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设计教学的先锋性及不足

李亦萱

李亦萱: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本科生

创造力的独特、不可思议和美妙之处是,任何有创造力的行为都是探索和实验,我们永远不能将其认定为失败。不管怎样,包豪斯以非凡的创造力为设计教学开启了新的世界。这种乌托邦精神是我们今天所钦佩的。

——引言

(一)工业革命及魏玛共和国成立所造就的包豪斯设计学院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机器生产”成为效率、品质的代名词。许多手工匠人在机器面前没有竞争力,接连失业;
工人则变得像机器一样,周而复始地工作(图1)。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带来了非常多的人类分工,使得整个社会跟人们好像失去了联系,都是断裂的。”

艺术家们不满于社会机械化的现状,于是一次有针对性的复古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将艺术家和手工匠人结合起来的呼声越来越大,人们希望培养出符合机器时代要求的新的社会群体。

1918年,魏玛共和国建立了。当时,德国时局动荡,经济一落千丈。其社会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人们对此非常不满,呼吁建立一个更民主、更符合共和国平等精神的体制。教育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人们期待建立更民主、更科学的教育方式和更现代的教育体系。1919年,魏玛的撒克森大公艺术学院和撒克森大公艺术与工艺学校合并为国立建筑设计学院,即“公立包豪斯学校”(后称包豪斯设计学院)。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作为该校创办人,成为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混乱时局中的德国艺术史,并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迹。

德国纪录片《未来的建造:百年包豪斯》中是这样描述包豪斯学院的:“起初,这只是一个通过设计来改善社会的想法。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但很美好,毕竟谁不想要世界变得更美好?”

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建立在世界设计教育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其一系列艺术教育方式的改革颇具颠覆性、前卫性与革命性。

(一)包豪斯设计学院的课程安排

在包豪斯,所有的任课教师不叫“老师”,叫“大师”。这里的“大师”分为两类。一是形式大师。他们教导学生怎样去认知人类视觉感官里面最基本的审美形式和概念,怎样去深入了解自己的想法。学生们有了自己的审美和想法后才去实操,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及表现方式表达出作品的内涵与意义。二是工艺大师。工艺大师通常由非常有名的手工匠人组成。工艺大师带着学生们迎接机械时代的曙光,训练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在包豪斯的教学中,一节课程一般是由两位大师带着学生们一起完成。这种教学方式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正是由此,学生们才更好地了解了材料、了解了实践、了解了艺术。也正是由此,才创造出了包豪斯这样一所革故鼎新、顺应时代的学校。

在包豪斯,培养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带领他们接触产品制作流程及工艺环节是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当年全体师生一起为魏玛政府做了“一栋房子”的展览。为了让所有学生参与其中,包豪斯取消了一学期的初级课程。这栋房子完全由包豪斯的学生们来设计(图2)、建造和装修。学生自己抹混凝土、铺砖、铺地毯、造桌椅,以展现他们对现代生活和现代设计的想法。他们自己动手建造、装饰了一栋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房屋。房屋风格理性、简约、新颖,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有人中肯地评价道:“这些德国的年轻人确实为新社会、为战后时期生产了一些有用之物。”(图3)

包豪斯的教学内容也十分有新意。20世纪初,抽象艺术在世界设计史中崭露头角,但并不是主流,并未成为显学,没有学校会教学生如何去画抽象画。学生们依旧使用过去的老形式、老方法作画,依旧崇尚旧的审美形式。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抽象艺术才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一般的学校才逐渐将其纳入教学体系。而前卫的包豪斯并非如此。他们一开始便敞开胸怀拥抱新事物,甚至连学校的任课教师有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抽象派画家,如由表现主义过渡到抽象主义的瓦西里·康定斯基、表现主义大师约翰尼斯·伊登、有着强烈立体主义风格的利奥尼·费宁格。有的教员则力追荷兰风格派的艺术理念和创作风格(图4)。

包豪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学体系,设计了从预科至毕业的一整套课程(图5)。其授课内容、授课方式、授课地点十分多样化,无论是放在工业革命时代还是放在科技革命时代,都是极其先进的。从基础作坊到建筑场再到实验室,广阔的视野及多方面的历练无疑为培育出更优秀的设计师及工匠提供了有力保障。

包豪斯的教学方式也很前卫。大师们让学生在作画前先探寻材料的形态、不同材料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研究如何画得像、画得好。学生们要先了解事物是如何构成的,如何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如何将所有物体之间以理性抽象的方式进行分解,如何按物体的材质、物体的形式、物体的质感进行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也是“形式追随功能”的一种体现。以物体的材质、物体的属性为创作基础,做出真正理性化、实用化、实际化的产品——这样的精神是非凡的,是我们如今仍应学习和借鉴的。

(二)拥抱机器时代

在19世纪后期,许多设计师,包括克里斯汀·迪奥、嘉布丽叶儿·波纳·香奈儿等先锋时装设计师,都会采用由亲自设计创作与手工裁剪到机器大批量生产制造的产品生产流程。设计师不仅需要有艺术审美、创新思维,还需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技术打磨来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

1923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提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希望包豪斯出现集艺术、工艺、设计于一身的新型人才,设计出大众化、实用化的产品,以满足机器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于是学生们进入工作坊,跟随手工艺大师学技术,跟随形式大师学美学。学生们通过自身实践去打造真正符合且能适应机器时代生产方式的作品(图6)。实践和学习相结合,艺术和工艺相结合——包豪斯以此拥抱着机器时代。他们用事实击败了以往“实用的东西不漂亮,漂亮的东西不实用”的言论,做到了“越漂亮就越实用”。

瓦西里椅(图7)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不仅有着良好的实用功能,而且有着冷峻的工业美感。其设计完全适合工业化生产的需要,钢管的材质及零件可以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瓦西里椅作为钢管椅的代表,是包豪斯设计师致力于加强设计与工业的联系,使设计服务于工业生产而取得的新成果。

(三)设计为人民

少即是多。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包豪斯的先进性在于其坚持“设计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第一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思想。其设计的作品简约大方,虽抽象却大众化(图8)。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人人都应该生活在美好中,设计并不是只为精英、贵族服务的。包豪斯第三任校长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提出的理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也颇为先锋,即简单的东西往往带给人们的是更多的享受(图9)。包豪斯的设计去精英化、去装饰性,体现出简洁、理性的特征。

包豪斯运动涉及中国的方面很少。巴洛克格调、洛可可风格、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宫廷审美等对于包豪斯而言都是“庸俗”的。反观中国,凡尔赛式的装修品味、文艺复兴式的家具是否太过烦琐浮华?是否做到了“形式追随功能”?装饰太多的土豪趣味美学、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装修思维是否应该换换口味(图10)?

当你接纳某人为教师或教员时,就不能干涉他的教学。

——德国纪录片《未来的建造:百年包豪斯》

(一)包豪斯的教师管理体制

包豪斯有着许多古怪的、先锋的教师和学生,囊括了各种身份、各种流派、不同艺术观点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以约翰尼斯·伊顿(魏玛包豪斯教师的核心成员)为例,仅吃素的他教学方式非常特别:在正式进入绘画教学后,他会让学生们做体操,做呼吸练习,做躯体拉伸、呼吸控制、沉思冥想,磨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图11)。他还让学生读一段老子《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学习一些中国山水画,学一点儿道家的“无为”精神。他认为,人在放松状态下看到的世界跟非放松状态下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约翰尼斯·伊顿是认识到潜意识对艺术创作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人。

约翰尼斯·伊顿在教育中最早引入了现代色彩体系。在他之前,所有的调色都是靠感觉。但他坚信色彩是理性的,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揭示色彩的本来面目。在形式构成上,他教导学生注意观察圆形和方形的关系、方形和三角形的关系等,分析这些关系对人的视觉和心理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他都进行了科学的量化解决。

但狂热的宗教信仰逐渐让约翰尼斯·伊顿变得孤僻。作为内心信仰的外在征象,他剃了光头,穿着一件由他本人亲自设计的松松垮垮的长罩袍。他还说服了大约二十名学生模仿他的衣着习惯与行为举止。此外,由于他的影响,“拜火教”甚至在一段时期“控制”了整个包豪斯。

约翰尼斯·伊顿虽然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成果,但他在教学中混入了太多个人主观思想,往往将宗教和艺术混为一谈,把学生当作信徒一般来传授科学知识,用一种近乎“洗脑”的方式去教学。由于教学理念存在分歧,约翰尼斯·伊顿于1924年被包豪斯解雇了。应该说,约翰尼斯·伊顿的教学方式是有独创性和开拓意义的,但也是疯狂的,最后逐渐偏离了轨道。

包豪斯的管理者及其体制早年对教师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允许教师散发自己的个性与理念。但这些个性或许太过张扬,对学生及学校产生了负面影响。又如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有强烈的左倾思想,给学校带来了许多政治因素,学校因此遭受很大的伤害与非议。当然,汉斯·迈耶也因此被要求离开了包豪斯。

直至密斯·凡·德·罗担任包豪斯第三任校长,对每位学生进行约谈,并开除了二十多名他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学生,严肃处理了学校的政治问题,声明“包豪斯不得涉及政治”,此问题才稍有改观。

由于包豪斯对教师缺乏一定的约束与培训,一些教师作为激进的艺术家,其个人的主观情绪、行为方式、思想理念、思维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生,影响了学校的秩序与发展。

(二)包豪斯对待女学生的态度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包豪斯对待女学生的态度绝对算不上平等。包豪斯虽然为想要学习设计的女性带来了机会与条件(图12),但其本质仍然是腐朽的、传统的,处处充斥着父权制思想,甚至连魏玛时期的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都认为男性的大脑是三维的,女性的则是二维的。

包豪斯成立之初的培养计划明确写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何人,无论性别、年龄,如果没有犯罪记录,只要其先前的学习得到包豪斯大师议会认可便可以入学。但在“得到包豪斯大师议会认可”一条中,我们不难注意到其大师议会和学院管理层全是由男性构成。在每一年向包豪斯提出申请的学生中,女性数量是多于男性的;
但由于受到包豪斯的种种制度及传统的主流思想的限制,最终跨进包豪斯校园的女学生仅占全体学生的四分之一。

在包豪斯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中,男学生可以到金属厂、玻璃厂、建筑厂等各式各样先进的工业部门进行实践,而女学生只能去纺织厂(图13)。当女学生进入纺织厂以外的其他工厂进行实践时,工厂里的男人、老师往往会加大女性的工作量与工作难度,想尽一切办法赶女学生离开。

在时代大背景下,女性设计师没有话语权,作品没有公开权甚至已成为常态。在拉兹洛·莫霍利·纳吉令人钦佩的作品面前,我们无从知晓其妻子露西亚·莫霍利的帮助与设计,尽管这些作品是二人的共同创作。我们了解巴塞罗那椅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代表作,但却不知道其妻子莉莉·瑞克也参与了设计。

在包豪斯,女性想改变不平等的处境往往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甚至成倍的努力,但让女学生进入设计学校、设计工厂,无疑是先进的、颠覆性的。正是得益于包豪斯的培养,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成为设计师,如玛丽安·布兰德(图14)、贡塔·丝托兹、贝妮塔·科赫-奥特、安妮·艾尔伯斯等。这一改变也对其他艺术学校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包豪斯的学生管理体制

包豪斯的学生多是年轻的激进分子,思想非常自由、解放。他们示威游行、办派对、做展览,穿着奇装异服,甚至在德国魏玛当地的歌德席勒纪念碑(图15)上随意大小便,而此雕像却是被誉为“全德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纪念碑之一”。

学生们太过于先锋,和魏玛这样的古老城市格格不入。因为种种超前的精神与设计和古老且传统的魏玛精神差别太大,包豪斯遭到人们的排斥。在本地人看来,这些学生就是外来的“怪人”——他们行为很激进,玩得很开心。市民们认为包豪斯是一个非常有伤风化的地方,他们的设计理念、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由此可见,包豪斯作为一所正规的艺术院校,并未对校内学生进行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或要求,以至于学生们种种表达自我的方式与诉求不能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导致包豪斯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缺乏群众的支持与理解,甚至遭到政府的不理解与不支持。同样,包豪斯先进却特异的教学方式以及与同时代风格格格不入的教学产品,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非主流”,是对社会主流审美及主流思想的挑战。而这一切恰恰极其容易引起普通大众的反感与社会舆论的攻击。这或许也是包豪斯缺乏资金、遭大众排斥、被迫闭校的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包豪斯对世界史、美术史、设计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其为后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远胜于消极影响的。虽然包豪斯因纳粹势力的壮大等因素而被迫闭校,但其创新、冒险、先进的精神却永远留存在世界设计教育史中,并对全世界的艺术理念和设计教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一)包豪斯被迫闭校之后,其教职工与学生大多移居国外,扩大了包豪斯的先锋性理念对世界艺术理念、设计教学及政治文化等的影响;
(二)包豪斯以其先锋性的实践确立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与模式,其基础课的设置、实践课与理论课的比例、工作室教学制、企业与学院联合等让学生能够充分体验设计与工业生产的联系,保障了教学的有效性;
(三)包豪斯通过教学确定了现代产品设计的基本面貌,确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特征(简洁的造型和良好的功能),优化了美学系统与人们的审美,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包豪斯广泛采取工作室体制进行教育,让学生参与制作,完全改变了过去教学中学生只绘画不制作的陈旧方式,顺应了时代潮流,满足了职业发展的需求。

任何事物的创新因素、先锋性或不足,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时期,经历种种历史巧合而存在的。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历史的积淀,也离不开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实践。包豪斯在前人千百年来的才华沉淀下,在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与瓦西里·康定斯基等才华横溢的画家和教育家的引领下,在工业革命与德国动乱局势所带来的刺激下,在民主、平等、自由等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借天时、地利、人和,最终成为世界设计史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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