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秦民，钟子珊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遇到过无数次风险，经受住了无数次风险考验，面对这些风险，党领导人民从容应对，有效防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全方位加强风险防控和化解工作，并提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充分凸显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执政能力。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防范风险，坚守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基于唯物史观辩证看待风险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和核心要义，唯物史观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方法。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风险就与人的实践活动相伴相生，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实践的重要维度。对于风险的科学认识直接关系到防范化解风险成功与否。以往对于风险的认识存在着主客泾渭分明的偏差，以贝克、吉登斯等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1]29同时,风险又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它是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只有与人相关的特定实践活动行程的预期危害的行为才叫风险。然而以玛丽·道德拉斯、维斯维尔德等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强调，风险本质上是主体建构出来的，是主体对社会事实进行反思性实践的结果；
而作为风险的伴生概念，风险意识、风险话语等不过是一种对风险的反思性判断，一种对风险文化的自觉建构。二者基于主客观的维度对风险进行了不同的阐述，然而这种主客对立的观念使得对于风险的把握陷入无谓又无望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人与风险同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应始终处于对象性的共生关系之中，并且这种关系只有“当做实践去理解”才能辩证看待二者关系，风险范畴本身是主观性和客观性、事实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是客观实在与主观认知的有机融合，它具有不确定性、潜在性、人为性、全球性等基本特征。应该只有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充分了解风险的生成背景、演变进程和发展脉络，才能够抓住风险生成的原因，找到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风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立足于实际，坚持从风险产生的客观实际出发全面了解和把握风险，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和掌握风险在中国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对各时期的各种风险对症下药，成功防范和化解风险。
此外，风险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但这绝非意味着人在风险面前是被动的、消极的存在；
相反，人在风险面前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性，能够在对客观风险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对风险的防范。然而，对于风险防范主体的认识也曾陷入过主观抽象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中，要么将这一主体视为某个脱离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抽象主体，例如上帝、绝对精神，将风险的防范停留于意识层面；
要么将这一主体视为脱离社会实践的“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唯心主义将风险主体的客观性置于纯粹的抽象家园的荒谬，又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客观的或直观形式的”局限性，强调风险防范的主体应当是社会历史的个人。而风险的防范绝非个人力量能够实现，由无数个现实的历史的个人汇集而成的人民群众正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也是防范化解风险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注意听取群众意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带领人民群众成功化解各阶段的风险挑战。
(二)历史逻辑：在风险防范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
党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风险防范的内在规律，使抵御风险能力逐步得到增强的。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党防范化解风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防范化解风险的萌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党面临的风险极其复杂艰险，从总体场景看，有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到两次失败的风险，有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风险交织的复杂格局，有从城市到农村再到进军城市的重大转折的风险考验。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理论上对风险的防范都在不断增强并逐步走向深化。第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成长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执政的地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早就预见到党执政后将会遇到许多未知的风险和执政的考验。此时党面临的风险无外乎两种：一是内源性风险，即来自执政党自身引起的内在性风险；
二是外源性风险，来自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等威胁。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指出，要出问题还是产生在党的内部，党要抵御执政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要从党的自身建设抓起。基于这一正确判断，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防范风险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后面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主客观以及国内外许多内外交错的复杂因素，给党执政后带来了全新的风险考验。国内风险从“大跃进”“共产风”等五风现象，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再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了严重的困难，加大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性。国外风险主要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牵制，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困难重重。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党在执政方面的经验不足，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效果不佳，走了不少弯路。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党的作风建设高度重视，依据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始终抓住内因，反求诸正，在抵御国内外风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化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三是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深化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提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在全党、全社会出现了一种开拓创新的崭新社会局面。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进程中伴随着新的风险的产生，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国内外风险交错叠加，给我国改革开放及党的执政造成巨大的冲击。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2]364这就给我们一个警醒与启示，没有发展，执政安全就没有保障，只有愈发展，执政就愈安全。所以“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3]137在这一时期，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防范执政风险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攻坚阶段。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强起来的历史阶段，耦合集聚的潜在风险成为我党执政必须要应对的重大难题。这一时期的风险从致因上看，一方面我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交汇期。交汇，不仅仅是时间点的连续，更代表着发展阶段的承接。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一关键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期”，表明发展目标的转化与交接，同时“历史交汇期”蕴含着我国国内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重大调整，必然伴随着新的风险的产生。另一方面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除了经济中心、政治格局、国际力量等方面的变动，其他诸如科技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人口结构的改变、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多边体系的裂变与重构等也必然会引起各国之间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的变动。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的现象层出不穷，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频发，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风险表现为更加多元化。从产生效果来看，新时代风险的爆发以及影响更具全面性。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风险的传导性越来越突出，更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风险的防范不仅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而且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问题。在这一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继续用红色政权巩固这一主线，持续维护党的领导在防范风险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强调以系统整体思维来治理风险，不断将风险防范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层面，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为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复兴提供理论指引和价值遵循。
(三)实践逻辑：在风险防范的实践中汲取经验
风险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新的风险。实践逻辑强调要从事物的事实出发来着眼于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风险绝非停留于理论的抽象之中，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并伴随着实践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骄人的成绩，离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近，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在不断呈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决不能低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4]111。新时代党所面临的社会风险集中体现在：社会制度仍不健全，公平正义矛盾凸显；
改革在博弈中前行，较力在风险中持续；
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危害党的执政地位；
“三股势力”活动持续猖狂，影响社会安宁；
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持续加强，其手段和方式更加多样化且更隐蔽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矛盾和应对的风险，不再仅仅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相关联，而是要对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要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风险。”[5]
新的风险意味着要进行新的实践，才能不断了解风险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形成对风险规律的科学把握。针对新时代的社会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敏锐，注重以整体性思维来抵御风险，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其抵御风险的基本方略主要有：在社会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6]在经济领域，民生工程依然摆在首位，继续让改革红利覆盖多数人民。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生动实践，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化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风险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支撑和价值遵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思想基础
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是实践的、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被实践检验证明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思想行动的指南。党自成立以来无数次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抵御风险的实践紧密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论创新，来解决时代发展所遇到的新风险、新矛盾。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回答和解决了各个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创新，自我革命，坚持与时俱进，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防范化解风险的看家本领，维护了党的执政安全，回答了时代之问的科学命题。
(二)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保证
党是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7]303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310遵义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让革命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改革新纪元。党的十八大后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率领中国人民实现强起来的中国梦。每一代领导人所经历的风险考验，都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烈火淬炼，这个考验为党应对风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是实现执政安全的关键所在。当前世界上许多执政党的兴衰历史证明，执政党的内源性风险是最危险的。我们党历来都是非常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百年多来，无论是革命还是和平时期，党始终都抓住权力运行和制约这个关键，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高度历史使命自觉。
(三)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发展，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抵御风险的硬道理，百余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政坛的执政党有些垮台，究其根源就是经济没有发展好。经验表明，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政权的巩固建立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个中心。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发展是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发展的困境，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取得了防止SARS、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重大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注重“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观。正是因为党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让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抵御了国内外全方位的风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力量之源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8]104的重要论断。百余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胜利，克服无数次重大风险，都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4]367百余年来，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体现了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和目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执政党纷纷垮台，其中缘由就是党内出了问题。历史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所以胡锦涛一再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9]476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党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谱写好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这样才能构建抵御党的执政风险的铜墙铁壁。
(五)坚持以史为鉴，科学把握局势，是党防范化解风险的认识前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它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了防范“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提出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文革”和“苏东剧变”深刻的历史教训，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不断反思，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并强调“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2]27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曾用“你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吧？”来警惕、提醒全党要防范新时代面临的风险。在以史为鉴的经验基础上，党还善于科学把握时代局势，对未知领域进行科学研判，分析和评估新时代风险产生的根源、形式、态势及预见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正是有执政的忧患意识和科学研判精神，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下，认清形势，化解一个个危机，不断开拓事业的新境界。这种把握“时”与“势”的认知能力，是我们党百年多来战胜一次又一次风险的重要前提。
当前，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各种社会风险纷繁复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10]219，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党成立百余年来防范化解风险的历程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我们既要练好内功，也要借助外力形成化解风险的“合力”，做到从容应“变”，处“变”不惊。
(一)创新党防范化解风险的模式
新时代社会风险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面对当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风险的挑战，党中央应积极应对并适应处理新风险的模式。一是增强党组织的风险意识，这是党应对风险的重要条件。全球化时代带来全新的社会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及时把握风险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规律，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就成为考察党化解治理风险能力的重要尺度，也影响到党在公众中的信任度。二是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在应对风险时应发挥其核心领导地位和组织能力，因为其对风险的预判能力及其调控能力关涉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时还应发动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专家系统的能动性，使其积极参与风险治理。三是党中央应构筑网络化的风险处理组织结构系统，在保持整体统一性的同时，也要发挥其他主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抛弃过往层级分明、严格分工的组织体系，将以往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效能型”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便捷的网络系统突破部门分割和条块分割的“孤岛”藩篱，这样可以防止面对风险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推诿现象产生。
(二)引导非政府行为者的沟通参与
新时代风险防范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取决于党的防范风险能力、反应决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善后救治能力等许多因素。在面对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的风险时，除了发挥党的主导因素外，也离不开非政府行为者的参与、沟通。非政府组织在防范化解风险时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具有高度灵活、反应迅速的优势。与传统官僚制的政府组织相比较，非政府组织结构多样，获得信息渠道灵活快捷，它可以切断传统官僚制组织垂直封闭的“链条”，弥补正式沟通渠道的不足，从而对风险实现恰当的预判，并实现风险协同治理的联动性和开放性，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有机连接起来共同化解社会风险。其次，非政府组织贴近民众，与民众之间互信、互益，他们之间心理相容相通。所以非政府组织能弥补“政府失效”或“市场失灵”成为治理风险的第三方力量，起到链接党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和参与可以促进党作出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因为它汇集了民意，让民声有了多种表达的空间和渠道，这样就扩大了社会共识，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认同感。
(三)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治理
新时代面临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评估新时代的社会风险以及选择适当的风险治理方案来降低和控制风险就成了党面临的一种特殊挑战。在全球风险频发的时代，各种复杂性和模糊性风险正在对传统政府组织形成冲击。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就要做到：一是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二是群策群力，使各类利益相关者平等地参与风险决策，发挥其积极作用并承担相应的职责。全球化的今天，风险治理不可逆转的趋势必定是主体更加多元化，这种利益相关者的复合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一，风险治理主体之间相互自治和制衡，这种关系保证了风险治理责任承担的明确性。其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均衡动态网络结构布局，代替了以往政府组织中的层级僵化的机械的结构，使得风险治理效果迅速高效且变得更富有弹性。其三，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信任合作强，因为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事实胜于雄辩，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紧急启动一级响应程序，呼吁全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复合治理模式。在党中央的主导下，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下我国很快控制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赢得了民众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