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伍庆祥
(厦门大学 a. 东南亚研究中心；
b.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缅甸的政治进程总是令人惊讶。(1)Andrew Selth,“All Going According to Plan? The Armed Forces and Government in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40, No. 1(2018), p. 20.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政权(以下简称“2·1事件”)，缅甸政治进程出现了重大转折。2019年的修宪行动和2020年的全国大选是导致“2·1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三起事件的内在逻辑尚未有充分的讨论。
缅甸自2011年民主转型以来，军方是否会再次夺权，一直是缅甸研究界试图回答的重点问题。学界主要基于“制度主义”的视角，从《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下简称2008宪法)所形成的政治环境出发，认为军方通过“先发制人的制宪工作”(2)Melissa Crouch,“Pre-emptive Constitution-Making: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Military in Myanmar”,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54, Issue. 2(2020), pp. 487-515.赋予自己许多政治特权，保障自己在缅甸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并为自己减轻国内外的压力。(3)J. T. Chow and L. E. Easley,“Persuading Pariahs: Myanmar’s Strategic Decision to Pursue Reform and Opening”, Pacific Affairs, Vol. 89, No. 3(2016), pp. 521-542; M. Bünte,“Myanmar’s Protracted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Vol. 56, Issue 2(2016), pp. 369-391; Z. Barany,“Myanmar’s Rocky Road to Democracy”, Electoral Studies, Vol. 42(2017), pp. 1-17.因此，虽然军方并不满意2015年大选后的军方—民盟关系，但2008宪法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依然使得双方留有合作余地。(4)Maung Aung Myoe,“Partnership in Politics: The Tatmadaw and the NLD in Myanmar since 2016”, in J. Chambers et al(eds.), Myanmar Transformed?,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8, pp. 201-230.所以，一些学者相信，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军方再次执政的可能性极低。(5)Andrew Selth,“All Going According to Plan? The Armed Forces and Government in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40, No. 1(2018), pp. 1-26; 张伟玉：《缅甸军人政权转型原因(1988—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祝湘辉、张添：《缅甸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但现实表明，2008宪法的制度设计没能阻止“2·1事件”的发生。
2019修宪与2020大选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这两起事件给军方带来了极为不利的结果。相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2019修宪和2020大选都未对军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因为，2008宪法第436条a、b款规定，所有修宪倡议，都必须首先获得超过75%的国会议席同意；
(6)[缅]《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缅甸宣传部，2008年。而根据宪法规定，军方占有无需选举的25%的议席，所以在军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修宪都无法通过。事实证明，民盟耗时一年多的修宪行动并未获得成功。此外，虽然民盟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军方的法定席位以及宪法赋予军方的政治特权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正是这两起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的事件引发了缅甸近1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原因在于，2019修宪和2020大选产生了远超其事件本身的“戏剧性”意义(7)即通过行动(表演)使对方感受到具有“真实”和“明显”影响力的意义，参见Jeffrey C. Alexander,“Seizing the Stage: Social Performances from Mao Zedong to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Black Lives Matter Today”, TDR: The Drama Review, Vol. 61, No. 1(2017), pp. 14-42。——使军方感受到“真实”而“严重”的威胁性——严重破坏了民盟与军方的关系，促使军方以“接管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
既有的“制度主义”和“理性主义”视角难以充分解释上述“戏剧性”意义的发生与作用：2008宪法为缅甸的政治互动提供了制度条件，但它无法完全决定政治互动的内容与结果；
政治也不应被理解为纯客观理性的计算，个人与社会依然有着主观的意义追求。只有在“制度”与“理性”之外，探索政治参与者的“意义制造”(meaning-making)过程，才能更好地把握缅甸政治互动的逻辑。
为此，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的“文化视角”，认为缅甸政治社会中存在着军方倡导的“纪律”文化以及民主派政党倡导的“民主”文化。“纪律”文化强调政治必须依据现有的宪法框架有序进行、国家政治高于政党政治以及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
“民主”文化强调民主价值观、修改不民主的宪法以及反对军方参政。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与竞争构成了缅甸政治转型的互动逻辑。在2019修宪、2020大选以及“2·1事件”等具体的政治事件中，政治参与者依据这套逻辑构建了对手、目标与危险，从而决定了政治事件的展现形式、流动方向与结果。本文试图解释缅甸政治中“纪律”与“民主”两种文化的形成与内容，进而展现这两种文化在具体政治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动态过程。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了它的文化设计。”(8)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11页。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进一步解释道，只有将“社会行动视为文化表演”(9)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表演理论 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上)》，侯园园译，《社会》2015年第3期，第4页。，才能“在行动者与能动性之间建立因果关系”(10)Jeffrey C. Alexander,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不过，虽然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观念在支撑，但并非所有观念都转化成行动，(11)唐世平等：《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因此重点是要指出为何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行动上某种文化元素占有主导地位，或者某种文化元素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社会行动上。(12)Dingxin Zhao,“Theoriz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ocial Movements: Illustrated by Protests and Contentions in Modern China”,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 9, Issue 1(2010), p. 34.为了理解行动的“内在边界”(13)Jeffrey C. Alexander,“Cultural Pragmatics: Social performance between ritual and strateg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2, Issue 4(2004), p. 532.，亚历山大提出了“二元对立符码集”的文化结构理论(14)Jeffrey C. Alexander, 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6.。
“二元对立符码集”是指由一套价值观组成的正反两种对立的一系列标准，体现在动机、社会关系和制度3个递进层面。动机是在个人层面界定行动者应有的品质，如主动与被动、自主与依附、理性与非理性等；
社会关系是在动机的基础上界定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如透明与秘密、信任与怀疑、无私与贪婪等；
制度层面则是在动机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样的制度值得追求，如法制与专制、规则与权力、平等与等级等。(15)Jeffrey C. Alexander, The Civil Sphere, pp. 57-59.简而言之，“二元对立符码集”就是在动机、社会关系与制度层面界定社会应有的价值追求及其反面，社会行动者都是在这套文化结构下行动。
“二元对立符码集”为理解政治参与者的行动以及产生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不过依然还有完善的空间。首先，亚历山大所提出的“二元对立符码集”过于一般化和道德化，因此很难在社会行动中轻易地发现，“二元符码集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但没有为下一步的行动提供指导手册”。(16)Philip Smith, Why War? The Cultural Logic of Iraq, the Gulf War, and Sue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17.其次，不同的民族社会，其“二元对立符码集”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韩国的“符码集”是在新儒家文化中展开的；
(17)Choi Jongryul,“South Korea’s Presidential Scandal and Cvil Repair”,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eds.), The Civil Sphere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9.中国的“符码集”则是由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和中国革命传统等三套不同的道德符码组成的。(18)David A. Palmer,“Three Moral Codes and Micro Civil Spheres in China”,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eds.), The Civil Sphere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28.最后，在一个撕裂的、多元的、还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中，可能在一套“母符码集”下还存在着几套既有重合也有竞争的“子符码集”，或者原本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结构会受到挑战，并从集体表征中提炼出替代性的符码集。(19)Anibal F. Gauna,“Populism, Heroism, and Revolution. Chavez’s Cultural Performances in Venezuela, 1999-2012”,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Vol. 6, Issue 1, p. 39.
所以，为了获得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指导手册”，在这一般化的“二元对立符码集”的基础上，还需要根据不同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进行一次编码和重组，使这些文化符码更加具体化。为此，本文提出，在解释“二元对立符码集”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时还需要一个“再编码过程”。
“再编码过程”体现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首先，在宏观层面，普世性和道德化的“二元对立符码集”作用于特定社会时，都需要与该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结合，形成一套具有特色、指导性的框架性符码集。正是框架性符码集造成了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是理解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顶层设计。其次，根据行动者群体的区分，框架性符码集再一次被编码，从而形成更具操作化和特色、有部分重合但互不兼容的两种以上的竞争性符码集。这些竞争性符码集造成社会内部的多元特征，不同的竞争性符码集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也是理解特定社会中行动者的行动时最直接的指导手册。
缅甸的框架性符码集是通过3种既有重叠也有竞争的路径再编码的：国族主义(Amyotha Yae)、塔玛托(Tatmadaw)和民主(Democracy)。缅甸的国族主义(20)在缅语中，Amyotha原意为成年男子，在政治上则是代表国家与民族的意思，因此，本文将该词翻译为国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来源于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及长期的民族内战，因此它也有两个面向：一是将缅甸与外国区分开来的民族主义，二是将缅甸置于党派和民族之上的国家主义。国族主义的核心是缅甸军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我们的三大责任”：防止联邦分裂、防止民族团结崩溃、巩固国家主权。(21)参见《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6条基本原则的前3项。“我们的三大责任”也衍生出区别于党派政治和民族政治的“国家政治”。
塔玛托是缅甸军方自取的名称，(22)反对军方者不愿称其为Tatmadaw，而只是称之为Sit Tat(军队)。意为圣军/皇军，这个名称体现了缅军的身份认同与获得崇高地位的渴望。缅甸在1948年独立当年就爆发内战，至今仍未结束，而军队则分别在1958—1960、1962—1988、1988—2010年间接管国家政权。缅军认为，基于党派政治的政客不可信，而团结一致、忠心耿耿、超越党派利益的军队才是保卫和建设国家不可或缺的力量。缺少了缅军的参政，国家将陷入没有纪律的混乱局面。(23)这一点，可以在后续有关修宪、大选和“2·1事件”的讨论中反复看到。因此，塔玛托的核心主张就是坚持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24)直至“2·1事件”，在2008年宪法的政治框架下，缅甸的政治转型形成军政双头政治格局，军方在让出部分权力的同时，仍然保持领导地位。参见《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6条基本原则的第6项。守护军方起草出台的2008宪法，实行纪律严明的民主制度。
除以上两大缅甸本土文化特征外，缅甸还有西方的民主意识形态。缅甸自1948年独立至今，曾经尝试施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由于军人几次接管政权，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军人专政中间或出现过。1988年发生的全国性社会运动“8888运动”虽然以军人接管政权而告终，但民主思想已在缅甸社会文化中扎根。即便是强大的军人集团，在接管权力时也只能将自己描述为过渡性政府，并承诺在恢复社会稳定后开启民主转型。这套民主意识形态不同于军人提倡的纪律严明的民主，而是追求没有军人干政、拒绝狭隘民族主义的“真正的民主”。
这3种既有部分重合及相辅相成又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缅甸政治生活复杂的框架性符码结构。在这套共享的框架性符码集下，不同的行动者和群体参与到政治竞争之中时，就会对符码进行筛选与强调，形成与对手不同的竞争性符码集，从而塑造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值得信赖的政治角色，并向广大观众提供一个理解其行动和追求的标准。正如唐世平所说，“行动者的诞生，往往是为了理解他们的行动及其行动与互动的结果。”(25)唐世平等：《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第8页。
自1988年军方接管政权后，缅甸主流政治就出现了两派对立的政治角色，并形成两套竞争性符码集。一派是在缅甸几次内乱中接管国家权力近半个世纪的武装部队。对于军方来说，缺乏纪律是缅甸一切政治动荡的根源。军方将自己参与缅甸政治的目标视为实现纪律严明的民主制度，推崇国族主义和神圣军方思想的符码；
对于西方民主价值体系，在部分接纳的情况下保持警惕。军方认为自己是纪律的化身，而政客则不值得信任；
宪法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
基于“三大责任”和军方领导的纪律严明的国家政治才是应该追求实现的政治制度。纪律成为军方竞争性符码集的核心。
表1 缅甸政治纪律符码集
另一派是“8888运动”后由卡里斯玛型领袖昂山素季建立的、以推翻军政府统治、实现民主为最高目标的政党民盟。对民盟来说，缅甸政治的核心就是真实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民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国族主义的符码，但其最核心的还是西方的民主价值体系，并将军方参政行为视为反民主的威权主义、其反对的终极目标。民盟的竞争性符码集将民主人士定义为正派角色，军人集团则是反派角色；
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基于民主的平等与竞争，真实的民主制度应该是由人民领导的国家政治，而不是由军人来主导政治。民主成为民盟竞争性符码集的核心。
表2 缅甸政治民主符码集
缅甸当代的政治转型戏剧，即下文将探讨的三幕剧——2019修宪、2020大选及“2·1事件”，是民盟与军方在民主与纪律两套竞争性剧本下展开的对手戏。这三幕剧是自2016年实现政权轮替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民主与纪律符码在其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两种符码的对立在事件的推进中具现化和激化，最后双方彻底决裂，缅甸政治进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2015年大选后民盟与军方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双方抛开分歧，选择了合作。虽然民盟上台后，昂山素季特设国务资政职务(26)缅甸2008宪法第59条f款规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本人及其父母、婚姻伴侣、子女和子女的婚姻伴侣皆不能是外国籍。而昂山素季已逝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是英国国籍。、停开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会议(27)该会议是缅甸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会议，会议成员共有11人，其中军方占6人，因此被认为是军方借以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的制度安排。、在国际法院承认军人在处理罗兴伽人问题时有违反战争法的嫌疑(28)“Daw Aung San Suu Kyi’s ICJ Speech in Full”, Myanmar Times, December 11, 2019, https://www.mmtimes.com/news/daw-aung-san-suu-kyis-icj-speech-full.html?fbclid=IwAR07CeGfs9YB_pku1lfNc33XvPZ7E_Fj1nSo2W_mbB7x3Um28-kfZcq_kV8.等行为招致军人集团的不满，但双方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合作的姿态。直到2019年民盟在议会发动修宪时，双方的对立才彻底具现化。
2019年，也就是大选前一年，民盟在联邦议会中为修宪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虽然有基于选举的考量，(29)林达丰、范宏伟：《修宪与缅甸政治演变：路径与方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07-117页。但修宪过程产生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军人集团和巩发党的代表反对民盟的修宪动议，并提交了各自的修宪草案。在双方提交的修宪草案中，民盟的修宪内容主要是降低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参与，(30)如逐步减少议会中军方议员的比例，取消国防总司令的全国武装部队最高领导地位，取消国防、内政与边务部部长由国防总司令任命等。而巩发党与军方则希望进一步促使中央向地方分权，(31)如省邦首长由总统任命改为省邦议会推选等。由于军方已拥有一位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权、25%的议会席位以及国防、内政与边务三部的领导权，所以，如果省邦首长不再由总统直接任命，总统的权力将进一步被削弱；
省邦议会中军方又占有25%席位，所以军方获得了参与省邦首长提名的途径，军方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军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最终，双方的修宪动议都未成功。然而，2019修宪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内容与结果，而是其过程所产生的意义：民盟的修宪行为被军方解读为“违反宪法”和“危害国家稳定”的行径。
修宪行动之所以将两大阵营的对立具现化，是因为在修宪过程中双方以纪律符码集与民主符码集就修宪问题在动机、关系和制度3个层面展开互相批评。民盟将修宪工作理解为反抗军人政治特权的社会运动，是民主派人士和军人集团的对决；
军方则将民盟的修宪工作理解为实现个人利益及危害国家安全的叛国行动，需要进行严肃的反击，这是国家守护者和叛国者之间的战争。
2019年1月19日，民盟议员昂基纽(Aung Kyi Nyunt)向联邦议会解释修改宪法的原因时指出，2008宪法“有不符合民主标准的条文，有前后矛盾的条文，有对国内和平至关重要的、对真实的民主联邦建设目标产生阻碍的条文，有对实现多党民主制产生阻碍的条文，有使民主三大支柱从互相监督制衡变成一边倒的条文，有未能保护国民平等以及影响大选自由公正的条文”。(32)[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1次普通会议第3日记录》，2019年1月29日，https://data.theananda.org/transcript/union/2/11/02-11-03.pdf。
昂基纽的批评都是以“真实的民主”标准为出发点，认为这些条文违反了双方都重视的“守护三大责任”的要求，所有的指责都指出，这部宪法无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只会建构出反民主、威权主义的等级结构。
民盟议员欣玛昂(Khin Mar Aung)则指出双方有关“国家政治”的分歧：军方在缅甸国家政治各个方面的参与和主导是“和民主规范相违背的”，国家政治应该由“全民合作”，而不是由军人这个“单一的特定组织来负责”。(33)[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5次普通会议第12日记录》，2020年2月25日，http://pds.hluttaw.mm/second-meeting-records/15thsessionrecord2。
对于修宪条件的苛刻限制，(34)即必须获得超过75%的议员同意，但选举产生的议员不超过75%，且部分条款还有需进一步获得全民超过半数投票人的支持才能修改的规定。民盟议员内林昂(Nay Lin Aung)批评这是只有“独裁国家”才会有的规定。(35)[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5次普通会议第12日记录》，2020年2月25日，http://pds.hluttaw.mm/second-meeting-records/15thsessionrecord2。对军方参与国家政治的核心理论，即实施“纪律严明的民主制度”，民盟议员丹温博士(Dr. Than Win)反驳说，“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有纪律的互相监督的制度，所以不需要特别强调‘有纪律’的特征”，并要求军方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等和国际接轨”。(36)[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5次普通会议第12日记录》，2020年2月25日，http://pds.hluttaw.mm/second-meeting-records/15thsessionrecord2。
综观上述言论和观点可以发现，民盟根据民主话语来对这部宪法的起草者的身份与动机以及这部宪法试图构建的社会关系与制度进行根本性和全面性的否定。反观巩发党和军人代表的言论，会发现其与民盟的阐述有极大的不同。代表们不回应这些条文是否民主的问题，而是基于纪律的符码集，从纪律的重要性出发，强调军人参政的合法性及民盟修宪行动的违法性和危险性。
首先，军人强烈反对民盟推动的修宪，认为民盟的修宪程序违反了宪法有关规定。《宪法》第433条和第435条以及《联邦议会法细则》第133条和第135条规定的修宪手续是，由一名议员发起宪法修正草案，在获得20%的议员联署后提交议会，经过法律草案联合审核委员会对内容表述审核后进行讨论，最后进行投票决议。(37)[缅]《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缅甸宣传部，2008年；
《联邦议会法细则》，缅甸联邦国家和平安宁与发展委员会，2010年。不过，民盟议员却在议会上通过紧急动议成立了一个45人组成的修宪联合委员会来统筹修宪工作，以规避宪法修正的有关条例。
军方议员貌貌(Maung Maung)准将认为民盟的这项动议违反了相关法律，他表示军方并不反对修宪，但必须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并详细说明了宪法规定的具体修宪程序。(38)[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1次普通会议第3日记录》，2019年1月29日，https://data.theananda.org/transcript/union/2/11/02-11-03.pdf。随后，军方及巩发党议员们分别根据宪法规定的手续提交了5份修宪草案，比起修宪的内容，军方及巩发党实际更多的用意是以自己合法的行为来突显民盟修宪的违法性，借此塑造出修宪戏剧中的正反两派角色：守法者军人和违法者民盟。
然而，由于民盟在议会中的人数优势，军人的反对意见未能阻止修宪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但巩发党和军人以“合法途径”提交的修宪草案又都被纳入修宪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日程，以致军方议员卑漂罕少校(Pyi Phyo Han)直言，这“既不合法又耽误时间”(39)[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1次普通会议第13日记录》，2019年3月8日，https://data.theananda.org/transcript/union/2/11/02-11-13.pdf。。
军人对修宪工作的讨论从民盟行为是否违法的层面展开，对修宪内容的讨论则继续展现其他纪律符码的内容。针对民盟修宪草案希望排除军方参政的内容，军方议员昂佐乌准将(Aung Zaw Oo)表示，在缅甸独立以来的各个动荡时期，都是军方维护局势，军方是守护各民族利益的最主要的民族力量，为了确保缅甸不再重复历史上的动荡和分裂，需要军方“参与领导国家政治”。(40)[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5次普通会议第12日记录》，2020年2月25日，http://pds.hluttaw.mm/second-meeting-records/15thsessionrecord2。
昂佐乌准将没有直接回应民盟关于军方参政是符合真实民主还是威权主义的质疑，而是从“三大责任”的符码出发，将三大责任与军人角色联系起来，隐喻所有动荡是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政客引起的，并且背后都有黑暗的国外势力，只有军方是值得信赖的，为了防止政客无纪律的争斗对国家的影响，国家政治必须由军人来领导。
如果说昂佐乌准将的发言是对纪律符码集的框架性介绍，那么特林少校(Thet Linn)的发言则是对纪律符码集的核心，即民主制度为什么需要纪律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民主的核心是有纪律有规矩的生活”，抨击民盟“把民主作为跳板”，是“试图干涉缅甸内政的新时代殖民者的斧柄”，因此在“国家”维护和平与保护主权的时期，“降低军方议员的数量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恶果”。(41)同上。
由此可以看到，军方将纪律这个核心概念与民主和“三大责任”巧妙地连接起来，将“国家”与“军方”等同起来，并通过“新时代殖民者的斧柄”(42)历史上，英殖民者以砍伐树木纠纷为由，对缅甸发动了侵略战争。后来，英殖民者被形容为伐木的斧刃，而协助殖民者的缅甸国民则是那把斧柄。的隐喻将民盟与“叛国”联系起来。在纪律的话语中，民盟成为自私自利的叛国者，而军方的国家守护者形象则被放大。随着辩论的推进，修宪和反修宪不再只是一项立法的工作程序，也不只是守法和违法的行为，而是成为保卫国家的正反两派的斗争。
基于这样的纪律逻辑，军方及其支持者们相信军方参政及领导国家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纪律严明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挑战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则是危险的、不合时宜的。例如，巩发党议员赛登乃(Sai Thein Naing)、楠妮妮埃(Nan Ni Ni Aye)、貌敏(Maung Myint)等以缅甸过去的经历以及韩国、印尼等许多国家的经验提醒民盟，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并暗示民盟的“激进行为”可能使缅甸民主转型失败，建议“实施纪律严明的民主制度直到人民也习惯为止”。(43)[缅]缅甸联邦议会：《第二届联邦议会第15次普通会议第12日记录》，2020年2月25日，http://pds.hluttaw.mm/second-meeting-records/15thsessionrecord2。
通过上文的展示可看到，在修宪过程中，两派阵营是如何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同样的行动和内容进行典型化和合法化的。为时一年多的修宪讨论就在这样激烈的分歧中在议会内展开。2020年3月10—20日，议会对所有修宪草案内容进行投票表决，仅仅通过了没有实质变化的4个修辞上的改动。回顾整个修宪过程，民盟基于民主符码的表演，将自己和军方/巩发党塑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对立角色，从民主、民意等概念出发否定军方继续参政的根本性诉求，并对军方施压。如，民盟修宪的主要发起人昂基纽通过媒体表示，如果议会途径不成功，可能会迫使人们选择街头途径，如果“想知道人们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宪法，就去全民公投吧”。(44)[缅]Myanmar Now：《民盟党员说如果他们想知道人们是否喜欢宪法就举行公投》，2020年5月21日，https://www.myanmar-now.org/mm/news/3349。
在议会和社会上都承受民主压力的军方则试图在这场戏剧中将自己和民盟塑造为守护者与违法者/叛国者的对立角色，但其发现自己虽然掌握着关键的“一票否决权”，却没有“一票决定权”，无法通过议会既有的途径阻止民盟“违宪的”修宪行为。如军方代表曾通过媒体批评民盟议员的行径是“一次又一次地鼓动违反宪法”。(45)[缅]Myanmar Now：《巩发党—军方与民盟之间在修宪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2019年8月23日，https://www.myanmar-now.org/mm/news/2472。民盟主席昂山素季在修宪表决前公开表示，“修宪不是挑衅军方的行为”，(46)[缅]DVB：《国务资政表示不是以挑衅的心理进行修宪的》，2020年2月25日，http://burmese.dvb.no/archives/373361。这都说明军方对民盟的修宪行为极为不满。这场被认为是民盟选前政治秀的行为，经过一年多的互动，双方一直被遮盖着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凸显出来，产生了远超修宪本身的戏剧性意义。
如果说修宪工作是只局限在一个特定领域中，并且只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士即议员们相关的事件，那么大选则是与全体公民相关的政治大事件，它要选择出人民信任的民意代表，而这些民意代表将会为国家推选出总统和两名副总统。虽然，这两起事件不论是涉及范围还是层次都完全不同，但是参与竞选的政党和候选人们所使用的话语和修宪的话语表现出高度的相似。选民及候选人对选举以及竞选对手的一般化理解依然是基于纪律与民主的两套竞争性符码结构下形成的。同样，大选的过程将民盟与巩发党/军方的对立关系进一步激化了。
民盟的2020大选剧本依然继续使用民主与反民主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将民盟设定为人民共同体，而军方则是需要被打倒的对象；
具体的表演环节以昂山素季为核心，搭配其他重要的民盟干部，通过叙事再现1988年“8888运动”的创伤性事件，深化、扩大并巩固自己与选民之间的认同纽带。
“当集体成员感觉到自己被置于某个惊恐事件中，集体意识因此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与该事件相关的记忆自此有了永久的标记，并使其未来的身份从根本上发生了无可逆转的改变时，我们说，这就是文化创伤。”(47)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4页。民盟和昂山素季的崛起与“8888运动”所造成的文化创伤无法分开。然而，经过32年，“8888运动”的创伤已经淡化，而新一代的青年没有经历过“8888运动”，因此难以产生认同。为此，民盟与昂山素季的整个选战策略就以重现“8888运动”的文化创伤为主题展开。
2020年7月31日，民盟开通名为“民盟主席”(Chair NLD)的脸书页面，开启网络选战。被视为“民主女神”的昂山素季一直是民盟获得广大民众认可的最主要原因，“民盟主席”当天，其追随者的人数就已超过100万。从8月11日至11月1日，民盟以“民盟主席”为平台展开了精心编排的表演。这场表演以31条线上视频呈现，分为3个栏目：第一，“讯息”(Message)，这是昂山素季的个人秀，以此来展现自己的思想和魅力；
第二，“民盟艰途”(NLD long Journey)，主要是昂山素季与民盟主要骨干的回忆秀，通过回顾过去民主斗争的艰辛历程，来展现民盟(社会)的牺牲；
第三，“线上对话”(Online Chat)，昂山素季与民盟的支持者进行线上对话、互动的节目，使领袖与支持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3个系列的节目形成了3个不同层次的戏剧效果，通过“讯息”使昂山素季与民主符号融为一体；
通过“民盟艰途”将昂山素季身上的民主符号延伸到整个民盟；
通过“线上聊天”建立民主符号的输出和观众心理认同的反馈路线。
在昂山素季的首发“讯息”视频中，她将民盟的建党过程放在一个具有道德隐喻的情节中来表述，从而将民盟“神圣化”，将军方“污名化”。她从民盟成立的动机来隐喻军政府的反民主特征，“1988年，民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虽然“我们一直坚持民族和谐与非暴力的原则……想以合法的途径来改变那些不公平的法律”，但是民盟成立后的头20年“我们的党员丝毫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48)[缅]昂山素季：《民盟历史不能忘》，Chair NLD Facebook，2020年8月11日，https://www.facebook.com/109135390896061/videos/592425754776445。为了让听众能够更清楚军方的反民主特征，昂山素季在“民盟艰途”栏目中，让另一位女性民盟干部楠钦推敏(Nan Khin Thwe Myint)来讲述自己和家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多次被捕入狱后的“政治心愿彻底觉醒”的经历。(49)[缅]昂山素季、楠钦推敏：《民盟艰途3》，Chair NLD Facebook，2020年8月21日，https://www.facebook.com/109135390896061/videos/1678237385691389。
昂山素季与民盟干部在视频上的侃侃而谈唤起了人们对1988年的悲情记忆，那些没有经历过“8888运动”的青年们也有了亲身体验般的文化创伤。而昂山素季所拥有的超凡魅力则给了大家治愈文化创伤的希望。演员和观众都在这场民主话语的表演中获得情感的宣泄，民主的文化符号得到延伸，演员则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可。视频的观看人数证明了这场类仪式表演的成功。除了“线上谈话”栏目的大部分视频因面向特定城镇的人群，观看人数较少以外，“讯息”和“民盟艰途”栏目中仅有3条视频的观看人数是低于40万人次的。(50)本数据截取于2020年11月7日，数据有可能随时间而增加。除了昂山素季和民盟，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和候选人的视频能够获得这样的关注度和认可。
面对昂山素季和民盟如此有力的基于民主符码的批评，军方试图以纪律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位拥护军方的新锐歌手勇雷(Yone Lay)为军方制作了一首宣传歌曲，该歌曲融合多种曲风，邀请30余位明星参与制作，显示了其试图超越各种社群边界的努力，并搭配特定故事情节视频来展示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这首歌曲发布首日就获得超过500万次的点击量。然而，观众对这首歌的反应却是极度负面的。
这首名为“我们的土地(该团结了缅甸国)”(51)[缅]勇雷：《我们的土地(该团结了缅甸国)》，2020年8月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bhEF2cFGM&t=66s。的歌曲，在名称上就显示了纪律话语中最为推崇的“三大责任”。这首歌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既有歌词的作用，也有剧情的原因。有一段歌词最能凸显纪律的符码，“我们敬礼的旗子不是狮子与孔雀/大家头上的大旗是黄绿红中间一颗星。”狮子是巩发党的象征，而孔雀是民盟的象征，制作人写下这段歌词，是呼吁人们跳出党派的争斗，团结在由黄绿红3色和一颗白星所组成的国旗之下，即国家政治之下。这首音乐短片的背景是一名企业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得到了上届政府的审批、但遭到现任民盟政府的刻意为难、影响了各阶层人士生活的过程，以此来凸显党派政治的缺陷和军人领导国家政治的重要性。音乐短片编排两大政党正在争论不休时，出现了邪恶的外国势力刺杀国家领导人，结果正在争论的政党都落荒而逃，而军方作为救世主出现并击败外国刺客，拯救了领导人。音乐短片希望反击民盟对军方的污名化，以及这种偏见对国家的危害。短片最后一幕是，两大政党终于了解了党派斗争的不良后果，并认可军人保家卫国的重要性，以在场所有人向总司令、国家领导人和反对党领袖敬礼的方式结束剧情。
然而，这套精心编排、确实体现了纪律符码的音乐作品却未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因为它与大众对历史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出入。在观众的认知中，正是在奈温军政府时期，缅甸进入了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历史上军方也没有拯救国家领导人的辉煌。相反，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反英殖民的独立英雄昂山将军在1947年被国内的政敌刺杀身亡。因此，剧情中的国家领导人遭遇刺杀而军方出来拯救的情节，反而被观众解读为军方以隐晦的方式在威胁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将军方以及军方的代理人巩发党与国家领导人并列也不符合民主话语对国家政治的想象。军方试图传播的纪律符码与历史事实抵触时，就无法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同，反而形成认同排斥和厌恶。主流社会发起了对勇雷的大规模批评，缅甸电影协会主席批评说，“我感觉到我被冒犯了，这是以错误的历史粗制滥造的作品”。(52)[缅]Irrawaddy：《勇雷的作品让人感受到冒犯》，2020年8月5日，https://burma.irrawaddy.com/lifestyle/entertainment/2020/08/05/227468.html。
随着竞选过程中昂山素季精心编排的视频宣讲节目和勇雷音乐作品的出现，原本在修宪事件中具现的民盟与军方之间的对立关系被激化，并扩展为社会与军方的对立。而军方与巩发党通过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纪律话语，既批评竞争对手的反纪律特征，也据此来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依据。正是纪律与民主两套符码体系在大选前后的激烈碰撞，使得民盟在大选中再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军方也在大选后选择“接管政权”，巩固纪律的权威。
作为民盟主要竞争对手的巩发党，其官方脸书账号在选举期间也以党主席丹忒(Than Htay)为主角，上传了16条大选宣讲视频。这些视频没有像民盟那样进行叙事，而是对巩发党所制定的“未来14项工作计划”进行理性专业的解释。(53)参见巩发党脸书官方账号,https://www.facebook.com/pyikhinephyomyanmar。根据脸书公开的数据，巩发党是这次选举中在脸书上投入最多推广费的政党，但这些宣讲视频并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点击率最高的也仅达到18.9万次，最低的只有4700次，(54)本数据截取于2020年11月7日，数据有可能随时间而增加。远远低于昂山素季的百万点击率。
相反，巩发党真正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其与军方的密切合作、不断地对民盟的选举工作安排进行质疑和抨击、为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背书，并提醒当局要保证大选的公正性。巩发党和军方对选举不公的控诉看似是对大选结果的不满，但事实上在选举前他们已经对民盟的各种选举行为表示不满，认为民盟多次违反宪法纪律，最终促使军方通过“接管政权”来巩固纪律。
2020年7月1日，由民盟政府任命的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下文简称“选委会”)宣布将于11月8日举行2020年大选，并根据《联邦政府法》公布，联邦级官员如欲参选，在公布大选日期之后即可进行政党组织活动。(55)[缅]联邦选举委员会：《联邦选举委员会第117/2020号公告》，2020年7月1日，https://www.uec.gov.mm/news_preview_detail.php?action=news_detail1&news_id=a1eQCXtXjr2JbhSeYBex%2FelUQuRM3xiSzLjGxIRI23E%3D。这个决定具有极大意义，因为它挑战了军方精心起草的宪法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在纪律符号体系下，军人一直坚信政党政治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当政党获得国家权力而强大时，军人就难以扮演国家政治的领导者。为此，军人起草的2008宪法第64条规定：“国家领导人与公务员不得从事政党政治。”在这样的限制下，任何政党在赢得大选并组建政府后，就应将新成立的政府和政党区分开来，这会使两者无法互相支持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时，赢得大选并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领袖也就无法在其任内举办的下一届选举中为自己的政党助选，这客观上为连任制造了阻碍。在这样的设计下，只有独立于政府和选举政治之外的军方能够始终保有对国家政治的领导。这种限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2015年大选时，巩发党籍总统登盛(Thein Sein)就因为这个限制而无法为他的政党自由助选。
所以，当选委会宣布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公务员在选举期间不仅可以进行拉票活动，也可以进行政党组织工作时，就违反了军方视为最重要的纪律准则宪法，是对纪律话语的公然挑战。(56)[缅]BBC：《总统与国务资政是否可以进行政党组织工作》，2020年7月7日，https://www.bbc.com/burmese/burma-53237078。对于民盟而言，从民主的规范和价值来看，由于这部宪法本身就是不符合民主的，因此想方设法跳出宪法的不公平限制是符合民主话语要求的。
为了解决民盟违反纪律的争议，在巩发党主席丹忒的带领下，8月14日，34个政党拜会了国防总司令敏昂莱大将(Min Aung Hlaing)。会后，一名政党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了他向敏昂莱的提问：“如果本次大选不公，总司令会如何协助解决？”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我不敢做的，我什么都敢做。我只是在审视国家会不会受到损害、人民会不会受到损害以及军队的未来会不会受到破坏。”(57)[缅]Irrawaddy：《反对党要求如大选不公总司令要做主》，2020年8月14日，https://burma.irrawaddy.com/news/2020/08/14/228069.html。
这一问一答是在纪律的符码结构下，将民盟放在罪恶的一面来阐释的。在“如果本次大选不公”的提问中，民盟的行为已经被假定为违宪违法的不公行为，而敏昂莱的回答则暗示着这个违宪违法的行为可能会上升到危害“三大责任”“国家政治”以及军人角色的行为。敏昂莱在这场会面中还对大选候选人的资格提出6点建议，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候选人应该是“能对国家与地方有实际贡献者、有法治思维并遵守法纪者、遵守作为国家利益的‘三大责任’者、理解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角色者、以正确途径守卫民族宗教者、不受国外组织与外国人影响者”。(58)[缅]Myawaddy：《34政党拜会总司令敏昂莱大将》，2020年8月14日，https://myawady.net.mm/node/585。这些要求的提出都是在对民盟“违宪违法”的符号泛化，使其不再局限于大选一个领域之中，而是从经济发展延伸到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主权和军人角色的层面。民盟的行为给纪律带来如此重大的威胁，这就为军人提供了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合法性理由。
但是，在该符号泛化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进一步尽可能地明确“责任人”和“仲裁者”的身份。首先是要确认“责任人”。根据宪法和选委会法，选委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因此只是证明选委会的行为违宪违法还不足够，需要将选委会与民盟政府挂钩，方能把对选委会的指控也转嫁到民盟身上。为此军方于11月2日发布一则声明，表示政府任命选委会，选委会向政府负责，所以“比起选委会我们要批评政府”。(59)[缅]缅甸国防部新闻办：《缅甸联邦共和国总司令办公室针对2020大选选前情况的意见》，2020年11月2日，http://dsinfo.org/node/627。于是，“责任人”身份从选委会延伸到了民盟。其次是确认军方作为“仲裁者”的身份。敏昂莱在11月3日接受采访时解释说，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缅甸民主制度是依据宪法运行的，而军方有维护宪法的责任，因此军方“有责任提醒他们要谨慎行事”。(60)[缅]Popular News Journal：《专访国防总司令敏昂莱大将》，2020年11月3日，https://www.facebook.com/287336421282160/videos/361626864949685。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军方也获得了监督选举的合法性身份。
然而，军方的这些言论反而造成了2020大选民盟破纪录大胜的结果。因为，这些言论通过媒体得到广泛传播，并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舆论都偏向于反对军方的“干政”。从军方的角度而言，这些是体现纪律的言论，但引发了社会对军方寻找理由执政的恐惧。缅甸资深政治观察家觉温(Kyaw Win)就指出，“那些对民盟执政表现不满意的人们原本打算不投票了，现在发现不行了，有重演历史的危险，所以都去投票站投票了。”(61)[缅]BBC：《2020大选结果意味着什么——民盟与巩发党的前景如何》，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bbc.com/burmese/burma-54972429。但是，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重了民盟违反纪律的嫌疑。
11月11日，巩发党带领15个在本次选举中未获得任何席位的政党发表联合声明，控诉选举的各种违法行为，并指控民盟获得美国资助，非法谋取政权，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62)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Joint Statement by 16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Outcome of the 2020 General Election”, November 15, 2020, https://www.facebook.com/pyikhinephyomyanmar/posts/1361489714026152.但这个要求被选委会否决了。11月30日军方要求选委会提供本次选举的资料协助调查，也被选委会拒绝。随后，军方分29次公布了其自行调查的“选民名单错误”的情况。2021年1月11日，巩发党和军方议员依据宪法规定的职权，要求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解决此次选举中存在的争议，并推迟新一届议会的召开，(63)[缅]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3/2021声明》，2021年1月15日，https://www.facebook.com/pyikhinephyomyanmar/posts/1406680362840420。但这被联邦议会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与拒绝的过程同样凸显了民主符码和纪律符码的对立。从民主符码来看，上述要求都是缺乏合理依据、有意破坏民主选举结果的行为，因此都予以拒绝。从纪律符码来看，上述拒绝本身就是违宪违法的，同时蔑视了军方作为“仲裁者”的权力。
于是，1月26日，军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可以理解为军方不会接管政权，军方不愿表示是否要接管国家权力，我只愿说军方不会违反宪法在内的所有现行法律而行动”。(64)[缅]缅甸国防军新闻办：《国防军新闻办与媒体的新闻招待会记录》，2021年1月27日，https://myawady.net.mm/node/7703。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至此，军方已经有了接管国家政权的想法，但问题是如何在合乎宪法的情况下来实施这个想法。军方起草的2008宪法实际上为合法接管国家政权提供了路径。
2008宪法第11章有关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方法里规定，总统可以依据需要和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协商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权力移交给总司令。然而，民盟现任总统温敏自然不会同意宣布紧急状态。因此，1月27日，敏昂莱在国防大学的一段讲话被军方公布出来，敏昂莱表示，“2008年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母亲法……如果这部宪法不被尊重，就要将其废除”。(65)[缅]缅甸国防军新闻办：《国防总司令敏昂莱大将以视频会议方式向国防大学教官及高级学员讲话》，2021年1月27日，https://myawady.net.mm/node/7676。军方以民盟违宪的理由试图接管国家政权，但宪法的规定又限制了军方自行执政的可能，所以只好以民盟违宪为理由废除宪法，从而解除接管政权的限制。然而，废除宪法又与纪律符号严重冲突，军方废除宪法就是破坏了自己的核心原则。
军方最终找到一个途径。1月30日，军方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废除现行宪法，(66)[缅]缅甸联邦共和国国防总司令办：《缅甸联邦共和国国防总司令办的声明》，2021年1月30日，https://myawady.net.mm/content/。坚持了纪律符码的核心原则，并在2月1日新一届议会召开之日发动了“合宪”的“接管权力”行动。因为，这一天，已经被选为新一届议员的时任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为了参加议会已提前向政府请假，这样国家权力自然转移到了第一副总统敏绥(Myint Swe)手中，而敏绥是退休军官，是由军方议员推选成为副总统的。当天，敏绥以代总统的身份召开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会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权力移交给了总司令。
军人全面重返政治舞台明显是与民主话语无法相容的。在“2·1事件”后，缅甸全国爆发了和平的抗议运动，随后升级为武力抗议，全国各地建立起各个“人民保卫军”，以游击和袭击的方式反对军方的统治。军方的“武力接管权力”导致社会进一步撕裂，纪律与民主的对立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出现了两极化。2010—2011年开启的民主进程就在这样的两极化下出现了重大转折。
通过对近期缅甸政治转型三幕剧，即2019年修宪、2020年大选和2021年“2·1事件”的深描与过程追踪，可以看出2019年修宪和2020年大选之所以导致“2·1事件”的发生，不是因为两者产生了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影响到军方的政治利益，而是因为两起事件的过程产生了“戏剧性意义”，使军方感受到了“真实”且“严重”的威胁。民盟的修宪行动以及大选的竞选策略在双方政治互动过程中，被军方认定为是违宪和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而军方在采取接管国家政权行动之前也需要不断证明民盟的违宪以及军方“接管政权”的合宪性。
在缅甸政治的“纪律”与“民主”的互动逻辑中，纪律符码集与民主符码集为“里”，军人集团与民盟为“表”的政治互动过程，揭示了文化通过“内化”与“外化”的方式去形塑行动。首先，纪律与民主符码集被内化于军人集团和民盟之中，这为双方的行动——民盟的修宪行动、昂山素季的大选表演、军人对选举舞弊的控诉和接管政权行动——提供了信念支撑。其次，纪律与民主符码集也外化为军人集团和民盟的工具支撑，协助双方在修宪、大选及接管政权过程中制定出各自的行为策略。
军人集团与民盟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还揭露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实，即政治冲突并不必然是因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产生的。相反，在缅甸的语境下，双方是在同一个文化框架下两种理解的竞争：即缅甸政治框架性符码集经过再编码形成了纪律与民主这两套既有重叠又有竞争的子符码集；
军人集团与民盟都信奉民主价值观，但军人集团追求的是“纪律严明的民主”，而民盟追求的是“真实的民主”。
缅甸自1948年独立至今，在70多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与政治利益都随着多次政治冲突而发生转变，然而其中的文化结构却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说明文化在理解政治事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因此，要理解缅甸政治，就必须理解缅甸的文化结构，而要理解缅甸的文化结构，则离不开理解它的象征符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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