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博，张 燕
(昆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思政课教学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当前数字化技术与思政课的融合呈现出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的发展态势，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既是推进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又是推动思政课教学守正创新的有益尝试；
不仅涉及工程类学科，还有赖于历史、文化、艺术、传媒等人文学科的有机整合，是多环节、全过程的创新。发挥红色文化育人效能，利用数字化技术给思政课教学带来新的理念和模式的变革，实现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意识沉浸和思想引领的双向互动，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和价值指引。
红色文化数字化既是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的内嵌与耦合，又是认知思维层面的变革与重构。厘清红色文化数字化的概念内涵，透视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的价值体现和价值机制，有助于把握红色文化数字化教学的整体规律和核心要求，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向智能化发展。
(一)红色文化数字化的概念内涵
文化数字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而对红色文化数字化的研究则是伴随着红色文化在国内研究的深入才逐步展开的。对红色文化数字化的理解，存在“技术说”“媒介说”和“编码说”等观点，本文从思政课教学角度，对红色文化数字化做出如下定义：红色文化数字化，是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创新探索，本质上是对红色文化传统叙事方式的整合、解读、阐释和重构，通过数字化的视觉重构式智能传播方式，以更生动、形象、立体的视觉体验引领学生进入红色历史文化情境，用数字化叙事风格激发学生的思想和情感共鸣，重塑并奠定红色文化思想引领地位。
红色文化数字化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技术层面的内嵌与耦合。红色文化数字化是文化传播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是红色文化物质样态的表现形式从客观实在物向数字化、虚拟化转变，并且这种融合感觉、听觉、视觉于一体的表现方式产生虚拟沉浸体验，增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在场有效性。[1]这种虚拟化转变是涵盖整个教育系统各要素的广泛存在，它不只是教学工具的数字化，还是集教材数字化、环境数字化、人的数字化等于一体的泛数字化。例如，数字化的AR教材可以把红色文化的物质存在以三维模型展示出来，将平面叙事转向立体空间，构建平台化、智能化的全域全景式数字化教材系统[2]；
通过全息投影技术模拟构建红色文化全息影像，借助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虚拟体验空间，可以营造沉浸式情感互动交流的氛围；
基于对数据的算法分析，可以根据用户的群体特征实现精准画像，实现对教学内容的精准投送。二是认知层面的思维变革。红色文化数字化创新了思政课教学的课堂叙事方式，传统课堂的叙事空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界和多维度的虚拟叙事空间，这模糊了思政课教学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改变了二者在传统叙事体系中的位置，将学生的角色定位从被动的接受者转换为主动参与的互动者。红色文化从物质样态转向数字化虚拟样态，必然要经过重构重组的过程，将红色文化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转化为自我经验，这内在要求师生主动探究推动教学情节的展开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再挖掘，共同营造多向度的课堂交流方式。因此，不能把红色文化数字化简单地视为一种形式上的加法，而应该是一种转换思维的方法[3]，数字化是影响教育各环节、各要素的新的思维认知方式。以虚拟仿真、增强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为基础的实践性思维、交互性思维、情境化思维，构成去中心化的叙事结构，将重构人们的整体认知思维，实现对传统的文化传播叙事思维的颠覆。
(二)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的价值体现
1.复原再现：拓展叙事的时空场域，激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红色文化通常受限于承载其传播的物质载体形式，难以形成普及性的应用与实践。承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址、英雄故事、艺术科技作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将被破坏的、正在凋零的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现代摄影技术、三维信息获取等数字化信息获取和处理技术，对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记录、编辑、管理和再现，属于对学习资源的补偿和教学场域的拓展。数字化虚拟仿真技术还可以将部分难以记述、未留存原始资料的红色历史进行创造性复原。以B站视频作者“沙盘上的战争”创作的红军长征系列视频为例，以3D虚拟沙盘推演红军长征过程，描述国共两党的位置、兵力、战役动向等，辅以简洁但深刻的解读，短短十几分钟，就清晰地讲述了伏击、失败、包抄、反战、伪装、声东击西等过程[4]，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下，红色文化难以形成深度吸引力的现实困境。红色文化数字化教学聚焦于革命先烈或英雄模范在矛盾冲突中的成长历程、情感发展和行为选择，再现红色人物为理想而探索、追求和坚守的高尚情操，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培养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
2.信息推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推动构建思政课精准教学模式传统思政课教学课堂中，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感知程度取决于教师的备课内容，囿于学生知识储备、课程安排和教学进度等原因，教师很难做到对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推荐具有针对性的红色教学内容，经常讲授一些流传已久的、熟稔的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红色文化数字化宣告了以沉浸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教学工具也承担着信息推送的职能。基于情感计算技术，以学生的“数字自我”为分析对象，通过识别学生的情感变化，为教学反馈提供精准分析，可以实现智能化、精准化信息推荐，完成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此外，红色文化数字化以海量的教学资源库为基础，例如大学生思政资源服务平台、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等，其中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特征的红色文化虚拟资源，可以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在数字化实践教学环境中，基于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诉求、学情数据和认知规律，数字化智能学习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知识水平和能力层次，推送不同主题的红色文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同时倒逼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内容自省，助力思政课程资源优化、更新和完善，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3.行为预测：搭建思想认知的动态模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预测着人们未来的行动趋向。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只能凭借对学习时长、测验成绩、接受程度等要素的简单分析，进而预测学生认知发展水平，这样的教学反馈通常具有迟滞性。大数据技术能够聚焦思政课教学目标，精准识别学生的心理发展轨迹，收集对于以往教学而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集聚起来的反馈数据，以学生学习的反馈数据为基础，搭建反映学生思想认知的动态模型。通过科学的数字清洗、数字提纯和数字建模技术，分析学生与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预测出学生的思想特征、行为习惯和下一步可能的行为。例如，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根据客观物理现实映射出虚拟数字空间，并根据物理空间中的变化实时更新虚拟空间中的情况，营造出动态且更为真实的沉浸式空间。[5]简单来讲就是将现实世界中影响学生情感和行为的因素叠加入虚拟空间，通过复杂计算实现行为预测，帮助教师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困惑采取精准干预，达到超越现实预测未来走向的效果。此外，红色文化数字化在预测学生实践行为的基础上，通过设置层层递进的教学环节，刺激学生产生新的红色文化学习诉求，唤起学生探寻新知识的欲望，不断增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4.体验延伸：丰富实践教学形式，实现意识沉浸和思想引领的双向互动红色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地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数字教学资源，还强调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将虚拟仿真、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新颖的数字化技术引入思政课教学，创设融合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系统和行为系统的虚实相生的实践教学环境，引导学生进入一个生理体验和精神感知与现实世界高度仿真的数字化虚拟空间，这种高度沉浸的在场感能有效消弭虚拟实践过程中参与者与空间的距离感，实现对红色文化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融合。例如，数字拟像搭建技术借助4K超高分辨率的视觉交互设备、5G的低延时特性，可以将红色历史场景映照进现实，给学生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带动学生回到与红色历史的对话当中，实现跨越空间的远程互动教学；
触觉反馈技术能有效调动学习者听觉、触觉、力觉、运动等多感知的刺激反应力，增强学习者的临场体验，这些技术共同推动学生感官和精神的双重沉浸。思政课教学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升华的实践，通过挖掘理论的虚拟表达，融合理论知识学习，以生动的呈现方式将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实践行为置于具体鲜活的数字化虚拟实践体验情境之中，能有效引导学生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理念，寻求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挖掘。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使学生在虚拟实践中模拟、延伸和扩展了自我的部分能力，是对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超越。结合各地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资源，当前国内多所高校开发了多样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实践困境。
(一)虚拟课堂与传统课堂的边界模糊
传统思政课堂以讲授式、问答式、启发式等教学方式为主，而数字化课堂催生虚拟化环境，营造出一个融合感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系统，集合文字、视频、动画等信息的虚拟化课堂空间，学生在虚拟环境下完成互动学习。学生在虚拟课堂中的心理接受、思想和行为变化规律与真实的传统课堂并不完全相同，虚拟环境能再现高度仿真的社会场景，学生通过虚拟实践形成新的数字化社会关系。从深层次分析，传统课堂生态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依靠规范性约束，学生受制于教师和学校设定的框架，遵守现实特定的社会道德要求，而在虚拟空间，各种要素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由于缺乏在场维持机制，虚拟整合无法像在场整合一样产生内生性社会规范，所造就的是一种以建构性为核心的超越社会事实。[6]由此牵出一系列亟待探索厘清的问题：数字化学习课堂与传统课堂如何实现完美衔接？数字化空间习得的知识经验向现实生活迁移有哪些限制？如何实现完美的知识技能迁移？
(二)课程趣味与理论引导的关系失衡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域集中指向人与技术之间呈现为何种关系。[7]在数字化教学实践中，面临着技术逻辑与价值引领的优先性选择问题。片面追求课程趣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红色文化数字化的应用停留在物质层面，对其精神内涵和价值意蕴方面研究不足。红色文物、事迹、人物等，是红色文化的“表层”，而蕴含在其中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是红色文化历久弥新的“内核”，应该是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的核心突破方向。二是过度地以数字化虚拟体验迎合学生的感官体验。课程应该以阐释思政课教材中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为前提，否则将会缺乏与思政课理论性的实质连接，导致思政课程娱乐化，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沼。但如果试图涵盖宏大的系统性理论，那么数字化课程的开发力度和应用范围又将受到限制，如何平衡趣味与理论之间的张力，是课程开发的首要问题。
(三)数字化课程的创新主体不够明确
虚拟仿真教学与思政课结合的关键在于把传统思政课的课堂叙述内容转化为适合虚拟仿真技术呈现的教学内容，[8]要满足学生沉浸、交互、参与等要求，就需要创设融合图像处理显示、触觉传感、人机交互等数字技术的数字化课程，其课程的开发门槛较高，在课程资源开发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后期需要进行及时的更新和优化。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承担课程内容转化的角色是思政课教师群体，但数字化课程的复杂程度远超传统的课程资源，单独依靠思政课教师很难完成课程开发任务，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懂技术的不懂教学，懂教学的不懂技术”的难题。目前大多数高校开发的数字化课程，在初期依靠教育技术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购买其提供的教学资源软件包及信息技术服务，价格昂贵、内容同质化严重、教学设备迭代过快、教学场景不能按照教师的预设完美实现等缺陷，严重束缚了数字化课程的创新。
(四)缺乏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效果评估体系
数字化课程的实效性是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关键论域，数字化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方向，通过收集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下的生理特征变化和学习行为数据，可以分析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波动，为总结学生的学习获得、开启下一部分的教学提供借鉴参考。但从学生的表情、动作、反应等数据出发就能真正判断学生的真实情感状态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转瞬即逝的数据信息被保存，这些过往的数据能反映当下的个人状态吗？这并不是否认这些数据的有用性，但这必须以科学的评估方式来进行分析。此外，当前的效果评估大多未区分不同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忽略了不同技术特性对学习体验带来的影响，截至目前尚未建立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效果评价体系，缺乏有效的数据监控和评估工具，关于效果评价体系的相关探索也大多集中于理论构建和路径推演的层面。
“前数字化时代”的实践困境对数字化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呼唤着新的教学理念和改革，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要适应时代发展诉求，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新的超越。
(一)虚实互嵌：形塑虚实相融的思政课数字化生态
数字化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课堂生态，数字化教学以虚拟为特征，传统课堂教学以师生真实互动为特征。关于两种课堂教学方式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虚拟实践是通过课堂教学实施的；
二是提出要将虚拟仿真体验教学“内嵌”到传统教学；
三是认为虚拟实践辅助思政课主阵地教学。可以从生态学的视角理解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入侵”，数字化技术这一“外来生命种群”的特性会逐渐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特性，这样更容易理解技术与教育的平衡关系。虚拟仿真、增强现实等技术能够将抽象的红色文化教育场域(红色遗址、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转换成具体的虚构世界，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化身”成为其中的构成要素，被赋予具体的行动目标来参与学习，在虚拟空间体验自我与他者的生活经历，当学生的“真实自我”与“数字自我”的双重身份发生融合之后，“真实自我”的知识经验被赋予给“数字自我”，在“数字自我”身份建构的同时，新的情感和精神经历被投射到“真实自我”的身份之中，两种自我的交互促使学生寻找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当现实世界中出现类似的场景，学生在数字化叙事中的所建立的情感认知能够激发行为动机，完成习得价值观向现实生活的迁移。虽然数字化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体现的是不同的叙事方式，但对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均指向达到“境身合一”的课堂叙事效果。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实践中必须遵循“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相互补充”的原则，灵活选择运用数字化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时机，以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整体效果。
(二)思维转换：引导技术逻辑与价值引领共存
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对数字化赋能教育有不同的理解。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既是信息技术被教育系统改造和接纳、教育主体对技术客体改造的技术教育化过程，也是教育系统被信息技术改变和重塑的教育技术化过程，共同指向人的发展这一目标。[9]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是否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决定技术发展的程度，作为一个具有互动性的积极存在，“人”的因素被提前考虑进媒介功能的整体设计中。从思政课教学角度来看，虽然教师可以把“事”放在任何媒介组成的且能被感知的符号链中，但是利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在于为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务，数字化课程的设计应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切实满足学生的现实精神需求，实现价值引领的功能。数字化实质上是与传统叙事方式的差异，而技术背后的人文体验和文化隐喻所带来的沉浸感，是传统教学与数字化教学的相同之处。“剧本杀”深受青年群体喜爱，源自其开放的结构、独特的内涵和丰富的剧情带来的人文沉浸感受，由此观之，任何形式的媒介信息都有潜能带来深度的具身沉浸，实现沉浸效果的核心要求不是技术的震撼而是内容中所蕴含的文化隐喻，吸引参与者沉浸的动力不仅仅是图像的真实，还包括这些图像符号背后的特定文化意义，共同组成了能够带来“凝视快感”和“特定文化体验”的场景。[10]因此，红色文化数字化不能停留在基础的感官沉浸层面，还要把红色文化蕴含的先进精神符号隐喻其中，将学生的思维推向丰富的意义世界。思政课数字化教学并不是一味追求技术来凸显教学场景的沉浸感，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试图打通虚拟场景与现实生活的边界，将数字化体验转化为在真实世界中实践的情感动力。
(三)资源整合：构建思政课程资源价值共创体系
针对沉浸状态的不同程度，有学者将其分为沉浸于某一特定氛围中的弱意义上的想象沉浸和浑然不知且习以为常的强意义上的具身沉浸[11]，以区分小说、电影等媒介和VR数字媒介带来的不同沉浸体验。红色文化数字化打造的沉浸教学场景，是融合图像处理、情感计算、数据建模和人机交互等多种数字技术而打造的强意义上的具身沉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集合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打通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边界，促进对课程的整体性把握。传统思政课教学理念中，教师是课程价值的创造者，学生作为接受客体，很少主动参与课程设计与开发。在数字化课堂教学中，学生作为数字化课程的体验者，扮演着对课程价值进行二次传播的角色，数字化教学为学生赋权，红色文化的价值在学生的再传播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激活和创新，教师、学生和数字化教学共同组成了课程资源的价值共创体系。高校应组建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课程建设团队，协同参与数字化课程资源的设计以及教学软硬件的开发和维护。由教师提供专业课程资源知识脚本，学生参与课程开发研讨，率先体验课程并反馈课程意见。同时，吸纳部分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还可以在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建设的基础上，培育一批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形成以教学带动学生创新，学生创新反哺教学的良性循环。
(四)制度建设：探索以人为本的保障和评价体系
技术发展背后的内生动力和评价指标取决于人的需求，思政课数字化教学要达到良好的育人实效，就必须着力探索以人为本的保障和效果评价体系，实现教学向整体性、系统性深入发展。在教学保障机制方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顶层设计。高校应组成党委牵头，各职能部门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协调配合的制度保障；
校内各部门定期开展通识性培训，提升教师的数字化媒介素养；
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成立虚拟仿真教学开发的兴趣社团，提升学生参与度；
校际以经验报告、学科交流等形式将数字化课程资源推广，推动数字化课程共同体建设，着力推动区域内高校联合开发红色文化数字化思政课程，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引导各高校间形成互帮互助的课程建设氛围。此外，红色文化在我国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各高校在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之初，要立足于谋求建设跨地域性的通用课程资源，实现教学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在课程效果评价体系方面，以人为本的效果评价体系要求从更广泛的背景下去了解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生的真实情况。可以运用SPSS Modeler、K-Miner等数据挖掘技术，广泛收集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各项数据，但需要评估人员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来分析数据所蕴含的意义，从技术层面进行“数据气泡”的过滤、筛选和提纯，探索以“沉浸指数”为衡量指标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推动教学效果的动态化、过程性、科学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