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隆 明占秀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在发展的视域中，现代化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导演”的片面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导致了我国农村大量的土地、资金、劳动力和人才等要素长期净流出，“三农”问题愈加凸显；
西方文化和知识以普适的面貌长驱直入，现代性的思维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村的传统秩序和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挑战；
以产业、科技、资本为主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多样性，正如福柯所言：“科学彰显出普适的解释力、标准化和稳定性，拒斥其它传统知识、本土知识和民族知识，企图独霸对这个世界的理解。”[2]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空心化”、传统文化流失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实背景下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关乎我国乡村的保护和重建，关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也是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拐点。乡村振兴的实施，不仅要立足于当前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也要找到自身能够可持续发展和振兴的独特点——地方性知识。本文旨在阐释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价值，聚焦于以天祝县为个案的半农半牧区，在呈现当地农牧业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考察地方性知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为生态文明时代如何以多元文化的形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指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由当地百姓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传统文化知识，是对主流知识体系的重要补充。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文集》一书中虽然没有对“地方性知识”下定义，但他有意识地强调了文化的关联性和背景性。该观点基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对世界不同文明造成的摧毁，在强调“统一”“全球化”的现代意识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性”即“求异”的后现代思维。斯科特认为，地方性知识包括了人类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的反应中形成的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各种智能，其所反映的时间和经验几乎总是地方的。[3]从地方性知识形成的实践经验来看，它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机结合，保持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种内生性文化知识体系的表现。[4]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指出，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此有过重要论述，他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可见，顶层战略设计实际上已经就地方性知识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做了重要的指示，指明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就是乡村振兴实施的重要知识基础。
20世纪，费孝通先生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帮扶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就指出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要靠把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发挥本民族的独特优势，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作用[5]。近年来对于地方性知识与乡村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性知识与区域生态治理、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首先，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6]。庄孔韶以民俗生活的韧性为视角提出通过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重建族群生态系统[7]；
范长风指出本土智慧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选择[8]；
滕晓华通过对昌都高海拔地区成功造林的案例分析，指出在今天的生态建设中，藏族居民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9]；
鸟越皓之提出“生活环境主义”，认为处理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尊重、挖掘并激活当地人的智慧[10]；
罗意认为有关植物的地方性知识在游牧实践中表达了人群、畜群与草原的复杂动态关系，地方性知识因生产情景变化也会重塑，只有在动态中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把握，才能够更准确地探讨地方性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11]；
刘继杰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风险治理知识在应对草地开发可能面对的社会风险时具有很高的实践和指导价值[12]；
李志农指出，对藏族地方社会中生态智慧的挖掘，有助于应对当下的环境危机[13]；
郭海青以地方精英为例讨论了地方性力量在生态保护中的价值[14]。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地方性知识对当前区域生态治理的积极意义。其次，地方性知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麻国庆强调了农牧民拥有的地方性环境知识对社区环境管理的价值[15]；
邱建生指出地方性知识所蕴含的互助性、公共性和主体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知识基础[16]；
谭英认为应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家文化”建设为核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17]；
牛丽云认为普适性与本土性治理因素之间要保持合理张力，提出了藏区社会治理本土资源现代化转型的途径[18]；
赵光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指出乡村振兴中要激活和培植乡村社会的“米提斯”，培育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19]；
贾伟认为在构建藏区社会治理体系中应该着重关注领导核心、宗教系统治理、制度设计、政府治理边界的尺度以及治理主体等问题[20]。另外，宗喀·漾正冈布论证了民间组织是一种很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和资源[21]；
关丙胜通过对青海哈萨克人与藏族人地方性知识的考察，论证了人群的迁移对地方性知识造成的重要影响[22]；
蒋培认为地方性知识的转型和适应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民族性精神”的保存与延续[23]。以上可见，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区域生态治理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源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是地方产业得以形成和持续发展的本土逻辑和内在支撑，也是实现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我国北方的半农半牧区处于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的过渡区域，既具有农田与草地交错分布、种植业与草地畜牧业并存以及生态脆弱的特征，也呈现出经济上的共生性与互补性、文化上的混融性与多样性等特征。该区域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升级空间和难度较大，生态承载力十分有限。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地处河西走廊东段，是我国北方半农半牧区的重要组成区域。依托半农半牧区亦农亦牧、农牧互补和文化多元的特点，该地群众探索出了多种类型的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使得农牧业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生态牧业：从“散放散养”到“半舍饲养殖”
一直以来，该地群众多以“散放散养”的模式发展牧业，这种传统模式基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以适度规模的养殖数量和“转场”的养殖方式实现了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利益的驱使，多数人不断扩大养殖规模，过渡放牧则导致了草原的退化和区域生态的变化，破坏了良性生态运作链条。这就迫切要求群众进行养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根据天祝县牧业发展现状，产业融合发展应是一种选择，而第一产业内部种养业的有效融合即成为一种有效方式。调研中发现，当前天祝县发展农牧结合型的“半舍饲养殖”产业已十分成熟。“半舍饲养殖”是舍饲同散放相结合的一种牲畜饲养模式，通常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一年中夏秋季节在高山草场放牧，冬春季节则在附近草场放牧或在家进行舍饲养殖；
二是在既有舍饲条件又有附近草场的情况下，半天在野外放牧，半天在畜舍饲养。农牧结合即指牧民以在耕地上种植或购买的方式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反过来养殖业则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料，在农牧系统内部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和转化，形成“以农养牧、以牧促农”的发展格局。抓喜秀龙镇是天祝县“半舍饲养殖”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地区，该地群众通常在冬春季节时白天在附近草场放牧，牛羊下午回圈时以草料喂养；
夏秋季节则转场到高海拔牧场。牧民们通常都通过牛羊外销的方式获取现金收入，并支付草料费用。以2020年为例，红疙瘩村村民从农区购入大约600吨豌豆、玉米等饲料，满足了该村大部分的饲料需求，约4000立方粪肥被运到农区，满足了耕地的底肥需求。
“半舍饲养殖”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出新的模式，如“冬季转场”，该模式是指在秋冬季节，牧民为了节省饲草料而将牲畜转场到附近已收割的闲置耕地里无偿或有偿放养一两个月时间，又称为“秋后遛茬”。这样一来，牧民极大地节省了冬季饲草料和放牧时间成本，并清理了地里的杂草及农作物秸秆；
牲畜粪便肥了土地，农民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是半农半牧区实现农牧之间互利双赢的合作新尝试。村民杨普华说：“这几年松山镇大量种植藜麦，都是机械化收割。收割后的草茬高，藜麦籽粒散落在地里。我们村的十几户养殖户将收割后的200多亩藜麦茬地承包下来，在秋末初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就在藜麦地放羊。藜麦很有营养，回圈就不用再加料了。”①不难看出，“半舍饲养殖”的多种模式有效化解了“散放散养”引发的生态困境。通过农牧业之间的高度互补，草原生态系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天祝县是祁连山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涉及乡镇村庄易地搬迁，政府为此积极探索“牧区繁育、农区育肥”的“舍饲养殖”模式，即在牧区开展牛羊繁育生产，以牛犊、羔羊出栏为主；
在农区及移民区建设适度规模的养殖场和畜牧产业园区，进行牛羊育肥生产，以农区农作物秸秆作为饲料，精细规范管理，缩短生产周期，实现四季均衡出栏，既提升了生产效益又降低了牧区草地生态的承载力。为此，毛藏乡积极与距离较近的凉州区和古浪县联系沟通，租用高坝镇、谢河镇等地的养殖小区作为牛羊育肥区。该地牦牛养殖户马旦增说：“前年贷款扩大了牦牛养殖规模，现在养到了200多头。今年卖出了60多头，挣了15万元。为了育肥牛，我在谢河镇租了一块地，建了养殖区，最近又进了些白牦牛，这个效益好些。”②可见，对于大规模养殖户来说，舍饲育肥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普通的养殖户而言，舍饲养殖占用资金多、养殖附加值大，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养殖模式。崔延虎教授认为，如果高山草场上最好的牧草资源被闲置了，草场的植被环境也会发生逆转，除了浪费问题，还会发生新的生态问题。牲畜适度地啃食天然草场的牧草，是牧草保持生长的必要条件。[24]在调研中当地人也反映，舍饲养殖的牛羊肉品质远远不如散养的，甚至会对纯育肥的牛羊肉产生一种排斥感。可见，不管从养殖户、消费者角度，还是生态保护的角度，“半舍饲养殖”模式更适合当前的发展。也可以说，群众基于生产生活实践总结出的乡土养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比标准化、专业化的模式更加适合于本地。
（二）生态农业：从粮食作物到“粮经饲”的转变
历史上，该地群众多以“休耕轮作”的方式种植粮食作物，主要种植作为口粮的小麦和作为出售或牲畜饲料的豌豆以及少量的马铃薯和油菜籽。合理的“休耕轮作”制度有利于耕地地力的恢复与耕地质量的保护。但天祝县的耕地主要以旱地为主③，加上该地气候干旱少雨，使得农作物常年广种薄收，产量低而不稳，完全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提高产量的途径就是不断开垦土地和连年耕种，而这使耕地土壤愈发贫瘠，水土流失加速，严重影响了耕地质量，进而影响产出。
针对此，近年来在“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的驱动下，天祝县政府带领群众开始种植经济型作物。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发挥地域优势，调整种植业结构和作物布局，将坡地洼地退耕还林还草，在平缓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进行了种植业的生态化转型。围绕“设施农牧业+特色林果业”的主题生产模式，该地主要发展以日光温室果蔬、高原夏菜、食用菌、旱作马铃薯、油脂油料、中药材、藜麦、加工型青稞为主的特色产业。近两年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以2019年为例，农作物播种面积共有26.61千公顷，其中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12.72千公顷④，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47.8%，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9.49千公顷，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36.21%，其中小麦播种面积只有3.56千公顷，可见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高原夏菜、西葫芦和红提葡萄等特色农产品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以打柴沟镇村民种植荷兰豆为例，一亩地产量高时年收入在10000元左右，即使在歉收、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每亩地也能收入三四千元；
而该地小麦亩产通常在1000斤左右，收入也只有1500元。可以看出，小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不仅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使得退耕的大面积山坡的生态得以恢复，又为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生态农牧业还包含了“规模经营、分区轮作、农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饲料收储”等重要技术，为“种养一体化”模式提供了保障。不仅如此，天祝县还通过整合各类型的农业资源，延长农业产业链，探索发展品牌农业，重点打造了以藜麦观光为主的传统乡村旅游业。
天祝县生态农牧业的发展改变了往日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而这正是因为半农半牧区生态农牧业在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效益方面的互补性所致。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特点使得种养业可以相互提供产品，能够规避经营单一产业因自然、环境等因素带来的收成减少风险，也可规避单一产业过渡利用草地或农田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倾向。正如范长江所言：“大凡半农半牧区，无赤贫之家”，天祝县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走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之路。
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产业兴旺都被认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和首要任务，而产业振兴必须是立足于乡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振兴。那么，产业如何扎根地方并持续发展，除了受到自然环境和相关技术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外，就不得不考虑到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使用的知识，考虑到本土的生活取向和价值观念等非技术性的乡土因素，考虑到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在地方情景中去分析和研究当地人对产业发展与社区经济发展的理解。任何民族都是在依赖和利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创造自己的文化，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25]天祝县处于半农半牧区和藏族文化的语境中，形成了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知识的多样性，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一套与高原自然环境、多元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关于家庭、村庄集体和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地方知识，虽然并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内化于心”的这种地方性知识仍然在乡村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家文化”：生态农牧业发展的人力支撑
“家文化”对当前乡村振兴的价值最直接地体现在乡村治理上，但“家文化”以及文化氛围下形成的家庭结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最直接地体现在人力支撑方面。该地的“家文化”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孝道层面。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孝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养父母之身，要提供父母的物质生活所需，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
二要养父母之心，侍奉父母，态度要好，不做让父母担惊受怕的事情；
三要养父母之志，作为子女要努力工作，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让父母感到欣慰。村民王才让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孝顺父母的人很少，年老父母哈单独分家居住的也没有。父母亲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父母老了必须得身边有人照顾，这都是因果。”⑤这种价值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结构。
该地的家庭结构以主干（直系）家庭为主，多为三代同堂，年轻人与老年人不分家，这就形成了生态农牧业发展的家庭人力基础。在调研中发现，天祝县境内除了个别乡镇属于纯牧区之外，大部分乡镇都属于半农半牧区。据对松山镇下庙儿沟村的情况统计（2021年6月），该村共有110户，其中92户属于主干家庭，18户属于核心家庭和不完整（残缺）家庭，共有劳动力187人，其中12个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大部分主干家庭都农牧兼营。外出务工的人则多属于核心家庭的男性劳动力，女性则在家中操持家务和照顾老小。村民李迎春家有6口人，属于典型的主干家庭，主要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兼打零工，他说：“这几年我们农村政策好，以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现在在家冬天种植温室西葫芦，夏天在附近打零工，或种些夏菜。我现在年龄大了，干不了这些活。但我放了一辈子的羊了，只要孩子们把草料这些解决了，我和老伴只管操心这些羊就没有问题。这个来的都是现成的钱啊，不像以前一年到头打工还要不上钱。”⑥可见，“家文化”助力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一，充实的人力满足了农牧兼营的发展模式，一家人能够在一年四季中从事各种生产，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其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外界资源的投入且降低了监管成本；
其三，和睦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家庭人力资源的整合，有助于家庭产业的长远规划。当然，“家文化”与当前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家庭结构满足了产业发展的人力要求，产业发展也将更多的人留在了村中，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奠定了人力基础。
（二）村民互助与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生态农牧业发展的外力支撑
天祝县各民族之间、村庄之间以及村庄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助，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以宗教、人情为文化基础的社会交换。从生产上来看，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是通过共同参与、相互协作来完成的，这种协作往往发生在亲属、邻里和朋友之间。农户需要在有限的农令时节通过互助来完成农牧业生产中的某一环节，如冬季种植温室西葫芦时需要五六个劳动力一起盖塑料；
种植高原夏菜秋季成熟时需要几家互助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收菜；
又如养殖户，需通过互助来完成运输饲料、给羊接种疫苗等工作。这种并不成文的互助行为已经内化为村民之间的一种规约，如果有人叫你帮忙，不去就感到不好意思；
如果谁家有困难，大家就自觉过去帮忙。这对于劳动力强度相对较大的生态农牧产业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就成为了一种外力支撑。村民李华吉说：“去年我老公出了车祸，膝盖骨受到很大损伤，无法干体力活。你说家里就靠种棚过日子，不种怎么办哩？好多活又都是重型体力活，一个女人也没法干。幸好孩子他大大和邻居们一家帮我把底肥上好，塑料放好，又种上，我才能继续干。”⑦当然，该地群众的观念意识也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如慈悲心、布施心等，这也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奠定了文化基础，继而在产业发展中也相应地发挥了作用。
村民之间的互助性还表现在“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建立上。聚焦于本研究的生态农牧业发展，该地人以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行为为基础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建立，如为了共同监督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获取和维护销售渠道而建立各种微信群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以阿岗湾村的养殖产业为例，“半舍饲养殖”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具有诸多优势：共同购买饲料来压价以降低成本；
共同培育优秀品种来提升品质；
共同租用茬地来节省饲料等等。如村内每家每户的独立发展通过本土经验而形成的“黑头羊”养殖模式这个共同的标签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特别是在信息快速流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黑头羊”品种为村庄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如收购者则倾向给予此类品种以较高的收购价格。不难看出，该村的“黑头羊”品牌的树立涉及的利益不只是单个的家户，而是村庄共同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村民们的这种“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建立，成为推动村民之间互助合作和生态农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推力。
（三）本土生态认知嵌入生产行为
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民族因自身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各种相异的地方性知识。天祝县群众在高原环境的生存适应中，在藏传佛教及多种民间信仰的影响下，形成了一整套的生态智慧、环保技术体系和行为习惯等地方性知识，如对神灵和生命的敬畏、对神山圣水的崇拜与禁忌等。如何发展生态性的农牧产业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地方性的生态知识，将本土的生态认知嵌入当地人的生产行为中。正如杨庭硕所言：“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是两个不同逻辑的体系，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借助于千百年来民族世代积累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犹如中国社会的一道安全屏障，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26]
地方性生态知识对于当地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作用体现在自然资源利用的村民意识的约束层面。首先，严格限制村民有意破坏植被，如严禁随意砍伐树木，不允许随便折断树枝和摘树叶，也不允许过度放牧；
其次，禁止人们捕猎野生动物，如不允许打伤野生动物，也禁止持枪猎杀；
第三，约束人们不要随意破坏神山以及四周陆地的地表层，如不允许在神山上动土、禁止挖矿、炸山取石等。天祝县群众已经对这种生态认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于当地产业的发展中。就群众对祁连山生态保护封山育林、退耕禁牧等政策的接受程度来看，抓喜秀龙乡的村民都表示十分理解并给予配合。南泥沟村民蒋才让说：“再不能散养了啊，你看这几年的草场都严重退化了。草场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肆意践踏、破坏它。草都死了，牛羊还吃什么？我们还怎么生活呢？我们要尊重生命，每一颗草都是一个生命。我们一定要善待大自然，大自然才会回馈我们。”⑧在调研中，一位老人给笔者讲到一件事情，“李某某，是个光棍。大约20年前吧，大年初一他出去放羊，身上带了土枪。看见一只狐狸，就想一枪打死。结果狐狸猛扑过来，他来不及扣动扳机，就用枪杆子戳它，误打误撞狐狸扑上去扣动了扳机，打到他本人小腿上。然后狐狸逃脱了。⑨时至今日，提起此事时，该地村民都认为这人“活该”。因为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农历初一、十五属于“神的日子”，是神圣的时间，当地人通常都不捕杀野生动物，更不用说是在正月初一了。可见，源于宗教文化而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已经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中，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地方性生态知识对于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作用还体现在本土性的发展模式与“技术”层面。其一，该地的生态农牧业发展充分利用了农牧互补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农户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实现了大部分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遏制了水土流失，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通过放牧牲畜，粪尿混合物则直接流回大地，使土壤得到滋养；
舍饲养殖时则定时出粪，成为附近农地的底肥，实现了农业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比如当前种植温室西葫芦时，通常底肥都使用附近的牲畜粪，认为这样的底肥“厚实”“有营养”“无害”“保肥时间长”。又如“秋后遛茬”有效地清理了地里的杂草、秸秆等，避免了因焚烧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二，地方性生态“技术”知识在生态农牧业发展中的运用。如当温室果蔬在生长季遇到病虫害时，当地人的首选仍然是自家的“炕灰”⑩，将炕灰撒在有虫害的部位，就可以将虫呛死，也可以撒在枝干、叶子腐烂的部位，有杀毒和抑制病菌蔓延的功效。当地人认为农药有毒性，会对果蔬产生伤害，对身体不好。再如牧民在冬季喂养母羊时，通常将玉米打碎，将玉米碎粒与腐草搅拌均匀，这样既有营养，保护了羊的牙齿，也节省了草料。这种地方性生态知识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不必借助外力推动就能持续地发挥作用。不仅成为该地生态体系良性运转的文化基础，也成为了当前现代生态农牧业发展的保障。
现代化发展既需要关注普适性的发展理论，更需要关注传统的、本土的多元化的乡土因素。半农半牧区亦农亦牧和农牧兼营的特点使得天祝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走上了一条本土性的生态农牧业发展道路。该发展案例说明，地方性知识是“取之于实践、用之于实践”的经过本土检验的有效概念，也是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方法论。地方性知识在半农半牧区生态农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人力上，地方性知识中的家庭“孝文化”与主干家庭结构提供了产业发展的劳动力基础，发挥了村民的主体性作用；
在生态上，地方性知识中，如敬畏神灵、崇拜神山与因果论等的观念，通过规约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对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村庄集体层面，地方性知识中的互助性，使产业发展的成本得以降低，公共精神得以增强。当然，地方性知识须与现代技术和理念保持合理的张力，与现代科技共同发力，才能使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本地立足。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为“我国半农半牧区乡村发展经验”提供借鉴，但借鉴时应坚持因时、因地制宜。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在自然界生存和发展，乡村也必须立足于本土才能实现多元化的、可持续的振兴。天祝县的地方性知识在促进生态农牧业发展的同时，具有本土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也促进了乡村的全面振兴。首先，生态农牧业是一种绿色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生态意识和价值取向，其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较好地优化了环境，使得村庄更加宜居。其次，生态农牧业的发展方式也有效地留住了乡村建设主体——人，避免了乡村的空巢化和家庭成员聚多离少，使得村民日子过得十分殷实，实现了精神上的满足。人力充实的乡村，不仅是乡村的建设者，也是乡村发展成果的共享者。再次，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使得本地村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继而乡村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以地方性知识为本土逻辑的发展模式不仅是绿色的，也是本真的；
不仅是内生的，也是可持续的。最后，乡村振兴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发展宗旨一脉相承，就是要通过生态文化的价值主张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未来的乡村发展中，一方面要唤起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人的生态意识觉醒，使得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要积极挖掘和有效利用地方性知识，使发展模式根植于本土，同时也在发展中不断地发扬和传承地方性知识。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资料均来源于2021年6-8月访谈资料。
③2020年，天祝县耕地面积为31.8万亩，其中旱地面积为28.3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9.2%。
④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包括：油料播种面积为1.65千公顷；
蔬菜播种面积为6.61千公顷；
中药材播种面积为4.37千公顷；
果园面积为0.09千公顷。
⑩我国北方农村家里通常都有炕，加热炕时需要往炕洞里填牛羊粪、木柴、草等，燃烧尽后形成的灰就成为“炕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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