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朝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大学毕业，和十几个同学商议好，去西部支边。几经周折终于成行，分别去了西藏、新疆和青海。几十年过去了，偶尔聚会，话题时不时触及当年这段经历，席间总有人会问：“你们当初怎么敢去支边的？”这本不是个问题，但既然有人问，就成了问题，也很能说明问题。
2000多年前，张骞——一个文弱的读书人——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用蹒跚的脚步为后世丈量出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张骞的西域之行，将汉帝国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西极之地。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前人敢，今人为什么不敢？更何况今日的西部，早已不同于汉代的西域，有数以千百万各族儿女生于斯、长于斯。别人能生活，你为什么就不能？有什么怕不怕、敢不敢的呢！况且西部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如诗画卷；
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激越豪情；
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凌云壮志；
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超脱豪迈；
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缠绵缱绻。
由此笔者联想起2021年互联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话题由政协委员《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所引发。紧接着，教育部回应《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教育类410号）提案答复的函》，表示将“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为此，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曾专门发文呼吁我国的教育不能缺少阳刚之气，尤其要重视阳刚之气的教育。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在北京市的中小学校中缺乏阳刚之气的男生比例竟达到了30%以上。说话低声细语、外表油头粉面、承受能力脆弱等成为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回顾中国历史，男人女性化较为突出的时期当属魏晋南北朝，当时男子广泛使用香料及化妆品，上至王公缙绅，下至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饰”。据《颜氏家训·勉学》记载：“贵族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不难想象，这样的世风，除了成全了几个弱不禁风的“美男子”以及“貌比潘安”“看杀卫玠”的成语外，实在是时代的不幸，民族的悲哀。
个体的“阳刚之气”首先源自时代的“阳刚之气”。想当年，汉武帝励精图治，“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受其影响，汉代士人颇多“有大志者”，读书人多有“邦国”“天下”“天地”“四方”等大视野、大格局。班超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赵温说：“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梁竦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陈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上引均见《后汉书》本传）。形成了历史上引人瞩目、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阳刚之气”是以自信、自律为基准的旷达豪放。孟子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文化人的自强自信；
孔子面对杀气腾腾的匡人，坦然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文化人的从容淡定；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以全身而去，但他毅然决然留下，从容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文化人的光明磊落、赤诚坦荡。非自强自信不足以阳刚，非从容淡定不足以阳刚，非光明磊落、赤诚坦荡不足以阳刚。
“阳刚之气”是以使命担当为底气的执着坚守。唯有道义在心，使命在胸，责任在肩，方有眉宇间的胆气与豪气。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明确指出读书人须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因为传播仁爱的使命在肩，故其责任重大；
因为使命艰巨，必须终生为之奋斗。这是对“阳刚之气”的生动诠释。
“阳刚之气”是以爱国精神为底色的浩然正气。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写下《正气歌》。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许诺授予丞相官职等。文天祥却毫不动摇：“一死之外，无可为者。”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时年48岁。他以殉道者的方式为“阳刚之气”作出生动直观的诠释。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作者一口气列举出十二位历史人物，皆体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浩然之气。当国家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是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烈士，是义无反顾、身先士卒的壮士；
当正义遭践踏，道义受凌辱，他们是见义勇为、杀身成仁的义士，是激浊扬清、捍卫真理的勇士。
“阳刚之气”是以经典文化为底蕴的澡雪精神。既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以精神贵族自居的儒道文化，前者以仁爱之心，赋予文人“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极具豪放之美、阳刚之姿；
后者以明智之举，赋予文人“独善其身”的适性感，更具婉约之美、阴柔之态。儒道文化就像河流的南北两岸，涵养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人格精神的雕琢更多地取法于山的品质，所谓“仁者乐山”，这种人格精神的自律侧重于道德使命，张扬着一种殉难精神。杜甫、白居易、范仲淹、文天祥等文人身上明显见出这一文化沉淀的影子。相比之下，道家对人格塑造更多取法于水的品质，所谓“智者乐水”。这种人格精神的自律则偏重于逍遥性，执着于一种精神上的自恋。如果说儒家在对“流水”的动态关照中悟得“时不我待”的人生紧迫，从而激发出惜时的抗争意识，道家则是在对“止水”的关照中洞见出“水静犹明”的人生大义。儒道文化在价值的定位与取向上虽然大异其趣，但不苟世俗的人格自律是十分一致的。诚如孟子所言：“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可见无论是“居庙堂之高”或者是“处江湖之远”，都是为了洁其身。正是由于深层心理上的一致，才使儒道互补成为可能。他们共同守护着中国雅文化的清澈源流，抗拒着俗文化的污染与侵袭，此为“阳刚之气”的应有之意。
培养“阳刚之气”，格局要大，眼界要宽，物质可以低配，但灵魂必须高配。儒家精心打造的君子人格，具备充足的“阳刚之气”。孔子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坚信“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坚守“君子忧道不忧贫”，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人格的律己律人，造就中国文人倔强的性格。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从文天祥的“正气”到方孝孺的“气节”，无不浸润着这种文化气质与气息；
无论是道家崇尚的“真人”，抑或是儒家推崇的“仁人”，无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均昭示出文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独立人格，不仅为主流文学的主体文化品格与文化使命的担当提供保证，也予以中国文化“阳刚之气”的精神给养。
培养“阳刚之气”，可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诗经》怡情，《楚辞》励志，汉大赋养眼，唐诗养心，宋词见性，诸子散文益智，历史散文开悟。中国文化向来不缺“阳刚之气”，无论是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坚守，抑或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执着；
无论是苏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揭橥之见；
抑或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之论。
一个伟大的时代，理应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交互融汇的时代，这三者也是人类高贵精神气质的三原色。没有英雄，人类太枯燥；
没有理想，人生太低调；
没有浪漫，世界太单调。英雄主义造就了人类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理想主义拯救了人类自甘堕落的慵懒天性，浪漫主义还原了人类天真烂漫的童话品质。面对子路问出的人生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孔子的理想国；
面对司马桓魋来势汹汹的杀气，孔子淡定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是孔子的英雄气；
当弟子曾点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就是孔子的浪漫情调。孔子、孟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代文人所提供的人格范式，其核心要义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一介书生的羸弱之躯肩负匡时救世的伟大壮举，奠定了儒学积极有为、奋发图强、死而无悔的文化格局与精神基调。
高尚的教育，须鄙视奴性，抗拒市侩，抵制软萌，绝不会放纵自私，迎合势利，苟且投机，沆瀣市侩。在首鼠两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不可能有“阳刚之气”，其蝇营狗苟、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气质注定与阳刚之气格格不入！荀子《劝学》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为己之学”是修身养性、利国利民，“为人之学”是沽名钓誉、精致利己。这样的“小人之学”，怎么可能有阳刚之气？以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为例，《战国策》一书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风云诡谲的历史，保留了谋臣策士的身姿——“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这群魑魅魍魉式的饱学之士，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利用诸侯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怀鬼胎的心理，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创造了从容宽舒的生存空间，不择手段地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是春秋战国政体裂隙的寄生虫，是列国时代政治解体的畸形儿，朝秦暮楚，出尔反尔，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他们以舌为剑，词锋所指，往往烽烟狼藉，他们曾是时代的宠儿，却也最终沦为时代的弃婴。在他们看来，语言不止为交流，更是用来征服；
语言也不止为沟通，更可以杀戮，刘向曾言“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他们身上虽不乏个人英雄主义的特质，但绝非真正的“阳刚之气”。
生逢盛世，热望“阳刚之气”在青少年心灵深处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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