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正宏，张 伟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网络化生存几乎成为生活常态。因此，网络化参与因势而生并日益突显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其中，超过50%的网民年龄在40岁以下，学生网民比例为21%。随着1994年我国加入国际互联网联盟而成为事实上的国际互联网大家庭重要成员国，青年一代特别是“00后”大学生已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一代”，他们是活跃的网络参与主体。处于成长、求知过程中的新时代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微信、QQ、微博、BBS论坛等新媒体方式了解国家大事、获取有益资讯、关注涉及自身利益的学科专业建设及学校管理，从而在网络空间营建一个思潮奔涌、舆情丰富的校园网络“小社会”。近年来，社会利益格局分化加剧并影响到高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随着高校师生愈来愈深度地参与网络，校园网络舆情事件亦呈频发态势，不仅影响到高校的教学管理秩序、恶化了学校的外部发展环境，还对属地的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因而，要关注校园网络舆情演化成突发事件的诱因及其危害，积极应对舆情危机，以使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消极影响及危害性降至最低。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社会舆情舆论多数依托网络媒体进行传播。经由网络舆情传播而引发或者通过网络传播而扩大其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均可称为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众所周知，我国的高校与社会虽存一墙之隔，但网络已然穿透了校园围墙而实现了网络社会的无限连通，而且，处于社会大环境的高校必然会受到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管理、校园治理乃至舆情思潮等因素的影响，突发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就难能避免。那么，因高校师生参与网络舆情思潮的传播而引发校园事件或者社会事件经由网络传播而扩大了学校的负面社会影响，此类事件就会演变成校园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一)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起因
在校园网络舆情演化并酿成突发事件过程中，存在众多诱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缘于学生的利益诉求。在高校，关乎学生切身利益或利益诉求的事项主要是选课学分、课程考试、教学安排、就业择业等教育管理问题；
校园网络、实验室和宿舍的用水用电、食堂卫生安全等教学保障问题；
个人财物及人身安全问题，以及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权益维护问题。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起因往往是由于学校在教育教学及管理决策过程中忽略了部分学生的正当权益或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且可供大学生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健全、也有可能部分学生特别偏好通过网络媒介来表达其利益诉求——当然不能排除少数学生非理性参与网络传播和网络意见表达，其结果都可能导致部分学生上网发帖来表达其利益诉求或者发泄不满情绪，由此引发多数学生网民围观、跟帖或转发而制造校园网络舆论。如果学校管理部门没有监测到此类网络舆情或者没有及时予以回应，此类网络舆情就可能演化成校园突发事件。
其二，源于校园的突发事件。有不少校园舆情事件溯源于校园里发生的现实事件，后经上传网络并在网络空间引发舆论潮而放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2010年10月16晚，在某大学新区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撞伤两名女生的事故，因肇事者当时说的一句话“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被网友发到猫扑贴上，10月18日发帖到当天傍晚点击量就达143万。接着，猫扑网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后来，微博上也有网友发起此项活动。一时间这篇帖子引爆了网络，该大学也因这一舆情事件而迅速“出名”。此类校园事件经网络传播、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反响的舆情案例还有不少。如2021年11月1日，一条因在食堂占座位而发生男生打女生耳光的视频在网络上发布后，迅速引起一波网络舆情，网友对大学生的行为及学校的教育管理纷纷发表评论，“南京某高校”也迅速被推向风口浪尖。无疑，这类事件均会上榜当年的“有影响力”舆情事件榜单。
其三，缘于无序的参与网络。据抽样调查，“00后”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一般会超过4小时。除了查阅学习资料、浏览新闻资讯、观看影视和体育比赛、打网络游戏等之外，大量的时间是进行网络社交活动。即是说，网络化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生活状态。于是，网络化参与的自由性助长了学生网民情绪化表达与宣泄的冲动，网络化参与的隐匿性增加了部分学生网络造谣与传谣的可能，此类情势将导致无序、非理性参与网络的现象不可避免；
加之无数网民频繁发帖、多轮转帖而导致网络信息异化，凡此种种情形，都容易酿成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而且，在无序网络参与的情境中，境外敌对势力偏好关注的有关劳工、司法、女权、环保等事件很容易引发网络舆情，并因网络舆情的线下扩散而可能引发校园舆情事件；
若有缺乏辨别力的学生涉入有关民族宗教领域以及港澳台敏感问题的网络舆论，因此类网络舆情而酿成校园危机突发事件的风险则会更大。
(二)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特点
校园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既具有社会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共性特征，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参与主体的单一性。任何突发事件均离不开人的参与。在高校，办学主体是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教育主体则是广大在校学生，那么，高校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主体，就必定是广大在校学生以及一部分教师。从众多舆情事件的演化情况来看，校园网络舆情的发起者以在校学生为主。由于大学生群体年龄相近、教育背景相似、价值观念趋同、利益诉求基本一致，这使得某个网络话题往往能够迅速获得围观、点“赞”、跟帖或转帖；
同样，如果某个网络话题或异化信息包括网络谣言，也会获得大多数学生网民包括不明真相者的认同并传播，负面的网络舆情极有可能形成。相比之传统的社会舆情传播，网络舆情主体是亿万网民、其网络参与动机复杂，这使得网络舆情更加不可控、舆情事件的调查核实特别是处置工作更加困难。
第二，舆情走向的多变性。舆情走向与所形成的突发事件有关，其诱因及干扰因素众多。总体而言，网络舆情的“全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高涨期、震荡期和衰落期。在舆情突发事件初期，主要由网民在平台留言、发声或投稿，使得突发事件通过网络空间予以显现；
再经转帖、评论爆发，适当时候由官方媒体介入因而受到更多关注、转移，使突发事件持续升温；
进而发展为舆论风向倒向于剧情化反转的舆情突发事件，直至突发事件舆情危机解除、逐渐被网民和媒体淡忘。在网络舆情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鉴于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趋向以及舆论的裹挟——比如说网络“意见领袖”或“大V”的推动、官方媒体的引导等，其舆情走向可能保持开始时的目标方向、又或者偏向或者反转。同样，校园网络舆情也具有发展趋向的多变性特征。如果舆情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趋向消极和负向一方发展，那将会愈演愈烈、其危害性会不断增加。此时，学校职能部门就应及时跟进了解以还原真相、适时引导网络舆论以防“跑偏”，并积极回应、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引导网络舆情趋于消退。
第三，网上线下的交互性。如同所有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共性特征，校园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同样具有网上线下交互参与的特性。这种交互性表现为：一是因校园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传播到网络空间而酿成舆情，二是网络空间生成的舆情因大学生的网络化参与而演变成线下的行动。前者如某大学发生的驾车撞人事故被发到网络而形成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后者如一些高校因部分学生网上发起而实际上发生的“喊楼”事件或“敲盆”行为。由于大学生思维活跃且媒介运用熟练，他们基于校园“小社会”而发生的网络行为，一般都会由线下转网上或网上转线下、甚至还会通过“互联网+”联结部分家长和亲友的线上线下互动参与，这种交互性通过“网络舆情”会放大其消极社会影响，往往会演化为社会情绪的一部分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切不可等闲视之。
一分为二地看，校园舆情既能发挥正面且积极的功用，也会带来学校管理特别是校园舆论生态方面的负面影响。其积极功能和作用主要是有利于优化学校的决策和管理，因为院系特别是管理部门通过舆情信息采集与分析，能够了解师生在学科专业建设、学校管理特别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方面的需求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决策、完善管理、加强指导，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其消极影响则主要是容易酿成校园舆情突发事件。通常而言，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负面影响以及事件中的负向舆情，往往更具校园治理的决策参考价值。
(一)影响正常的教学和学习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校园里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产生的各种舆情都容易引进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同时，“00后”大学生又是最活跃的网络参与群体，他们思维敏捷、关心国家大事，且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高。因而，在青年群体中能够汇聚世界各地的信息资讯、能够传播各种社会舆情和思潮。正因如此，一旦某些突发事件被网络放大并导致舆论转向，那就很可能在校园掀起新一波舆论潮。虽然说，这股舆论潮实质上反映了突发事件本身的起因及发展过程，但是，无论是校园网络舆情及其衍生的社会舆论所带来的压力还是突发事件本身的处置，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及学生的学习生活。
前不久，光明网、环球网以及新浪网等各大门户网站均报道了某某外国语学院一学生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新闻。该学生明知自己系新冠肺炎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具有较大传播风险，仍隐瞒行程轨迹、多次翻墙出入校园。在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该生先后8次翻墙出入学校的通报后，学校进行了封控管理、宿舍隔离。2022年5月1日，某大学一女生在学校封闭管理期间私自外出后，于5月5号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为加强防控，该校南校区5000余名师生就地隔离、1000余人被拉到方舱医院隔离。一时间，全国各类媒体均报道了此消息，学校也迅速登上舆情事件榜首。在封控管理期间，学校只能组织线上教学，这使常规的教学管理无法正常实施，更不用说那部分被隔离学生无法正常进行学习。当下，社会转型加剧、一些社会矛盾突显，因事件突发叠加舆情发酵而形成的校园舆情突发事件，必然影响到教育教学的组织安排及教学效果。
(二)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功效
我国高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贯重视抓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育管理，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且成效显著。进入互联网时代，各高校结合“00后”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利用网络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然而，网络舆情事件的消极社会影响以及舆情突发事件中衍生的新的负向舆论，销蚀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甚至降低了部分学生网民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不可否认，在网络空间隐匿了参与者的身份信息、增加了言论的自由度、甚至消弭了国家间的边界，“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传播者”，这造成网络空间舆情芜杂、思潮多元，不同的见解和观点鱼龙混杂，一些错误舆论观点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夹杂其中。若有境外势力借助敏感事件制造舆论，借机进行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的网络渗透，这必然会“带偏”涉世不深且缺乏辨别力的“00后”大学生，严重削弱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功效。因为在网络舆情演化成突发事件过程中，负向舆论往往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或导引舆情走向的作用，且多数舆情突发事件均受舆论诱导趋向于负面社会价值。如果不对负向舆论以及相关异化信息进行驳斥，就会使一些不明真相、识别力不强的青年学生产生误解和思想迷惑，其结果将引起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和认同危机。如是，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利于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放大学校负面社会影响
我国的公办高校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此外还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进行自营、接受校友捐赠等；
而政府财政拨款的主要标准是依据在校学生的规模数，当然还包括学科专业建设等其他评估指标。具备充足的办学经费支持，理论上说就能够有效保障学科专业的建设成效、从而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一所大学的社会美誉度高、影响力广，其“马太效应”是明显的：能够吸引更多的学子报考、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能够增加“产学研”合作项目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能够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校友从而获捐更多的校友基金，其毕业生更容易实现高质量就业而扩大学校的社会声誉，等等。可见，一所大学的办学声誉及社会美誉度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发生舆情事件或出现负面舆情，对学校建设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有关网络舆情事件而导致学校声誉受损的案例比比皆是。一定程度上说，学校的声誉和口碑是其社会形象的表达，能够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赢得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对于广大在校生的教育培养而言，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在互联网时代，应时刻关注网络舆论对学校声誉带来的正负双方面的影响。
就网络舆情演化及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而言，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一定是校园舆情演化的结果，事件背后也一定隐含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及价值取向。鉴于其消极影响及危害性，宜立足于防范舆情的过度演化；
一旦舆情事件酿成则应直面事态现实而积极回应、妥善处置，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引导使之趋向淡化，直至舆情消退、事件平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1](P417)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网络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方法论。
(一)构建校园舆情监测系统机制
防范网络舆情演化为突发事件并应对事件带来的舆情危机，宜立足于舆情监测、预防为先。近些年频发的一些网络舆情事件，其舆情中裹挟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舆情事件的扩大化又会带来意识形态风险。对于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而言，为有效防范负面舆情发生和蔓延、特别是舆情突发事件的发生，加强校园舆情监测系统机制建设已是势之所趋。为此，学校要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并结合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探索构建“人防+技防”的舆情监测系统机制。通过构建“人防+技防”的舆情监测系统机制并优化其运行，势必能够全面监测校园舆情信息，准确分析网络舆情中的异化信息、精准研判危机事件中的舆论走向，从而使校园网络舆情危机处置效果最优化，将消极影响及社会危害降至最低。
首先，要加强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处置的队伍建设。队伍是舆情监测系统运行机制中的主体要素，由高校党委领导、统筹队伍建设。其中，学校党委宣传部牵头抓整，学校的网络信息工作等部门配合、负责技术层面的支持，“党、工、团、学”部门的工作人员及辅导员则构成实际工作主体；
同时，还应建设一支学生舆情信息员队伍，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舆情信息，并充分发挥学生网络“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协力引导校园网络舆情思潮走向。其次，要通过“人防+技防”的方式开展校园舆情监测与防控。高校应发挥学科专业优势、研制建立特定模型或开发特定软件系统进行网络舆情监测，“通过‘人防’和‘技防’相结合进行网络舆情监测，实时对比公众网络参与数据、推测公众意愿查找诱发始因；
通过分析数据反思行政或管理行为，根据舆情信息背后的网民态度决定采取何种措施防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升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到防患于未然。”[2]通过“人防+技防”舆情监测系统机制的有效运行，高校的宣传、网信等工作部门就能够运用舆情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校园舆情动态，对校园舆情信息实行大数据管理、研判舆情思潮的走向，为学校的内部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并为处置舆情突发事件做好预案。唯有全面监测、准确预警，不断提升舆情分析能力，才能有效压缩网络舆情发酵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有效防控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突发。
(二)及时回应学生的利益诉求
坚持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对学生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要求要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应予以回应和说明。“舆情事件中网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对象大多直接指向公共政策机构及其管理者，有的事件中虽然指向其他主体，但最终仍然需要公共政策机构予以协调、解决，所以，公共政策机构应随时关注网络舆情事件并积极回应，其核心是回应网民的物质利益诉求。……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得当及时，又满足了网络事件主体的利益诉求，保证了相对的公平，网络舆情危机遂逐渐消退。”[3]在高校，与大学生直接相关的利益诉求主要包括评奖评优、考试及放假安排、食堂管理、空调安装、就业择业等事项。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实际问题是消除除舆情的关键。2021年寒假前夕，安徽某大学针对属地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拟临时调整期末考试及寒假放假时间，因信息沟通不充分引起部分学生的不理解并在网络上吐槽、发帖，随即有大量不明真相的学生转发并跟帖，安徽省教育厅也很快获取了相关的舆情信息、校园舆情事件一触即发。该校党委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一舆情信息后，当即召开会议研判舆情、商量对策，同时调查了解网上发帖、转帖学生的真实想法和个人要求。后经调查并研究决定，该校的期末考试时间段可由不同风险级别地区(生源地)学生自主选择。由于学校解决了这部分学生的实际问题，一场即将爆发的舆情危机事件因此得以避免。
从学校的管理角度来看，还要畅通大学生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包括线下和网上渠道。学生是学校的教育主体，他们应该享有相关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参与学生事务决策过程、反映其利益诉求。唯有畅通信息传输和反馈渠道、了解学生的所想所需，才能真正践行“以学生为本”理念，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从源头消除校园负面舆情的实质措施。如此，在网络舆情发生之初可化解舆情危机、在舆情事件突发之前防患于未然；
在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后，则可淡化学生的负面情绪、有助于舆情的逐渐消退并助推事态的降级，客观上回应了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诉求。
(三)教育引导学生理性参与网络
网络自身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网络参与者的匿名性和隐身性、“00后”大学生的非理性和冲动性，都可能导致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存在无序和非理性成分。而无序、非理性参与网络的结果，就有可能发生网络造谣、传谣乃至网络犯罪的行为。
为此，高校的“党、政、工、团、学”等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及相关活动，“通过法制和道德教育，培育(大学生)网民合法、理性参与的意识与习惯。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网络化的参与，网民只有主动学习并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特别是政治文化知识，选择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合理合法参与网络活动，善于识别网络信息和舆论的真伪，善于甄别网络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性质，不断提高参与能力，才能增强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理性参与网络活动，实现网络自律。”[4]特别是辅导员及思政课教师，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大学生的网络参与行为进行教育引导，教育引导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秉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参与网络论坛及发帖，不盲目跟风，而要理性跟帖，并要遵守网络法律法规；
针对一些网络媒体发布或网上流传的所谓“揭秘”或“曝光”类信息，要保持头脑冷静、善加识别，养成网络自律的习惯，在尚未明确事实真相前不轻易表态，约束自己的言行。
诚然，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参与主体多数情况下是“00后”大学生，但涉事主体中也不乏教师和管理人员，而且确有少数教师参与传播不实网络信息甚至发挥“意见领袖”的消极作用。如果有个别网络“公知”或“大V”刻意充当境外势力的网络传声筒、借机为美西方价值观代言，则会销蚀高校的意识形态构建功效而降低部分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其社会危害不可忽视。因而，高校作为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逻辑主体，需切实加强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开展校园网络生态治理。不仅需要整合资源、推动校园的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师生学术交流、情感交互和思想交锋的新媒体平台；
而且，要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网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网络舆情思潮，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优化高校师生网络参与的舆论环境，在高校“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5](P44)针对那些传播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观点及发表“精美”“精日”等网络言论，除了要加强教育引导之外，还应该依法开展网络治理，规范网络言行、清朗网络环境，将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置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确保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