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晶 吴擎华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头癣俗称“癞痢头”或“秃疮”，是由浅部真菌感染头部皮肤和毛发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1]。头癣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病，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欧洲南部和东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2]。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将头癣防治上升到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头癣的群众性运动。对新中国这一重大的防疫运动，除医学界有相关的防治技术研究外，史学界尚未涉及。目前史学界在疾病医疗卫生史研究方面，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关注较多，而对类似头癣这样的慢性传染病防治关注甚少。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对1956—2021年间医学界对头癣防治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的时段特征、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开展新中国头癣防治研究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
20世纪50—70年代，头癣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国家从50年代开始试点防治，60年代末将防治地域进一步扩大，到1977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防治运动。到80年代中期，全国头癣已基本消灭，但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头癣发病又呈现出抬头的趋势。依据全国头癣防治进程，以及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医学界对头癣防治的研究时限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研究的起步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积极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医疗卫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传染病的防治工作[3]20，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4]1954年4月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头癣等皮肤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开始启动。从1956年起，结合除害灭病运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开始头癣的试点防治。1959年2月卫生部在“除害灭病宁都现场会”上提出了“积极防治头癣”的目标任务[5]。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新中国头癣防治的研究工作初步发展起来。这一阶段学界研究的关注重点是对部分试点地区病例的临床分析，以及对中药验方的试验与疗效的探讨。该阶段代表性著作为龙振华《头癣防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秦启贤《1500例头癣临床和病原菌的观察和研究》(《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1956年第3期)、刘茂淳《雄柳膏治疗头癣疗效综说》(《江西医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孙锡惠《醋酸铊内服脱发治疗头癣352例的临床报告》(《安医学报》1962年第1期)、吴绍熙《国产灰黄霉素治疗头癣的观察报告》(《中国药学杂志》1965年第6期)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卫生部医疗预防司编《全国防治性病麻风头癣宁都现场会议资料汇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这是学界了解和研究50年代全国头癣防治基本情况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研究缓慢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灰黄霉素药物的应用、中医验方及防治经验等问题。之所以说是缓慢发展阶段，是因为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医学界也成为“重灾区”，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如，著名头癣防治专家胡传揆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调离工作岗位；
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也从北京迁到江苏泰州；
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1966—1976年的十年期间医学界发表有关头癣防治研究的论文不到20篇。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走出医院大门治头癣——北京市西城区托幼机构头癣防治工作小结》(《北京医学院学报》1966年第2期)、韩瑛《灰黄霉素的合理使用》(《赤脚医生杂志》1974年第5期)、李俊亮等《手拨发治疗小型黄癣病》(《江苏医药》1975年第5期)、吴绍熙《头癣防治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江苏医药》1976年第5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1977年江西省卫生防疫站编《江西省九江头癣防治现场会议资料》和1979年卫生部医疗预防司编《湖北省全国头癣防治现场会议资料》。
(三)70年代中期至今为研究提升阶段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国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我国科技战线的全面复苏，医学界也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1977年2月卫生部提出了1980年在全国基本消灭头癣的目标，这有力地调动了头癣防治研究人员的积极性。由此，头癣防治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升。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胡传揆教授负责的“头癣综合防治研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70年代中期以后，医学界讨论的主要是头癣的防治技术、流行病学调查、防治监测、病原菌变迁、新时期流行特点等问题，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江苏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编《头癣的防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胡远湘等编著《头癣的防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等；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胡传揆《消灭黄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北京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王炳仁《宁夏农村头癣流行概况及灰黄霉素治疗经验》(《皮肤病防治研究通讯》1979年第3期)、廖廷锡等《头癣病流行的新特点及其防治对策研究》(《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0年第4期)、刘伟等《2006—2010年湖北省头癣监测情况分析》(《皮肤病与性病》2013年第2期)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还出现一些探讨头癣的硕博论文①。这也表明新的研究力量得到培养。
依据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理解，医学界对头癣防治方面讨论的主要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头癣治疗药物的探讨
在头癣防治中，有关治疗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成为医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一是在五六十年代，这类研究主要有三种指向：1)指出西医的醋酸铊脱发治疗法和X线脱发治疗法的不足。如有研究者认为X线脱发治疗，虽疗效好，但成本贵，受众面小，速度慢；
醋酸铊脱发治疗，虽有疗效，成本低，但毒性较大。故而上述两种疗法不宜在农村地区大规模防治中使用[6]269-270。2)积极探索中医疗法。在当时缺乏理想治疗药物的情况下，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探索中药治疗头癣的方法。从相关论文来看，诸如苦楝子药膏、雄柳膏、硫铅膏等中药验方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一定疗效②。然而中药验方往往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研究者针对当时许多省市采用的苦楝子药膏指出，该药方虽有一定疗效，但真菌检查仍为阳性，不能保证根治[7]376。3)推广灰黄霉素治疗。1962年开始灰黄霉素临床试用，1965年国产灰黄霉素的问世，对头癣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与进口的灰黄霉素相比，“国产灰黄霉素质量甚高，疗效满意”，是“治疗头癣的特效药”③。
二是进入70年代后，随着灰黄霉素在治疗头癣中的广泛应用，研究者一方面探讨该药的有效性与不足，另一方面探讨中药与灰黄霉素的结合应用。如雷光烈等认为使用灰黄霉素时，不能忽略辅助治疗，主张在治疗实践用最小剂量的灰黄霉素治疗头癣，既能达到治愈的目的，也可避免药品的浪费④。针对灰黄霉素难溶于水，吸收缓慢且产生毒副反应的缺陷，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改良实验。其中，重庆制药七厂研制的“增效灰黄霉素片”，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8]；
吴绍熙等认为加服中药菌陈，既可促进灰黄霉素吸收，也可节省其用量[9]。李长海等研究了灰黄霉素在治疗黄癣时出现耐药菌株的现象及其防治措施[10]。
三是进入90年代后，对新出现的伊曲康唑、特比萘芬等治疗头癣的西药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探讨。如赵敬军、陈志强等通过临床检验，认为伊曲康唑、特比萘芬是治疗头癣的安全有效的药物⑤；
张正华等认为特比萘芬和灰黄霉素对头癣治疗的疗效，并无显著差异[11]。
由上可见，在治疗药物的探讨方面，五六十年代是以寻找中药验方为主，70年代后以探讨以中西药结合为主，90年代后则是以验证新西药的有效性为主。
(二)对头癣流行病学调查的探讨
对各地在头癣大规模防治所展开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研究者也给予了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的反思。流行病学调查主要有线索调查、滤过普查、专业普查三种方法，学者们对三种方法的运用有不同的看法。如雷光烈认为滤过普查适宜于头癣患病率较高的地区，在发病率低的地区，可采取重点人群普查与群众自报、互报和代报等方式[12]。王诗淇等认为专业性普查是消灭头癣的前提；
线索调查可在“专业人员比较多、卫生知识比较普及的城镇居民中进行，但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不宜选择”[13]。
二是对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问题的原因分析。如1981年广东省卫生厅对全省进行了头癣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省发病率为0.18%，而粤北地区高达0.56%。他们认为全省发病率的高低，与自然环境、生活水平、卫生习惯、生活方式、医疗保健条件及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14]。王诗淇等通过对河南确山县头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理发传染在该县儿童、青少年头癣患病中占首位。据此他们认为主要是理发员缺乏卫生知识，理发工具不消毒，以及当地群众有剃光头和给幼儿剃胎毛的旧习所造成的[13]。王绳武等依据对1962—1987年宁夏部分地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回族集中地区和山区农村成为重点流行区的原因，除生活、文化、卫生保健条件较差外，可能还与回族习惯戴帽子、头巾而造成传染有关[15]。从相关论文的具体内容来看，研究者对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问题的原因分析，都是一种简单的推测，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可能与医学论文撰写的侧重点有关。
(三)对头癣防治监测情况的研究
头癣防治监测对预测流行态势、巩固防治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者对大规模防治后的一些地方的头癣监测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省域头癣监测情况的分析。如湖北省从1980年起，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头癣进行监测。潘会胜、刘伟等对1991—2010年间不同时段的湖北头癣监测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刘伟认为1995—2010年5个重点县的监测结果显示，湖北头癣发病率已逐年大幅下降，但因各级领导和专业机构对该病种的关注度减弱，导致2010年后疫情有所上升⑥。又如河南省从1986年起，在豫南5个地区开展头癣监测工作，张拴紧等对上述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认为通过多年监测，治愈率和年发病率仍符合基本消灭标准；
新发病例的临床类型和致病菌与大面积防治时的地区分布差别不大；
头癣多发生在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的山区[16]。
二是对县域头癣监测情况的分析。如王遂成对1996—2001年湖北英山县基本消灭头癣后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新发的84例头癣，多为10岁以下的儿童[17]。再如郭升起等分析了1986年河南南召县板坪乡头癣监测结果，认为该乡头癣由黄癣占首位转到黑癣占首位，原因可能是黑癣病损面积小、炎症轻，在大面积防治中被忽略所致[18]。傅哲安等对1985—1990年河南固始县段集乡头癣监测情况加以分析，认为该乡头癣患病率虽只有0.019%，但散发病人的出现，说明头癣传染源依然存在。对此应继续加强监测，控制极少数传染源，同时提高诊断技术和检验方法，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巩固防治成果[19]。
(四)对头癣的病原菌变迁及其成因的研究
对头癣的病原菌变迁及其成因，学者们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类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对全国性头癣原菌变迁的研究。如吴绍熙[20]、李彩霞[21]、占萍[22]39等利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调查资料或临床资料，对全国性头癣病原菌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总体上基本相同，即全国性头癣类型由50年代以黄癣为主，转变到80年代后以白癣为主，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地区差异。有研究者推测，变迁的原因是受“政府重视和医疗干预、灰黄霉素的广泛应用，经济发展促使群众营养状态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公共卫生建设的投入”等因素的影响[23]。
二是对省域头癣病原菌变迁的研究。我国地域辽阔，环境、气候和卫生条件差异很大，故头癣的临床类型和病原菌也存在差异。相关研究表明，在60—70年代，上海、辽宁、安徽、宁夏等地是以黄癣为主⑦；
而北京、广州、内蒙古等地则以白癣患者居多⑧，显现出地域的差异性。随着年代的不同，头癣致病菌在一些地区相对稳定，在另一些地区则发生了变迁。如邰书麟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新疆南部地区的头癣病原菌一直是“黑癣菌”占首位，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⑨。徐续玲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湖北的头癣致病菌种类在60年代主要为“黄癣菌”和“黑癣菌”，70年代这两个病原菌锐减，90年代“白癣菌”的比例达到高峰，进入21世纪后，“黑癣菌”成为主要病原菌⑩。还有学者对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四川、贵州等省市进入21世纪后的头癣病原菌的变迁也开展了研究。
(五)对90年代后头癣流行新特点的探讨
(六)对相关防治专家和基层防治人员的研究
一是对胡传揆教授在头癣防治中贡献的探讨。如钱信忠撰文指出，胡传揆教授在粉碎“四人帮”后，推动卫生部把消灭头癣正式列入工作日程；
推动卫生部于1977年2月召开了全国头癣病座谈会；
1977年“亲自带领医疗队奔赴湖北省英山县农村开展头癣防治”[26]。邵丹认为，胡传揆教授在50年代对推动全国头癣防治工作的开展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60年代初他深入到北京的通县、延庆，江西的南昌、赣州、九江等地，开展头癣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27]。吴绍熙撰文评述了胡传揆教授的贡献：1958年他亲自负责江西南昌青云谱公社头癣防治试点工作，取得一套现场防治工作经验；
“文革”时期，他指导江苏泰县及江西九江地区取得了一个县和一个地区现场防治头癣的经验，并指导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的人员深入新疆实地调查，制定了新疆防治头癣的方案；
“文革”之后，他领导取得了湖北省防治头癣的经验[28]。
二是对郭子英教授在头癣防治中贡献的探讨。如赵天恩撰文指出，郭子英教授自1958年担任山东省皮肤性病防治所副所长起，多次领导和组织全省头癣防治工作，尤其是1977年举办全省头癣防治培训班，并亲自授课，培养了一批头癣防治骨干，为尔后山东省基本消灭头癣作出了重大贡献[29]。
三是对基层防治人员的宣传。如湖北英山县红山公社同六大队赤脚医生彭淑琼，在1977年头癣防治工作中，“把病人当亲人”，每天走几十里山路为患者治疗，每天出诊自带“理发剪和暖水瓶”，义务为患者洗头和理发，有时深夜为患者送药，将孤儿患者接到家中特别照顾，对拒治病人做思想工作。被人们誉为“一个心眼想着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30]。
(一)新中国的头癣防治是一块值得开发的史学研究领域
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将头癣防治上升到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头癣的群众性运动，基本消灭了头癣，然而90年代开始，头癣在各地又呈现抬头之势，这应当引起政府、社会、学界的特别关注。然而就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从事头癣防治研究的人员是清一色的医学界力量，其探讨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头癣本身的“技防”，大多数成果为临床实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和必要)，而对防治中的“人防”和“物防”甚少关注，即便涉及也是点到为止。故而我们认为历史学应该参与到头癣防治研究之中，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多个层面去解读其中的密码。再者目前史学界在疾病医疗卫生史研究方面，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关注较多，而对类似头癣等慢性传染病的防治关注较少。因而开展头癣等慢性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有助于丰富新中国疾病医疗卫生史研究的面相。借此我们还可以观察和探讨新中国在慢性传染病防控中的地方实践，以及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在地方的运行实况，也能为现实疫情防控提供历史的借鉴。
(二)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有助于拓宽头癣防治研究的广度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食粮。20世纪50—70年代，头癣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其中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四川、云南、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是头癣的高发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头癣防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时各地在头癣防治中，将防治资料的整理归档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因而各地在头癣防治中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至今甚少利用，值得史学研究者去开发。以笔者开展的湖北英山县头癣防治研究为例，在英山县档案馆所藏的该县卫生局档案中就有130多个卷宗涉及到头癣防治的资料，在县政府、教育局、商业局等部门的档案中也有头癣防治的资料；
在英山县疾控中心档案室藏有30多个头癣防治的专题档案。这些档案的内容涉及到中央领导和卫生部领导的指示，湖北省和黄冈地区的防治规划与技术指导，英山县的防治组织、防治宣传与民众动员，中央省地联合医疗队的工作，各级防治人员的培训，相关部门的工作计划与总结，相关会议、物资与药品采购，经费筹集、治疗方案的探索，各公社普查普治与复查复治的调查统计数据，疫区各公社及相关大队的防治工作，基层防治人员的事迹，患者及家属的心态变化，头癣监测、防治中的部门协同、干群关系，防治与农业生产，等等，这些资料目前尚未利用。从前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到，目前对新中国头癣防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防治”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防疫行为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对付某种传染病既取决于医疗技术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31]。以此而言，诸如在头癣防治中的中央战略决策与部署、各地在防治中的宣传与动员、防治中的政治与经济、防治中部门协同与地区协同、防治中四大群体之间的互动(患者及家属群体、干部群体、医疗群体、普通民众群体)、防治与乡村社会变迁等课题，都值得关注。如果充分利用各地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就能拓宽新中国头癣防治研究的广度。
(三)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以推进头癣防治研究的深度
1979年11月卫生部在编制的《全国头癣防治方案》中指出：“开展头癣病防治工作，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保护人民健康的一件大事，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32]48这表明头癣防治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如何推进头癣防治研究的深度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张大庆先生曾在论述疾病医疗社会史时指出：疾病“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学实体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一种社会角色”，疾病防治既要“考虑它的生物因素，也要考虑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33]14,16。这种研究视角同样适宜于新中国的头癣等慢性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此外，还要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从多维视角去解读新中国的头癣防治。如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在新中国头癣防治研究中，要关注党的领导与决策部署、政治实践与制度认同、地方政府与民众动员、执政理念与现实关怀等政治行为与防疫的关联性；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要关注头癣防治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传统习俗、乡村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关联性；
以文化学角度而言，要关注不同地区民众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疾病观念等对头癣防治的影响；
以医学角度而言，要关注头癣的传播途径、治疗技术、药品生产、医患关系、人员培训等诸多链条的关联性。在头癣防治研究中运用这些跨学科的方法，可以从多侧面勾勒新中国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进程的画面。同时，要注意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34]。在研究中，要探索在头癣防治中“怎么做”和“做了什么”，更应探索从中“获得了什么”，以此推进新中国头癣等慢性传染病防治研究的深度。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疾病控制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 ，而且社会会付出沉重代价。”[35]100这表明卫生与健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类似头癣之类的慢性传染病，虽不具有爆发性，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但无论是慢性传染病还是急性传染病都会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建设。因此，研究新中国对头癣等慢性传染病的防治，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 释
① 代表性的有：占萍：《皮肤癣菌比较基因组分析及中国头癣60年变迁调查》，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葛力瑜：《许兰毛癣菌的表型与基因型研究及其基因组和转录组学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范晓莉：《新疆头癣致病菌的系统进化研究》，新疆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
② 佚名：《苦楝子药膏治疗头癣的初步观察》，刊载于《中级医刊》，1959年第4期；
刘茂淳：《雄黄膏治疗105例头癣疗效观察》，刊载于《江西中医药》，1959年第11期；
陕西省卫生厅除害灭病办公室：《白河县消灭头癣病的经验——验方硫铅膏疗效显著》，刊载于《中级医刊》，1960年第3期。
③ 吴绍熙：《国产灰黄霉素治疗头癣的观察报告》，刊载于《中国药学杂志》，1965年第6期；
《治疗头癣特效药——灰黄霉素》，刊载于《中国药学杂志》，1965年第12期。
④ 雷光烈等：《灰黄霉素治疗257例头癣效果观察报告》，刊载于《河南预防医学杂志》，1980年第1期；
孙曾拯等：《英山县长冲公社治疗头癣的观察报告——对小剂量灰黄霉素及小剂量灰黄霉素加菌陈的治疗观察》，刊载于《武汉新医药》，1978年第5期，等。
⑤ 赵敬军等：《特比萘芬(兰美抒)在中国应用6年情况回顾》，刊载于《临床皮肤科杂志》，2001年第4期；
陈志强等：《伊曲康唑在我国的应用:五年临床经验回顾》，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99年第5期，等。
⑥ 潘会胜等：《基本消灭头癣病五年后流行病学监测分析》，刊载于《湖北预防医学杂志》，1991年第3期；
刘伟等：《2006—2010年湖北省头癣监测情况分析》，刊载于《皮肤病与性病》，2013年第2期。
⑦ 秦啓贤：《1 500例头癣临床和病原菌的观察和研究》，刊载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1956年第3期；
白义杰等：《旅大地区所见的黄癣及其病原菌的研究报告》，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63年第3期；
朱一元：《合肥地区头癣病例分析及其病原菌研究》，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64年第1期；
王炳仁：《宁夏农村头癣流行概况及灰黄霉素治疗经验》，刊载于《皮肤病防治研究通讯》，1979年第3期，等。
⑧ 张湐英等：《北京市小学校儿童头癣初步调查报告》，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59年第5期；
何玉琼：《广州地区头癣的真菌学研究报告》，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64年第4期；
包德必理格：《呼和浩特地区儿童头癣的调查报告》，刊载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65年1期，等。
⑨ 邰书麟等：《新疆头癣病原菌调查报告》，刊载于《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1992年第4期；
董雅荣等：《新疆南疆地区头癣病原菌调查分析》，刊载于《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1997年第3期。
⑩ 徐续玲等：《武汉及周边地区456例头癣患者分类病原菌检测分析》，刊载于《临床皮肤科杂志》，2006年第6期；
毛叶红等：《1960—2015年湖北及周边地区头癣病原菌变化情况分析》，刊载于《中国真菌学杂志》，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