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利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女性主义运动自18世纪末兴起以来，常常被视为女性话语的“自留地”，是女性借以开展话语批评、争取自身权益的“净土”。不过，自运动伊始，就有男性学者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且持久的运动之中，而女性主义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男性介入女性主义运动合法性的探讨。这期间涌现出了许多男性女性主义者、男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以及男性的女性主义拥护者。例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主张“从法律上维护妇女权益，赋予女性选举权和参政权，接纳女性‘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1]；
西美尔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女性成为第二性的原因，并提出了女性如何摆脱这一局面的可能路径；
布尔迪厄则从“惯习”和“场域”的角度指出了男性统治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荒谬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布尔迪厄的反思路径是一种基于前人批判性视域之上的，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田野调查等多种认识路径的独特的哲学、社会学认知模式。他在《男性统治》中不仅道出了男性统治的生成过程与生成机制，更明确指出了作为第二性的女性是如何认同并生产(再生产)此种社会结构与认知模式的。由此，布尔迪厄深刻指出了男性统治的全部荒谬性，并对如何摆脱这一荒谬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通览学界有关布尔迪厄理论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场域理论、惯习理论以及文化资本理论上，较少涉及性别理论。然而，从有限的一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布尔迪厄性别理论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启蒙特性。例如，吴芳[2]和桑东辉[3]在详细分析了布尔迪厄的性别理论后，指出布尔迪厄自身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他的理论思想为当代女性主义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启示与理论的工具；
林本[4]则认为布尔迪厄理论的独到之处恰恰在于他以微观分析的方式介入了性别权力本身。理论分析之外，崔敏[5]从“惯习”性别视域出发分析了当前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成因，莹莹[6]则借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分析了美女广告中的男性统治。可以说，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地诠释了布尔迪厄性别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对于一种建构的理论来说，它不可能是天衣无缝、全然适用的。布尔迪厄的性别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与价值阈限。例如，他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女性主义斗争不应只停留在意识层面，试图借意识的改变来完成女性主义的斗争，但他并没有从实践性的角度为斗争的具体开展指出一条较为明晰的道路。此外，他的分析虽然深入到家庭、学校等作用机制中，但并没有进行细致而又全面的揭露与反思。但从反面来说，恰恰是这些疏漏与不足激发了后来者的研究兴趣，并提醒了一种关于性别研究的可能路径。在格雷森·佩里的著作《男性的衰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的衰落》是沿着《男性统治》的思路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格雷森·佩里在继承布尔迪厄性别理论与反思社会学基础上的再出发。他从男性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男子气概的形成与建构，进而指出了如何从转换男子气概的角度实现性别平等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从《男性统治》到《男性的衰落》串起了一条从男性统治批判到新型男性生成的连续性线索，而这也成为实现性别平等的诸种路径中不可缺失的一种。
从一般性或者说常规性的知识结构来看，男女之间身体构造的差异完全是生理性、自然性的。然而在布尔迪厄那里，他首先看到了这一看似不证自明的知识型的建构属性。为了说明身体区分的社会学性与男性统治的建构性，他从解剖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了由生理构造的差异所带来的两性性别的差异。布尔迪厄认为，两性的生理构造在最初阶段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而在“将男性生殖器勃起与一切自然生殖(发芽、怀孕等)过程中固有的鼓胀活力相联系，以象征的形式记录和认可某些不可辩驳的自然属性”的过程中，男性性器官完成了将社会构造转化为自然生成的转换。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性别构造被置于从属地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布尔迪厄又在词根、词源以及原始神话的考察中，指出了男性是如何将性器官上的解剖学差异发展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神话观念的。不仅如此，在对两性生物学对立关系的解剖中，布尔迪厄还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身体差异是按照男性中心观念的实践和要求建立的，而这种差异却成了这种观念最为真实、最不容辩驳的保证。可以说，“生物学表象与生物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学化长期共同作用在身体和头脑所产生的相当真实的作用相结合，以颠覆因果关系，并致使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表现为随意划分的本质依据，这种随意划分是现实和现实的表象的根源”[7]4-5。也就是说，身体的性别差异虽然是自然生成的，却不是一个前推论性的实在，而是一个不断被话语构造、被文化赋形的不断变化的客体。而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社会性别。毕竟人一出生就要掉入一个由语言编织的象征网络中，被性别话语命名、区分、赋予意义。
伴随着生物学上的男性神话的建立，女性逐渐从社会分工和生产活动“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转而从事一些次要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男性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女性则越来越处于弱势，男女之间地位差异的加大使得男性统治在实践中得到加强。然而，从历史的本质来看，并“不是性别造成了分工，而是分工造成了性别”[8]。恩格斯也承认：“妇女正是因为在家庭当中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而没有像男人一样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造成了女性处于被动、附属的地位。”[9]可以说，男性正是利用作为社会差别基础的生物学差别，强制规定并反复灌输着一种看似正当的观念与配置，而男性社会正义论的特殊力量也正源于此。
对于作为一种观念和配置的男性统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而是它如何在历史中通过观念与配置的再生产过程完成一种非历史化的本质化创造。通过这种创造，男性中心观念便得以以一种自来有之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进入现行制度之中而不被怀疑。在《男性统治》一书中，布尔迪厄着重指出了三种从事男性中心观念再生产活动的机构，即家庭、教会与学校。借助这些工具，“集体历史(系统生成)和个体历史(个体生成)纳入身体的结构——认识、评价和行动模式——与这些结构适用的世界客观结构协调一致”，进而使得“被统治者在思考自身、思考统治者或与统治者的关系时使用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和评价模式”[7]197。由于这些模式以配置的形式潜存于她们意识的最深处，也就使得女性可以很自然地以男性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觉得有何异议，就此，女性成了统治她们的男性的同谋。
从家庭的方面来说，这种对男女两性不平等观念的生产早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就已展开。之所以男性在亲缘和婚姻关系的构造中存在着优先地位，是因为这种社会构造赋予女性的是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而交换物是依照男人的利益确定的。于是，在象征交换的规则中，女性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延续和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征资本”，甚至女性的怀孕和分娩也被视作是为了帮助完成男性授精这一严肃而又神圣的生产行为。而在家庭的分工上，男性也总是依照来自“自然法权”的优势选择一些公共的、官方的事务，女性则被安排做一些私密的、琐碎的事务。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劳动的性别划分和对这种划分的合法表象的早期体验正是在家庭中被规定的”[7]121。
在西方社会，宗教曾于一段时间内有着绝对的权威，宗教话语与宗教观念长期统摄着人们的生活。在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问题上，教会往往持有顽固的反女性主义观念。“他们习惯于再生产对女人和女性特征的一种悲观看法”，甚至会“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7]121-122。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女性是男性身上的一根肋骨，而在“原罪说”中，女性则被描述为诱使男性犯罪的“恶魔”。在另一些宗教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国家，往往会有其他话语来填补宗教话语的空缺。对于当下的社会来说，传媒话语或者商业话语往往更具影响力，它们在不同场合整合着宗教统治解体后的新的社会秩序。透过一个简单的社会实例，我们便可以看出男性统治在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在一款巧克力饼干的系列广告中，它常常将预设情景放置在充满男子气概的运动场，伴随着镜头的移动，则会出现一个柔弱无骨的女性。当队友因为他的软弱无力而责骂时，另一个队友会将广告商品扔给他。而吃了这个饼干的队员转眼间便充满力量(恢复了男儿身)。正是在这种身份的悄然转换间，一种“男强女弱”的价值体系便通过媒介传递给每一个观众。而在另外一款运动型饮料的广告中，我们也能看到如此的设定。可以说，正是在这些看似正常实质上是以男性中心观念建构起来的话语中，女性不自觉地认同了这种话语，并沿着这种话语去理解和认识世界。
当然，除了家庭、宗教之外，对人的观念建构起着巨大作用的则是学校，或者说教育。西方国家早期的大众性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为培养一批能够维护国家统治、宗教权威的男性军人，因而女性是被排除到教育之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虽然拥有了与男性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拥有了与男性同样公平的位置。在学校教育中，男性的统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对不同专业、学科的选择与占有上。这种学科的选择常常是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的。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技术性强、逻辑思维要求高的专业，如机械、电子、电力等专业，只能选择一些与其生理特征相符的专业或者是一些与其家庭职能相关的专业，如教育、护理、服务等专业。即便在同一学科内，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女差异。应该说，“女孩们通过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体验，以及她们的父母、老师和同学意欲她们遵守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的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完成了她们对自身教育的定位以及对教育体系与教育观念的认同。然而，正是这些观念与配置之间客观上的协调性，使它们能够相互证明，相互强化，进而演化成一种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体系，成为一种助力男性统治的无意识。
总而言之，男性正是“通过从生物学两性特征的‘客观化’过程到象征财产资本配置的转换，在生物学中男性特征、男子气概的主导性和女性的被动服从性，逐渐演化成再生产策略系统的原则和象征财产经济的规律和规则，从而完成了象征暴力对女性的形塑和女性社会角色地位的固化”[3]20。当然，在男性中心观念和配置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家庭、宗教与学校发挥了建构作用，但它们无疑为我们思考男性统治的形成及其超历史化的属性提供了方法与路径，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更好地观看男性统治的形成机制，进而理解整个“男性统治”的社会体系。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男性统治的社会关系是在将统治观念彻底客观化后的思维源头的因果颠倒。这种颠倒使得“身体构造成为性别现实和性别的观念和区分原则的拥有者”[7]10，并且在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区分与构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布尔迪厄看来，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第一步是对两性的性别区分或者说性别分割。通过这种分割，男性得以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占据自然现实，并依据此种现实使自身的统治合法化。应该说，这种分割自婴儿出生时便开始了(现在可能更甚，毕竟现代医疗手段可以在婴儿还未出生时就判断其性别)。如果仔细观察商场的儿童玩具区就可以发现，男孩与女孩的玩具往往被划分成两个区域。当你进店为孩子购物时，导购员问的第一句话也常常是：“您家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尽管此种询问是为了更好地方便顾客寻找心仪的礼物，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关于男性统治的无意识。从另一方面来看，男孩的玩具常常是武器、怪兽、汽车等蕴含着蓬勃男性精神与男子气概的物品，它们对应着男性所从事的公共性、开拓性、进取性的精神与社会分工；
而女孩的玩具往往是洋娃娃、小房子、小动物等满带浪漫与温情的充满“女性气质”的物品，它们代表着女性自身阴柔、母性、内敛的气质，这些玩具的功能也基本是女性日后所从事的劳动或职业功能的延伸。就此而言，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割在他们最开始接触和认识世界的阶段就已被设定，并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将男女性别差异的观念悄然灌注在其意识之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女性身体的被塑造性，我们有必要再对“儿童”的观念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在当下社会，谁都觉得儿童作为客观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是从人类历史诞生之初便已经存在的。实际上，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却是在晚清以后才被发现并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逐渐形成的。在现代以前的教育体系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儿童”与“成人”的分割，“儿童”是作为孩子的大人。与此同时，孩子也不是作为儿童而接受教育的，学者之家的孩子接受讲述儒学为主的教育，歌舞伎演员之家的孩子从小接受演员的教育。因此，不同生产关系下的孩子往往会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传统的教育体系强调的是把一个小孩慢慢培养为一个处于某种生产关系中的大人。既然是作为大人而接受教育，那么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是一以贯之的，是具体的，是适用于日后的社会生存的，不会在他们走上社会后产生某种断裂。然而，现代的教育体系则是用年龄把儿童划分开来，将过去具体归属于某种生产关系、不同阶级和共同体的儿童作为抽象的、均质化的东西抽取出来[10]。这也就是说，原先作为个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孩子现在变成了整体性、统一性、抽象性的儿童，并且对这一整体依据年龄按照统一规划的教学内容进行由浅入深的阶梯式教育。此种教育制度不仅在年龄的纵深中构建了自身连贯自足的经验世界，而且在现实的地理区划中也显示了某种“进化论”式的育人体系。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获知幼儿园、小学大都分布在社区或乡村，中学分布在县区和较大的城镇，而大学则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地理区划与年龄划分一起参与了儿童青涩与成熟的划分。
当现代教育制度完成了它对人以年龄为基础的均质化划分后，便开始隐藏自己，以使我们这些身处现代装置之下的人很难发现它的本源，从而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当然，单从教育制度对年龄的划分来说明当代女性所身处的年龄装置是不全面的。相较于男性来说，女性的年龄意识还深受现代医疗制度的影响。现代医学以其实证性、科学性的原则发现了女性在生理上的奥秘，他们往往认为女性的生理机能在27岁左右达到巅峰，30岁以后开始下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生理上的机能衰退往往会上升为一种隐喻的疾病，并与女性的价值相关联，仿佛30岁以上的女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贬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以及各大线下的婚恋机构的话语体系中清晰可辨。可以说，正是现代装置以及由现代装置生产的观念和理论规定了女性的年龄区划，进而加强了男性中心的无意识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的习性生成中，在它现实化的社会条件中，一切都促使把女性的身体经验变成为他人的身体的普遍经验，这个身体不断承受他人的目光和言语所实施的客观化”[7]88，而这种客观化的过程，在女性身体的自我形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女性的身体中，发型往往是最显眼且容易引发对话的能指。在中国古代，发型可以说是区分男女性别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即便在同性之中，女性的发型也因年龄的不同而显出差别。到了当代，女性发型则更多地成为一种彰显女性魅力、传达其社会地位的工具。一般而言，长发总是跟性感，尤其是年轻漂亮联系在一起，短发则更多地与成熟和知性联系在一起。发型的选择时常体现着女性的自我认知与对自身身份与气质的认定。发型之外，女性还常借腿来展现女性的魅力。天气刚回暖，人们便可在各大城市的街道看到露出光洁大腿的女性，她们大多穿着白色或者灰色的超短褶裙，并搭配着与裙装颜色相近的高跟鞋。一些怕冷的女性则穿着紧身的牛仔裤、铅笔裤，搭配黑色或其他颜色的高跟鞋，而另一些大腿相对较粗的女性则选择阔腿裤、烟管裤、微喇叭裤、哈伦裤等能遮掩自身缺陷的服装。即便到了冬天，女性也不曾放过任何展现腿部线条的机会，那些穿上丝袜或厚打底裤(一般戏称之为“光腿神器”)的双腿依旧可以延续春夏的装扮。
在女性发型与服饰的选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显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肥胖业已成为困扰当代女性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出现此种境况，是因为女性的“身体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社会结构归并的基本模式在自己身体上的应用，而且不断为按照同样模式产生的、由自己身体在别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应所加强”[7]91。在一个以瘦为美的时代，肥胖变得如同恶魔。考察近几年出产的一些爱情电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一种潜在的价值逻辑——“身体丑陋=事业+爱情的失败”，“身体俊美=事业+爱情的成功”(1)此种类型的电影包括2001年英国拍摄的《BJ单身日记》、2001年中国拍摄的《瘦身男女》、2005年德国拍摄的《前任女友》、2005年中国拍摄的《瘦身》、2008年日本拍摄的《摇滚减肥》、2014年中国拍摄的《整容日记》等。。而在一定意义上，人们的肥胖厌恶症还与现代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伴随着现代医疗体制的建立一同完成的。现代医学认为，肥胖是由于食物摄入过多或机体代谢的改变而导致体内脂肪积聚过多，造成体重过度增长并引起人体病理、生理改变或潜伏的状态。这种病理性的状态可能会导致女性内分泌失调，增加其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甚至还能引发子宫内膜、卵巢及乳房等部位的癌症。可以说，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面对肥胖的时候承受着更多的压力，甚至对女性来说，肥胖已经成为一种“隐喻的疾病”。
然而不论是年龄的划分、发型与服饰的设计，抑或是身形的塑造，女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如她们自己所想的那样，是为自己而改变。应该说，女性的外形是一种象征资本(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家庭集团的象征资本)。而在这一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她们被归入抛头露面、取悦于人的一类。尤其是当人们使用“她充满女人味”或“洋溢着女性气质(特征)”这一类的语句夸赞她们，而她们又欣然接受、乐在其中的时候，她们便已堕入一种“被男人的眼光或被由男性范畴支配的眼光感知”之中了。令人遗憾的是，女性往往以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到这样一场象征资本与象征暴力的生产之中，从而在无意识的认同中陷入了一场无法驳倒的观念怪圈之内。
布尔迪厄在指出女性是被男性中心观念所建构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男性同样是被建构的客体。他在《男性统治》中坦言：“如果说妇女因为服从于有贬低、否定她们的倾向的一种社会化作用，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那么，男人也是统治表象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那些导致承担和实施统治的配置如同服从的配置一样，并不应被纳入一种天性之中，而应该是由一种社会化长期作用构造的。”[7]69这也就是说，对男性来说，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它在完成自身主体的建构后便将男性这一建构者编织到建构本身之中，使其匍匐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为他们的统治所统治。就此而言，真正的最高级并不是处于统治者位置的男性，而是在完成观念建构并可以自我生产的统治权力本身。
对男性来说，这种“归并的社会法则”首先是通过男子气概的确立来实现自身的暴力统治。罗布特·布兰农和黛博拉·戴维曾将传统的男子气概归结出四大要素，即“娘娘腔免谈”“影响显著”“吃苦耐劳”“去死吧”。这其中占首要地位的则是“娘娘腔免谈”，也就是说，男性在实施男性统治和被“男性统治”所统治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明显的主体身份定位，它在将女性“他者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的塑造。这一概念“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特征且首先在对自身的恐惧中形成的”[7]74。
就此而言，格雷森·佩里的研究可以说是在继承布尔迪厄理论基础上的延伸。在其《男性的衰落》一书中，他通过对白人标准男性的分析，指出了男性特权的形成以及男子气概的建构过程。从服饰的角度来说，服装挑选与搭配的方式彰显着男性(女性)对自身气质与形象的定位。与女性追求性感不同，男性服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丰满自己的角色。与一般的服饰相比，男性更喜欢制服。在他们看来，制服可以给穿着的人带来力量，也就是形成角色定位。就此而言，男性选择制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够凸显男性的体型，彰显“个体身份”，而是因为制服能够加强男性自身的“公共角色”，从而更易被人分辨与认可。不仅如此，标准男人在穿衣时甚至不愿将袖子撸到肘关节以上。这是因为他们看重的是智力和学习能力，而非裸露的肉体。与此同时，佩里还指出，老式男人往往有着“对真男人的向往，通常是对真工人阶级男人的向往”[11]65。与标准男人不同，他们热衷于展现自身强健的体魄与健硕的肌肉，他们通过锻炼、出汗来与人社交。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男人不再靠打铁来实现身体的展示，而是通过健身器械。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男人外，佩里还着重书写了另外一种男人——怀旧型男人。与女性为了更好更公平的未来努力相比，怀旧型男人更想回到过去的黄金年代——原始狩猎年代、战争年代和重工业时代——“因为那时候男人还是‘男人’”[11]94，能够统治女人。基于此，那时的男人往往带有火爆的脾气和暴力的倾向，然而，在回不去“黄金年代”后，他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发泄内心的暴力：参军和运动。如果两种方式都不能满足此种男人的情绪宣泄，那么，他们旺盛的多巴胺往往会倾泄到女性身上，从而导致家暴、性骚扰或者其他对女性造成伤害的事件。然而，不管是标准男人、老式男人还是怀旧型男人，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相对于异性的由主动区分长期作用的构造中。在这一构造中，男性完成了自身主体性的想象，也在想象的实践中实现了观念的再生产。
恰如格雷森·佩里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很少有人关心男人在性别平等的世界里能是什么样，应是什么样”[11]108。布尔迪厄也强调：“光有把女性从统治，也就是从对她们实行统治的客观的和被归并的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没有把男人从这些同样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结构使得男人协助统治实行。”[7]161就此而言，性别平等的实现或者说男性统治的解放不仅需要女性的参与，更需要男性的参与。
应该说，格雷森·佩里从男子气概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一条男性参与解构男性统治的路径。他认为，在男性成长的过程中，男孩不断被周围的文化告知他们是与女孩不同的，尤其是在情感方面。于是，男性情感的复杂性遭到了低估。如若想改变男性被观念和配置所塑造的主体认知与行为范式，男人就要改变自己和暴力、角色表演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在佩里看来，这种改变必须从情感开始。这也就是说，要允许男孩和男人拥有更多的情感。在以往的性别塑造过程中，男性总被赋予坚忍、无畏、自立自强的特性，而柔弱、痛苦、悲观仿佛只是女性的特权，甚至在某种情境下，男性的柔弱会被同伴视为“娘娘腔”的表现，从而被踢出男性群体的价值认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男孩(男性)被剥夺了情感求援的机会，等级制便作为这种情感缺失的替代物出场，使男孩(男性)很自然地将自我价值与群体地位联系起来。因此，要想取消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我们就要改变男性对自我性格与气质的认知，就要承认男性情感的复杂性。应该说，男性和女性的性格与情感差异绝不是二元对立、截然分开的(这只是社会观念及其配置区分与再生产的结果)，而是一种谱系。在这种谱系中，男性与女性由于社会分工的差异，产生了不同性格与情感的配比，因而在整条“气概部”中，男性与女性是参差分布在这一“光带”上的。因此，在佩里看来，男性应学会如实地展现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种新型的男子气概，这种气概“大多会推崇包容、灵活、多元和高情商，正如旧时宣扬力量、黑白分明和吃苦耐劳”[11]141。可以说，男性应学会主动摆脱在男性统治这一意识形态之下的角色设定，学会以多元的视角形塑自己的人格。可能对于男性乃至女性来说，真正能够实现的性别平等的路径正是这样一种从统治结构内部出发的反向建构。
不得不说，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是女性主义运动。但其实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之时，男性性别运动也开始崛起。该运动的“最初目的是解放男人，探讨男孩和男人要怎样去适应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11]99。也就是说，这场运动是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另一面(补充)而存在的，它旨在号召人们重新审视、重新想象男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然而这场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运动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分裂为女性主义支持者和女性主义反对者两个阵营，直至最后被“一群年纪轻轻、满腔怒火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厌女症的男人绑架”[11]103，失去了最初的目的与旨趣。从另一方面说，男性的女性主义运动自生成以来，一直遭到男女两方的怀疑。对男性群体来说，他们认为这些人背叛了男性的固有品格与原则，成为女性的“俘虏”；
对女性群体来说，她们则很难相信男性在从事女性主义运动时的真诚，认为男性是以某种“换装术”的方式盗用、渗透或利用女性主义话语为男性服务的。可以说，这两种认识恰恰阻碍了性别平等的顺利实现(而这正是男性统治意识形态所想要的)。从男女性别运动所追求的目的来看，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不可能使得这一愿望实现。女性主义运动需要男性的参与。首先，“由那些对于女性抱有肯定、理解态度的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研究，可以达到单一性别主体无法完成的研究结果”[1]190。其次，男性视域的引入可以弥补女性视域的不足，女性视域同样也可以反观男性视域的缺陷。“男女两种视域互为反观、互为补充，可以形成更为全面、更为完善和更具内在张力的女性主义研究。”[1]191就此而言，从男性视域去参与并为实现性别平等而积极奋斗是不可缺失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和格雷森·佩里的《男性的衰落》为我们提示了一条从男性视域参与建构性别平等的视角与方法。应该说，在女性主义运动者积极启蒙女性群体的同时，追求性别平等的男性运动者也应在男性认知与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改变固有观念，亲身参与到社会结构的变革中来。在笔者看来，性别平等运动与启蒙运动有着相似之处。启蒙运动最开始追求的是个体性的启蒙，然而到了福柯、哈贝马斯等人那里，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启蒙绝不是个体的觉醒，而是一个需要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同时展开的“综合性的现代性工程”。毕竟当私人领域的合理要求受到公共领域的压制时，个体启蒙就会显得无力，思想启蒙也会显得虚无飘渺。如果没有较充分的社会启蒙，即使是完成了个体启蒙的人，也可能在一个由制度与文化编织的“铁屋子”里装睡。因此，你可能会叫醒一个沉睡的人，但你绝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于性别平等运动来说，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至于如何从家庭、宗教、学校、传媒等勾连着男性统治意识形态的配置中实现反向建构，则是下一个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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