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娅·古拜杜丽娜的二分性音乐结构探析——以两部弦乐四重奏为例

关 剑

索菲娅·古拜杜丽娜(Sofia Gubaidulina,1931- )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作曲家之一,其创作生涯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跨越六十余载。她的音乐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表现了她对信仰的虔诚和对艺术的崇高追求。由于受到时代、战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古拜杜丽娜在成长的道路上饱受艰难与苦涩,但也正是这些坎坷的经历造就了她坚毅的性格,形成了流淌在她音乐中的宗教观、哲学观与世界观。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简约与复杂的交融与碰撞,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是古拜杜丽娜创作思想的核心原则之一,她将这一原则运用于音乐的和声、节奏、写作手法、织体形态以及曲式结构等各个方面。而在此之中,二分性曲式结构的运用是作曲家体现二元对立原则的一个最为突出,也是最具特点的方式。

20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音乐理论家霍洛波娃(1)瓦伦媞娜·霍洛波娃(Valentina Nikolayevna Kholopova,1935- ),俄罗斯音乐理论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作为古拜杜丽娜的同学与好友,她对古拜杜丽娜音乐的理论研究成果十分具有权威性,其中以两部俄文专著《索菲娅·古拜杜丽娜:作品指南》(Sofiya Gubaidulina:A guide to works,1992)和《索菲娅·古拜杜丽娜》(Sofiya Gubaidulina,2008)最具代表性。受古拜杜丽娜二元化的创作思想启发,提出了“表现参数”(Expression Parameters,缩写为EPs,又译为“表情参数”)理论,她认为古拜杜丽娜的二元化创作思维是一种“最细致和直接的音乐表情手段体系,由一对类似协和与不协和的在功能上对比的成分组成:Legato(连奏)—Staccato(断奏),arco(用弓奏)—pizzicato(拨奏),狭小的旋律音程—宽广的旋律音程(跳进),声部的单一节奏—声部的复合节奏,织体的不间断性(连续性)—织体因停顿而产生的不连贯性(不连续性)等。”(2)[俄]赫洛波娃:《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钱亦平译,《音乐艺术》1994年第2期,第45-53页。该理论不仅为20世纪音乐的分析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还针对古拜杜丽娜作品中各类音乐元素的对立关系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梳理,对国内外学者开展古拜杜丽娜作品的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根基,并由此衍生出了“二元悖反”“二元对立”“复合”等研究视角。本文则是以古拜杜丽娜的二元对立创作原则为出发点,通过对《第二弦乐四重奏》(StringQuartetNo.2,1987)及《第三弦乐四重奏》(StringQuartetNo.3,1987)的结构分析,结合作品中出现的数控和象征等技法现象,阐述作曲家二分性结构的实现途径,以及融合、套叠的结构设计,并探究音高材料对作品结构力起到的整合作用。

古拜杜丽娜的二分性结构思维是其二元对立创作思想在曲式结构方面最为直观的表现,它并非完全继承于传统的二部性结构,而是基于作曲家个性化的创作思想与作曲技法建立的一种具有革新性与创造性的结构秩序。如要厘清这一结构思维的形成原因则应当追溯到她最具代表性的二元对立创作思想,而这一创作思想与她在成长中所处的人文背景密不可分。

回溯古拜杜丽娜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多条文化交融的线索:首先,在民族血缘方面,古拜杜丽娜的父亲是俄罗斯的鞑靼族人,而母亲是俄罗斯族人;
第二,在宗教信仰方面,古拜杜丽娜的父亲信仰伊斯兰教,而母亲信仰东正教;
第三,在语言方面,古拜杜丽娜的母语为俄语,但在大学期间她还选修过德语课程,并且她长期定居德国并加入德国籍,因此在由语言产生的文化知识接触面上来看,她同时受到了来自俄罗斯及德奥两种文化的影响;
第四,在东西方音乐风格的差异性方面,古拜杜丽娜在学生时代曾以钢琴专业作为主修学科,她所学习演奏的音乐大多以巴洛克时期至浪漫主义时期风格的作品为主。在20世纪中期,前苏联主流音乐的风向标以迎合时代与人民大众为主,这与她当时最痴迷的、在西方蓬勃发展的先锋音乐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脱节。这些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对古拜杜丽娜的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她不仅接受并适应着多种二元因素在其生活中的并存,同时还将自己对生活、宗教乃至生命的认知与理解化作其创作思想的主要来源,凝练出二元对立的创作原则,并将其融汇于音乐创作中的各个层面,成为了她最具代表性的创作特点之一。

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处于创作早期的古拜杜丽娜大多以室内乐的创作为主,对于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与技法特征依旧处于探索阶段。直至70年代以后,她独具特色的二元对立创作思维已经逐步趋于成熟,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音乐语言体系也逐渐确立。《第一弦乐四重奏》(StringQuartetNo.1,1971)、《协和》(Concordanza,1971)、《言谈Ⅱ》(DettoⅡ,1972)、《在十字架上》(InCroce,1979)等作品充分体现了二元对立原则对音色、音响、织体乃至于作品结构等多个层面的重要影响,而在此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她于1971年创作完成的大型室内乐作品《协和》。

表现参数在古拜杜丽娜的作品中(从七十年代开始)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她的音乐范例展示出这种音乐语言高度的结构表现力。1971年,她写了一首开创了她创作新时期的作品——《协和》(Concordanza,单乐章室内乐)。在这首作品中,她以最大的精确性,把音乐语言的所有手法划分为两种表现范围——“协和”与“不协和”。她并且在以后所有创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手法,遵循着这样的划分。(3)[俄]瓦·霍洛波娃(著),刘康华(译):《表现参数的结构功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81—83页。

正如霍洛波娃所述,古拜杜丽娜音乐中的二元思维体现为一种广义的“协和”与“不协和”的对立关系。在《协和》之后,随着这种对立关系在往后的一系列创作中所获得的更加立体而全面的体现,二元化的创作思维也从音响层面逐渐延展到了作品的结构布局层面,并体现出越发重要的地位。在创作于1987年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弦乐四重奏》中,作曲家在二分性结构布局的框架下赋予了二元对立创作思维在多个维度中的立体呈现:除了在“表现参数”所涵盖的各项音乐元素中实现了协和与不协和的二元对立之外,同时也融合了数控和象征这两个尤为重要的因素,形成了思想性、艺术性和复杂性的完美结合。

在以二元对立原则为基础创作的作品中,古拜杜丽娜擅于将各音乐元素的两极化特征以横向并置或纵向叠置的形态加以强调,而当对立的音乐元素在较高的结构层级形成横向并置时,通常会使作品的结构明显趋向于二分性,并通过强烈的对立关系突出前后段落间的差异。由此可见,古拜杜丽娜的二分性结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各音乐元素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并置型结构,它较少出现明确的再现呼应段落(少数情况是在尾声中加入一些片段化的再现元素),其二分性结构框架十分清晰。而作为支撑作品内部结构力的重要环节,各个音乐元素的对立关系、音高的组织方式、织体形态的变化以及数控逻辑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则承载了一定的结构意义,这种交融互通的创作思维为作品提供了新的结构向心力,这也是古拜杜丽娜二分性结构思维的核心要义。

古拜杜丽娜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弦乐四重奏》于1987年相继创作完成,并且在当年的7月和8月分别于芬兰的库赫莫(Kuhmo)和英国的爱丁堡(Edinburgh)举行了首演。鉴于这两部作品都十分显著地体现出二元对立的创作特征,因此在对其段落结构进行划分时应遵循二元对立原则所具有的并置属性,把握作品中音响形态、写作手法以及音高组织等多方面的特点及转变,从而获得与作曲家的创作思想、作曲技法以及音乐发展规律更加贴合的段落划分。然而,仅对作品的外部结构进行拆解还不足以阐释古拜杜丽娜二分性结构思维的内涵,只有通过挖掘多种音乐材料的对立关系在音乐发展过程中的演进与变化,探索其内在结构力的组成方式,才能发掘出作曲家结构布局的精髓所在。

在古拜杜丽娜为数不多的四部弦乐四重奏中,这两部同年创作完成的作品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更加紧密的关联,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二者都采用了二分性的顶层结构设计、二分结构的套叠、二元对立的创作手法、以半音为主的音高体系以及多变的弦乐演奏法,等等。然而,在对作品展开深入解析之后可以看出,两部作品虽然表面相似,但在结构思维以及具体的作曲手法方面依旧保持着各自独有的特点。同是以两层二分性结构套叠的曲式框架为基础,作曲家在创作《第二弦乐四重奏》时采用的是一种以音高(尤其是半音)的推进与演变过程作为支撑音乐结构的手法,在创作《第三弦乐四重奏》时则是以小节数为单位,融合了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数控逻辑对作品各结构层级的体量进行控制的手法。两部作品的结构布局各有其独到之处,体现了作曲家二分性结构思维的两种不同的实施途径以及构成内在结构力的多种方式。

(一)《第二弦乐四重奏》

《第二弦乐四重奏》是古拜杜丽娜受芬兰库赫莫室内乐音乐节(the Kuhmo Chamber Music Festival)委约,为西贝柳斯四重奏乐团(The Sibelius-Quartet)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该作品所采用的结构设计是作曲家对传统曲式结构的一次重要突破,她以内、外两层结构组织方式兼顾了音乐中的对立与统一。从外部层面看,作品的顶层结构和次级结构都采用了二分性结构框架,体现出段落之间对立并置的结构特点;
而从内部层面看,作曲家以音高素材的变奏与推进取代了传统的句法结构,形成了一气呵成,扶摇直上的音乐形态,体现出统一的结构特点。二者相互结合形成的互补关系使二分性结构获得了十分立体的呈现。

1.二分结构的套叠与等比例关系

表1 《第二弦乐四重奏》曲式结构图示

谱例1 《第二弦乐四重奏》第1—3小节

在对作品的顶层结构及次级结构进行分析之后不难看出,在套叠的二分结构框架下,每一组二分结构都呈现出前短后长的形态。于是,笔者在以小节数为计量单位进行长度比例的计算之后发现,作曲家结构比例的设计中运用了接近于黄金分割的比例关系,以三组十分接近的数字比例,控制着两个不同结构层级中前后两部分的长度(见图1)。

图1 《第二弦乐四重奏》结构比例示意图

2.音高组织形成的内部结构力

图2 《第二弦乐四重奏》A部音高布局示意图

(二)《第三弦乐四重奏》

《第三弦乐四重奏》是古拜杜丽娜应英国广播公司(BBC)委约为爱丁堡艺术节(the Edinburgh Festival)创作的作品,这部与《第二弦乐四重奏》同年创作完成的弦乐四重奏是古拜杜丽娜创作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室内乐作品之一。在该作中,作曲家不仅充分展现了独具个性的二元对立创作原则,还将其与二分性的结构布局进行了深度结合。

如果说,在室内乐《协和》中,表现参数的“协和”与“不协和”是相互交替的,那么,在《第三弦乐四重奏》中,它们就成了曲式的两个对比的部分。(4)[俄]瓦·霍洛波娃(著),刘康华(译):《表现参数的结构功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81—83页。

古拜杜丽娜以写作手法、演奏法、音色、织体形态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关系将作品的顶层结构划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全部采用拨弦演奏,后半部全部采用弓奏演奏,并且使二者各自占据了一半的演奏时间,因此,无论在动态的音响听觉还是静态的乐谱文本方面,都明确的显露出一种均衡的结构感。与此同时,作曲家还在作品的结构布局中融入了数控逻辑,利用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体系)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数字“3”和“7”作为组织结构向心力的核心纽带,以小节数为单位,控制着作品各层级的比例划分。由此可见,作曲家在这部作品的结构设计中同时注入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元素,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辩证关系。

1.二分结构的套叠与等量二分

表2 《第三弦乐四重奏》曲式结构图示

通过以上对《第三弦乐四重奏》各段落音乐形态的大致分析可以看出,该作品所蕴含的多种并置关系不仅体现了古拜杜丽娜对二元对立创作原则的实施,同时也凸显出该原则对作品结构产生的直接影响。她以二元对立原则作为组建结构的基础,在作品的顶层结构和次级结构中同时采用了二分结构,使整部作品形成了两层二分结构的套叠。

2.数控逻辑与数字象征

以对立并置为前提的二分性结构虽然与二元对立原则相得益彰,但在强调对比的同时,作品的统一性方面无疑将趋于薄弱。为此,作曲家在二分结构的框架下,利用数控逻辑促进结构内部的关联性,在另一个层面建立了全新的结构力支撑。而谈及数控逻辑的运用,在古拜杜丽娜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数字“3”和“7”则在这部作品的结构布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图3 《第三弦乐四重奏》数控逻辑关系图示

综上所述,古拜杜丽娜在《第三弦乐四重奏》的结构布局中同时融入了等量二分结构、二分结构的套叠以及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数控逻辑。这种多重思维的融合使音乐结构兼具了复杂性、多义性以及逻辑性,是作曲家在突破传统曲式结构框架之后,建立新的结构秩序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传统曲式学范畴中,小到双动机的主题、对比的双乐句乐段,大到二段曲式(单二部曲式)、二部曲式(复二部曲式)等等,它们都具备了以呼应为基础的二分性结构特征。而在古拜杜丽娜的作品中,二分性结构出现了另一种结构构态,她以音乐材料与写作手法的对立并置替换了以再现为主要手段的呼应关系,在作品结构的外部形成并置的同时,通过内部的音乐发展关系形成新的结构向心力。

霍洛波娃曾提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具有先锋派特点的音乐文化中,主要的倾向是相反的、‘不规范的’:音乐曲式的非类型化、具有个性、不重复性、多样性。”(5)[俄]赫洛波娃(著),钱亦平(译):《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音乐艺术》1994年第2期,第45—53页。可见,在对当代音乐的曲式结构进行分析时,不应局限于传统曲式的结构框架,而应该在创作思想、作曲手法以及音高等各种因素的多重角度互通之下,以“格式塔”(6)“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音译,主要指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将这种整体特性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产生了格式塔心理学。在音乐中,高为杰曾在《和声力学研究》中提出和声的格式塔意义,姚恒璐曾在《现代音乐分析方法》中的“结构”章节提及格式塔。的视角,综合音乐本体中各个元素的关联性做出整体而全面的分析。二元对立、数控逻辑以及象征手法是古拜杜丽娜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技术特点,在对音高、节奏、节拍、音色等多方面进行构思的同时,作品的曲式结构也跟随技法的运用而呈现出不同的构态。因此,古拜杜丽娜对作品结构的组建是来源于对作曲技法的整体布局,是其创作思维的格式塔式体现。

综上所述,古拜杜丽娜所使用的二分性结构是对其创作思想和作曲技法的综合呈现,它具有一种内外交融的特征:一方面是基于二元对立的创作思想,以套叠的形式将二分结构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多个结构层级,并运用等量二分及非等量二分的划分方式,从外部形成对作品结构的宏观布局。而在另一方面,作曲家运用数控逻辑、象征手法以及围绕半音展开的音高组织等手段,在音乐的发展中形成内部的结构力支撑。这种内外兼修、汇集多种创作手法的二分性结构思维是古拜杜丽娜对传统曲式结构的突破,展现了她复杂而严谨,精致而巧妙的结构美学思想。

猜你喜欢 四重奏弦乐曲式 弦乐四重奏《终南山怀远》中的时空观念与音乐叙事逻辑中国音乐学(2022年2期)2022-08-10四重奏锦绣·上旬刊(2021年5期)2021-05-14让爱传出去琴童(2018年10期)2018-12-26该丘斯曲式学之乐句式研究北方文学(2018年29期)2018-12-18小跳蛙琴童(2018年9期)2018-12-07我的好妈妈琴童(2018年12期)2018-03-01上海四重奏组与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小演奏家(2017年8期)2017-10-15门德尔松《春之歌》分析戏剧之家(2016年7期)2016-05-10“共性写作”时期的非典型曲式中的典型现象音乐探索(2009年3期)2009-12-18

推荐访问:探析 弦乐 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