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 王晓凌
(1.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池州 247000;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文学研究旨在加深世界各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欣赏,是文明之美的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它应是“对等”“平等”“多元”“多向”(习近平,2020:469)。而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本身也是对异质文化与文明的认知与理解,体现出向异域他者文化寻求改变自我的一种民族情怀。当下的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从非西方视域立场出发,从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寻找参照,是对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拓展,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研究策略的转变,也是一种认知模式的革新,跳出了传统外国文学研究的范畴,突破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樊篱,并体现出对非西方世界人文的关怀与热爱。基于中国文化立场上的南太平洋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审美的现代化革新,反映了中国学界对文学他者研究视域的觉醒和对传统西方式文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乔国强,2022:189-197)。传统西方文学研究模式容易将南太平洋文学置于西方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中,突出西方话语的中心论调和先验主义认知。事实上,南太平洋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有着鲜明多元的文化特质(彭青龙 等,2017:6)。因此,对其研究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多元多向拓展,是对他者文学的重新体认,对新的文学参照,促进双向的平等交流,从而打破某种固定的文学话语,同时对于开拓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范式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认知,进而让中国文学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随着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学界开始致力于“打破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发展建立与本土社会存在现实关联性的学术研究”(何祎金,2022:107-115),尤其是南太平洋文学给世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与血液,向人们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提供了除东西方以外的精神生活方式。
1.1 自主意识的回归
殖民主义曾对东方世界与太平洋岛屿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这些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历史情境。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催生了相关文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为了摆脱西方文化影响,一些国家的学界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本土文学思维,尝试在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多元化的本土实践,以自身的文学研究实践进行反思与重构,借此调整深化中国的文学研究现代性与世界性。随着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施行,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作为文化大国,中国必须“主动肩负起国际和平文化建设者的责任”,以“和”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郞毅怀,2019:229-231)。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他从民族融合、强大实力、经济繁荣、仁道政治和英明决策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复兴的必然性,并且指出,人文主义的交流也是促成中国复兴的重要因素(葛贤宁,2013:88-97)。在中国与南太平洋诸国的合作交流中,除了政治经济的交流外,文化文学间的交流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要支撑起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紧密合作,除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力量外,还需要和平友好的文化力量,因而南太平洋文学研究自然水到渠成。南太平洋文学研究忠实地记载了南太平洋诸国文学的发展,尤其自其纷纷独立以来的文学发展、文化思潮演变及其与中国紧密的文学关系,促进了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对推动南太平洋的文学研究、中国的文化建设、学术参考、创新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实践总结和珍贵的价值理念,并从文学文化的层面创新了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这种文学研究能够“正视文化及其本质问题”(王宁,1995:54-62),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对南太平洋文学进行探讨,跳出了传统西方文学研究的窠臼,以批判的眼光确立南太平洋文学的价值,因为这种文学也是南太平洋社会文化与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这样避免了南太平洋文学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附庸或注脚,或是文学现实在西方思想中的颠倒。众所周知,南太诸岛大多经历殖民统治和后期摆脱殖民的独立,但也还有部分岛屿至今还在西方某些国家的控制中。西方宗主国曾经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苦难,其意识形态甚至至今还对当地的人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南太平洋文学中不少作家作品反映出本土的存在方式,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让人们警醒思想上的内在殖民统治。这些作品无疑撕碎了现实锁链上虚幻的西方花朵,揭示了西方殖民思想统治的虚幻性,作家们的目的是要寻找适合南太平洋民族的发展道路。
以基督教对这些岛国的深远影响为例,基督教在不少南太平洋文学作品中受到批判。表面上这些地区的基督教化是西方文明的熏陶,其堂而皇之的目的是要开化当地人的民智,给以精神安慰,启迪智慧,让他们回到所谓的文明世界。然而在一些作家笔下,本土宗教的消亡,意味着本族文化与信仰的丧失。以萨摩亚的文学之父温特的《黑暗》(Pouliuli)为例,西方殖民之前的多神教信仰几乎被入侵者的基督信仰所取代,破坏了萨摩亚人奉行集体性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直接导致“大家庭”和“马他伊(matai,萨摩亚语中的领袖)”制度解体。小说主人公法莱阿萨的精神之父——疯癫老人便是萨摩亚传统文化的象征,他与背叛萨摩亚人传统的法莱阿萨不一样,而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的灵魂。这位老人经常指责基督教会偷走了他们的灵魂,其实是要抵制西方思想,以呼唤民族传统的回归,不想让当地人民成为Papalagi (萨摩亚语中的白人)的残废灵魂(Wendt,1977:82)。信仰改宗意味着把握世界范式的转变,殖民者无疑是要让南太平洋社会否定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殖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构当地的历史文化、情感联结与内在精神。帝国殖民与基督统治,其最终目的是要湮灭一切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根基。小说中老人的形象其实是一种象征,表明当地人的觉醒,即要重新追寻民族传统文化,书写萨摩亚殖民历史,抗议殖民帝国的文化压制。
1.2 殖民思想的反拨
本土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对殖民主义的反拨,南太平洋文学研究突破了西方文化语境与思想范式的影响。不论是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其目标都是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超越。因此,研究南太平洋文学“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领地,又可以充当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桥梁”(王宁,1999:48-51),站在另一个维度上让人们看清殖民主义的本质与多元文化的由来。
同样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南太平洋社会的东方移民身上,如信仰改宗也会让东方移民产生困惑与挣扎,尤其是移民上下代之间的关系上。东方移民珍视母国的文化,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盲从,以追求民族传统的回归。印度裔斐济作家雷蒙德·皮莱依在其小说《庆典》中写道,主人公罗摩(Rama)的母亲恪守印度教,对儿子的改宗提出了质疑,“你啥时变成基督徒了,一定要过圣诞节?”(Pillai,1980:63)这种质疑表现了东方移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要知道,印裔斐济人继承了母国的印度文化记忆,保持了原有的身份认同,然而基督教文化影响牵制了原有民族身份认同,注定了印裔移民的内在精神挣扎。批评家罗伯特·汤锦森曾就殖民时期的瓦努阿图信仰现状分析道,“殖民主义者、基督教和企业家都极力通过各种方式改造当地传统社会”(Tonkinson,1982:44),以此通过基督教化不断侵蚀和消解瓦努阿图的历史。诗人艾伯特·莱奥玛拉在其以本族语言创作的诗歌《十字架》(Cross)中向殖民主义者发出责难。诗人怒吼道,“你在杀害我/你在摧毁/我的传统”(Leomala,1985),指出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是其生命,基督教杀死了他们的原始宗教,从而拒绝西化(westernization)与基督教化(Christianity)。由此可以看出,对基督文化影响的反省本身就是对殖民思想的质疑与反拨,基督思想不仅是实际的操纵者,也是空间转向的一个文化标识,造成了人们对自身身份的不安。
需要指出是的,这类文学研究往往直面南太平洋社会的病症,让人们了解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把握南太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同时也是对那种非此即彼的西式思维的反拨与突破。基督教并不是单一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南太平洋文学研究应当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避免文化上的封闭保守,取长补短,以推动南太平洋文化与文学的进步与繁荣。这种研究内含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研究旨归,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来认知世界,从而与世界文学进行和谐交流。它解构了西方文论霸权话语和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彰显出中国人的精神自立,开创出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研究类型,其效应不仅能推进文学研究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为南太平洋社会的文化与文学提供别样的选择,而且也积极表现出世界文学研究的责任与担当,承担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多元文明共生互鉴,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文学研究也是中国人关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叙事”,其目的在于促进了话语“权力转移”,提供了现代化的新类型,对世界文明起到引领作用(唐爱军,2022:29)。
2.1 东方文化的鉴照
除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南太平洋社会。但要想深入了解东方文化与文学对南太平洋文化与文学的影响,首先必须要认清殖民文化的本质特征,通过文学文本找出东方文化因子,要从西方文化将东方看成所谓的复杂综合体中跳出来,东方文化与南太平洋文化一样,并不是只有西方人认为的那种浪漫异邦情调,同时又伴有愚昧迷信、野蛮落后的文化,而是一种特色鲜明、有着自身优势的文化,并给南太平洋社会带去了积极的影响。
以东方文化的输入为例,殖民时期的东方移民多来自中国、印度等国,他们成为殖民者的奴隶劳工,由此东方文化的因素在南太平洋地区处处可见。东方移民在南太平洋社会的矛盾、迷惘和挫折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们作为异乡人的身份感。一些东方裔的作家在作品中开启了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主题表达。在殖民时期,对故土的留恋、信仰的变迁、殖民的统治、身份的追索等成了重要的文学叙事。对这些作家而言,他们的情感始终游走在故国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如斐济印度裔诗人苏德什·米什拉(Sudesh Mishra)曾将印度移民劳工的悲惨经历喻指为“苦力奇幻之旅”(Coolie Odyssey),指出印度劳工历尽千难万苦来斐济拓荒垦殖,身上背负着苦难。而同为印度裔的诗人萨坦德拉·南丹认识则更为清醒,他在诗歌中写道:“这个小村庄是我的第二个生养我的地方/这座小岛也将是我最终的坟墓/那个形成——也扭曲了我父亲的生命的地方/也将是我生与死的地方!”诗人直接将印度劳工的命运与斐济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思考起斐济印度人的历史与未来(Kaur,2015:5)。作家们希望印度劳工得到正确的对待与理解,而非在殖民者的歧视与偏见下生存,欧洲殖民者和当地土著民众应当改变这种惯性偏见(Trnka, 2008:112)。
而苏布拉曼尼用印地语写出的长篇小说《斐济妈妈——千人之母》(FijiMaa:MotherofaThousand)描述了印度移民在斐济这块土地上的心路历程,小说本身可以看作是斐济印度人的苦难史。作为一个斐济印度作家,苏布拉曼尼更多地关注斐济印度人形象问题(Subramni,1987:143-151),并从自己生存的社会现实内部去真实地描述他们的群体,重新恢复印度移民的形象,将他们从殖民主流话语中纠正过来,进而重塑印度劳工移民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身份。这也是作者自己刻意要用当地的印地语来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从历史的维度看,西方对南太平洋社会的殖民并未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告终,那种白人统治的幽灵思想依旧给当地民众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扰,由此引发种族、社会、文化冲突等问题。作家詹姆斯·米切纳在《重返天堂》(ReturntoParadise)中则认为,理想化的殖民主义无视斐济复杂的历史事实,让斐济印度人找不到身份所在,他严厉批评了白人政府对印度人殖民乌托邦的虚假神话(Michener,1951:123)。
相较于西方,东方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同时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它与南太平洋文化一样,在西方人眼中既是充满着浪漫传奇和异国情调的世界、西方人的探险目的地,也是殖民话语的想象他者。那么从东方文化圈到太平洋文化圈,在殖民者看来,均是弱者文化的输出与输入。早在殖民时期,殖民者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因素,他们通过卑鄙的方式向南太平洋引入大量签约劳工,为他们的种植园经济服务,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与政治强权的一种调度,体现出西方对东方和南太平洋的霸权。二战之前是欧洲国家统治或影响着这片区域,二战之后是美国影响着这个世界,并以强大文化输出影响这里,试图让这片区域的人们以西方话语范式来认知自我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文学世界中关于南太平洋社会的东方形象皆是取决于西方人的文化认知,并未从根本上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一些作品时不时地流露出白人的优越感。中国人的这种文学形象经常出现在英美作家的作品之中,他们往往带着殖民者和白人至上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人形象。在毛姆的作品里,中国人形象在其心中始终是悖论的存在,在其南太平洋文学作品中,中国人多是底层角色,用语也是极其负面,多是用污秽不堪的语言来描绘中国人,甚至在《火鲁奴奴》中用Chink来贬低、诋毁中国人。
因此,不少南太平洋的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要避开西方文化的影响,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现状,借南太平洋以外的东方文化来反观自身,消解殖民话语的中心作用,将被边缘化的种族、移民和土著的作用中心化,对南太平洋社会与文化有着某种反拨作用。
南太平洋文学作品的东方形象以及这个地区印度人与中国人的文学作品,充分显示了东方移民在这块土地上的形象与价值。首先,南太平洋文学作品中的东方移民形象说明移民融入的事实,并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生活,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新的血液。其次,他们之所以遭到种族歧视和殖民打压,并不仅因为他们是外来移民,而是因为东方移民存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打击了殖民者的内在优越感,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而且东方移民所带来的东方文化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这一片区域,诸如儒佛文化、印度教文化等。此外,还要看到东方文化已经为这片区域的多元社会提供了新的思想沃土,为构建和谐多元的社会提供了某种契机。
其实在南太平洋社会生活中,中国移民已经成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在不少当地作家笔下,中国人形象始终存在着。西萨摩亚作家温特早期的文学创作《黑色的彩虹》(BlackRainbow)中写道一对夫妻,平时交流也很少,听闻儿子在大学里的表现,吃着下午甜点,其中有香蕉、啤酒和中国外卖(ChineseTakeaway),如此打发时间(Sharrad, 2003:206)。这个细节反映了中国人在南太平洋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形态,尽管不少中国人来到这地方后以经营饭馆商店的形式生存,但已经是南太平洋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斐济作家维尔索尼·陶西的三幕剧《别哭,妈妈!》中乔问他的儿子苏找对象的事,说斐济有这么多种族的人,有印度人、罗图马族、中国人、汤加人,还有欧洲人,问他要选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选一个斐济人(Tausie, 1978:9)。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斐济社会有这些来自东方的移民已是司空见惯,东方移民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要和这些移民打交道。在不少印度裔作家的回忆中,中国人或是开小卖部的商人,或是苦力。苏布拉曼尼曾经回忆:他童年时期经常在古吉拉特人的珠宝店、中国人的蔬菜铺、一个叫乔治的摄影师、还有一个叫穆尼的疯子等之间穿梭,过着苦难的生活(Maddi,2019:13)。这些作家片言只语的描述,并非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积淀在其记忆深处的生活经验的外显,关于中国人的描写语言也不是毫无目的想象的结果。这些语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寓意,背后隐藏着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斐济华人作家诺曼·叶的回忆录《御风:寻神》(CatchingtheWind:ASearchforGod)可算是中国人在斐济成长崛起的典型。其作品介绍自己及家人在斐济的苦难经历以及从苦难中崛起的故事(Yee,2014)。整个故事跨度73年,介绍了作者的童年生活、爱情婚姻生活、工作经历及精神探索,故事有点富兰克林《自传》的风格。整个故事差不多是斐济中国人自我崛起的典范,也是中国人主动融入斐济社会的一个标识。那就是中国人不再迷惘,而是积极开拓进取,在南太平洋的这个新世界里重新创造自己的家国。故事中,主人公并未因“离散”而成为斐济社会的边缘人,而是积极面对苦难,顽强地生活下去。
2.2 多元文化的形成
早期的西方殖民给南太平洋社会引入西方文化,又随着南太平洋社会与东方交流的增多与东方移民的融入,南太平洋渐渐成为多元文化杂合之地。经历了殖民统治的南太社会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杂糅共生的文化空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南太平洋风格。这个文化空间与历史结构充满意味,集中体现了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岛国与大陆、城市与乡村、气候环境与生存境遇等矛盾与冲突。在南太平洋文学作品中,众多作家表达了对本土自主的热望、对理想的热切追求、西化的失落迷惘、现代文明的欲望冲击、岛屿生活的艰辛伤痛。南太平洋文学研究即是透过南太平洋社会中的文学现象及其趋势来了解文学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并从文学文本的审美过渡到对岛国历史、人文和政经等方面的探讨。文学作为对特定社会的记录与表达,本身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建构,当然也包括社会关系建构、情感建构等更为形象的记录。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亚非拉及太平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沦为殖民地,遭到西方的霸凌与掠夺,东方文化由是也从强势蜕变弱势。但是在此背景下,西方人对东方和南太平洋的研究,存在着不少镜像式的误读,甚至存在着将东方妖魔化的倾向。在殖民者看来,东方或者第三世界,均是一个被西方殖民者故意边缘化了的领地,根本上有别于西方世界。东方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同时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自英国学者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概念以来,诸多研究者从殖民或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南太平洋文学时都会用到这个概念来诠释东方主义对这个地区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东方主义是基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知识论差异的思维方式,强势地对待或处理长期以来被西方话语主宰、重构的东方,体现出东西关系不平等的现状(Said, 1979:12)。作为浸润在西方意识形态社会里的作家或学者,其思想根本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不知不觉间体现出西方至上的思想,难以摆脱以西方知识阶层为主体的他性建构,暴露了其内心深处的东方主义思想。
如今,时代的洪流将南太社会从历史深处带到了现实的边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于是便带有广泛而宽阔的预示性,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呈现在文学世界。南太平洋文学所具有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南太平洋社会的人们对历史与文化批判与反思,成就了南太平洋文学叙事繁荣的一种典型模式。在这片区域,多元文化与文学互生并行,甚至相互影响,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给南太平洋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与活力,丰富了南太平洋文化的建构内容。其中,英国作家毛姆的南太平洋故事集中展现了南太平洋岛屿的风情与魅力,殖民统治与白人的优越感。他一方面贬低当地土著人,认为其“既野蛮又奸诈”(毛姆,1983:334),无自我意识,也没有统治能力;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南太平洋社会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的精神家园。无形当中也可以看出,南太平洋社会与文化对毛姆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南太平洋所体现出的后殖民多元文化仍然表现为“主体混杂与能动性”的特色(吴正英,2020:75-85)。
在南太平洋新兴英语文学中,南太平洋社会充满着迷幻,夹杂着欲望,裹挟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成为西方文明的对立与参照。早在大航海时期,探险家布干维尔(Bouggainville)曾到访塔希提岛(Tahiti),并将其命名为新塞西拉岛(New Cythera)。而伯纳德·史密斯也认为塔希提岛是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come again)的再现,高尚的野蛮人只不过是欧洲殖民者的错觉与偏见(Smith, 1960:192,193)。以殖民化的主题为例,西方殖民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让年轻一代不再过着乡间族群的生活,但集体观念、家族观念和归属感依然相对强劲。毕竟作为岛国,领土有限,适合城市化的生活空间有限,譬如纽埃全岛覆盖着石灰岩,加之人口少,资源有限,其城市规模和标志性建筑相对较少;又如汤加的阿瓦鲁阿是汤加国内唯一的城市。因此,在西方一些作家眼中,南太平洋诸岛常常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呈现在世人眼前,要么是作为负面落后的典型从而与西方文明相对,要么是作为迥异于西方文明的文化他者给西方文明提供精神慰藉的乐园。如毛姆短篇小说《雨》中,传教的戴维森夫妇认为,火奴鲁鲁是“瘟疫之地”“红灯区”和“文明污点”,连埃维雷也是“太平洋地区最见不得人的丑恶之地”(毛姆,2016:175-206)。而同样在他的短篇《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仿佛成了天堂一般的存在,化解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危机,让故事主人公爱德华一去不复返(毛姆,2016:49-94)。从中也可以看到西方二元论的局限,一些西方人总是一切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审视他者文化。
警醒殖民化教育已经成为当地有识之士的共识,因为殖民化渐渐让当地人剥离岛国的传统文化,不知不觉间会挖空一个族群的文化基础。在殖民统治背景下,南太平洋诸岛的传统信仰渐渐淡化,民族身份危机开始表现为传统文化的被剥离和身份的缺失。譬如殖民教育让这些生活在城里的土著人心灵充斥着白人的文化观点。在瓦努阿图,西方文化渗透当地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形中消解了原有的乡野土著传统文化。莱奥玛拉曾歌唱道:“文化,我的文化/你为何离我而去/你为何匆匆而逃/啊,文化,别走,别走。”(莱奥玛拉,1985:45)文化传统的湮没让诗人感到无比的惆怅、不舍和悲痛。这种民族文化身份危机实质上便是自我文化记忆被殖民主义文化所解构,并不断被替换和破坏。莱奥玛拉的审视,无疑会对重构土著民族文化提供有益的反思。
互动交流则是文明互鉴的开始,彰显了作家的内在心灵追求,是对他国文学与文化的考察。作家温特曾到访过中国,写过中国组诗(Wendt, 2013:1-89)。在诗歌里面他讴歌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政治的一些看法,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人的观点。在《晚班飞机》组诗(主要有《QF93航班》《毛主席书法》《影控》《桂林山水》《逃亡列车》《西安宝塔》等)中,温特描绘了广州一瞥,讲到了毛主席书法,写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描绘了中国的长江、桂林的山水、西安的历史景观、玄奘的西天取经等,以其娴熟的手法表现对一组照片的想象与感悟,将古老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当代的中国文明与奥克兰的西方生活联系起来,展示出不同的声音,借以表达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的渴望。这恰如萨义德所说:“积极介入自身文化之外的某一文化或文学这一人文主义传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 (萨义德,1999:331-332)温特出访中国,跳出了萨摩亚及澳洲文化的狭隘圈子,迈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看到的世界自然也就不一样。这也表现了部分作家学者突破已有文化的圈层,开始向外寻求更多的文化支撑。文明的互鉴有利于打开视野,以达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个人的自我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太平洋人民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海外中国形象的一次跃迁。温特借访问中国作反思性的自我改造,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重新审视南太平洋传统文化。
时至今日,文明互鉴早已是各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谁也不能囿于自己特定的圈子来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温特对中国的访问,从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想象,其后来的诗歌借助了含混多元的语言,重建起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以实现对中国人较为客观的认知。要知道,在传统的斐济文学和萨摩亚文学中,作品中的中国人常常隐在一边,地位低下,是下意识里种族歧视的对象。但是温特的这组诗歌一反常态,借用了拼贴、时空跨越、神秘叙事甚至戏仿的艺术手法,完成他对中国形象的再创造,表现出他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人,然后反观自我,完成对世界的再认识。这里,温特采用了多元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不断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及世界和自我,超越了殖民主义和西方化的文化语境。这种叙事与表述也是一种现代性体验与心路历程。互鉴标示着时空的互换与理解,本身是站在他者的文化立场回首观瞻自己文化,以之作为参照,写作者的身份与视角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这时空的流变中,对空间的凝视也是一种精神的探索,一种危机拯救的渠道和一种心灵的抚慰,由是超越现实的断裂,以一种新的范式连接现实与未来。学者詹姆斯·特纳从文化传统与身份视角来审视南太平洋社会,并对斐济社会文化作出考察,认为文化传统乃是做出来的(acted, embodied),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传统的连续性与约束性层面出发,认为南太平洋社会文化传统的重构需要他者文化的参与和自身的反思,剔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消除民族身份危机(James West Turner,1997:345-381)。
南太平洋文学研究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桥梁,在文学创作上从“向西看”上转向,过渡到多元文化视角的参照,在身心空间的拓展上多方开拓。而南太平洋文学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也开始“向东”瞻望,进而内省,将多元文化融进自身的民族特性,超越西方的“文化殖民”,突破西方文化的藩篱,超越西方化的教育娱乐范式,开始从本地区和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重新审视本族特色文化与文学传统,融合能够彰显自己文学特色的东西方文化元素,显现出自身文学的民族性、独特性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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