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德
促进中部地区发展，在21世纪初即进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新形势新格局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中部地区发展，需要进行从战略方向到操作层面的思考，尤其需要塑造与强化抓手，其中先进制造业受到各方的关注越来越多。把握先进制造业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新定位，明确战略方向、战略重点与战略举措，对于落实国家新时期对中部崛起的新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国家于2000年、2003年、2006年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加上1979年开始实施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共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是最晚实施的一个。
(一)中部崛起战略的逻辑起点
1.中部地区的空间位置
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可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观察。中部地区处在胡焕庸线的繁荣区内。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人口地理重要分界线，即胡焕庸线。2013年、2014年，李克强提出，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是个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的问题。在胡焕庸线的东南方占国土面积的36%，居住着96%的人口；
胡焕庸线的西北方占国土面积的64%，居住着4%的人口。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胡焕庸线东南方的地形主要为平原、水网、丘陵，地貌以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更适合农耕经济，所以承载的人口更多。进入工业化时代，按理可能会有所改变，实际上过去八十多年了，这个人口与经济的大数特征依然保留，表现出超稳定性。中部各省都在这根线的东南方，也就是繁荣区。
但中部地区可能只是处在繁荣区的边缘部。大量的研究发现，经济活动向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集聚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其中大海港是地理优势突出的地区，亚洲如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很大一部分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都集中在少数港口城市。我国的研究同样发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经济发展更快。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扩大，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可见，中部地区发展不占优势。
2.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和人口格局
(1)经济格局。2021年中部6省GDP总量达到250 132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6%；
与2005年的18.8%相比，提高了5.8个百分点(表1)。中部6省，除了山西省外，其他5省在全国省市的位次都保持稳定甚至有3～5个位次的提升，体现出这些年中部地区在进步的经济事实。
如湖南的经济总量从2005年的第13位起步，每隔4年就迈上一个万亿台阶，实现连续三次“升级跳”。2008年经济总量跨过1万亿元大关，2012年增加到2万亿元，2016年突破3万亿元，总量居全国第9位。
从开放度看，尽管从2005年以来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增长了7倍、实际吸收外资翻番，但开放度依然较低，平均仅略高于0.10，与2005年的水平基本相当，与全国0.34的进出口规模相差甚远。中部6省在全国各省市中均排在第10位之后，外贸依存度没有大的变化。
(2)人口格局。人口格局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一直强调中部地区巨大的市场是其优势，但市场优势是可以改变的，它随着人口流动而变化。上一轮人口争夺战中，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10年人口增量都超过300万人。2021年全国人口仅增长48万人。在人口流动更加自由的背景下，人口格局的变化必然带来或者本身就是经济格局的改变。中部地区在人口格局变化中总体上不是人口大规模收缩的区域(表2)。
城市规模存在齐普夫法则[1]，如首尔、伦敦圈分别集中了韩国、英国人口的50%，东京都市圈集中日本人口的1/3。如果我国达到日本的情况，首都圈的人口势必超过4亿，这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大国，必然呈现出在非均衡分布基础上的多中心格局。中部地区有符合自身发展条件和大国发展需要的空间。
(二)中部地区发展的总体实效
剖析中部地区发展，从湖南与湖北两个代表性省份的发展轨迹考量，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都在2007年获批国家“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有国家自贸区，都注重做大并用好中心城市。湖北武汉尽管一城独大，其发展势头依旧强劲，2008年的长株潭试验区获批时经济总量为4 600亿元，10年增加1万亿，长沙迈入“万亿俱乐部”，自身实力及辐射带动力显著增强。这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有效性，改革与开放、创新与绿色等在中部地区落地生根。
从中部崛起战略之前的16年、之后16年中部GDP的占比这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战略发挥的作用。1989—2005年，即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前的16年，中部GDP的占比从20.8%降到18.8%；
2006—2021年，即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后的16年，指标反转并提高到2021年的24.6%。运用简单的自然实验方法，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中部崛起不是自然演进，是一种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政府主动作为与市场有效性的合作。这种合作，今后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一)中部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国内外环境
习近平曾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制造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性工程。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占GDP的27.4%，占全球制造业的30%，连续12年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制造业的发展，不但不会因国家现代化建设而受到忽视，反而会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而愈发受到普遍重视。
我国各地都在积极发展制造业。2022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提出“工业立市、 制造强市”，这是继2005年之后，深圳再一次旗帜鲜明地喊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2022年初，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北京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制造业占比由现在的11.5%，提高到“十四五”末的15%左右，提高3.5个百分点。2021年工业增加值前20强城市，广东4个，江苏4个，浙江2个，以及4大直辖市，福建、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山东各1个。前10名分别为上海、深圳、苏州、重庆、广州、宁波、佛山、泉州、北京、天津，中部地区没有城市入围前十。
“中国制造”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欧美各国纷纷重返制造业，德国、日本等持续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如德国在2013年颁布“工业4.0”，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欧盟先后发布《欧洲新产业战略》和《工业 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日本发布《产业技术愿景2020》。二是传统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拼命追赶，那些接受后工业化思想、过早放弃工业的拉美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后也重新回到制造业的赛道。可见，制造业已成为当今各国竞争的焦点。
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面对的环境是，外有发达、欠发达国家的夹击，内有工业强省市的继续发力，产业形势、格局、游戏规则都在变化。
(二)中部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势
从静态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部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选择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领域，然后是选择相较于他国和其他地区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领域，或者本地区要素丰富密集的领域。比如，中部地区基本上是劳动力大省，受教育人口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部地区在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优势。特别是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中作为“装备制造基地”的推进，积累了诸如电力机车、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
但是，进入国际上更多更宽的装备制造业领域，中部地区仍排在世界的后发队列，与先进装备制造业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专用芯片、液压件等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在消费品制造领域，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很大。所以，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从总体上没有超越其经济整体水平，与其经济总量排位基本相当(表1)，仅在少数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动态比较优势考察，在一些新领域、新业态，中部地区完全可以基于原创技术，率先形成竞争优势。如湖南基于鲲鹏、飞腾两个芯片和麒麟操作系统构建国产化生态，成为国家信创领域的首选技术路线，产业链上聚集了16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上，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各省的起点差不多，中部在装备制造的部分领域上积累更多，可以形成很强的竞争优势。
(三)中部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机会
新发展格局是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大的机会。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包括两方面的思想：第一，整体性的思想，不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环节，而是国民经济整体；
第二，发挥国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与国内循环顺畅的主导作用。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论述过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的思想[2]，并专门论及中国幅员辽阔、居民多、各地物产多等，国内市场广大，能够支持规模很大、分工程度深的制造业。
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一个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很重要，要全力保住；
另一方面，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壮大与国内市场扩大相匹配的产业，避免举国性的大进大出。内循环必须以巨大的内部市场为依托，必须扩大消费内需[3]，中部地区人口多，市场大，具有市场规模优势。但是，目前中部地区在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上普遍存在不足，导致购买力流失，如2021年湖南购买力净流出1 998亿元，同比增加240亿元，这也表明内循环的巨大潜力。
“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对国家特别是中部地区而言必须面对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问题，国际大宗资源市场难以满足一个大国不断扩大的需要。从供应链考量，大量进口与大量出口的动态平衡，有赖供应链的安全与成本控制。沿海乃至西部地区的生产型进口占优势，经过中间生产环节后，终端产品如果继续出口，沿海或者西部地区一般仍然占有优势，如果面向国内市场，其竞争力则取决于生产环节的效率与国内市场的物流成本。在大量进口难以为继、大量出口面对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两边夹击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在国内市场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但这取决于中部地区自身的生产与物流效率。
(一)战略要求
2020年9月，习近平考察湖南，赋予湖南“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三高”即成为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四新”是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湖南是一个典型的中部省份，习近平对湖南提出的“三高四新”，既指明了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又包含了制造业发展的方式方法，这虽然是对湖南一地的指示，但对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1.目标定位：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何谓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从三个关键词考察，“国家重要”是定位，要求服务国家战略，对制造强国战略起着支撑作用，能代表国家形象和实力；
“先进制造业”是规定，要求制造业具有先进性，国际上一般界定为制药业，电气设备，机械和设备，机动车辆及其他运输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等7个制造业；
“高地”是期待，要求在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有众多的行业和企业在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市场话语权等方面，具有高水平和硬实力。
2.方式方法：把制造、创新、改革开放统筹结合、一体推进
制造业是中部地区发展的着力点，从目前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看，服务业重点在北上广深等国家门户和中枢，而制造业则是中部的主攻领域，当然还包括农业。创新、改革开放，当然是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短板和弱项，只有把这几块短板补上了，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才可以实现新的跨越。必须加强这三方面的协调联动，以先进制造业高地为牵引，围绕制造业发展进行技术与制度创新，吸收国内外的先进做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创新的策源地，不断产生先进制造技术标准、先进制造产品、先进制造模式。
(二)战略重点
根据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战略要求，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1.以“双循环”作为战略空间。“双循环”的要求既是“畅通”，更是“实力”。中部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是国民经济大循环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如果没有实力，也就是一个“大通道”而已；
中部地区人口众多，有大量的劳动力，但如果没有实力，也就是别人的市场需求、他乡的劳动力资源。习近平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中部地区在这一进程中要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如何“自立自强”，正如前面分析过的，一要在国际国内大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二要以生产效率与物流效率取胜，三要在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方面为国家先进制造业做独特的、巨大的贡献。这样，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就会空间无限，不然就会受到沿海与西部地区的挤压。
2.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战略载体。全球产业基本都围绕中心城市、都市圈布局，世界500强企业在各国都市圈内的占比超过90%，世界最大的40个巨型城市区域拥有的人口数不及世界人口的18%，却承担66%的全球经济活动和近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生产要素的积累，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在我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中的重要性很明显，它可以通过群(圈)内部城市之间“研发-产业化”“整机-零部件”“生产-展示-销售”“制造-服务”等多层面多形式的协同，形成集约化的产业链、创新链，从而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和供应链的安全性，比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区域更加稳定。我国居世界500强企业中的70%左右的企业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都市圈。大城市尤其省会是都市圈的“硬核”，应该得到优先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2021年长沙市GDP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六，但比排第五的南京少3 085亿元，比排第七的郑州仅多579亿元。湖北人口、面积都低于湖南，但武汉经济能级远高于长沙，GDP比长沙多4 447亿元(表3)。
表3 2021年省会城市GDP前十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武汉、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培育发展南昌都市圈”；
2022年国家批准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首次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发展都市圈、强省会，是对一个地方发展格局的大调整。如武汉、郑州、合肥等省会城市发展起步很早，有很多政策和措施，中部地区其他省可以学习借鉴，进一步加大力度，把该做的工作真正做到位。
3.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战略条件。数字经济，中部各省和国内各地区起步差不多，某些方面中部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如湖南有国防科技大学等，湖北有光谷，这是中部地区可以有所为的领域。要率先破除阻碍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体制机制障碍，既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又全面推行“数字+”战略，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绿色转型，是制造业发展的约束条件，其关系国家能源安全，也是很大的新兴市场。目前我国的优势主要在产业层面，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明显，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欧美国家2014—2018年绿色低碳技术专利申请占所有专利的90%。中部地区曾经有湖南长株潭、湖北武汉两个国家“两型”改革试验区，形成了一大批如湘江治理、装配式建筑、风电装备、垃圾发电等国内外领先的改革和建设成果，在国内具有先发优势，要坚定信心，在“双碳”的大平台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在新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上继续发力，使其成为产业高地。
4.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中部地区共同的薄弱环节，是崛起需要补齐的短板。美国芝加哥曾经是中部省份的参照系，它位于美国中部地区，是老牌的一线城市。二战后受日本、西德、第三世界国家工业的冲击，芝加哥出现了人口流失、企业外迁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开始发展食品、印刷、金属加工等工业，1990年代瞄准信息与通信业发展，建成美洲大陆光缆通信的中心节点，现在已成为金融科技、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产业的中心，2022年美国知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FTX.US在芝加哥建立总部。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三十多所知名高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如何让中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芝加哥市的改革发展历程值得思考和借鉴。目前，先进制造业高地目标与现实之间仍存在鸿沟。产业集群与创新集群的发展不足，中部地区“隐形冠军”“独角兽”“瞪羚”等“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少，远低于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省。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耦合度亟待提高，地方发展急需的前沿性战略性技术诉求没有进入高校，高校专利多但转化率低；
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基础研究投入都比较低，共性技术研究和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研究都不足；
高端人才集聚难，国家级创新团队和创新联盟较少，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水准有待提高；
社会对高校师生开放的科技创新服务不精准，科研仪器、电子文献资源、中试、创新创业孵化等设施不足；
高校专业布点与新兴优势产业链的人才需求未充分对接。要秉承国家改革试验区的精神，以国家自贸区为平台，并进一步争取新的改革试点，围绕制造业发展进行改革，激活企业、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的活力，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让中小企业茁壮成长；
围绕制造业发展扩大开放，打通开放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瓶颈，优化营商环境，面向全球布局产业链、创新链以及整合资源，增强对外资、外企、外来人才的吸引力。通过实施制造、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举措，一步步向“高地”突进。其中，政府一方面要担当规划者、发动机的角色，另一方面要推进治理现代化，推行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使政府决策及监管更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4]。
中部各省不是传统制造大省，必须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换道超车，要遵循习近平对湖南“三高四新”的要求，围绕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推进区域性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
(一)产业创新集群的意义与作用
“创新集群”是由OECD用作区域政策工具提出的，可解释为简化的国家创新系统。“产品创新”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以特定产品的功能增加、性能改良等为特征；
波特1990年提出集群的概念，并上升到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国内外学者探讨了产业集群创新问题，研究集群学习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扩散与溢出机制、组织机制。如国内王辑慈研究了“创新集群”，胡汉辉提出“产业创新集群”思想[5]，江苏省苏州市率先开展了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工作[6]。相对而言，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及创新集群-产业创新集群的进程，全面描画了产业高度化的空间过程。如苹果、富士康选择将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集聚一批零部件供应商、组装环节厂商等，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产业集群而非产业创新集群。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从发展现实的角度考虑，“产业创新集群”超越了产业集群及创新集群，是一个能够体现自立自强、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概念。它应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的要求，以产业关联发展为依托，以创新为动力，以集群为推动机制，成为地方发展的有效抓手。
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坚持产业发展导向。不是一般性地从理论原点出发的创新，而是紧盯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对准现实问题，服务社会需求，创造市场需求。二是强化区域空间载体和作业平台。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大量的企业、研究机构和人员，在强有力的创新创业文化和公共政策影响下，进行频繁且大量的知识、信息交流合作，共同赋能，形成具有高创新效率、制造效率、组织效率的生态系统，强力提升这个区域的发展能力，这种发展能力又反过来支持区域内各主体的发展，形成爆发性的正反馈。三是突出创新灵魂。苹果公司不制造手机，但它以产品设计、软件等创新为核心，结合产业链、供应链管理，始终居于价值链的高端，占有苹果全产业链利润的80%，控制着整个手机王国。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源、数字、材料等技术正在集成式进步，将使众多领域的产品、服务、生产经营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我国尤其是中部地区，在新能源汽车、储能、人工智能等不少新兴领域的沉没成本比较低，完全可以通过构建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充分互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贯通的创新联合体，推进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产业应用、技能培训全链条创新驱动，前瞻未来消费场景，实现换道超车。
(二)具体举措
基于本文的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发挥高等教育的战略资源作用。高校对地区发展具有培养人才、促进创新等综合贡献，对此，中部地区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是，地区间高等教育竞争日渐激烈，沿海省市超常规全面发展，西部地区集中发展少数学科，如浙江省把高等教育作为“十四五”补的短板之一，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
深圳市在高等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年增长20%以上，既积极引进国内外名校又支持本地高校发展，如深圳大学的国际排名以每年往前100位的速度上升。中部地区高校的人才、学生“防守战”日趋激烈。中部省份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政府进一步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建设大学城、大科城、环大学创新圈，分类精准支持，高校自身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共同为专业、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注入强大的资源和强劲的活力，为地区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产业创新知识、产业创新成果和创新创业人才。
第二，强化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措施。在创新战略、财政、风险投资体系的协力推进下，动态把握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实现“官产学研金”的有效合作。要通过学科、平台、技术、产品、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联动创新，建设一批“双一流”学科，发展高水平产业研究院、服务平台，形成示范效应强的应用场景，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打造一批强大产业，培养一批科技型企业家。
第三，央地协同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从国家战略高度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对外的陆海空立体化国际大通道，提升其作为内陆开放与沿海沿边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作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既要突出省会城市及相应都市圈的发展，又要加强三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服务的一体化建设。各地要加强产业创新集群的建设，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方面协调联动，在区域的层面进行补链强链，提高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第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实际上就是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大市场的作用、相信老百姓的自主选择，在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上更多顺应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要打破省、市自我设计的“小循环”，加强货运、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特别是网络节点地域的流动能力，切实降低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有形与无形交易费用，既要让资本、人力、土地、能源、数据等生产要素更多地自由流动，又要打破省际政府采购市场壁垒，促进国内的投资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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