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纯如 熊 静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根据对各种公开出版物的统计,2020-2021年,国内共发表文献学论文958篇,专著47部。与往年相比,文献学研究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趋势,讨论的话题集中在文献学理论、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分支和文献学家研究等几个方面。文献学学科内涵、新时期文献学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专科文献学中,少数民族、宗教文献研究不断走高。此外,医学文献、音乐、艺术文献学、地方文献、建筑文献等都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专题研究方面,古籍数字化整理、数字人文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等得到了较多关注。目录、版本、辨伪等文献学分支学科均持续发展,其中辨伪学学科理论建设,目录版本个案研究在本时段内成果较为突出。文献学家方面,仍集中在刘向、余嘉锡、张舜徽等较为著名的学者身上。下面试按专题述之。
学科发展离不开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在文献学领域亦是如此,“文献”这个基本概念也一直随着时代发展生长出新的内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亦随之而不断完善。对2020-2021年相关的文献学论文和专著进行分析整理后,文献学理论研究进展主要集中文献学基础理论、文献学教育、文献学学科建设三个方面。
1.1 文献学基础理论
学科基础理论是关于文献学基本概念、学科边界、研究内容和体系构建的讨论,彰显着文献学研究的独立性、反思性。赵益[1]通过比较中西文献传统,总结我国文献传统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精英性”三个特征,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古典共同体”持续稳固的历史独特性。冯国栋[2]认为古典文献学是以治书方法技术为核心的,其研究对象应该是文献本身,并将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和社会性融入,以横向历史性、纵向社会性为坐标建立“活的”文献学。徐建委[3]指出早期经典存在多重性质,主张通过陌生化原则、去主体化原则、非线性原则和功能考量原则来处理早期文献。
语言文字是我们阅读文献的基本工具,对其历史发展的考察,有助于对文本的正确释读。周玉秀[4]的《古文献语言研究》对先秦文献语言特点、古代音韵及其演变、汉字运用理论和实践特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真大成[5]《中古文献异文的语言学考察》以中古异文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中古文献异文的含义、成因、类型,以及异文的汉字史、词汇史。
1.2 文献学教育
文献学教育方面,本时段突出成果表现在文献学教材建设方面。漆永祥[6]编著的《古典文献学经典导读》选取了20世纪35位经典大家的代表性论著,涵盖文献学及文献学的十个学科分支。李艳[7]编著的《古代文献阅读基本常识及应用》介绍训诂学的概况和基础理论,辅以大量实例,填补了在古文献阅读常识方面教材的缺失。刘凤强的[8]《中国历史文献学教程》尤其关注少数民族文献学新进展,展现了学科发展的新外延。陈子善[9]《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建构、方法探究等学科规范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探索。
1.3 文献学学科发展
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方向,也是近年来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彭秋茹、何贝[10]等对“图书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下的图书,按照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等指标进行了评价,在被评价的103种图书中,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总排名第二,在各类网络平台的各项指标均为第一,体现了文献学图书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张怀涛,耿伟杰[11]统计分析了“十三五”期间文献学研究主题,认为主要集中在学者、古籍整理、少数民族研究几个方面。王余光、陆滢竹[12]对2019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整理评述,全面分析该年度文献学研究进展。
《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2期的特别策划专栏中,傅荣贤、华建铭[13]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分为探索和繁荣两个阶段,从古籍整理出版、文献学基础理论、分支学科构建等六个方面梳理了主要成果,认为新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持续性、全面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此外,2020年《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上,王珏[14]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古典文献学的发展、特征和问题进行了总体论述。安平秋,舒大刚[15]编著的《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回顾了35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涉及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与实践、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献学学科平台的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等论题。
1.4 研究资料建设与综合研究
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是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最终成果,目前已出版5卷,该书在文献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将文献的生产、阐释、传播、接受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注重文献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文化的角度阐释文献,勾勒中国传统文献在社会文化发展、东亚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是近年来文献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开拓了文献学研究的新思路[16]。其中第十卷《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17]对本领域内重要研究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有志于文献学的研究者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汇编是文献整理的常见形态,金宏宇[18]对现代文学领域的文献汇编形态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文献汇编实践中,由于历史的种种限制,往往只能做到适当的、短暂的“全”,而研究者却倾向于追求“全编”,二者间的矛盾是需要研究者特别注意的。
此外,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的《古典文献研究》第22-23辑,每册分别收录20余篇论文。第二十二辑[19][20]主要涉及文献文化史研究、文学与文学文献学研究、文史新研、文献研究与考证、碑刻文献研究;第二十三辑[21][22]主要包括江南文献与文化、文学及文学文献学研究、文史新研、文献考证、巩本栋教授荣休纪念专稿等,广泛讨论了中国古典文献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价值,也是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各种专门类型文献研究,是文献学的重要分支。本时间段内,医学、少数民族、敦煌文献,尤其得到了学者关注,在将传统文献学方法应用于专门文献研究的同时,还根据专门文献各自的特点,丰富了文献学研究的方法与领域。
2.1 医学文献
古代医药典籍的版本年代、流传情况、历史价值是医学文献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才让南加、孟宪丽[23]考证2006年山南市措美县发现的《当许医文残卷》形成时间大约在11-12世纪左右,在融合汉藏医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段逸山[24]对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蠢子医》《(删订)痘疹神应心书全集》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得出前者为龙之章,后者为丘可封的结论。王翠翠等[25]和孙立[26]等人先后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的民国金匮及妇科相关文献进行了补订,并对年份、书名和人名等著录信息讹误予以校正。周欣媛[27]通过对《全元诗》整理情况和研究现状的梳理,根据元代诗歌的创作特点对其中的涉医文献进行整理,探索了文学、医学的交叉学科领域。海霞[28]考证了《魏氏家藏方》数百年来在海内外辗转流传、终归故土的过程。
2.2 艺术、音乐文献
艺术、音乐文献是传统文献学较少关注的领域,近两年来在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古代音乐文献、西方经典艺术文献等相关问题,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成果。郭建平等[29]《艺术文献学举要》阐释了艺术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基本框架,并以实例的形式详述了艺术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周宪[30]认为艺术理论文献学建设有利于推动艺术理论学科研究范式转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方宝璋、郑俊晖[31]编著的《中国音乐文献学》对音乐文献学进行了全景式展现,分音乐文献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分别梳理其发展脉络。吕常乐[32]系统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巴赫特藏”文献的内容、范围、特点,揭示了其在西方音乐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蓝颖[33]考察了19-20世纪中叶德国的中国音乐文献研究,认为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中德音乐文化交流的繁荣,其音乐学科已经迈向“本体—交叉—交互—创新”的广视野和多层面时代。高薪[34]以15-17世纪意大利经典美学文献为对象,从美学史著作、文献资料汇编、艺术史论、专著研究和中国本土的接受程度等角度切入,认为不但应该拓展美学研究的领域还要增加其深度。由于艺术史发展的特殊性,积极关注域外文献是艺术、音乐文献学研究的特色,也是其对我国文献学发展的重要启示。
2.3 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一直是文献学的热点领域,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所突破。姚美玲等[35]介绍了“敦煌邈真赞”和“唐代佛徒墓志”的体例、语言、文字特点等,并运用传统训诂方法对相关词汇进行了挖掘和考释。许建平[36]利用“国际敦煌项目”(IDP)资源,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643号《尚书》写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将抄写时间提前至南北朝时期,并推测隶古定《尚书》可能存在隶古字改今字的情况。张焕忠[37]通过对法藏敦煌写本P.3911及桥川时雄的翻拍本进行比对,对写本载体形态、内容和抄写年代等进行探讨。杨倩[38]对法藏敦煌写本P.2621的写本状况、内容进行介绍,考证了主要抄写人员、时间以及卷背杂抄涉及的内容等。赵大旺[39]考证了王重民旅法期间致顾颉刚两封信函的内容、史事和书信时间,展示了顾颉刚、顾廷龙等人致力于全面搜集敦煌本《尚书》卷子的艰辛历程,是对我国早期敦煌学的有益补充。张泳泉[40]阐释了敦煌残卷缀合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缀合可以实现确定未定名残片的篇题、确定缺题残卷的文本系统、纠正残卷定名的疏误、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明确具体残卷性质的目标。屈直敏[41]通过对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认为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皆设有伎术院,其既是职能部门,也是培养伎术类人才的教学机构。可见,除了版本年代、流传情况等“传统”议题,以文献证史,挖掘其历史价值,以及敦煌学本身的发展史,都是当前敦煌文献研究的新热点。
2.4 宗教文献
宗教文献研究大多与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相结合,体现了明显的地域特点,而相关研究对厘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演变、宗教思想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王启涛[42]利用文献考证了早期粟特人的名字,梳理了粟特人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李灿[43]将首次公开的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对比,认为其就是昙无兰编定的《千佛名号》,讨论了5世纪前佛名抄略本的制作与古法唱导仪式的关系。逄礼文[44]探讨了《修真十书》的版本源流,通过与不同版本进行比对,得出消失的四卷为“梁丘子黄庭内外二景玉经注解”的结论,在成书时间方面,认为侯赛因1340年之说更为合理。李灿[45]基于语言、书法、经录等方面的证据,确定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两件吐鲁番早期写经残片SH.152-6、BD.14741-I,就是早已失传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指出了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2.5 少数民族文献
藏、蒙、西夏文献是本领域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文献类型,相关研究一方面充分借鉴传统文献学理论,采用校勘、辑佚等方法,考察其版本源流、年代。另一方面,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关注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展现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程及其影响。
藏文文献方面,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46]的《布达拉宫藏品保护与研究——古籍文献研究》收录了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研究最新成果,讨论的主题包括:“梵文贝叶经写本保存现状及预防性保护”“纸质文物修复”“明清丝织品函头标签研究”及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等。刘英华、杨宝玉[47]对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进行了考证,认为四件敦煌本藏文九九表按照是否带有乘数和被乘数一,可分为“大九九”两种,按照被乘数、乘数高低次序,可分为“小九九”两种。才让太[48]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无所得一法论》原文、译文和内容分析入手,推断在唐后期,汉传佛教禅宗思想就已经传入吐蕃藏地,并与当地文化碰撞,促进了具有地方特色佛教文化的产生。顿拉[49]以《拔协》《后藏志》《拉卜楞寺志》等寺志为基础,探析汉藏建筑文化的交流、夏鲁寺建筑中的汉式结构以及寺院选址的“四象”思想。
蒙古文献方面,红梅、黑龙[50]考证了《蒙古风俗鉴》版本流变情况,指出蒙古文本有书写不规范之处,丹碧批注本对全文进行了规范化处理。而1988年赵景阳译本与2019日萨译本相比,日萨译本错误更少,历史知识把握更加准确。王皓、黄岭[51]总结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的四种类型:识字类、历史类、综合知识类和社会伦理类,指出其是汉文化对越南深厚影响的有力见证。
西夏文献方面,王龙[52]围绕西夏文写本《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九的版本、形制和相关内容进行探究。孙伯君[53]针对西夏文《大藏经》“帙号”展开研究,发现其使用了勒尼语,并考证在罗太后主持下,于13世纪初完成了《大藏经》编订。孙颖新[54]从西夏语内部的通假、汉语引发的通假两种类型出发,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大多缘自佛教和非佛教作品的不同翻译方式。闫安朝[55]确认新发现的俄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82共10个残页为西夏文《三才杂字》残片,认为该残页可与乙种本进行对勘、纠正乙种本中的讹误、对乙种本进行补缺等,对复原西夏文《三才杂字》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段玉泉等[56]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新公布的27件西夏文文献进行研究,通过对标题和标号的考证,揭示了这批文献的价值。
2.6 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本时段内的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以地方文献促进地方文化建设的可能与路径。刘训茜[57]以庞大丰富的地方村落文献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松阳石仓契约的整理经验,从保护客家文书还原生态、激活闽汀特色乡土文化等角度,阐释了传承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措施方法。叶飞[58]介绍了官修与私撰方志,地方艺文与掌故逸闻,诗集文集类,河、漕、盐、关所涉淮安文献,以及日记与游记类文献中的淮安地方史料。陈维昭[59]详细介绍了科举文献《娄江课士录》的相关情况以及作者生平和交游情况,认为其在晚明地方课艺、科举史研究方面都有深刻的文献价值,为认识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杨晓春[60]比对了《张氏通波阡表》一文的三种传世文本,认为正德《松江府志》保存的《张氏通波阡表》文本在史实方面更加可靠。
古籍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基础上的文献开发,是近十余年来的学术热点。研究回顾与发展趋势方面,王秋云[61]认为古籍的数字化是以古籍的利用和保护为出发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转化的过程,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范围、研究特点进行分析,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2020年5月30日,“信息时代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学术沙龙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古籍数字化相关标准的制订以及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62]。曹瑞琴[63]探讨了古籍数字化共建共享的价值、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李明杰、张纤柯等[64]对2009-2019年古籍数字化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揭示了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总结了十年间古籍数字化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范桂红、赵纯洋[65]利用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1998-2019年间主题为“古籍数字化”的314篇文献进行分析梳理,发现古籍数字化研究、古籍数字化与数字人文、特殊古籍数字化、古籍数据库建立与维护、古籍数字出版与著作权维护是当前研究的五大前沿热点。
古籍数字化的技术应用实践方面,常娥、李慧芳[66]以《老子·道德经》为例,对古籍数据库存在的错漏讹误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确定古籍数字本的权威定本,并提出了方法和策略。王楠[67]探讨了古籍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后以《考工记》为例,对其数字化再生产与传播的策略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开发和传播模式的建议。李明杰、杨璐嘉[68]以ArcGIS平台为开发引擎,分别创建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前者包括数据的采集、组织、录入等,后者主要对明代古籍刊刻的基本信息进行标注和处理,在此基础上实现明代古籍刊刻地理信息可视化、条件检索、空间检索等功能,是可视化技术应用于文献学研究的有益尝试。夏翠娟、贺晨芝[69]以上海图书馆“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人名规范库”等项目为例,介绍在数字人文环境下历史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论证了以技术手段作为机制与政策的补充,从而解决数字人文环境下GLAM领域资源共建共享问题的可能性。
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古籍数字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学者们在技术标准、技术应用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如何将传统文献学的经验、方法,更好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则是我们在未来研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本时段内的文献学分支学科研究,目录学仍重点关注经典著作;版本、校勘研究以个案为主,且大多能突破文献本身,将视角拓展到传播、流通领域;辑佚、辨伪方面,出现了多部教材和通论著作,对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4.1 目录学
《书目答问》是中国传统目录学入门书籍,王少帅[70]对《书目答问》存在的舛误之处予以纠正,将各种错误归纳为书目著录、书名有疑、分类不当、作者字号有别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下文简称“《孙目》”)以“图书学分类”著录通俗小说,朱姗[71]从学术背景、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了孙楷第通俗小说分类理论的学术源流,论证了“小说史分类”与“图书学分类”的不同特点在于“撰史”和“编目”的差异。解树明[72]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讹误总结为:文字讹误、科第著录之误、作者有待考证三大类。王勇[73]指出了《四库全书总目》28处标点有误之处,以裨研究之用。
4.2 版本、校勘学
文学文献方面,徐昕[74]考证了南京图书馆藏《鄱阳刘彦昺诗集》两种抄本的版本源流,认为清古炤堂抄本质量并不优于金星轺藏清抄本。许建业[75]追溯李攀龙《唐诗选》在晚明和江户时代的传播路径,强调文本流衍过程研究中的宏观、域外视角。粟品孝[76]考证了《周敦颐文集》的成书及其在宋代的编刻过程,然后集中论述了该书明版的流传,以期揭示文集特有的版本现象和文献价值。韩丹[77]考察了吴棫《韵补》征引《文选》音注之来源,通过将其与《文选》现存版本比较,认为吴棫参考的《文选》为李善注单行本,此本与南宋尤刻本最为接近。
历史文献方面,郭彩萍、李金荣[78]通过爬梳大量文献,遴选22种《左传》重要文本,概述其源流异同。曹鑫[79]对《史通》版本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其研究文献数量稀少,研究深度欠佳,应对其中的翻刻本、重刻本、后印本等版刻现象多加关注,加强对《四库全书》所收录之《史通》的研究。李京泽[80]对汪藻《裔夷谋夏录》进行深入梳理,指出南图、上图和静嘉堂的藏本成于清初,后两者或直接出自清初抄本。吕冠南[81]比较了猪饲彦博著《史记历书管窥》的稿本与刻本,揭示了《史记历书管窥》的学术价值。
4.3 辨伪与辑佚
辨伪学研究方面,司马朝军及其团队是近年来成绩最为显著者,其系列论著的推出,促进了辨伪学学科建设。司马朝军[82]主编《文献辨伪学引论》分为上编“文献辨伪学导论”及下编“文献辨伪索引”,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对近代辨伪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反思和驳正,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囊括1912-2018年代表性辨伪学著作的书目。其所著《文献辨伪研究》[83]则聚焦辨伪学的源流,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直追溯至明代,此外以专题的形式阐述了对《乐庵语录》《读升庵集》《野处类稿》等书的辨伪考证过程及结论。曾志平、司马朝军[84]编《百年文献辨伪学研究菁华集成》收录了六十余篇在辨伪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论著,展现了20世纪初至今的辨伪学成就和进展,有助于辨伪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其他散见的个案研究尚有,孙思旺[85]以马国翰辑佚本荀爽《礼传》一卷为例,认为马国翰所辑《礼传》一卷有误,其可能出自《诗传》,或出自《春秋条例》。胡鹏、陈雨星[86]以南图藏四卷本《问梅诗社诗抄》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本对勘,辑得黄丕烈诗五十余篇,据此考证黄丕烈在世最后几年的收藏、交游活动。张涛[87]对《析津志》进行了辑录和整理,考证其作者、成书年代及编纂体例,辨析了《析津志》中交通和民俗史料的价值。
文献学家方面,关注点仍集中在著名学者身上。李景文[88]《刘向文献编纂研究》总结刘向的编纂思想、学术贡献和后世影响。安学勇[89]《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回顾余嘉锡的学术生涯,探究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根源。陈宁[90]《孙星衍文献学研究》介绍了孙星衍的生平和在文献学领域的成就。
2021年是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诞辰110周年,万志祎[91]根据《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系统介绍了张舜徽先生的读书方法与治学思想等。张三夕[92]则聚焦张舜徽先生的治学方法,指出张先生认为校雠学不是僵化封闭的古老学问,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有活力有弹性的学科体系。
以上我们对2020-2021年间文献学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限于篇幅和学力,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近两年来的文献学传统研究领域,如文献学基础理论、专科文献学、文献学家等,保持平稳发展,并随着时代与学术的发展,不断生长出新的内容,如文化史学观念的引入、少数民族文献挖掘的不断深入等。同时,在学科融合的大趋势下,文献学者也积极开阔视野,充分吸收交叉学科最新成果,不断开拓学科边界,如数字人文方法与文献学研究的结合,学科交叉部的新文献挖掘等。总体而言,文献学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仍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所有参与者不断探索,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服务文化传承事业,探寻中国文献学内在生长动力,让文献学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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