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城,琚春林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河北 唐山 063000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李大钊的建党探索与实践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实践来源。
李大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潜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基本前提
20世纪初，日本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日本被翻译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安部矶雄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管见》《贫困物语》等[1]。赴日留学是当时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渠道之一。1914年李大钊在友人的资助下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2]。早稻田大学教师安部矶雄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者，他用社会主义观点讲授经济学，使李大钊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他凭借对日本社会主义学者著述的熟悉，“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晨钟报》《宪法公言》，后担任《甲寅日刊》的编辑”[3]，在《新青年》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号。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4]。在李大钊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在这里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编写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等专著和讲义。1918—1919年，李大钊写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5]16，其中《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中国公开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从研究成果看，李大钊写下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周》《青年与农村》《“五一”May Day运动史》《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原因，谋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点种”
1920年10月，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研究”搬上了北京大学的课堂(1)参阅《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创新尝试。李大钊“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讲义具有相当强的学理性和系统性，他把《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相结合，从哲学高度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足见其思想之成熟。据北京市档案馆保存至今的1923年“北京大学唯物史观试卷”[5]22，当年一位名叫贺廷珊的学生准确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意义和伟大贡献，回答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该试卷成绩被评定为“玖拾伍分”，尽管试卷中没有评分教师的名字，但可以推定，这是李大钊阅卷评定的分数。原因有二：其一，当时在北京大学只有李大钊开设了这门课程；
其二，试卷中“表层构造”“精神构造”等马克思主义术语以及论述的内容，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核心思想完全一致。从这份试卷中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取得的突出成就。
除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外，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还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6]3门课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这门课程讲义前四节主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展开，介绍了“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等内容，后五节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介绍了英法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费边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等内容，使“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向实践化的方向拓展。史学要论这门课程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历史学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历史科学，二是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及位置如何，三是历史科学对人生态度的影响何在。史学思想史讲义分上中下三篇结构，上篇两节主要围绕历史的基本观点、古今关系等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展开，中篇五节主要讲授了近代世界史上一些思想家的历史思想，下篇三节重点讲授了史学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形成以李大钊为核心，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北大红楼为活动中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无数爱国青年学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土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指导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社团，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社团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17。“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北京大学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活动是搜集马氏学说的各种外文图书资料，编译《马克思全集》等有关论文，组织研讨会和讲演会，开辟专门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图书室“亢慕义斋”。“亢慕义斋”收藏俄文、德文等马列文献数百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里程碑》这些极其珍贵的外文版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7]。“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存续时间虽然只有7年，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会员发展人数看，到1922年会员已由最初的19人增至152人，到1923年发展到300人左右[5]18-19。从职别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突破了学校范围，会员中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还有铁路工人、国会议员、报社记者等不同职业人员。从影响范围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遍及长城内外，传播于祖国的大江南北[5]19。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始终贯穿着极强的内在张力意识，他首倡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
(一)投身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组织基础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成立[8]。李大钊发展了北京大学进步青年学生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初期，黄凌霜、袁明熊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将黄凌霜等几名“无政府主义者”劝退出“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加强了小组的战斗力，提高了小组的马克思主义觉悟。1920年9—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所发起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李大钊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的帮助下，天津、太原、唐山等地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李大钊指派张太雷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4月，高君宇在太原发起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9]36-37；
1921年7月，李树彝、邓培等人在唐山发起成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10]。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其一经成立，便在革命宣传、组织工人运动，发展革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是北京大学、北京和中国北方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920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工作[11]。该刊创刊的目的是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劳动音》出版后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为了进一步深入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决定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负责教务，吴汝铭为常驻教员，办学经费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罗章龙、朱务善等“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员先给工人讲最基础的文化知识，然后再由浅入深地讲革命道理，逐步深化和系统化的授课内容，驱散了工人心中的阴霾，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工人心中生根发芽。1921年5月，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12]44，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不仅壮大了党的队伍，而且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领导建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在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明确提出了建党主张，他指出，要实现中国彻底的大变革，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3]350。李大钊的公开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在李大钊领导下，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已有李大钊、张太雷、罗章龙等十几名党员，这些党员大多数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过。可见，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准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公务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12]44。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初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大钊结合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应该怎样去做”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宝贵贡献。首先，李大钊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他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真髓”，强调中国革命要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4]。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与行动，能够担任领导阶级，应该积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其次，李大钊提出要重视中国农民同盟军。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认识到农民是民主主义的“根底”，只有农民得到解放，全体国民才能得到解放。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中，认识到农民“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5]。他提出工人阶级要和农民阶级组成最广泛的同盟，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要“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16]。最后，李大钊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李大钊在总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对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李大钊运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争取了北方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局面，促进了整个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初步阐释社会主义“共性”和“特性”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突出贡献
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9]35，将精力投入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据1920年12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2)参阅《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对入会者的要求限定为有“研究能力”的北京大学教师和学生，以“互助研究”社会主义为目的。“发起人员的名单中，李大钊位列8位发起人之首，陈顾远、郭弼藩等7人都具有较强的哲学、政治学研究能力。陈顾远在1920—1923年，曾发表《孟子政治哲学》《地方自治通论》等著作，郭弼藩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曾担任《奋斗》杂志编辑。”[9]36李大钊主张“社会主义研究会”要编译“社会主义丛书”，深入研究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多篇文章中，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研究，强调社会主义是“共性”和“特性”相结合的新制度，各国实行社会主义时要注重“特色”和“异点”。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是否能实行社会主义进行了思考，提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3]354李大钊分析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性”，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17]。李大钊已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供了历史渊源。
李大钊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实践者，他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刚正风骨，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高尚品德，与伟大的建党精神同根同源同向。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李大钊逐步而坚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强大动力。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呈现出从思想启蒙到理论学习，从接受信仰到革命实践的历史轨迹，最终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李大钊一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便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从中获得真理以实现中华再造。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它对中国问题有一个根本解决。李大钊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应该怎么办”“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问题。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围绕“为何建党”“建何种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理论蕴涵与实践路径。
李大钊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彰显了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实，李大钊青年时期就确定了救国救民的奋斗目标，先后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以谋救国之良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面对人民的悲惨生活，李大钊不忘人民疾苦，坚持为民忧、为民愤、为民呼、为民想。在《大哀篇》中，李大钊发出了为人民大众痛苦命运而悲哀的情感。在日本求学期间，李大钊对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民彝”思想。在他看来，民彝是人民权利和人民意志的象征。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明确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创造性地找到了初心和使命的实现路径。在李大钊看来，以青春之我，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建青春之国家是造福人民、复活中华的关键。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队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公开地在全国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主张[18]14。他提出“C派朋友”若能组成的“强固精密组织”，中国的国家面貌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个组织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8]14。李大钊指明了党的性质，表明了建党的初心和使命。李大钊认为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中，始终践行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
李大钊的刚正风骨树立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100多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每次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锤炼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风骨和品质，成为中国共产党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李大钊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一直做着最坚决的斗争。面对亡国的危险，1915年李大钊起草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战斗檄文《警告全国父老书》[19]，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号召全体国民起来自救。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李大钊又撰写了《国民之薪胆》，号召政府与国民要举国一致协力对外。李大钊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他能够领导五四运动做了积极准备。1919年李大钊领导参与了五四运动，面对敌人的机关枪，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一起冲锋在最前线，与敌人做最坚决的正面战斗[20]11-13。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完全献身于革命的秘密工作，掀起了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制定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正确斗争策略，号召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扬鲜红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猛烈的斗争。
李大钊的高尚品德滋养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100多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质和政治立场，把有限的生命与青春投入无限的党的事业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不断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大钊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挚的人民情怀，他关注民生疾苦，心系劳苦大众，将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李大钊出生在农村，亲眼所见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深知人民的期盼和心愿，他把对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关注，作为他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他深入唐山煤矿，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境遇，悲叹工人的生活不如骡马，呼吁政府和社会提高劳工待遇，改善劳工生活，为劳工争取学习教育的权利，以提高劳工文明素养。李大钊还对妇女解放和儿童生存发展等问题给予了关注，严正声讨禁锢妇女的封建礼教制度，抨击摧残中国儿童肉体和精神的剥削制度，提出妇女应当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儿童应该享有平等合理的生存权。在革命斗争中，李大钊深入工人、农民当中，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跟群众一起斗争，一起前进，真正做到了相信民众、依靠民众，为民众谋幸福。李大钊始终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直至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牺牲。李大钊被捕后面对各种严刑拷问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对党的宣言，只字未提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他从容走向绞刑架引颈受刑，把敌人的刑场作为共产主义讲坛，在长达40多分钟的绞刑中壮烈牺牲[20]13。李大钊在崇高的革命信仰面前无惧牺牲，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中国革命者扬眉吐气，不愧为无产阶级最忠诚的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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