地势雄伟险要，皆用语不多却生动传神。同样，周必大在登览妙高峰时“望焦山、海门皆历历。此山大江环绕，每风涛四起，势欲飞动”，望见焦山、海门都排列成行，而金山被大江环绕，每当大风吹动水面，则波涛汹涌，山也似飞动起来，化静为动，写出金山的飞动之势与变幻之姿，寥寥数语言尽金山的地理位置与雄伟气势。
周必大在游记中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在描写山水景色后流露出不多的个人情感，却能达到恰到好处的效果。如《记昆山登览》中“上月华阁，涉中峰，访古上方，下视陂田，盖其佳处也”，行文流畅，由上而下，记叙了游览的路线，最终登上高处一览陂田全貌，仅以“佳处”二字表达对此处风光的喜爱与称赞。周必大还善于以一个评价词作结，余味无穷。在《记金陵登览》中有“秦淮有舞雩亭，傍有真儒堂，甚雄壮”，“甚雄壮”一语流露出作者深受震撼之情；
《记西湖登览》中的“归饮净慈食，鸡甚美”，则是以“甚美”一语道破鸡肉的鲜美可口，体现作者内心的满足感；
《记阁皁登览》中“冬十月，始得报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舆阁皁之游，初谓峤岭路差近，至则峻甚”，“峻甚”亦是作者在山间小路上望见群山峻拔的感慨，下文用“神仙窟宅”描绘出御书阁的僻静清幽，群山环绕，唯有一径可出入，如此自然天成的环境使得作者不禁神往，觉得这好似神仙居住的地方。此外，周必大还会不经意间披露自己的心理状态，如《游天平山录》：“欲因致远登山，而脚力顿疲，难之。然思至能简中语，恐遗恨他年，遂奋衣右转丽上。”生动形象地写出作者想要登更远的山，但是由于脚力有限有些疲惫，正陷入两难境地，却顿悟不能给人生留下遗憾，于是振衣去尘右转往上攀登，表现出他欲半途而废但最终并没有的情形，可谓是细节传神。接着以“备极奇怪”“兹其异也”“可喜可愕”连续三个词语不断渲染山势的奇特，表达出对大自然鬼斧神工惊讶不已的内心感受。
（二）以学为车：排浑博雅，辨通古今
周必大在《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中明确说道：“文章以学为车，车不攻，积中固败矣。”[2]152以学识喻车，即文章的工具材料，并且更倾向于后天的学习。当世人称赞杨万里“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时，他极力强调杨氏的积学功夫：“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2]411由此可见，他对学识的积累极其重视，以至在游览时也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古人的笔墨，追随他们的足迹。
周必大的游记尤喜旁征博引，所涉内容诗词古籍、历史旧事和传闻俗语无所不包。《赏心楼记》在逸兴超然的太白诗中展开，先意趣盎然地介绍了“赏心”之名的由来，接着大篇幅地铺陈苏翰林赋长短句、少陵江楼诗和《诗经》原文，最后“安知来者无二翰林之才，为余赋之也”略作调侃之语，整篇游记都似对前人诗句的应证。《记昆山登览》一文亦是如此，王安石夜读张祐的题诗于是次韵作诗，也对孟郊诗歌次韵作诗，作者通过陈述三个古人接续游览的诗作，表现出昆山的古今变化，从风景秀丽到萧瑟清冷。当然这与当时诗人的创作心境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周必大身为见证了昆山遭遇火灾后不幸之景的最后一个游者，仿佛是古人与今人的时空对话，令人唏嘘不已。当周必大来到保宁寺时，见“台亡，亭已重立，登临豁然”，于是发觉“李太白所谓‘山落’、‘水分’，刘梦得‘周遭’、‘故国’之句皆在目中”。这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写下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全诗八句五十六字，既发思古之幽情，复写江山之壮观，最后又以咏叹政治愤懑作结，历史、自然、社会俱是宏观，而又不失其真切，气势恢宏，情韵悠远，诚登高揽胜之杰作。另一句则是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石头城》中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刘禹锡写这首诗时，大唐帝国已日趋衰败，朝廷里大臣相互排挤，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又有所抬头，寓有怀古伤今之意，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周必大面对“王师下金陵，升元、瓦棺皆随飞烟，惟保宁独存”。一切都灰飞烟灭，但保宁寺独存的现实，不禁想起李白和刘禹锡所见之景，以古今对比，使保宁寺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气息。
后人曾赞颂周必大：“诗赋铭赞，清新妩丽，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之讹谬，又何其精也。”[3]除了沉浸于古人诗句的追思，周必大也会对地理原貌、历史事件进行考证与说明，以审慎见胜。《记金陵登览》一文最为典型，游记开篇就直言：“绍兴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虽载图志，然不能尽考，姑记二年间足迹所至者。”古迹虽然载于图志但不能都考证出来，只能记录两年见所至之处的情况，说明作者是按图索骥游览金陵的。后依据老兵的指示得以辨识一些古迹，如“老兵指寺在营塞中堆阜云：‘此凌虚台也。’其右营塞云：‘瓦棺阁故基也。’虽皆道听途说，然参考升元寺，要在城内西南隅云”。其中还穿插一些掌故传说、奇闻佚事，如“鹿苑寺在城内寨中，相传佛座后石穴即萧梁郗后蟒窟，未可信也”“南门外有铁索寺，或曰：东晋时，尼自西竺来，为置此以居之”也是听他人说东晋时就有僧人居住在此。此外，文中不断出现“予按梁慧皎《高僧传》载西域帛尸黎密多罗”，“《三国志·恪传》云：‘建业南有长陵，名石子冈，葬者依焉。’”，“按《吴志》孙权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今城东北覆舟山是也”。对古迹的来历与演变信手拈来，不断还原真实的历史。当地人所言也给了作者一定的启发，如“土人但呼半山寺”，“土人云：异时松竹幽邃，名蓝也”。作者在其他游记中也曾多次提到“土人”这一字眼，表明作者凭借历史记载，一路了解野史传说再一路探寻实地之景，足见周必大的严谨与细致，也是他善于在生活中积累运用学识的生动体现。
（三）以气为驭：自然平易，隽永高远
周必大的游记显示了他丰厚的学识修养，在《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中他说道：“文章以气为驭，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2]152以气喻驾车者，即对材料的驾驭组织，两者相辅相成，文章自然水到渠成。所以，他的游记往往能跳脱眼前之景，升华至历史的反思、人生的意趣和生活的追求，表现其游玩于山水间的洒脱自如，且景物描写用语多雍容平易而意境深远。
周必大在游览山水之时，大多融情于景，表现内心的平静与恬淡。当他路过太平州，回到采石镇，渡江看见牛渚矶，于是“俯见大江，闵燃犀之取祸；
傍顾荒台，痛捉月之陨身；
遥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献策。登临虽乐，随以怅然”。句式对仗工整，语言凝练传神，一字排开，由大江、荒台和西岸分别想起三位历史人物在牛渚几发生的事，短短三句却给人以俯仰古今之感，其气魄之宏大可见一斑。虽然作者感觉登临此地是一件乐事，但紧接着又被怅惘之情浸染，表现出对前人无尽的悼念与惋惜。此段描绘凸显周必大“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冷静沉思，意境开阔，遗韵无穷。
在《游西山录》中，周必大则展现了游山玩水的兴致，文中写洪崖便有三次，每次立足点不同：初写外观大势，次写峡中探秘，三写赏景之乐。从一开始发觉洪崖“深不可测”，到达紫清宫后，夜观李璟诏书，于是写下题记：“李氏世敬桑门，其赐书褊江左诸刹，至于不失旧物，如翠岩者鲜矣。”但面对南宋西山一带佛道两教的衰败之景，他不免感慨旧物已失。当他再过洪崖时，“俯视深潭，草木蒙蔽，崖峭绝不容侧窥，而水声湍急，疑其有异，乃折涧十余步，披草而入，见峡中石数十丈，激浪数节倾射，而左崖悬瀑数道，相去三丈许，不减栖贤三峡。又其右多盘石，可坐”。面对草木丛生、绝壁峭崖、飞瀑湍流的险境，他偏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寻幽探秘，足见其勇敢无畏的探险精神。次日拂晓，他再次来到洪崖的资禅院，从白石道者智新的寝室见到窗外的梅岭如屏障一般郁郁葱葱，回翠微吃饭后经过洪崖，于是“芟草径坐崖石，汲泉烹茶，纵观飞瀑而行”。诚如善权诗云:“尚想骑雪精，重来饮芳洁。”除草后径直坐在崖石上，取来泉水烹茶，望见飞瀑还偏要行走，一系列动作显示出周必大兴至而往,兴尽而归的怡悦情态与人生意趣。文章以程为序，写作者所见所感，行文简练干净，疏朗中有筋络。结构上有分合，既写气概外貌，亦能从里向外写，如写看石西山，又写入西山朝外观览所见；
既写翠凰寺之栋字，又入寺中写周围形势环境[4]。
周必大的游记也常流露出对惬意生活的向往，如《庐山录》中“自此入湖，掠清溪，神冈、左蠡庙，皆不泊。潮中多沙山，里之如云。庐阜青苍，真欲招隐耶?”描写庐山的环境清幽、青翠逼人，犹如在召唤人们去归隐山中，此句将庐山人格化，十分调皮可爱，实则暗含庐山深深吸引着作者，表达出自己也欲归隐山林之意。此外，周必大在游览西湖时，首先交代共有三人同行。“与芮国器、程泰之、蒋子礼出暗门，上风篁岭，酌龙井，入寿圣寺，拜赵清献公、苏翰林、僧辨才画像。”然后和他们一起登风篁岭，酌龙井水，进入寿圣寺拜前人的画像，此句一气呵成，概括了他们当天的行程。接着“与国器奕于山亭，小酌而去”。最后在品尝鲜美的鸡肉后，“征事戏为联句数十韵，如‘日膳双’‘月攘一’之类，语甚工”。周必大以简洁的笔触，记述了与朋友一起游览西湖周边山水的经历，整个过程看似平淡却韵味深长，体现了宋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尤其体现出文人雅士洒脱旷达的人生追求[5]。此外，周必大也有作为士大夫非常生活化的一面，如《奏事录》中：“与观主欧阳齐年对泉石小酌，食甜苦笋，名不虚得。齐年求诗，为赋一篇：‘疏食山间茶亦甘，况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齿颊留余味，端为森森正且严。’”作者在寺庙中与观主一同对着泉石饮酒，吃的甜苦笋果然唇齿留香，并应邀为此作诗。除了甜苦笋外，文中还有白丝糖、黑盐豉、糖豆粥的记载，颇有生活味和人情味。
日记，逐文记事之文也。日记文的主要目的是记事，明确的日期记载、择日记事或逐日记事并按月日的先后次序编排、内容为作者亲眼所见等是日记文的特征，因此有着真实感和亲切感。周必大是写作日记文最多的作家，坚持日记写作近五十年，共有游记八种十一卷。周必大的从政经历大体分为步入宰辅前和步入宰辅后两个时期，其日记体游记主要作于前一时期，多为长篇巨制，详细记录了他游览之途的见闻感受。周必大的日记体游记除了笔记体游记已有的特色之外，由于行文篇幅较长、内容广泛，显示出另一番风貌。
（一）文化审美：观风览物，诗意宦旅
周必大游记中的《归庐陵日记》《泛舟游山录》《南归录》《奏事录》《闲居录》都是记录被贬归家、进京奏事途中，以及奉祠居家间的所闻所感。尽管仕途受阻，但他善于调节自己的心态，很少有愤懑感伤的情绪，往往能以平和的笔调展开对山水游览的叙写，以文人的眼光审视山水自然、人文景观。
祠禄是宋代独有的政治制度，此制度始于宋真宗时期，初衷是为了“佚老优贤”，专门提供给高官的福利。周必大正是在奉祠期间离开朝堂走向山水。如《南归录》云：“乾道壬辰二月乙卯，予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坐不草新除签书枢密张说、王之奇不允诏，舆在外宫观。”游记开篇便交代了自己奉祠在外的身份。此文记叙了周必大与范成大二人的交游生活。他们相会于石湖，游记中描写了石湖的优美景致，如“薄晚，至能来望。夜，月色如昼，乘小舟入石湖之心，风露浩然。登岸策杖，度行春桥，次度越来溪桥，新修。归饮烟波亭，饭农圃堂。此景此乐，未易得也。夜分乃寝”。傍晚作者与范成大一起乘小舟去石湖的中心，清风拂面，十分快意，接着登岸拄杖来到行春桥和新修的来溪桥，最后去烟波亭畅饮，农圃堂吃饭，作者觉得此景此乐实属难得，深夜才肯睡去，传递出两人情味相投、共赏美景的乐趣[6]，亦是宋代文人的交游之风盛行的生动写照。周必大的《游茅山录》则记录了偕家人同游，如“九月乙丑朔，夜雨。丙寅早，雨止。挈家游茅山田……丁卯夜中，闻雨声，平明遽止，挈家游山”。雨后游览茅山，心情轻松愉悦，家庭氛围融洽和谐。有时他的亲友也会前来探望，把酒言欢，如《泛舟游山录》中“辛丑。阴雨不止，七兄来舟中小酌”。周必大在寄情山水之间得以暂时忘却政治纷扰与党争倾轧，享受诗意生活，体悟人生的淡定与从容。
通过周必大的游记还能够从侧面了解宋代朝堂之外的政治生活，每经一地便有当地官员负责宴请接待，迎来送往，其官差旅行丰富多彩。最为典型的则是《游九华山录》。周必大的游览便是在众多官员的迎接下展开的，从入门遇见一众官员迎候，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堆官员拜访，到与他们共饭，同游陈公桥、浅水桥、秀鲜桥，最后到达齐山。在《泛舟游山录》中也多有载录，如“吴城山庙下登望湖亭，春水未生，涯渚历历。松门巡检詹亿之，保义巡捕某至此来谒。亿之，严州人，顷在赣识诸父”。作者一来到吴城，就有当地的一些官员前来拜访，紧接着“后次南康军签判赵无悔相访，别适周岁矣，借虞兵陈宣前导出西门”，又有另外一位官员前来拜访和指路引导。这些记叙不仅可见周必大自身的人格魅力，还能一睹宋代官员的宦游之途并不冷清寂寞，反而有无数当地官员迎接守候和相伴同游。因此，周必大日记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其宦游类日记中有关各地官员相访相送的记录，为后世考察这些官员(往往又是文人)的出处行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7]。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南宋由于偏安江南，社会暂时稳定，同时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旅游意识较强。宋士大夫持重内省，多喜爱书斋生活，当这一方宁静被宦海沉浮打破时，他们便会走出书斋走进自然，去享受山水游玩之乐。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云：“行官道约十里，将至寺，先渡鸾。溪桥酌一滴泉，蹑支径，过水磑，循溪源，有大池，纵广十丈。梵获皆以石，又其上则石镜溪，闻刻鲁直三大字，矄黑不能视……秉烛入寺，在金轮峰上霄峰之下，上霄者，秦始皇、汉武帝所登也。长老名枞，闽人同。谒王右军塑像，观墨池，又有鹅池，恐伪。”作者多用三至四个字记叙游览的行为与地点，简洁明了，姿态轻松惬意。后秉烛入寺，仰望秦始皇、汉武帝攀登过的金轮峰，拜谒王羲之的塑像，又来到其练习书法的墨池，他一路追寻景物，以迅速移步换景的手法，凸显其游览兴致之高。此文为周必大强谏皇帝而不得不请祠之后而作，但文中只见周必大对沿途风景意趣盎然的探幽索微，始终保持着超逸豁达的情怀，以嗜游之乐消解了人生的失意。宋人具有浓厚的文化怀旧与文化缅怀情结，江南的旅游已经过了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开发，从魏晋之王、谢风流至盛唐之李杜神韵，广阔的江南大地已有多处地方留下前人印迹，而宋代文人再次涉足这些地域时，往往会有前人的身影浮现于眼前，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深思、感慨与缅怀[8]。
（二）文行一致：史笔书写，心系民生
周必大强调道德对文章的作用，尤其强调“文行”。他曾在《临江军三孔文集序》一文中认为三孔之能“文行一致”，乃在于其文中之“道德”：“虽曰存一二于千百，然读之者知为有德之言。”可见其对文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在周必大的游记中则是以冷静客观的笔触，躬亲实践，关心和爱护人民，记录社会见闻和民生实况，展现区域经济发展、水陆交通、人民生活的图景。
周必大沿途所见正是南宋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如《归庐陵日记》云：“癸卯，过江山县，避雨海会寺。梁天监中，某甲舍宅造，雨不止。复行，途中邸店颇多，望见江郎石三株，拔起平地。”可见南宋时期江西的草市镇呈现出点线面立体式发展，其中线指的是水路运输线沿流、沿途出现，作者路过的旅店很多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南归录》还记录了江南一些地区经济繁荣的景象：
约行二十里泊新林，小商数十，皆以船为家。登岸三里至市，有民居酒坊，及韦察院祠。……入溪港约五十里至太平州，河口两岸多民居，溪流不甚阔，烟树如画，稍前即永丰圩八十四圩共之，夜泊黄池镇，距固城湖已百十里，商贾辐辏，市井繁盛。”
此段直接描绘了江南商业的发达和市井的热闹，沿河船家、民居、酒坊众多，且引用俗谚烘托一地比一地繁荣。这类市镇多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承担着各地商品和货物转运的职能。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水上交通发达，江河沿岸市镇繁多，周必大的游记充分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此外，南宋采茶业也在迅速发展，周必大在《庐山录》中写道：“溪上直紫霄峰,铁塔在焉。村民以三四月一往采茶,约十里云。”可见南宋茶叶种植规模之大。在《庐山后录》中他又言：“石门涧，激水碓茶，其碓资其利。”时令不同，一在暮春，一在深冬；
一采茶，一制茶，间隔时间较长。这说明当时庐山已有完整的制茶工艺，而且一在山南，一在山北，足以证明早在宋代庐山就已经满山飘溢着诱人的茶香。
周必大的游记并非是纯粹的游乐，在沉醉于自然山川的同时，他也会将目光转移到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上，如《南归录》：
石间有岩，匹夫、匹妇栖其下。夫饿欲死，劳以数百钱。不旋踵死矣。……适连年水旱疫疾，逃移纷然。今岁蚕麦稍熟，而去者犹棘其门，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坐待馁死者。终日道途更无鸟鹊。
字字触目惊心，作者先以小人物的为典型，描写一双夫妇因大旱受灾，濒临饿死边缘的处境，反映出百姓生活的艰辛困苦。紧接着又以开阔的视野，述写水旱疫疾下的人们，接二连三地遭受天灾，逃难的人家门口已荆棘丛生，而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一个个面黄肌瘦，甚至坐着等死，一路上连鸟鹊的踪影都没有，更加衬托出村庄的凄凉冷落，百姓的悲惨境遇。作者运用点面结合的手法，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百姓的苦难生活，痛斥当权者的冷漠与不作为，抒发悲悯心痛之情。但百姓的悲惨仅为一面，周必大的游记还记载了淳朴的民风，如《闲居录》中：“戊申，夏至。土人是日五更占风，北风为丰年，人皆开仓，南风则闭籴。大概甲申占也。”当地百姓以风向来观测是否为丰年。“十月癸丑朔。土人是日以青箬裹餈饲牛，而取其余涂牛角，使鸜鹆食之，欲其为牛嘬蚤虱云。”他们还用嫩的竹叶包着稻饼来喂牛，其余的涂在牛角上，让鸟儿来琢食，目的是让它们为牛驱赶身上的跳蚤和虱子。这些民俗虽有些怪异，但也为游记增添了一丝风趣。
周必大在游览山水时仍关心国家政事，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如在《归庐陵日记》中他提出：“是日，涉安仁入金溪界。路稍平，道易。中见抚守张安守榜示：‘民户凡奇零税绢，别差官受纳，随给户钞。’其法可取。”对当地官员的政务公告表示认同。“庚午。初伏，雨凉。洪州札探都督府五月出师，收符离，获萧琦富察特默等。史直翁以是月十五日罢相。”则是对时局的关注。周必大有时也会就游览途中的点滴趣事作诗，实则暗含褒贬，如《南归录》中：“是日，过湖略无风涛，有小蛇昂首引舟抵岸，遂戏作小诗云：‘万顷湖光似镜平，蜿蜒特特导舟行。从来仕途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借昂首引舟的小蛇作诗一首，表达人生的感慨——正因小人使绊，自己的仕途风波不断，前方道路险恶，妙趣横生，且富有哲理。
周必大虽为台阁重臣，但也有醉心山水的一面。他创作了大量内蕴丰厚、形式多样的游记散文。他善于运用不同篇幅，或游后闲记，或宦游详记，展露自己的情感世界。周必大的笔记体游记简短凝练、灵活自由，往往兴到笔至，可读性强，对明代山水小品文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南宋以后，日记体游记获得长足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传诵后世的佳作，周必大接续游记文学传统，融议论、抒情、写景、考辨于一炉[9]，为后人留下了数量最多的日记体游记，并与同时期的陆游、范成大共同推动了日记体游记的发展。他上承郦道元《水经注》，下启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以排浑博雅的文学修养和历史考证的尚实精神，在游记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说，周必大的游记散文是各类游记体裁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宋代游记文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为后世游记散文的创作开导先路。
正如周必大在《庐山录》中所言：“今日之游虽匆匆，而篮舆中遍观山面所得为多，恨不能诗以识之。”他的山水情怀建立在对自然景观与人文古迹的追寻之中，展现了朝堂之外游逸山水的宋代士大夫形象。倪思曾言其“才宏而识远，行峻而气和”。他不仅善于创作典重雅正的政论文，亦能够在自然平易的游记中独抒性灵，以丰富的学识与道德修养包罗古今万象。近人籍忠寅尝谓：“求古人之迹，高文典册不如友朋书扎，有朋书扎不如日夕记录，何也？彼为其表，此为其里也。”周必大的游记是其游历较为真实的历史性记载，具有文学、历史学、民俗学和地理学等价值，为现代游记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文中所引周必大游记，皆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周必大《文忠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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