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拥华
（广州美术学院 绘画学院，广东 广州 510260）
蛤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多重语境。第一种是神话体系中的蛤蟆，它常与西王母仙境、玉兔、月亮等事物搭配。在西王母的仙境中，蛤蟆和玉兔主要从事捣炼仙药的工作（图1），与追求长生有关。[1]132而蛤蟆与月亮搭配（图2），则是作为中国阴阳哲学观念中阴的代表，是中国文化中关于宇宙组成的象征。[2]110第二种是与刘海搭配，有两种分类型。一是与修仙有关（图3），刘海原型是道教神仙，史料记载：“海蟾刘真人，先生姓刘，讳操，字宗成，号海蟾公，燕山人也”[3]441。后世衍生的刘海戏蟾故事，应是与刘真人的号有关。二是与追求财富有关，相传刘海平生乐善好施，常施舍金钱。由刘海、蛤蟆、金钱组合成的图像（图4），象征着对财富的追求。第三种与生殖有关。生殖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蛤蟆因多子而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在民间故事中，蛤蟆常与怪异的诞生有关。比如河北民间故事《蛤蟆儿》讲述老人求子的故事：一对年近六十的老人膝下无子，遂在赶庙会时向神灵祈求生子，哪怕是蛤蟆、蝌蚪也愿意，后生下一蛤蟆。[4]474伴随求子故事的出现，还有一类“蛤蟆娶亲”的故事，如在吉林流传的《蛤蟆儿子》，讲述了老两口祈神求子，生蛤蟆儿子，最后蛤蟆儿子娶妻生子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故事。[5]465-466此类故事根植于农耕文化，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①相关研究参见：林继富《青蛙美女的婚恋——“神蛙丈夫”故事论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5-10页；
乌日古木勒《蒙古族〈青蛙儿子〉故事与蒙古族史诗传统》，《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62-73页。
图1 《西王母仙境（上）》，东汉晚期，画像石，69cm×67cm，1978年山东嘉祥满硐宋山出土，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图2 《星象画像》，东汉晚期，画像石，180cm×85cm，滕州官桥大康留庄出土，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3 刘俊《刘海戏蟾图》轴，明代，绢本设色，139cm×98cm，中国美术馆藏
图4 《刘海戏金蟾》，清末民初，线板手绘，27.5cm×16cm，山东东方中国民艺博物馆藏
“蛤蟆娶亲”故事虽文本常见，但流传至今的图像却较少，仅河北武强、陕西神木一带有少量留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武强的民国木版年画《蛤蟆娶亲》（图5）。其图式与“老鼠娶亲”图式相近，②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一些文本中的“青蛙娶亲”统称为“蛤蟆娶亲”，“老鼠嫁女”统称为“老鼠娶亲”。因此学界多认为“蛤蟆娶亲”是“老鼠娶亲”题材的变体，例如薄松年、尉彬主编的《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河北卷》将《蛤蟆娶亲》放置于《鼠精娶亲》（图6）、《老鼠娶亲》（图7）之后，并附文字说明：“武强年画由老鼠娶亲派生出蛤蟆娶亲”[6]439。随后论者亦持同样观点。③例如：蒋鑫《以老鼠嫁女为例看民间美术的传承性与变异性》，《装饰》2014年第5期，第123-124页；
吕原《年画〈老鼠娶亲〉的文化内涵及艺术造型》，《寻根》2018年第1期，第65-71页；
杨高鸽《“老鼠嫁女”类年画音乐图像学解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8年第2期，第24-33页。笔者认为，《蛤蟆娶亲》与《老鼠娶亲》虽图式相近，但“蛤蟆娶亲”文本故事历史悠久，与“老鼠娶亲”应是不同题材、不同寓意的图像。
图5 《蛤蟆娶亲》，民国，墨线版，30cm×52cm，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图6 《鼠精娶亲》，民国，木版套色，29cm×52c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7 《老鼠娶亲》，民国，木版套色，25cm×43.5c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武强年画《蛤蟆娶亲》主要描绘蛤蟆娶亲迎亲的热闹场景，构图饱满而不臃肿。画面中新郎新娘均为人形，蛤蟆新郎身骑兔子回望新娘，新娘坐在精致贵气的洋车上，车上装饰着旗帜和花朵，车前部为戴着礼帽的蛤蟆司机。汽车周围的蛤蟆迎亲队伍排列有序，身着民国时期制服。蛤蟆们有的手持吹打乐器，有的手持枪支来保护新娘，还有手提灯笼照顾新娘需求的随从。这一宏大的场面显示着新郎的富足。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郎头顶飞出的白烟中有一组对称的蛤蟆图案。这是民间版画和年画中常用的想象符号，表示男主在回头与新娘对视之时，脑海中浮现的是蛤蟆对望的景象，点出了新郎的真实身份——蛤蟆。武强《蛤蟆娶亲》图像还有另一版本，即陕西神木的《蛤蟆娶亲》（图8）。后者画面中新娘新郎亦是人形，但洋车改为轿子，蛤蟆迎亲队伍更为丰富，也没有新郎头顶白烟的想象符号。从图像上看，神木《蛤蟆娶亲》似乎年代更为久远。据此可推断“蛤蟆娶亲”题材曾在北方地区传播。
图8 《蛤蟆娶亲》，年代不详，线版，尺寸不详，陕西省艺术馆藏
再看武强年画《鼠精娶亲》，画面构图饱满，疏密有致。新郎新娘均为人形，但新郎头顶白烟中仍交代出老鼠身份。新娘坐在新式马车中，马车上有老鼠车夫驱车，马车周围有老鼠迎亲队伍。但数只猫的出现使迎亲队伍陷入极端慌乱之中，老鼠们纷纷逃窜，还有的老鼠已落入猫口。另一幅武强年画《老鼠娶亲》，图中老鼠娶亲队伍分三行排列，构图井然有序，比《鼠精娶亲》更显疏朗。迎亲队伍手持乐器、灯、旗左右夹道护送，中间为娶亲花轿。穿红嫁衣的老鼠新娘为人形，但迎亲引路者和头戴羽冠的新郎皆为鼠形，分骑蛤蟆及螃蟹。猫的出现使队伍最前端的老鼠落荒而逃，有的已入猫口，有的钻洞，有的往后逃难，但整个迎亲队伍仍保持行列整齐，从而缓解了画面的紧张气氛。
民间年画在图式上可能会有借用的情况出现，但不同题材的内涵往往是不同的。《蛤蟆娶亲》《老鼠娶亲》同为娶亲主题，在图式上也有相近之处，但如果说前者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则有待商榷。因为变体与本体在文化内涵上一般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有区别。倘若我们无视它们的故事来源，就会丢失年画原本丰富的寓意。因此，只有结合文本，回归年画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故事寓意，明确“蛤蟆娶亲”与“老鼠娶亲”的根本区别。
“蛤蟆娶亲”是“神蛙丈夫”型故事的一个环节，此类型故事由来已久，变体多样，分布广泛。“神蛙丈夫”型故事起源尚未可考，但它在世界各地共有蛙的主体和蛙变形的情节。1928年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将此类故事列入440型“蛙王或铁匠亨利”。[7]1241978年，美籍华人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AT分类法基础上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增加了440A“神蛙丈夫”类型。[8]89-90“神蛙丈夫”型故事虽版本众多，内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投射，[9]219-220但它主要围绕“出生怪异—结婚难题—蛙皮处理”这三个矛盾展开叙述。本文根据文献简单梳理不同版本之间故事构建的差异。
首先，蛤蟆儿子的出现是由于求子心切的人类父母不断求神拜佛或向上天许愿。它有从拇指、膝盖、肉球，甚至蛋壳里出生等多种非寻常的出生方式，是民间求子信仰的表征。[10]77-81蛤蟆儿子的出现虽然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繁衍的需求，但它的形态不符合世俗期待和常规，因此代表父权社会传统观念的父亲角色通常都会因为接受不了如此非常态的继承人而负气出走，或直接断绝家庭关系。[11]342-344蛤蟆出生带来的第一个矛盾是非常规群体与权威角色——父亲的矛盾，故事里通常是用寻父的情节化解这个矛盾。例如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口头传说《青蛙儿子》：
尕青蛙跳到案板上，呱呱地叫道：“阿妈!你老人家刚生下我，你去休息，我替你做饭送饭。”老阿奶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别人养的是尕娃、丫头，我为什么养了个青蛙!这还不叫人笑话死了!又一想，他是我身上掉下的一疙瘩肉，就得心疼他。就说：“你一个青蛙，怎么能做饭送饭哩？”“嗨!阿妈，你放心做饭去，送饭的事我能办到。”他钻到厨房里做好了饭，提上栲栳给阿爷送饭去了。
到了地里，青蛙放下栲栳，喊道：“阿大!你的儿子给你送饭来了。”阿爷心想：我从来没有儿子，谁叫我阿大？回头看时，不见人影，只有一只栲栳和一只青蛙。阿爷就问青蛙：“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青蛙说：“我是从阿妈的大拇指里养出来的，我是你的亲儿子。阿大!我帮你犁地种田。”青蛙儿子没等阿大吃完饭，就赶牛扶犁，只一会工夫，把地犁完了。老汉扛上杠子赶着牛，跟青蛙儿子一同回家了。[12]387
其次，在被家庭权威接受后，蛤蟆儿子面临社会接纳的问题，即自我独立、成家立业的难题。蛤蟆成年后的婚姻因其非人的身份遭遇很大的阻碍，有的故事是蛤蟆借助神力威胁女方父亲而娶得姑娘，如藏族《青蛙骑手》[13]289-304；
有的故事是蛤蟆利用神力和智谋获得女方认可，娶得娇妻，如畲族《蛙崽成亲》[14]620-621；
还有的故事是姑娘看到蛙皮下的清朗人形后主动嫁入门，如吉林《蛤蟆儿》[5]465-466，这种故事的矛盾便推延到第三个矛盾点爆发。按照学者林继富的观点，可分别归纳为威胁型、考验型和主动型三种，且部分故事往往将威胁与考验结合起来。[15]5-10根据故事可知，蛤蟆儿子具有神性，反映了理想世界和现实社会中平民百姓诉求的矛盾。但在主动型故事里，婚姻对蛤蟆丈夫并非主要考验，它只是第三个矛盾“蛙皮蜕变”的铺垫，说明在有些故事里核心矛盾并非婚嫁问题，而是人们的理想化追求和现实束缚之间的反差。因此，怎样处理蛙皮就成为这一类型故事核心寓意的体现。
最后，蛙皮处理是蛤蟆向往平凡生活的需求和非人类身份融入不了社会之间的矛盾。关于神性蛙皮的处理方式也有两种类型。1.蛙皮被动销毁。蛤蟆蜕下蛙皮能变成人的秘密被妻子或母亲发现后，家属将其蛙皮销毁使其无法变回蛙身。有的故事中蛤蟆以人形生活下去，失去蛙皮带来的神力，成为凡人。[14]620-621有的故事则是失去蛙皮保护的丈夫随着蛙皮一同消失或死亡。[13]289-3042.主动将蛙皮蜕下。蛤蟆儿子主动处理蛙皮，以蛙皮做汤给家庭成员分食，家人和蛙一起分享神力，得到神仙地位，彻底摆脱世俗的苦难。[11]342-344由此可见，不同的蛙皮剥离方式使故事走向不同的结局，赋予神蛙故事不同的教育意义。蛤蟆故事经过长时间民间艺人的口头传述和艺术加工，逐渐发展成形象生动、结构复杂的“神蛙丈夫”型故事。[15]7
文本的“神蛙丈夫”型故事有众多流传版本和变体，不同故事中蕴含的寓意千差万别，这使得故事在图像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取舍难题，某一幅画面很难描绘出故事全貌。而木版年画作为民间故事的最佳载体之一，想呈现出“神蛙丈夫”型故事中最易描绘的故事情节，“娶亲”为理想选择。
“老鼠嫁女”是民俗和年画研究中的热点话题④关于老鼠娶亲的研究专著参见：马昌仪《鼠咬天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张道一《老鼠嫁女：鼠民俗及其相关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相关论文参见：马昌仪《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第60-71页；
黄阳艳《“老鼠嫁女”故事及其相关习俗的文化内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69-73页；
朱婧薇《中国鼠婚故事研究90年》，《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第99-108页；
刘晓峰《东亚正月鼠俗视域下的“老鼠嫁女”解读》，《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第85-96页。。中国社会自古采用各种方法除灭鼠害，民间至今仍保留灭鼠相关的巫术与谚语，反映出人们的厌鼠心理。[16]41-47春耕正是老鼠大量繁殖的时期，而此时粮仓堆满上年丰收的粮食，人们害怕老鼠毁坏粮种和粮食，但在春节期间不愿用杀生等不吉利的手段解决鼠患，由此产生了“老鼠嫁女”的“遣嫁”习俗。这种俗信心理和娶亲祝福是互相矛盾的，这里“嫁娶”的主角是老鼠，人在这场“婚礼”中是旁观者视角，随一些“嫁礼”将老鼠“嫁”出去，祈祷它再也不要回到自己家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图像表现上，有部分坐花轿的新娘是人类形态的女子。这是出自人们的矛盾心理，既厌恶老鼠的破坏能力，又羡慕老鼠的繁殖能力。对于渴望壮大族群的旧时社会来说，“嫁鼠”也寄托着人们多子多孙这一朴素而强烈的愿望。[17]28但无论如何，“老鼠嫁女”还是以灭鼠为主，从图像的情节设计——娶亲路上出现了猫——即可知晓。笔者所见晚清民国时期各地刊印的“老鼠娶亲”题材年画，除山东东昌府《老鼠娶亲》没有出现猫以外，其他各地的“老鼠娶亲”年画中均安排了有猫的情节，或是娶亲路上猫跳出来吃老鼠，或是把老鼠送给猫。这种情节安排已成为一种固定形式，无不暗示了老鼠女儿的悲惨命运。同时娶亲队伍的混乱现象，也显露了“娶亲”的不顺利和人们对于老鼠的矛盾心理。
回归到武强年画《蛤蟆娶亲》和《老鼠娶亲》的历史语境，这两个题材的文本故事在河北地区广泛流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收录有1则《老鼠嫁女》的故事和4则蛤蟆相关故事，分别是《娶蛤蟆》《蛤蟆儿》《青蛤蟆娶亲》《黄蛤蟆娶媳妇》，[4]446，449-450，474-482可见这两个题材的图像传播在河北地区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河北的《老鼠嫁女》故事讲述了鼠妈妈要为女儿寻一个谁也敌不过的英雄做女婿，最后选择了猫，大花猫把它母女俩都吃了。[4]446故事以猫吃老鼠作为结局，体现了以灭鼠为中心的主题。武强年画《老鼠娶亲》图式中的情节冲突与紧张气氛，与《蛤蟆娶亲》图式中和谐喜庆的氛围有着根本区别，原因在于两者的故事寓意和观看视角不同。“老鼠娶亲”题材的故事寓意是驱鼠迎春节，是一种节日限定的祈福图样。这是将动物的行为拟人化，在节日中与害鼠和解，以达到“和亲”迎和气的效果。图像的观看视角始终高于老鼠，呈现的是主宰老鼠命运的人类视角，因此才会引入猫的情节。而在“蛤蟆娶亲”的文本中，娶亲是蛤蟆融入世俗社会的重要环节。蛤蟆因为外表丑陋而遭人嫌弃，但蛤蟆自先秦以来便带有神仙气息，人们赋予它某种灵性，而不同于老鼠背负着“鼠害”之恶名。在“神蛙丈夫”型故事中，蛤蟆虽然样貌丑陋，但它勤劳、孝顺，且具有一定的神力与智慧。如河北《蛤蟆儿》：“（蛤蟆儿子）也会帮父母干点活了。虽是个蛤蟆，样儿丑，倒也聪明伶俐。”[4]474蛤蟆在民俗和年画语境中隐喻着有一定生理缺陷或被社会歧视的人，表达了民众对弱小、卑贱者的同情。而“神蛙丈夫”型故事中娶亲的新娘常常是公主、地主女儿等，是美丽和财富的结合体，因此蛤蟆娶亲是蛤蟆生活中的一大喜事，是卑微向高贵的转变，寄托着平民百姓克服苦难，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18]151-153在这种迎娶图像中，人们是主动融入场景中的，体现的是平等的观看视角，是真正意义上的“娶亲”而不是“和亲”。因此这一情节在图像上的呈现往往贴近时代生活，武强《蛤蟆娶亲》便是民国时期人们结婚场景的缩影，从服饰、旗帜到交通工具，无不带有民国特色，并且流露出时尚与富贵的气息。
除了故事寓意和观看视角的不同，图像“蛤蟆娶亲”和“老鼠娶亲”也指向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老鼠娶亲”的过程中，猫的情节安排是固定存在的，但迎亲老鼠对待猫的方式却在年画图式中产生了衍变：从武强年画《鼠精娶亲》中老鼠们的抱头鼠窜，发展到湖南滩头年画《鼠精娶亲》（图9）中老鼠们毕恭毕敬地向猫献礼讨好。[19]103-105在滩头年画《鼠精娶亲》中，队伍前列的老鼠遇到猫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鱼、禽类等食物，向象征权威力量的猫献媚。这种拟人化的讽刺手法在其他年画中亦随处可见。年画作为传播性很强的媒介，在流传过程中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声音，因此“老鼠娶亲”题材从春节驱鼠的寓意，扩大为讽刺现实黑暗。那么，“蛤蟆娶亲”题材从文本到图像的媒介转换过程中，是否也增加了讽刺的含义？
图9 正大昌《老鼠娶亲》，清代，木版套色，24cm×48cm，收藏地不详⑤图片来源：图1、图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89、157页；
图3，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7·绘画编·明代绘画（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图4，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北方卷》，青岛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
图5、图6、图7，薄松年、尉彬分卷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河北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439、437、438页；
图8，修建桥编著《陕西木版年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图9，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中国美术全集22·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河北、陕西的《蛤蟆娶亲》都呈现出盛大的迎亲场面，吹打乐器、迎亲旗帜等排场一样不少，新娘的花轿刻画细腻写实。武强年画中的花轿更是紧跟时代，换成了时髦的洋车。值得注意的是，在“老鼠娶亲”题材中，新郎常常是老鼠模样，而《蛤蟆娶亲》中只有迎亲队伍是蛤蟆，新郎和新娘皆为人形，并且新郎都在坐骑上回头深情注视新娘，新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蛤蟆娶亲”的这种场景，除去蛤蟆侍从和兔子坐骑，无疑是最朴素的民间喜事图。“神蛙丈夫”型故事中的“娶妻”情节，表现蛤蟆克服重重困难娶到了人类女子，组成世俗的家庭。那么，为何图像中要去除神蛙丈夫的神奇蛙皮，直接呈现出一个人形的新郎形象？
根据“神蛙丈夫”型故事里的娶亲矛盾可知，蛤蟆的异类身份是他融入社会的一大阻碍。而在年画图像中，新郎的蛤蟆形态被去除，代以新郎想象的场景暗示其身份，无疑削减了神蛙丈夫的神性，更为贴近其作为平民百姓的身份。虽然神蛙丈夫骑着兔子、带着蛤蟆侍从娶亲的场景仍具有奇幻想象的色彩，但人形形象也削弱了故事文本可能存在的悲剧色彩。这种图像的表达方式与木版年画的媒介性质有关，年画表现的多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喜庆团圆场面。因此，《蛤蟆娶亲》年画，弱化了故事文本的悲剧性，使其保留喜庆的迎亲氛围，从而形成了武强“蛤蟆娶亲”题材的基本图式。在这种图式中，蛤蟆儿子的人形形象寄托着弱势民众对于身份、地位、财富的渴望与追求。
“蛤蟆娶亲”题材并没有采用“老鼠娶亲”的讽刺手法来改变故事文本的原有寓意，只是通过图像凸显了时代氛围、迎亲气氛以及奇幻色彩。然而，在“神蛙丈夫”型故事的图像化过程中，“蛤蟆娶亲”文本的丰富情节被消解了，减弱了平民百姓对不可知的神性的期待，也容易被误会为其他母题的衍生品。换句话说，文本和图像中的“蛤蟆娶亲”有着不同的表达核心，两者之间的媒介转译容易带来重要信息的扁平化与误解，这也是图像传播的弊端。
年画“蛤蟆娶亲”题材与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蛙丈夫”型故事关系密切，同时因为不同媒材之间的表达差异，文本和图像中的“蛤蟆娶亲”有着不同的表达核心，从而带来故事和图像转译的代差。这种差距可视为基于媒介特质的二次创作，它不仅容易带来内容传播上的歧义，还可能经多重迭代之后，造成故事原意的流失和转向。当解读年画图像的研究者与年画图像本身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时，特别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民俗信息的残缺，往往会加剧图像误读的可能，因此研究者更应该关注到民间长期积累的民俗观念与审美好尚。由于资料限制，本文未能深入探析“蛤蟆娶亲”图式的风格演变轨迹。待未来资料更为丰富之时，这一图式和文本之间的互文脉络会更加清晰，文本和图像之间的转译代差也会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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