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肖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共同体价值取向和主体担当的新揭示、当今世界历史动力和重要特征的新阐释、价值分享焦点问题和路径选择的新论断，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共同关切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价值共享理论，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供了一剂良方，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让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
世界历史；
价值共享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世界性历史课题，习近平作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解答。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立论高远，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共同关切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价值共享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而且展示了中国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以及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价值取向。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一定人群或民族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从实质上说，任何共同体都与利益相关联、由利益相维系，不同人群或不同民族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从社会存在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现象，关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发展，关注主体利益实现的社会状态，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把共同体区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不同形态，并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维视角对性质不同的共同体给予科学界定，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和必然趋势。当今时代的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虽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仍然存在基于某种目的或具有不同形式的共同体。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而且反映了现时代人类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切和共同价值，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描绘了一幅壮丽蓝图。
真正的共同体是相较于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而言的。自然共同体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成机制的自发性。以血缘、家庭、语言等为基础自然形成的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利益的实现完全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人们之间具有依赖关系。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仍然是自然共同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粉碎了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形成了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以追逐货币、资本为旨归的共同体。从实质上说，这种共同体不过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p571)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由货币、资本等构成社会运转的杠杆和驱力，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从现象上看，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似乎是一种“平等交易”，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尤其是攫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人的依赖关系异化为物的依赖关系。尽管资本主义大力鼓吹自由、民主、平等、仁爱，并标榜代表全人类利益，但掩盖不了其剥削人民和掠夺社会财富的阶级本质，在虚假口号的背后、在资本统摄一切的现实中，工人生存状态的不自由和生活状态的悲惨性达到极致。显然，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只是代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政权组织形式，对于劳动人民实现权利却只能是一种桎梏。
人类社会历史演进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虚假的共同体必将由真正的共同体取而代之。真正的共同体是一种由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的社会形态，既区别于自然共同体，更不同于虚假的或冒充的共同体，其作为“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个人只有在联合中才能得到发展，二是个人发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p573)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共同体调节着个人行为方式；
个人不是阶级的成员，而是独立的个人和联合的个人。真正的共同体之于个人的价值意义集中表现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571)个人的发展是在共同体中实现的，只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与此同时，个人发展不是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而暂时组成的共同体，而是追求具有共同利益的持久的共同体。进而言之，真正的共同体是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即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基础上，“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p563)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消除了强制性、固定性的分工，充分保证人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和独特优势，个人的存在摆脱了对人、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成为全面发展的自觉自由的个人。由于真正的共同体既是个人的广泛联合，也是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断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53)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显著特征的阐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认识当今世界特征、把握世界发展走向以及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是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特质的科学预见的话，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是关于现实世界走向的科学揭示。虽然二者都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关注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聚焦于个人主体及其生存条件和发展状态，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既重视个人主体及其发展，更重视作为个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之基础和保障的国家主体的价值取向，尤其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p510)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寓意。其一，突出人类共同向往的价值目标，即把社会制度各异、经济文化各具特色的不同国家“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最终落脚点是“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其二，彰显富于时代特征的全球视野，根据当今世界的新特点，突出强调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以宽广的视野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终极关怀，谋求建立一个共生、共享、共赢的世界，从而超越了某些西方国家固有的狭隘性和利己性，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藩篱；
其三，关注各国和各国人民的主体合力，强调“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各国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成为其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构建，主体合力极为重要，必须由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参与构建的态度和作为也大相径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并非任何政党都能代表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针对“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突出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2)无产阶级政党是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不仅代表本国人民利益，而且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4](p51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勇于承担作为世界大党应有的责任，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从根本上说，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大小取决于其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即是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4](p51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切实步骤和重要标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担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职能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即把保护本国利益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结合起来，把争取共同发展和实现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方针。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履行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尽的义务，即使是在艰苦的年代，也向世界上那些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无私地为其提供帮助。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在世界发展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期间，中国不仅坚持“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迅速展开疫情防控阻击战，而且无私地向世界上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技术和疫苗支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自觉践行“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p20)的庄严承诺。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南北差距仍然十分突出，在各国内部也不同程度存在发展的差距。与此同时，国际秩序虽然总体稳定但局部冲突不断，霸权主义阴魂不散，弱小国家饱受欺凌，发展遇到严峻挑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某些西方国家制造的动荡局面，中国坚定地表达了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严正原则立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6]今天的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有条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彰显大国担当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与其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真正的共同体理论正是源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刻洞察和科学预见。历史的表象隐藏着内在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时间维度阐明了历史的继承性，从空间维度揭示了历史的开放性。作为开放的系统，历史不仅包括纵向的世代更替，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动态结构，而且涵盖横向的相互关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广泛交往而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和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从而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在不同时代，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特征则并不相同。基于对各国形势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视角阐明了当今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和重要特征，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实践基础上的客观过程，而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本末倒置的唯心史观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p541)。“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表征着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及其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在于各国人民的实践尤其是交往实践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近代生产力发展和世界普遍交往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成因和动力：“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的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p540-541)正是交往打破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封闭的屏障，从而建立相互往来关系，实行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分析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推动力量，阐明了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历史是经济、政治、文化的集合体，而经济是基础，世界历史始终是围绕经济展开的。近代伊始的全球经济交往成为世界历史的构成要素和推动力量，只不过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寓意。纵观人类发展史，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p566)历史地看，全球性的经济交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扩张的必然结果和资本追求增殖的空间形式，由此导致分工国际化、市场世界化，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独立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依赖着而且强烈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性大市场。诚然，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发挥着准备物质条件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却不可能完成世界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阐明了其具有超越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使命。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539)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即主体追求的共同性和客体归属的共同性。各国无产阶级虽然有国情和生活处境等的差异，但肩负的使命和目标是一致的，即争取共同利益；
而作为客体归宿的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世界历史性存在”表明，只有无产阶级肩负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创造世界历史。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肩负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要从物质层面解放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进而使之获得巨大发展；
而且要从制度层面消灭剥削，使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再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是满足人自身需要的条件；
还要从空间层面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更加普遍。显然，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具有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自觉肩负着为人类谋利益、为世界谋和平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涉及不同论域，包括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以及社会阶级结构及其使命等内涵，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为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经济全球化指明了方向。那么，当今时代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其显著特征又是什么？习近平关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实行开放合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对此给予了富于时代特色的科学回答。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核心要义在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携手前进，相向而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能。“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4](p401)现实地看，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为以往一切时代都不可比拟。一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
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带动新的产业革命，并给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4](p271)历史和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只能认识、顺应历史潮流，而无法改变世界发展趋势。如果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而选择自我孤立、闭关锁国，到头来，只会影响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运动规律，也是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因而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经济全球化表征着世界的开放性，而开放合作彰显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不同国家历史条件、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各有千秋，只有通过经贸活动才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如果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健康发展；
反之，如果以邻为壑、自我封闭，国际经贸就会停滞不前。国际经贸发展史贯穿着相通则共进、封闭则各退的客观规律，全球范围的开放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我国，汉唐堪称古代最为强盛的时期，而开放包容、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成就汉唐盛世的根本。然而，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当今世界，发展更彰显开放性，开放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力量，也是各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所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4](pp521-522)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跃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在于始终不渝坚持开放政策。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靠开放发展起来，并将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姿态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新贡献。
开放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当今世界的利益结构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我们不仅大力倡导、自觉践行开放合作、多边主义，而且提供了推进经济全球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运用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友好交往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挖掘新经济增长点、增强各国内生动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4](pp438-439)，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的包容胸怀，是推进开放合作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已然为沿线国家增加经济效益。
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居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反动思潮，人为地制造世界屏障，企图阻止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他们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面对反动逆流，习近平强调“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7]现实表明，开放合作是活跃世界经济的力量源泉，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只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只能让世界经济走向死胡同。事实上，企图让世界经济孤立起来的做法，改变不了历史大势，必然遭到历史规律的惩罚。正是基于客观规律和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开放合作和多边主义，反对闭关自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价值共享是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而平等是价值共享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价值共享，所以，真正的共同体必然坚持平等原则、实行价值共享。马克思指出：“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p231)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重要标志在于物质利益的最终归宿和社会主体的实际获得感。也就是说，平等和价值共享涉及社会的所有成员，意味着所有人共享，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共享，更不是少数人的共享。由此，恩格斯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即“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共享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价值共享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标志着中国发展具有新目标，也表征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新角色，更意味着中国要为人类作出新贡献，尤其是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新选择。习近平指出：“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4](p514)“同世界各国分享”的系列重要论断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焦点问题和路径选择的中国主张，赋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共享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最大的公平和规则意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价值共享理论的立论基础。平等权利和价值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但对于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来说，贯彻平等权利和实行价值共享具有不同的意味。具体地说，平等权利和价值共享之于中国发展，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共同发展，保障人民共享幸福生活；
平等权利和价值共享之于全球治理，就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应携手共商共建共享人类美好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最大的公平，也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5](p457)诚然，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长期以来，有些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所谓“实力”强行推行霸权主义，对于小国和弱国动则诉诸武力，致使其社会支离破碎，人民生灵涂炭。现实表明，全球治理必须坚持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必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从“最大的公平”出发，中国“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8]平等的发展权利体现的是“最大的公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都没有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权利体现公平，却不能保证公平，如果没有规则的保障权利就会落空，所以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都必须树立规则意识。对于全球治理来说，平等权利和价值共享必须有各国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则。《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和方法，理所当然要由成员国共同遵循，任何成员国处理国际事务都不应该违背，也不能搞实用主义。中国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谴责穷兵黩武的霸权主义，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并带动世界和平发展，这不仅有力回击了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也颠覆了那种习惯以西方价值标准为圭臬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的狭隘认知。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习近平针对性地阐明了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5](p459)规则既是平等的产物，也是维护平等的利器。以平等为原则的全球治理，必然要求充分尊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机会等的平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平正义、价值分享。
其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价值共享理论的实质意蕴。从实质上说，价值共享亦即利益共享，而其前提是共商共建。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断章取义，只有共同创造价值，才能共同分享价值。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利益，那种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的霸凌主义无论看起来如何强势，历史的逻辑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大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5](p47)。全球治理涉及各国发展和各国人民生活，必须以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顺应社会发展时代潮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价值，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必然要求全球治理事务由各国一起商量着办，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由各国一起建设，全球治理成果由各国一起分享。中国的这一倡导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诚然，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其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但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参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根据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承担一定责任。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指出：“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9]中国不仅从战略高度着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在实践操作上始终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在共商共建过程中实现利益分享。
最后，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的根本追求彰显马克思和恩格斯价值共享理论的现实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多维向度，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说，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或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才是根本追求。习近平指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4](p7)在人类历史上，丛林法则长期主导着全球治理，其结果是，一些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些国家的掠夺之上，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就是血与火的历史。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p871)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虽然针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样建立在血与火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反，中国主张构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7]无疑，这一论断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现实要求，也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担当。
为实现“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目的，中国倡导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倡导选择价值分享的正确道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共享发展成果的情形也就不同。中国人民共享发展与各国人民共享发展客观上存在差异，但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8]。新时代，中国更加积极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二是强调把握价值分享的内在逻辑。发展是创造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价值分享的前提条件，必须把共同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4](p201)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作出的选择。三是主张拓展价值分享的友好合作。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有优势互补，才能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8]，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拓展价值分享的友好合作应该坚持包容性。为此，中国力求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力求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体系，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6]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3-21(02).
[7] 习近平.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8-11-06(03).
[8]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9-04(02).
[9]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10-24(02).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D812
A
1008-4479（2022）06-0030-09
2022-02-20
肖潇（1981-），女，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 徐慧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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