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传播——针对外国记者影像记录的考察

郭少飞 陈玥桦

影像是近代以来记录历史进程的重要方式,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关于历史事实的图像、声音的还原。自1935年中共中央立足陕北,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就成为西方世界亟待了解的神秘“红色东方”。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的影像报道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纲领和实践,起到了党的对外形象传播的重要作用。而“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①《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 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人民日报》2022年9月24日。是新时代党对舆论阵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通过研究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的影像记录,审视和解析当时党的正面形象的传播逻辑,可以为当前我党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提供路径镜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哈利·邓汉姆、沃尔特·博斯哈德等政治敏锐的西方新闻工作者冲破层层阻挠,前往延安,用镜头记录了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的中国,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圣地”。他们将中国共产党的影像与形象传播到全世界,使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抗战精神成为红色中国的标志,传播了“救中国,非共产党的力量不可”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第24 页。的民众呼声。

(一)延安真实形象的塑造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国内外的宣传报道中缺乏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报道,“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4 页。。延安时期,国民党当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长期封锁,再加上“妖魔化”宣传与新闻监管,导致国统区及国外民众无法了解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真实面貌。外国记者的镜头展现了延安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拍摄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进行演说与工作,陕北人民自卫军、八路军、游击队等开展操练、渡河训练、野战演习等珍贵画面。除此之外,还拍摄了教育机构的日常工作、社会团体的集体活动、医疗服务的过程、民众的生活场景等。这些影像突出强调了劳动节、运动会、纪念大会等活动,彰显了革命根据地一片积极乐观的面貌。可以说,作为重要佐证,外国记者的影像记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世界看到了红色中国的抗战气象。

其中,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影像拍摄有巨大的突破,意义非凡。这些影像不仅纠正了以往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形象,也使整个西方世界为东方的“红色奇迹”着迷。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埃德加·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延安,受到了边区上下的极大欢迎,他用16毫米胶卷拍摄了一些新闻素材。1936年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放映了他在延安拍摄的纪录影片。③张文琳:《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史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4 页。影片总计约有20分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影片中不仅有毛泽东伏案办公,朱德在操场踱步,周恩来英姿飒爽骑马等场景,也包含了部队进行军事操演,红军领导人检阅部队等画面,防空演练、骑兵训练、军事演习等依次展开。此外,影片还呈现工农剧团的歌舞表演,部队的文化娱乐生活,特别是“八一”运动会正在进行的一场球类比赛……边区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的第一次影像报道,这些画面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

外国记者镜头下延安生活的这些真实场景,引发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个真实的、抗战的、敌后的广大区域被“曝光”出来,引起国际政治界、新闻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反响热烈。事实上,斯诺等外国记者的拍摄客观地展示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使国统区及国外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真实的了解,传播了党在敌后奋力抗战的真实形象,打破了国民党的不实之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精神。

(二)英勇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7年,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成为宣传主流,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影像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焦点。其中,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与美军观察组(也称“迪克西使团”)的影像记录具有深刻的说服力。

1936年年底,邓汉姆从纽约跨过千山万水抵达中国延安开始纪录片拍摄工作。为提高制作质量与扩大影响力,他自1937年年底回国后迅速与美国边疆影片公司展开紧密合作,大型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自问世后就享誉西方。该纪录片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展示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以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重要力量的中国人民一致抗战的景象。影片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作为原点,深刻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民齐心协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展现了敌后战场的真实景象。它将抗日军队的生活学习与战斗作为主要内容,场景式展现了部队与群众“鱼水”亲情一般和谐的美好画面。片中,有医护人员来到民众之中,询问病情,帮助群众解决“求医难”的问题;
战士们执行党的纪律要求,从每天清晨洗漱、打扫住所、挑水开始,既有上课讨论、沙盘演练、军事操演,也有游戏、唱歌等文化娱乐活动;
抗日将领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讲,群众集会声讨日军罪行,示威游行直至深夜等,画面丰富,极具感染力。

1944年美军观察组拍摄的《延安使命》则覆盖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真实记录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等攻克敌军碉堡,进行游击战争,开展气象侦察,搜集情报信息,与盟军紧密配合战斗等情景。该片立体化、多方位记录了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军事、医疗、文化等多种场景,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的坚实形象。

这些影片多层次、多维度地展现了延安作为敌后抗战指挥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境况,使西方社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主导力量。这些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三)“圣地”延安的民主图景

1944年8月,为做好美军观察组接待工作,周恩来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国外记者的访问与考察活动并不是简单的行为,是我们进行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 页。。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典范,同国统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全景呈现“圣地”延安民主典范景象,苏联新闻摄影师罗曼·卡尔曼与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的影像记录作了具体阐释。

1938年年初,博斯哈德以“朝圣者”心态拍摄记录了自己通往延安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形成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其中既有他从西安前往延安的艰难旅程,也拍摄到毛泽东走出窑洞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景。边区民众正在吃饭,人民自卫队进行军事操练,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团体的歌唱排练等也被摄入其中。影片还记录了博斯哈德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谈过程中,毛泽东作出论断—日军侵华必遭惨败、中国要以团结为建国奠定基础、解放区代表中国的明天这一珍贵画面。

1938年10月,卡尔曼来到中国,从湖北武汉到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等地拍摄,沿途虽经历日本侵略军及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几经周折最终成功抵达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在1939年5月至9月期间,他在广大华北地区以全景采访的形式展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典范图景。卡尔曼的《中国在战斗》《在中国》两部影片包含了以下内容:鲁迅艺术学院在进行美术展览,学生们在村口作画,课余进行开荒生产,开会过程中大家炯炯有神注视着前方;
在桥儿沟,延安工人学校正在进行开学典礼,上课期间工人们认真学习,培训熟练的工艺技能;
在手术室,印度援华医疗队正在救治伤员,大家讨论伤情及救治方案;
八路军医院中,护士、医生、病人相处融洽。除此之外,他还专门拍摄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在村口与老百姓进行亲切交谈,关心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及家庭状况;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学生讲课;
抗战纪念大会上向学生及民众发表讲话并检阅军队。通过这些片段,毛泽东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对于日军侵略行径的揭露也是这两部影片的核心内容,表达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痛恨,同时展示了中苏人民之间团结对抗法西斯的深情厚谊。影片素材胶片达到一万多米,这些影像被带回苏联制作并播出。苏联《消息报》专门刊登出了卡尔曼的《毛泽东会见记》等通讯报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形象真实生动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这些纪录片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真实状况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与民众“亲如一家”的景象、延安民主模范的图景逐步深入世界人民心里。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拍摄的影像既有西方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也有着浓厚的中国地域特色。这些影像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艺术与高度的历史意蕴,将人文思想与影像艺术高度统一,记录历史与把握时代高度统一,真实记录与政治内涵高度统一。深刻把握这些纪录片的核心内涵,有助于了解当时世界范围内纪录片的拍摄风格,也为时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提供参照。

(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抗击法西斯的压迫、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是这些奔赴延安的外国进步记者的追求。众多的影像记录充分把握了正义性这一重要特征。记者的职业敏感要求他们不仅简单地罗列见闻,也依靠自身细致的思考,表达出对于正义的强烈诉求,甚至具备历史学家的洞察能力与政治评论家的判断能力。这些影片的叙事风格简洁流畅,对于景色与人物的描摹活泼生动,人物采访与事件记述凝练,注意把握重点,善于捕捉细节、形象生动,给予观看者以强烈的现场感。虽然拍摄内容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但是反映的则是宏大与具体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感人故事。例如,埃德加·斯诺拍摄的人物影像中,不仅有转战途中的骡马队、红军战士中的机枪手、号兵与炮兵,还有正在游戏的儿童、防卫站岗的民兵、医疗救助的卫生员,以及戏剧团队中的小组演出、剧社活动等。这些纪录片聚焦于长征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土地与人民、军队与国家、中国共产党与抗战大局等深刻融合,展现了中国大地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群像,表达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坚定决心、意志与信念,融合了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与深邃的道德感染力。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以坚韧不拔、斗志昂扬的姿态面对日寇的侵略,英勇无畏、奋不顾身地投入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场。这些影片有的以较长篇幅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抗日群众大会上进行演说的情景,展现革命群众的学习热情与渴望救国家于水火的家国之情。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抗日根据地的战士们作战勇敢顽强,革命斗志昂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根据地人民之间的感情诚恳真挚,这与国统区人民的水深火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背后的思想性使拍摄手法的艺术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释放,那些充满了强烈张力的画面,紧张而又欢快,明艳而又舒缓。这些纪录片的节奏与视角展示了革命根据地中华儿女高涨的革命热情,刻画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严格的军风军纪、高尚的道德情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种独特的精神魅力是历史与现实双重内涵的结合。总之,纪实影像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性反映在外国记者的镜头语言之中,成为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文献,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二)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在中国遭受日寇侵略的危急时刻,这些纪录片拍摄者穿越重重阻碍,克服种种艰险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影像,展现了重要的历史时代性。陕甘宁边区以全新的、影像式的、历史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在侵略与反侵略画面的不断演化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党的领袖进行决策、指挥战争、运筹帷幄,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力量之源。其中,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以及大量游击战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战功绩。这些记录将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突显历史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时代先锋的形象。

一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时代性。邓汉姆的《中国要给予还击》一片,有学者杰·莱达、著名电影剪辑师欧文·勒纳和西德尼·迈耶斯、电影剧作家本·马多等多人参与。在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这部作品中,热情展现了中国人民上下同心、团结一致、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对于中国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客观表述,饱含了对中国抗日军民大无畏英雄气概的敬佩之情。它以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宏大历史场景配以旁白作为开篇,展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混乱局面以及中国人民的奋起抗争,深刻揭露了日寇的侵略行径。

二是探寻革命道路的历史性。在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四万万人民》的影片开头展示了中国战场的情况,日军轰炸的飞机,四散逃离的人群……影片紧接着用镜头述说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近代以来的发展状况。同时,影片通过武汉、西安等地抗战宣传活动、追悼会、战士训练等场景,呈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日寇的决心和意志。而在《中国要给予还击》一片中,包含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践,表现了工农联盟是抗日敌后战争的重要主导力量,持久战与游击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民主政治是中国实现全民抗战的重要支柱,在探索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民众觉醒与中华民族复兴意识开始勃发。外国记者的影像呈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解放、民族自由的时代特色。这些影像记录的本质是对于话语权的潜在掌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宣传意识与影片影响力的真实反馈,它凝聚了人类反法西斯主流价值的现实共识与政治认同,既展现了时代特征,又蕴含了历史价值。

(三)真实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1946年11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平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延安的方向,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812 页。。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这些纪录片的核心内容,它们不仅是珍贵的历史素材,也富有重要的政治寓意。在关于历史真实的叙事性记忆中,这些纪录片有效把握了历史事实的政治性原则。例如,邓汉姆的影片中就穿插了国统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镜头,日寇在“华北事变”中强占中国的察哈尔、热河等领土,中国百姓在逃难与被掠夺中流离失所、无辜死亡,片中充斥着死亡与荒凉的气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在这种真实性的表达中,中国军民遭轰炸之后的惨烈景象将侵略者的残酷淋漓尽致地展示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外国记者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赋予了影像以极强的政治色彩。博斯哈德的镜头专门记述了延安街头的抗战文艺运动,包括宣传口号、诗歌、演讲、黑白版画等,显示了中国人民真实的抗战精神。他深入拍摄了1938年11月被轰炸前延安城的风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补给等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而来。对于日军俘虏,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让他们教授日语、照看孩子、写日语反战标语等。②彭晓亮、亘火:《1938,参访“红色圣城”—纪录片〈延安之旅〉背后的烽火》,《档案春秋》2015年第7 期。卡尔曼的镜头中出现了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郊外进行写生、举办美术展览,音乐系在室外教授管弦乐指挥课等画面。其中,在八路军宣传队街头表演话剧的一幕中,演员们忘我投入地进行表演,座位上坐着的是老百姓,外围站着的是战士。而毛泽东在杨家岭村口与农民交谈的身影也成为党与人民共命运的重要影像表达。

外国记者拍摄中国革命根据地影像,作出时代性表达,更多依靠其自身高尚的品格与深刻的探索精神,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与自身对于中国革命的情感共鸣。正是这些影像记录,推动了外部世界承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这些纪录片是中国抗战的形象化政论,是中国共产党与全世界反战人士的情谊象征。

延安时期的国外影像记录为当前以国际传播为目的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形象的历史观照。探寻延安时期国外影像记录中的“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①方明:《抵抗的中国:外国记者亲历的中国抗战》,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191 页。形象,具有唯物史观的实践内核,以故事为元素的艺术表达,以小见大的历史表述等独特价值,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有了重要载体,为新时代党的形象话语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一)唯物史观的实践内核

追求事实真相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也是当年外国记者冲破国民党封锁拍摄报道延安的心理写照,埃德加·斯诺就曾深刻表明“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指代国民党)”②裘克安:《斯诺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8 页。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任何宣传。内在的职业道德与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构成了这些纪录片的重要精神来源,而“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审美特性又强化了这些纪录片的唯物史观实践。在这种坚定立场与延安特质的文化精神主导下,历史性、纪实性与革命性就成为这些纪录片的意识形态表达核心;
而这种集体性的民族影像空间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处境成为记录内容的文化倾向。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通过真实影像记录打破了中国共产党长期被孤立的局面,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使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敌后战场立体直观地呈现在影像之中。影片内容不仅包含了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也辗转于战场之间,捕捉到八路军与新四军战士顽强抗战的身姿;
不仅关注中共领导人制定的方针政策,也着眼于革命根据地的广泛报道,从宏观与微观、本质与表象、群体与个案等多维度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状况,使世界接触到最真实的中国抗战。可以说,这些纪录片深刻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实践内核,忠实于历史事实与历史进程,描绘了一个丰衣足食、欣欣向荣、军民团结的陕甘宁边区。

这些纪录片无疑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也成为国外人士看到的中华民族之光。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是暂时的,国际社会急需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信息,而“美国记者则能够起到良好的媒介作用……”①[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5 页。。1936年11月初,埃德加·斯诺在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放映了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及纪录影片,成为爆炸性的全球新闻,中国西北的红色之火第一次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为方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共国际宣传组。国际方面,卡尔曼的纪录片使苏联领导人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相关报告中,直接表达了他的感受,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与军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②朱纪华主编:《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第319 页。。美军观察组的影像记录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使美国舆论对于国共两党的态度发生转变。

(二)以故事为元素的艺术表达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的影像记录明显具有大众传媒的特征,是符号化话语体系艺术形态的存在。纪录片的目的是期望观众借助影片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状态,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这些纪录片无一不彰显了拍摄者深厚的中国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功底。例如,在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中,毛泽东大量使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深刻的理论道理,听众被惹得哈哈大笑。③卡尔曼:《毛泽东会见记》,《新华日报》1939年8月28日。拍摄者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体现其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功底。再比如,毛泽东非常关注当时的前沿科技,与卡尔曼谈论了破冰船、北极探险、飞机,甚至海上及空中的战争特点等。这种深入生活第一现场的表述手段,既是新闻记者追求新闻价值的职业要求,也是其严肃精神状态的客观表达。

故事元素是影像记录的重要表达方式。在外国记者的镜头中,既有政治生活、军事训练、战斗现场、教育俘虏等内容,也有关于军民一家、卫生医疗、教育事业、娱乐活动等细致入微的展现。《中国在战斗》一片中,夜晚值勤的战士来到村中,老百姓拿出自己的食物来款待大家,战士坚持付钱,农民则坚持不要;
群众热爱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送子参军时场面热闹,相互之间情意绵绵;
干部与士兵在一起进行体育运动,体现了官兵平等的人民军队风范。卡尔曼为深度表现毛泽东独特的领袖气质,专门记录了他与民众交谈、阅读文件、撰写文章、从容散步、休憩等多种场景。1938年5月18日,卡尔曼在八路军医院同病人谈话,通过录制兵站医院与边区医院的影像,展现了一定的故事性。这些故事总体表现了“共产党人出现在亚洲历史中的长远意义”①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西行漫记〉和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第79 页。。伊文思在他的影片中巧妙融入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等同志研究军事地图的场景,配乐是经典的《义勇军进行曲》,使影片表达的意涵得到拓展,表现了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决心。在这一时期,纪录片拍摄中故事性手法被逐步使用,提升了观众的接受度,强化了超越民族与地域的世界反法西斯集体记忆的时代印迹。

(三)以小见大的历史表述

影像作品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的拼凑,而是通过历史细节对于主题价值的架构、延展与重建的宏观表达,呈现整体化视野中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斯诺的影像记录中关于“八一”运动会的讲述,就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生活的一幕。卡尔曼的镜头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作为开头,然后转入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在细节呈现中,以国统区、日占区、根据地的三方对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坚定革命意志,表现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因此塑造了中国革命的独特影像话语。其中,在关于毛泽东与朱德的镜头中,为突出领导人的伟岸,强化了建筑物背景与光线的运用;
毛泽东向延安军民演说的镜头,则用他富有力量的手势与室外成百上千民众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映衬;
对八路军利用缴获的武器进行军事实战的场面也进行了真实呈现;
此外,延安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鲁艺的校内外风光以及学生上课、生产与开荒、距离延安二十里的安塞托儿所中的儿童活动也在片中出现。为感谢毛泽东对自己的关照,卡尔曼请毛泽东吃羊肉串,拍下了大家欢聚在一起的场景。这些内容丰富、具体、生动地呈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形象。

美军观察组也以自己的视角表现了陕甘宁边区一片积极抗战的情景。伊文思影片的镜头客观呈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情况,从宏观层面展示了中国抗战前期的整体景象,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进行了有效传播。这些影像记录以历史细节宏观表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实景,同时赋予其深刻的价值理念与深厚的历史烙印。

深入新闻现场,每个镜头都将是历史。中国抗战期间外国记者的影像记录中采用了大量象征手法,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以细节或活动来表现中国人民的伟大之处,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虚伪狡诈,有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1939年6月,卡尔曼结束在延安的拍摄返回西安途中表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①[俄]罗曼年科:《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朱达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 页。。延安时期,外国记者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不仅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影像记录。这些外国记者以真实记录延安及革命根据地的面貌为原则,以卓越的新闻眼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渊博的政治社会知识、突破重重阻挠的勇敢精神,展现了中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历史图景。这些珍贵的影像记录为新时代国际传播中建构党的形象话语提供了历史参照。当前,我们应当创新利用影像手段,从中外文化的共通性、共鸣性出发,以高度的责任心、实效性与亲和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从而提升党的正面形象在全球的传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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