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军
(大庆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挽救民族危亡，一些爱国人士提出了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是不能完成救亡重任的。随着救亡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制度落后。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制度，实现“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但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认真总结了前人对国家出路种种探索的失败教训，并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开辟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路。
(一)提出救亡图存的新方案
救亡图存，需要理论指导，要有具体的方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救国主张和方案。但这些方案都存在着局限性，不能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指出正确的出路。例如，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设计了一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从反封建的角度来看，它主张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无疑具有进步性。但它也存在明显不足，如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在政权建设上没有体现工人、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权利等。
孙中山描绘的这套方案之所以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是照搬西方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新方案，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共同革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民主共和国，具体地说，“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政权构成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个民主联盟性质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采用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7页。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因此，毛泽东把这种新式的共和国称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疑是一个进步的方案。这个新方案体现了各革命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有利于调动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前途。
(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进行暴力革命，即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旧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声明，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二是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指向城市，通过工人暴动或武装起义等方式夺取中心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革命重心放在城市，有其历史必然性。19世纪的欧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欧洲的产业工人不仅人数众多，在思想上也逐渐成熟起来，开始作为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体现出坚定的革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把无产阶级视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由此得出城市是革命主战场的结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与经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接受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暴力革命的思想。但党在革命战争的主攻方向上曾走过一段弯路，照搬苏联经验，走城市中心道路。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大中城市，却遭到接连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逐渐认识到农村斗争的重要性，并把主攻方向指向农村，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中国之所以行得通，首先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第一，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大力扶植各派军阀势力，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页。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在政治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5页。所以当革命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到与敌人争夺中心城市的程度，“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毛泽东对忽视根据地而采取单纯的流动游击作战方式进行了深刻批评，同时他又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8页。近代中国在经济上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5页。自然经济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就为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经济基础。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的领导力量，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鲜明特点，又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对中国各阶级进行分析比较时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5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农民问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也是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1)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47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革命动力视角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2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农民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2页。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等办法，不仅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而且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历史证明，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页。农民问题的解决，为党创建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总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开辟了一条新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实现，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创造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所以，无产阶级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废除私有制，“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2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上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但它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爆发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政权性质上看，新中国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当时在这个政权中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以更小的代价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对新的情况，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用和平方法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1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采用和平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1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页。上文中，毛泽东提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指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对于官僚资本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之一)，党采取暴力的手段，在政治上剥夺了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
采用和平方法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不同于俄国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东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遇到了资本主义的暴力抵抗，最终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没收了资产阶级的企业。暴力革命是这些国家革命的特点。而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则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所谓和平赎买，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并对资本家进行经济补偿。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主要采取了“四马分肥”、定股定息的赎买方式，顺利地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平赎买之所以在中国行得通，是由当时中国阶级关系的特殊性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第一，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它组织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反动腐朽政权。后来民族资产阶级又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能够继续维持生产，为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一份贡献。特别是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还需要继续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1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随着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敌我矛盾。1952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3页。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就为和平赎买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平改造(赎买)，从本质上看就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场斗争，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1952年6月，周恩来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对和平改造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强调改造，是因为今天有人民民主政权，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联盟的广大基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认识到个体经济通过合作化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之前，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土地改革后在农村占优势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农具落后，没有能力采取机器耕作，产量低；
手工业者生产分散，资金短缺，工具落后等，难以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提出“把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15页。把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合作化道路。
(二)通过思想教育提升社会主义觉悟
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发展前途？个人命运是什么样的？党要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些人对此忧心忡忡，甚至产生了悲观抵触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党采取讲演、座谈会、学习班等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第一，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1页。同时他还强调，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第461页。针对资产阶级对国家及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毛泽东在与工商界代表谈话时强调，只要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了解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人们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第二，向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宣传党的赎买政策。政府能否真正落实赎买政策？对工商业者的工作怎么安排？工商业者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这些是民族资产阶级非常关心的问题，有些人对这些问题还是心存疑虑的。党对此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指出：“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2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毛泽东还强调对工商业者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2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6页。对工商业者不但安排适当的工作，对于有技术、有管理才能并能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资本家，发放较高薪水。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他在讲话中多次向工商业者强调，党的政策是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给予选举权。第三，抓住少数先进分子，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在开展思想教育时，党首先抓住少数先进分子。这部分人思想政治觉悟比较高，懂得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党紧紧抓住这部分先进分子，在他们中间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然后通过他们说服教育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荣毅仁，积极响应党的赎买政策，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进代表。王国藩合作社(曾被称为“穷棒子社”)，是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思想教育，人们逐步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
总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基本依据，并结合过渡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将暴力剥夺(没收官僚资本)与和平改造相结合，改造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相结合，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一)从“第二次结合”(2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3年，第557页。到改革开放
怎样才能尽快摆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鉴于苏共二十大所暴露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要以苏为鉴，并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命题。“第二次结合”，就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又是党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第一，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途径，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怎么走？新中国建立初，我们主要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但苏联工业化模式有其明显局限性，如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我们党在学习中很快发现苏联工业化模式不完全适合中国，为此毛泽东还区分了向苏联学习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02—103页。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他认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他特别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01页。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一个基础部门，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还能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从长远上看，农业发展起来，基础稳固了，将会更有利于我国的工业化。因此，毛泽东指出“农业就是工业”，(3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3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01页。1959年，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经济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提出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这些思想主张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重大理论突破。
第二，关于经济体制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党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为了实现强国目标，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坚持全国的统一计划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地方的特殊性，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从生产、经营和市场等方面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探索。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新问题，陈云进行深入分析，并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构想：计划生产与自由生产相结合，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相结合。这些构想具有创新性，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方面肯定了自由生产和分散经营，突破了单一指令性计划的经济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将自由市场同社会主义联系到一起。陈云认为，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有利于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多样化需要，但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这是因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当然，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一些失误。“文革”结束后，党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如何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次会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3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领导人民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作了新概括，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利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和生产要素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是落后追赶先进的重要法宝，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强大动力。第一，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自2010年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21年的18.5%。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伴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摆脱短缺和贫困状态。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是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在深海勘探领域，中国自主研发的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和“祖冲之号”在世界量子计算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嫦娥飞天、玉兔探月、祝融探火、筑梦天宫，反映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自主建设的北斗系统实现了我国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国防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国产航母和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服役，高超声速武器东风-17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中国正大踏步向科技强国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23页。
(二)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全面现代化
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已经展开探索，当时把关注点主要放在工业化上。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将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构想。他特别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3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随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重申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主张。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完成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提上了日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革命，党采取了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但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苏联工业化建设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俄国(苏联)从欧洲一个相对落后国家一跃变成欧洲强国。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所以，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1953年，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文件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党在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4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1页。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实现工业化。但问题是，当时中国不仅工业落后，农业、科学技术、国防都很落后，这就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党采取分步骤分阶段的办法。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党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到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步的目标基本实现，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也实现了独立。
改革开放后，在对国情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党对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进行调整，做出“三步走”的战略安排。此后，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4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重要一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此开始了新征程，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认识的深化，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它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现代化，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第二，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是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它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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