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庆 何 飞
（1.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2.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3. 四川警察学院 警察管理系，四川大学 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四川·成都 610206）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预言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世界图像时代”，它意味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预言开始成真。图像逐渐占据社会表达的核心地位，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传播行为，也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华民族形象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多维性等特征。它随着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而具有时间维度；
它由整体中的各民族及其文化、所在区域构成一个形象整体而具有空间维度；
它还具有如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以及审美心理等丰富内涵。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如何利用视觉语言来传播中华民族形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
（一） 中华民族形象的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民族”是指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区域内生活的统一群体。从狭义上来说，“民族”就是指拥有相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宗教和风俗习惯，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共享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感[1]。这是“民族”一词的本质规定性，也是不同民族能够得以区分的核心要素。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从“民族”的内涵来看，56个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统一整体，不同民族文化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内核，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外在活动或行为表现，又包括主观层面的内在活动或精神心理。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上包括物质层面的中华文化和主观层面的中华精神。中华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形象。中餐、汉语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物质形象。与之相应的中华精神则包含爱国、重德、勤劳、诚信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主观层面形成了民族认同感。
在西方文化中，“形象”一词与英语中的“image”最为接近。“形象”最早来源于宗教的范畴，它被视为一种仿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子而创造的精神存在。后来，这一泛指心像、印象的用法逐渐被用在名声上的用法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形象”这一概念逐渐被世俗化，它被用来形容人们能够感知的名声，如个人形象、品牌形象、企业形象等。在中国文化中，“形象”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能够引起人们思想和情感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人、物之相貌形状；
二是指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使人们产生印象、观念、思想及情感活动的物质；
三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即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从心理学角度，“形象”既可以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形态，又可以视为人们基于这种客观形态而呈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因而带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色彩。
从以上关于“民族”和“形象”的概念溯源来看，中华民族形象既具有客观范畴，又具有主观范畴，它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客观范畴主要涉及人物、事物、景物等客观对象，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比如龙、熊猫、长城、故宫等，这些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形象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形象的核心和灵魂。主观范畴主要是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共享的情感、民族精神、审美心理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认同感。
（二） 中华民族的形象的构成要素
中华民族形象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图像传播的过程。形象具有图像化表征，图像是媒介，它是形象得以呈现的中介。中华民族形象的形成过程是经过媒介再现并加以传播，公众通过媒介接收信息，形成主观的认知评价，进而得到一个主观的中华民族形象印象，媒介在中华民族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总体上，中华民族形象从构成要素来说又可以分为形象主体、媒介形象和公众形象。
1. 形象主体
形象主体通常是一个实体，也即该形象的所有者和发出者。中华民族形象主体是指中华民族。形象主体并非形象背后的那个“真相”，形象文本的真相仅仅存在于形象文本与形象接受之中。中华民族形象是由人文景观、典型民族符号、地域风貌、不同民族等有形要素以及爱国、重德、勤劳等无形要素构成的一系列印象，而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形象所拥有的客观要素以及主观要素也并非中华民族形象背后的“真相”，而只是形象这个符号所依托的“原物”。原物只是像似符号（图像符号） 所暂时寄居的住所，而非原物的全部性质。在形象传播实践中，形象的传播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选取最具特征的属性来进行符号化传播。中华民族形象传播必须以典型化的图像来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如龙、熊猫、中华美食、长城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形象并不是形象背后的主体，而是与接受者所期待的形象有关的他者。
2. 媒介形象
形象具象为某种可视的图画，也可以是语言文字文本的描述。当形象以视觉化呈现，就成了具体的图画、照片、电影、电视片、短视频等媒介化存在，形成了媒介形象。因此，中华民族形象的形成是以图像文本为基础，它既包括静态的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影像。而形象正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呈现来实现心像的效果。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图像并不是形象的全部，而只能是形象的一个局部面。中华民族形象可能会呈现为它的某个人文景观、局部场景或某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象征符号，但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形象的总体。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它是具体与抽象的总体关系。反过来，中华民族形象必须通过具体的符号表达并经由媒介传播出去。
媒介形象本质上是再现，它是把不同符号放在一起，从而使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变得简单易懂、有意义。再现经常把相差甚远的一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明确的形式，也即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不过，进行再现建构的符号都是从属于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变迁。由此，再现是一个有关意义的斗争场所。再现的一种具体形式——刻板形象，它选择并且建构简化的、泛化的符号，用它们来对社会群体或群体中的某些个体进行区分。用来建构刻板形象的原始符号代表了相关群体的价值观、态度、行为和背景。刻板形象隐含着的事实是被选择的符号对涉及的群体进行了普遍的预设。刻板形象并不表现一个群体或社区成员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从它们本身简单的性质出发，将重点放在宽泛的相似性和相同特征上。
从以上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来看，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传播过程也即媒介形象建构过程经过了符号的双轴运作，从而形成了符号文本建构者的主导意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固有形象。在大众传播时代，一方面，中华民族形象经过媒介化，从实体形象转化为媒介形象有利于形象的构建和传播；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形象在单一传播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容易形成“刻板形象”，不利于中华民族形象的多元化发展。而在图像时代，公众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公众以丰富多彩的视觉形式传播中华民族形象，两种系统的中华民族形象构建和传播形成了意义竞和的新格局。
3. 公众形象
它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形象在公众的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它是媒介形象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是形象主体经过媒介传播后在公众意识中的反映。公众形象更接近于“心像”，它是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叠加”。每一个印象都造成某种抽象的形象投射结果，但感知的心像也不是形象的全部。或者说，它是片面化的。个体可以通过实际的实践经验来认识中华民族，但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公众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体验来完成对中华民族的主观认知。因此，公众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更多依靠媒介来实现。在中华民族形象建构中，早期的中华民族形象传播主要是传播者基于自身的传播意图进行的意义构建，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随着短视频的迅速发展，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不再泾渭分明，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因此，公众是如何建构、接受和传播中华民族形象的，特别是在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的当下，从受众的接受心理出发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形象”的常用词是image或figure。由于形象常常与图像混用，使得“形象性”与“图像性”成为同义语。实际上，形象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形象是社会主体以像是符号（图像符号） 为导向的传播效果聚合，也是主体在社会中的重要符号化存在方式。由于每个具体认知都包含相应的元语言规则，因此形象也是一种主体的评价性元语言集合。但形象具有一种图像化表征。就形象和图像的区别而言，图像是媒介，它是形象得以呈现的中介。形象更近似于“心像”，偏向于感知者主导，而图像偏向文本主导。图像又极易与影像混淆，所谓“影像”是指利用照相机、摄影机等生产的等比缩放图像。由于它与被拍摄的对象物之间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故影像的视觉形式与被拍摄的对象物的相似程度非常高。就影像与图像的关系而言，图像既包括影像（等比缩放的图像），也包括非等比缩放的图像。本研究所指的图像是图片和影像的总称，按照状态可分为静态图像（图片） 和动态图像（影像）。图像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平面。在多数情况下，图像能凸显某种“外在世界”事物的意义。图像可藉由将外在世界抽象化、片面化，将空间与时间组成的四度空间简化为平面二度空间。
（一） 图像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在场性
相比于语言文字，图像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在场性，图像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像似性，它具有还原事件现场的能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中华民族形象是在人们头脑中由于亲身体验或媒介接触而形成的一个主观感知。实际上，大多数人很难通过亲身体验去感知中华民族形象或者不能从全貌上去整体性地认知中华民族形象。而图像在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上具有天然的叙述优势，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更容易通过图像传播而获得具体的形象认知，比如中国某美食短视频创作者在YouTube上的视频，多数都没有外语翻译却受到国外网友的追捧，央视新闻微博也发表热评说“外国人看懂了她的热爱”，称赞其视频“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对于形象的认知而言，图像远比文字来得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容易深入人心。至今屡见不鲜的西方服装品牌广告中的中国模特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与丑化。就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而言，图像更容易把一些抽象的理念、精神、情感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视觉符号，从而使中华民族形象变得可视可知。
（二） 图像具有形成群体认同的功能
图像能够凝聚意识，形成群体认同，成为群体的精神象征。唐代张彦远就认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繇同由） 述作。”[2]因此，历代画家都比较重视图像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认为绘画能廓清世道人心。图像的引导教化作用实际上说明图像具有改变人的认知的能力，不同的个体或群体更容易因为图像媒介而达成共识。原始社会，山洞墙壁上的动物图像，就不仅仅是形象的再现，实际上，它还体现着某种观念，希望通过“捕获”形象从而达到控制其灵魂的目的。原始社会的图腾在维系部落族群情感，身份识别，凝聚力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单纯的物的形象上升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集体情感与信仰的象征符号。在语言文字发明以前，图像主要通过记录历史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记忆。那时候的先民主要通过图像来记事、表达情感，因而“图像文化应是早于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3]在印刷术时代，尽管图像也具备上述功能，但图像往往作为语言文字的附属物而不被重视。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图像逐渐由语言文字的附属物而独立出来，视觉因素也因之在文化中更具优势地位。基于图像传播的视觉文化主宰着群体记忆、情感乃至思想。中华民族形象最终是要形成各族人民认同，而图像传播在促进各族人民认同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相比于语言文字，图像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量。它主要表现为身临其境、逼真性和具象性，从而能够直抵人心，从人的心灵深处给受众以视觉冲击力[4]。
（三） 图像具有动员的功能
礼拜仪式、宣传鼓动或市场营销，每个社会大宣传的时代都离不开图像的“鼓与呼”。图像相比于语言文字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把抽象的思想概念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具体形象，从而使抽象的思想便于理解，“图像是起动员作用的传说所喜欢的工具。”[5]图像具有动员功能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图像具有互动性，容易得到广泛传播。互动包括主体互动、客体间互动以及主客体互动。而图像传播能够突破语言障碍，聚合其不同群体、不同族群的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图像能够跨越不同族群，克服语言障碍，实现不同民族的交流传播，有利于民族的整合和认同。另一方面，图像能够唤起人的情感。贺拉斯在比较了舞台和语言文字的影响力之后，认为“心灵受耳朵的激励慢于受眼睛的激励。”[6]图像与情感具有天然的联系，不同的观看创造了情感。情感把枯燥无味和兴奋刺激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丰盈的体验把视觉符号或符号学的循环的不同组成部分纳入到一种彼此相连的关系之中”[7]。当代图像学家也认识到图像与情感的关系，认为“图像不仅造就了人们的思维，而且还使人们有了特别的感受并采取了行动”[8]。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谢尔盖·爱森斯坦就直言，画面把我们引向情感，而情感则把我们引向理念。因此，从图像到行动的转化过程中，情感作为中间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以情感人的图像传播才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并最终促使人产生行动。
图像是一种隐性的编码，它不像语言文字那么让人“一眼识破”，从而产生对抗性解码。图像的意义往往藏身于图像文本之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也符合当下人们的接受心理，更有利于图像的传播。随着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图像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照片、短视频、影视等，其中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视觉实践。图像的传播过程也即意义构建过程，它不仅体现在图像的主题或内容之中，还体现在图像的形式结构或再现惯例中[9]。
（一） 凝缩机制下的意义聚合
中华民族形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形象的建构离不开人物、事物、景物等各种符号。具体来说，它可以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部分：实体性部分和要素[10]。实体性部分是指脱离整体而能够单独存在或被表现的部分，如某个人、物或景；
要素是指不能够离开整体而单独存在的部分，它作为整体的附属物而得以存在或被表现，如不同颜色、音调、视觉等。要素只能同其他要素相混合才能存在，要素不能单独成为整体的部分。或者说，要素就是实体的性状或特征。在图像传播中，它主要体现为形状、颜色、数量、位置等。
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传播不仅仅是人物、事物、景物的简单图景再现，而是要在实体性部分和要素的组合中完成图像文本的价值召唤。在图像传播中，观图者通过画面中的实体性部分和要素的识别进而产生与意义相对应的意向性行为。与语言文字不同，图像的意向性行为是把被意向的对象拉向观者自己，而且这个意向性行为更加具体，它是在某种视角下、按照一定的眼光、带有一定的姿态，在某个时刻，凸显某个某些特征的对象[10]。因此，中华民族形象的构建，一是通过实体性部分的双轴运作完成让观者能够达到中华民族形象是“是什么”的认知阶段，比如龙、长城、故宫、五十六个民族等；
二是通过要素的识别让观图者达到实体性部分“怎么样”的认知阶段，如龙的威严矫健、长城的巍峨壮丽、故宫的气势磅礴、不同民族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的和谐幸福的笑容，体现出了图像中“浮动的能指”。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单一的、孤立的、零散的形象还不足以构成整体，不同个体形象通过凝缩机制才得以形成更加类型化的形象组合。在这里，“凝缩”是一种定向的“移置”，可以理解为“从一种观念到另一种观念，从一种意象到另一种意象，从一种行为到另一种行为的‘转移’能力”[11]。但事实上，两者是不等同的，“移置”是转移的意义（从意义的逃离），“凝缩”是相遇的意义（为了某个瞬间的空间而再次发现的意义），即意义的水平领域和垂直领域[11]。简言之，“凝缩”正如拉康总结的“能指的叠加结构，隐喻将这个当成自己的领域”；
而“移置”主要是指“改变我们在换喻中看到意义的方向”。由此推论，凝缩是不同符号能指汇聚后产生新的意义，“它可以被理解为在几条道路的交叉处起作用的语义聚合的发源地”[11]。以人物为例，某一民族中出现的杰出人物代表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整体形象，而不同民族的杰出人物代表又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在常见的“中华民族”图像中，56个民族的代表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面带笑容手拉着手，最终作为一种凝缩符号指向民族团结、和谐共处的美好局面。
（二） 神话言说方式下的含蓄意指构建
图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学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其中，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对应于直接意指层面，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对应于含蓄意指层面。含蓄意指层面也即图像的“内涵意义”，语言学家耶姆斯列夫把它定义为：一个由表达和内容所形成的单元，成为另一个内容的表达。当这个新的符号被人们反复使用并形成固定的概念理解时，其语用理据性会不断增加，一旦被人们的认知所固化，其“内涵”就固定下来，而这个新符号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象征。也即是说，含蓄意指是将一级符号系统整体看成更高一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并结合新的所指与更多的主题相联系，使得受众能够根据自身的文化情况来解读新的符号意义（内涵）。含蓄意指是通过神话的言说方式得以建构。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一种讯息”，或者说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12]。实际上，“神话”是一个两级符号系统，第一级符号系统里的能指与所指所组成的符号在第二级符号系统里变成单一的能指，并且与第二级符号系统里的所指形成一个新的符号，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化作为一种符号运行机制对推动神话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神话作为一种言说方式（话语战略） 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在图像传播实践中也被广泛使用。因为不管是语言、照片、绘画、广告等，神话都能归结为“纯粹的意指功能”[14]。正是利用神话的言说方式，图像才得以构建含蓄意指，能够传达抽象的概念和情感，而不仅仅是事物的简单再现。
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核心是体现各族人民的认同，而认同的基础就在于形象中承载的民族精神、共同情感、审美心理。图像作为形象的载体本身就是一种劝服性话语，它以神话的言说方式建构出的含蓄意指有助于促成各族人民的认同，形成共同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图像传播不能仅仅只追求“外延意义”的传达，也即图像中的形状、线条、颜色和结构所展现的外部世界，而是要实现“内涵意义”的输出，也即观者在对图像的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情感和联想[15]。一方面，可以通过征用大量的象征符号来进行含蓄意指建构。以龙的文化符号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龙的符号往往代表威权与尊荣，它是古代中国人综合了多种所认识的动物的长处演变而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符号还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元素，把原有内涵加以丰富，扩展至独立、正义、坚韧等意义，与长城等成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图像要想传达情感，必须利用图像的要素和不同的视觉框架。颜色、姿态、动作等都具有传达情感的功能。颜色就具有情绪性。颜色作为情绪元素，它能够在不同情境中表达人的不同情感，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享。莫纳柯认为：“姿态或动作都会转喻我们想要表达的情感。”[16]可见图像即感性，正是通过图像唤起人们的情感，图像的含蓄意指得以建立，它不仅让人通过形象产生直接的认知，还能实现不同个人、民族之间情感的共享。
（三） 转喻机制下的整体形象传播
中华民族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要想面面俱到地展示中华民族形象不仅做不到，从传播效果上来说也不尽如人意。在传播实践中，以部分代替整体的形象建构实际上就是图像极为普遍的意义生成机制——以转喻传播整体形象。转喻的基本定义是“部分代表全部”[16]。就图像而言，人们常常认为“有图有真相”，认为图像就是对现实的还原，但实际上，图像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这是由图像的自身属性决定的。图像的自身属性就是部分代替整体，它永远不可能反映事物的全部面貌。萨考夫斯基认为，随着摄影术的发明，正是由于图像元素的选择而不是合成才产生了图像，不管图像所呈现的事物是什么，它都不再是事实本身[17]。赵毅衡认为：“几乎所有的图像都是提喻，因为任何图像都只能给出对象的一部分。”[18]因此，以部分代替整体是由图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选择哪个部分来代替整体，则是图像意义建构的关键机制，因为通过这些选择就构建了事实中未知的其他部分。比如，在涉藏涉疆的报道中，国外一些媒体就会有故意挑拨煽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冲突紧张的操作，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整体形象，而国内媒体立足事实，还原现场真相，则有力地维护与传播了自身民族形象。
以部分反映整体契合人们以部分推断整体的心理习惯。格式塔心理学就主张以整体的动力结构观来研究心理现象，认为人们对图像的认知遵循着由部分联想整体的机制。正如阿恩海姆所说：“刺激物本身的运动虽然是断裂的，但它在大脑中激起的生理过程却一直是连续的。”[19]因此，尽管观图者所看到的刺激物本身是残缺的，但仍然能够“脑补”出一个完整的知觉对象。而视觉补偿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知觉活动遵循着向结构简化发展的倾向。因此，在形象建构中，要充分利用视觉的转喻机制进行整体形象的构建。就视觉转喻而言，一种是基于时空维度，利用视点、视角、视域等策略形成的转喻。它要求我们在形象建构中要善于利用图像讲好中国故事，用视觉语言把中华民族形象中最精华的部分传播开来。如纪录片《石榴花开》就是选取各民族普通民众的故事，讲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并通过美食、美景、风俗等元素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通过壮阔精美的图像和生动细腻的叙述，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另一种主要是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或意义。它要求我们在形象建构中要善于挖掘和利用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因为不同符号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元语言，因而传递的是不同的中华民族形象。在《时代》杂志历年的封面中，国家领导人、演艺明星、龙（或卧龙状的长城）、熊猫等都是中华民族形象常见的转喻符号。但放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比如龙往往是邪恶、暴力的形象，熊猫是表面温和可爱，实则凶猛乖戾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寓意具有相对普遍的认同基础。因此，两者在中华民族形象的传达上截然相反，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也必然大相径庭。
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传播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多元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实质上，中华民族形象是传播主体在协商和对话中产生的象征性意义。形象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图像是媒介，它是形象得以呈现的中介。或者说，形象具有一种图像化的表征。一方面，人们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形象的形成通常伴随不可避免的刻板成见与意义聚集。主体在主动构建形象时往往会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因而形象更带有主观性，它是由无数拟像构成的集合。另一方面，形象又不是形象主体可以完全控制的，这种自我意图往往并不能完全地实施于形象文本当中。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形象的建构更离不开图像，图像在传播中华民族形象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当下的人际交流的主流语言。认识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传播机制有助于建构更加科学的传播框架，助力中华民族形象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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