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鹏，刘苗迎
(1.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54；
2.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广东 湛江 524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提出要“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指导青年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当代青年朝气蓬勃、富有活力，他们“触网、知网、懂网”较早，善于与人交往，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但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变迁和“陌生人”社会来临，在社会交往中也出现了社交恐惧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联合对4000多名18至35岁青年的调研结果[2]显示，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恐惧社交的行为表现经过网络表情包等符号的广泛传播，形成“社恐青年”这一概念并泛化为网络热词，恐惧社交也成为困扰青年人际交往和阻碍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引，在准确理解和把握“社恐青年”内涵与表现的基础上，认清其危害与成因并开展有效教育引导，是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重要课题。
“社恐青年”一词源于日文“ひきこもり(hikikomori)”，又称“隐蔽青年”或“蛰居族”。在日本社会快速发展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一群受日本传统文化“世间体”观念影响较深，或因挫折、欺凌或社交压力而将自我与社会断绝关系的自我封闭与隔离的年轻人。我们探讨的“社恐青年”是与社交恐惧症有密切关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社恐青年”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持有不愿发生面对面交流心理，维持和增加与他人关系的渴望和能力降低的青年群体。“社恐青年”这一概念经过网络传播扩散和复杂的媒介文化再加工，呈现出新的意义内涵。随着使用这一概念的主力群体“95后”渐入职场和自发“玩梗”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标签，在此社会语境下，当代“社恐青年”既呈现出与人交往时心理紧张不安、回避和退缩、害怕孤独和交往挫折、情绪不愉快体验等“临床”观察出的“病理”特征，又表现出代内鸿沟、自我调侃和泛化使用“社恐”潮流标签和“误诊”等问题。
当前，“社恐青年”呈现多样化的表现方式。第一，交往行为上，习惯个人生活和独处，恐惧与陌生人交往，厌倦“无意义”社交。一些青年自我和独立意识较强，“自我轴心”式的成长易将自我孤立，习惯和依赖“一个人的状态”。第二，交往心理上，过度忧虑、自卑脆弱和敏感，公共场合下羞于和害怕表现自己，社交活动时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与陌生人沟通联系或者存在防御回避心理。第三，交往形式上，网上网下不一致，线下交流与线上交流对比差别明显。在网上活跃度越高的青年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反而可能越内向害羞、木讷和沉默寡言；
或者比起主动与人交流、沟通，青年更愿意投身于网络社交，不论网络的另一方是陌生人还是熟悉人。
如果仅用“社恐青年”一词来表达自嘲、情感共鸣与抒发沮丧情绪而在交往实践中并不诉诸医学疾病范畴与情形，这对于青年释放交往压力、确立合理的社交边界等具有积极意义，谈不上危害性。但是如果青年持续用“社恐青年”进行自我强化、心理麻醉或者对“社交厌倦”已经达到某种危及心理健康或者人与人交往的程度，就会对个体、集体等层面产生不良影响。“社交恐惧症”指涉的是个人，但是“社恐”困局，却不仅仅指向个人，而是有社群乃至社会层面的意义。[3]
第一，个体层面危害青年个体心理与精神健康。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交往需要日益强烈，但受制于青春期心理不成熟、涉世未深与人际交往经验单薄缺乏等因素，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社恐青年”在正常的社会交往或社会活动中发生持续性恐惧负面情绪和明显的焦虑心理问题，降低了对“友谊”的期待和感受，严重的甚至出现社交功能障碍，将会危及青年心理与精神健康，给青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带来极大危害。对人与人的关系认知的错位，由此延伸的婚姻观与家庭观中，也会降低承担责任的意愿和主观幸福感，甚至出现诸如反社会行为、攻击性行为、网络过激行为等非适应性行为。
第二，集体层面危害青年集体主义道德和共同体意识培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交往对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不仅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且在交往过程中有利于增进彼此理解和达成共识、习得社会规范、互相合作并共同建构着“真正共同体”。“社恐青年”认为依赖网络工具可以“独立”生存，容易形成个人角色定位不准确和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狭隘或错误的理解，常常与价值个体主义、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等错误思潮形成“耦合”或“共谋”，对在生产劳动关系基础上和集体生活中的“道德”约束较为漠然，更难以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互助合作关系，不利于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此外，在组织性与集体生活中，一些职场青年习惯运用微信等即时交流工具沟通工作，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在面对面的工作时，缺乏交往合作意识与基本交往礼仪素养，危害青年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培育。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前青年整体的交往水平在不断提高，受制于社会的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社恐青年”的形成主要有以下方面因素。
(一)技术维度：网络时代交往形态变化导致青年现实交往动力不足
“交往手段革命通过变革交往主体的社会交往观念、社会交往的空间和范围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交往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内容。”[5]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以及深度运用正极大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网络时代社会交往方式、机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网络工具的不断迭代更新大大拓展了社会交往的范围。青少年触网年龄不断提前，在网络和智能手机使用方面呈现低龄化趋势。网络在满足其获取信息、情感慰藉、表达意见等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青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适应网络场景中的联系与交流。但与此同时，虚拟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引发了社会交往本身的复杂化，产生了新伦理问题，带来了信息严重过剩与“社交厌倦”现象，这也使青年成为这些负面效应影响最深的群体之一。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度应用使青年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互联网媒介使社会交往更为便捷和频繁，在这个虚拟空间中青年的私人生活和社会交往总是重叠在一起，是存在于真实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社会交往空间，即时与互动是其显著特点。青年通过网络使社会交往更加以“我”这个个体为中心。智媒时代短视频与场景营销的广泛应用，社交网络的移动革命使“网络化个人主义”程度进一步上升，强化了对网络的深度依赖。高频率下的网络社交呈现虚拟化、碎片化、分化、泛滥、浅薄且注意力分散等特点，这也使得对网络依赖的青年作为个体变得更加孤立，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对现实中人的关注逐渐减少。“社交焦虑、手机社交网络使用偏好和手机网络过度使用行为间存在密切的联系。”[6]智能手机的深度依赖产生了虚拟与现实界限模糊、可靠与真实难以把握的幻象，青年在虚拟与现实双重生活切换困难。当需要青年从网络交往空间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开展人际交往或者进行深度交流时，原本在网络中善于沟通、乐于交流的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缺乏社会交往的动力，严重者甚至会产生社交功能障碍，人际交往产生挫折感并受到困扰，导致更加依赖网络交往空间，形成恶性循环。
(二)教育维度：社会交往教育引导不力导致青年交往能力缺失
家庭和学校教育对青年交往能力发展和正确交往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青年受到社交恐惧困扰，社会交往教育引导不力导致其交往能力缺失是重要制约因素。从家庭方面来说，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孩子们的第一个教育场所，塑造着孩子的思想道德品质。一些饱受社交恐惧症困扰的青年，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父母的教育过于严苛或只关注子女学习成绩，忽视心理健康，孩子在与人交往时缺乏自信心、战战兢兢；
家庭过度保护使孩子养成较为内向的性格，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过于敏感等；
一些父母面临着家庭生活与工作压力的冲突和“时间荒”，经常把自己的孩子与同龄青少年进行学业成绩等比较，这种教育焦虑容易传递给青少年并由此产生交往逆反抗拒心理。更为突出的新问题是，相对稳定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快速城市化的冲击，大量的“新产业工人”进城，人口流动或举家搬迁使得青少年成长环境不稳定，留守儿童相对缺乏家庭教育支持，对父母的角色期望与情感纽带弱化，使其普遍缺乏与人交往的安全感。从学校方面看，青年健康交往观的形成离不开学校的系统德育与培养。“德育过程是促进个体道德交往实践成为教育性交往实践的过程，是提供和创造有利的教育条件，使个人本身成为道德交往实践的主体、推进个体道德社会化的进程。”[7]然而学校教育中“德育知识化”倾向和说教为主教育方式长期存在，弱化了青少年道德交往的实效。学校德育实践功能与沟通能力提升课程资源有待开发，普遍缺乏社会交往礼仪规范与技巧的实践训练。青少年在学生阶段难以得到促成其社会化的实践性教育和个性化指导，导致其从相对单纯的学校人际环境进入到更加多元复杂化的社会环境时，感到力不从心、受到社交恐惧的困扰。
(三)社会维度：不良文化氛围导致青年交往压力增大
英国学者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在专著《人的需要理论》中提出了“健康”和“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而要实现这种需要，必须满足政治、经济和生态等方面的一定的社会先决条件，“人的自主性也包括参与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的机会。剥夺一个人成功的社会参与潜力就是剥夺他的人性。”[8]当代青年成长在世界全球化浪潮和我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是享受着生产力发展带来各种成果的“丰裕一代”，富有创新进取精神，自我价值意识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转型期存在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传统消极错误观念、交往规范不健全等问题也深刻影响着青年。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加速发展与工作节奏加快，青年面临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阶层分化与代际流动、就业与跃升机会竞争压力加大等现实问题，这是“社恐青年”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我国“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宅”文化等多元文化思潮、西方“他人即地狱”等消极观念对青年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使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紧张、恐惧、焦虑甚至扭曲的心理状态，对交往欲望降低，产生“佛系”“道系”“躺平”等不良心态。一些网络社会媒体和文艺作品极力宣扬“金钱万能论”“阶层固化论”“道德滑坡论”“人情冷漠论”等论调，对一些社会“假丑恶”现象大做文章，刻意夸大人际交往风险，对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进行恶意炒作渲染或“毒鸡汤”式营销，消费和扩散“成功”焦虑。这种不良媒介文化不断将社会竞争压力传递给心理尚未成熟、尚未做好准备的青少年。在自媒体构建的强势资本话语传播体系和炫富、攀比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形成了名牌崇拜、盲目跟风等“虚假”的消费与心理需要，社交压力极大。在各种负面的信息轰炸、道德要挟和被动牵引下，一些青年社会交往处于疲于应付和“心累”状态，与人交流失去新鲜感并成为“负担”。由此可能会对自己产生认知偏差，其精神需求尤其是尊重需求、个性需求、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无法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其全面发展难以得到实现。
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学校要通过积极教育引导减少社交恐惧症给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社交恐惧症或社交退缩，要积极寻求心理卫生等专业机构和人士帮助。除此，在如下方面要大力引导青年开展高质量的社会交往实践。
(一)引导青年辨明并平衡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场景丰富了青年交往活动方式，扩大了交往活动范围，但需要解决“协助青年人‘控制技术’而非‘被技术控制’，单维度社交、轻社交与陌生人社交存在的影响与可行性等等”[9]迫切问题。在青年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信息获取方式、情感支持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势下，应教育引导青年善用网络，使网络对青年的社会交往更大程度地产生积极效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交往的物质基础主要是生产力。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的前提，但是交往的形式，如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这些形式始终是由生产活动决定的。[10]为此要教育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社会交往观，辨明虚拟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平衡二者关系并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强化集体主义和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其自觉投入到当今时代创新创造的伟大实践。技术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要运用课堂主渠道和网络思想舆论阵地揭示和阐发网络“异化”现象，启发青年反思“算法”技术背后的社交“茧房”与伦理道德困境等时代问题。要引导青年提升信息与媒介素养，控制网络技术对青年交往活动产生的负面效应，有效预防青年与现实脱节。
(二)实现家庭、学校与自我教育有机统一
要通过家庭、学校、个体自我三方面的有机联动助力青年的成长、成才。一是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培养子女明是非、辨事理，将人际交往教育融入到对孩子日常的引导中，以良好的家风和稳定、完整、充满爱的家庭氛围感染孩子。要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积极与学校交流沟通，引导孩子克服恐惧、焦虑、自卑等心理。二是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在发展智育的同时积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强化“生命、生存、生活”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加强青少年社会责任与担当精神培育，全面推进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定期举办文艺社团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内容建设，在实践中培养青少年与人交往的能力和树立人际交往的自信心。要强化青少年集体主义道德和共同体意识培育，引导其调适在集体生活中的心态。要开展社交技能训练课程，帮助青少年缓解社交紧张感和处理好人际关系，减少社交恐惧症发生的可能性。要预防青少年交往中可能发生的伤害，及时消除部分青少年因交往受到伤害而带来的心理阴影，构建反校园“欺凌”现象的长效机制。三是青少年要强化自我教育，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青少年要积极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参与校园社团活动，掌握必要的沟通技巧，在锤炼自身能力和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增强精神上的自立自强与心理上的自尊自信，在与他人交往之中保持沉着冷静、机智大方，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并拓展丰富社会关系。
(三)为青年营造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
青年“社会化”过程中，需要良好文化环境的熏陶。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人的活动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离开了他人和社会的纯粹个人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首先，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时调整和优化社会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改进民生，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功能，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公平的社会秩序，让青年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其次，要为青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风气，重建社会信任关系，形成多元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能动作用，加强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等建设，重视青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善于发挥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使青年“心有榜样”，积极向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学习，健全青年的人格培养机制。再次，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良好文化媒介环境与网络文化生态。要形成青年积极向上奋斗的媒介文化氛围，组织思想理论力量批判“他人即地狱”等不当文化观念，防止“丧”文化等不良风气蔓延，开展“净网”专项行动，夯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共同培育积极向上的青年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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