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宏伟，杨晓霖
(1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2 南方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广东 广州 510515)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在《叙事与解释》(Narrativeandinterpretation)一书中提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被语言和时间包围，“叙事”是我们塑造语言和时间的重要手段。雷克(Reker)和张伯伦(Chamberlain)[2]在《探索存在的意义》一书中对“叙事”的看法是：人类通过制造意义来生活，也通过意义来生存，人类是诠释学的存在。可以说，叙事是“一个人对自我内化、不断发展综合性的故事”[3]。不过，生命叙事进程[4]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包含着“潜在不确定的过程”[5]。如果生命主体在某个人生过渡阶段，或在遭遇了某个重大的变故事件之后，没有及时与家人和周围亲友建立关于这个事件的叙事连接，导致主体的大部分“心力”停留在这个阶段或闭锁在这个事件里，而“身”却还要随着生命叙事进程向前推进，那么，主体的“心”和“身”就会处于撕裂的状态，导致严重的心身健康危机[6]。马克·弗里曼[7]于2000年提出“叙事闭锁”这一概念。“叙事闭锁”即生命故事提前被终止，进入终结或者缺乏生命力的状态。杨晓霖等[6]在其研究基础上，将“叙事闭锁”重新定义为：“把自己禁锢在停滞的故事空间里，无法吸纳推动叙事进程向前发展的生命状态”，并将其分为职业型、创伤型、疑虑型和老年型四种类型。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影响，闭锁在不和谐、缺乏开放性的生命故事里。因而笔者所在团队提出一种相对于老年叙事闭锁的类型，即“青年叙事闭锁”类型，并认为“叙事闭锁”这一情形在青年群体中尤为常见，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并为帮助这类叙事闭锁者顺利走出困境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和解决办法。生命健康叙事学语境下，人们各种身份的不断形成和生命叙事进程的正向推进是一个终生且核心的过程。青年群体向成年过渡的过程一般由四个阶段组成：完成教育、进入就业、离开原生家庭和组成新的家庭[8]。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爱情、家庭创伤、社会事业等内外在因素的影响，青年群体通常就会经历断裂危机，分别是：身份定位断裂、社会生活断裂和家庭生活断裂。
本文结合加里·肯扬(Gary M.Kenyon)[9]和杨晓霖[6]提出的“叙事闭锁”也可能发生在青年人身上这一观点，以杨晓霖结合文学作品和临床实践的叙事闭锁的分析模式为框架，对“青年型叙事闭锁者”进行分析，阐述其特征及表现。张隆溪[10]提到，科学是人的认识，人文同样是人的认识。尽管科学和人文至今有着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但远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互通、互识、互相为用的[11]。文学作品中青年叙事闭锁现象是对临床环境中青年叙事闭锁情景的再现和反映，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认识。短暂的叙事闭锁并不可怕，当跨越和走出闭锁状态后，人生将开启新的篇章，践行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叙事闭锁”概念一经提出后，常被用于各类叙事研究和实践中。莫尔森(Morson)[12]据此提到了一个“尾声时间”的概念，意思是“被剥夺了新的可能性，被掏空了自我更新的新机会”或者是“重要的故事已经结束，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13]这一概念可以理解成：正常的自我认同和叙述过程已经停止。通常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一个人经历关键转折点时，个人正向生命叙事进程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会受到诸多挑战。具体发生在青年这一群体上主要存在三种转折：身份定位、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改变。
人们普遍相信叙事性身份的首次构建是出现在青春期晚期和青年期[14]。进入这一时期的青年面临自我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还会经历各种身份的转变。玛西亚(Marcia)[15]在《自我同一性的验证和发展》一书中提到，“青春期经历的身份危机意味着一个人未来还将面临着其他的身份危机。一个良好的身份结构是不可能的。”玛西亚用暂停和成就的交替变化来描述人一生中的身份发展变化情况。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改变或者重新定义人的身份结构。不断界定或者认同自我身份是人类叙事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麦克·亚当斯(McAdams)[3]认为，“自我的叙事身份应与社会达成一致”，在生命故事的访谈中，主体可以通过对自我生命故事的讲述，以此来确定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情况。可以说，叙事身份“在生命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需要努力的项目”[3]。
青年完成自我成长和过渡也会经历一个社会心理变化的过程。当青年面临重新被定义和建构的新身份，此时如果受到一些不愉快或者某种创伤经历的影响，就会出现社会断裂的情况。玛西亚指出，探索和承诺贯穿人类发展始终。在探索和承诺之间，自我身份的发展会呈现出四种状态：同一性弥散、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同一性完成[16]。同一性弥散的身份状态呈现出：缺乏身份承诺，对实现承诺的探索过程无丝毫的兴趣。同一性延缓的身份状态表现为：有强烈的身份承诺，但没有个人探索的过程，例如，这一时期的青年接纳和吸收了父母的价值观，但还缺乏自我的主观意识和独立的判断能力。同一性早闭的身份状态，即青年正在积极地探索自我的身份，但对自我的身份形成缺乏坚定的承诺。不过当人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信仰、价值观和目标体系，进而就进入一个同一性完成的身份状态中[9]。
生命的不同阶段会经历不同的叙事成长，也对应着不同的身份认同。保罗·利科在《叙事性的自我身份认同》(NarrativeIdentity)一书中提到“自我认知是一种阐释，在叙述这种较为特殊的媒介中，人们不断地对自我生命故事进行阐释。”[17]人类的叙述活动最终都会指向主体的身份认同。通过叙述，主体完成了对自我的理解，建构起了个体和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基于叙事身份认同，保罗·利科又把“个人身份认同”分为“固定的身份认同”和“自身身份认同”，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对身份的认同滑向单一的极端时，叙事身份的连续性和生命的延展性就可能发生中断，由此就会陷入叙事断裂的危机中。
社会断裂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8]，主要用于解释后工业时代的法国社会结构。孙立平[19]借用“断裂”的概念，进一步来解释我国的社会结构，其重要表现包括如：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之间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断裂。当个体进入社会，面对诸如社会竞争、社会机遇、新的社会生活等情况时，无法适应这些变化，就会与社会脱节或被社会抛弃。
杨晓霖等[20]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叙事关系，长期处于叙事闭锁或叙事断裂状态，将引发严重的心身健康危机。在杨晓霖的理论框架中，叙事断裂指的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本应该处于人际叙事网络当中，但是由于生命个体本身的原因或者社会整体叙事生态的原因，导致其从人际叙事网络中脱离出来。本文借助“叙事断裂”这一概念来理解“青年叙事闭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因社会生活变化而陷入闭锁状况的青年处境。当这部分群体进入社会后，将面临扮演新的社会角色，以及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如果这部分群体由于叙事素养的缺失导致自己无法融入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这时他们的社会心理就会产生巨大落差和变化，新的社会文化对青年的冲击和碰撞，会让这部分群体措手不及，由此与社会直接产生断裂。
家庭也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社会化机构，强烈地影响着年轻人的日常言谈举止。比如，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会经历剧烈的转变，大部分人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脱离过去充满依赖性的生活，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过去的经历和即将面对的未知，会给这群年轻人造成一种感知：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家庭生活存在着断裂[21]。一方面，他们从“受保护的成长环境”中分离和独立出来；
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会让他们对家庭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以及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22]。
此时，青年如果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弗里曼提到的“死胡同型”“极限目标型”“追悔莫及型”“撞向至暗型”四类闭锁情况[23]。“死胡同型”叙事闭锁情况，主要表现为个体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人生的结束，没有其他方向可预期，并将长期陷入这种状态；
“极限目标型”的状态，表现为主体感觉倾尽全力，不再有其他目标；
“追悔莫及型”的情况是，认定过去发生的事无法改变，并造成了现在人生进程的中止；
最后是“撞向至暗型”的情形，指的是对现状的绝望，感到人生无望[24]。
青年阶段往往会经历如疾病、爱情、家庭创伤以及社会事业四种主要变化，这一阶段的种种经历对于青年来讲都是人生的重要转折。面对新的挑战和挣扎，他们需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地定位和认识，并认清现实的社会境况，与此还要解开过往家庭经历、教育经历对他们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人生意义进行新的阐释。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5]的《床上的爱丽丝》(AliceinBed)中的青年主人公爱丽丝就因疾病陷入叙事闭锁中。戏剧中，爱丽丝长期饱受着精神和身体双重折磨，陷入叙事闭锁状况多年，整日抱病卧床，蔑视命运、陷入绝望、一心寻死。这样的生活直到被一个年轻的小偷所打破，年轻人的闯入，唤醒了爱丽丝内心对外界的渴望，“外面的世界多么广阔”，由此主人公生出了强烈的打破闭锁的决心，发出“让我醒来”的呼喊[2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角人物列文因爱情受挫，陷入了闭锁。面对心爱之人吉娣，他自卑且缺乏信心，表白被拒后，万分痛苦，想到“求婚被拒绝的耻辱，就会面红耳赤，浑身哆嗦”，并且这样的状态长期持续着[26]。此时的列文陷入了“死胡同型”的闭锁中，被拒绝的耻辱感一直折磨着他，痛苦的回忆也逐渐将他吞噬，一时间列文的生活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路易斯·兰德罗(Luis Landero)[27]的《细雨》(Llu-viafina)中，加夫列尔一家的三个孩子因家庭问题陷入了叙事闭锁。父亲突然的离世，三个孩子“从青春期一下子变成成年人，心理和性格在一瞬间改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三人时常陷入沉默和孤独的状态。这种情况也使他们后来组建的新家庭处于分崩离析的窘境之中。过往的创伤，让他们“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了童年”。
司汤达创作的长篇小说《红与黑》[28]中的主人公于连，因在职场的不如意和理想的破灭而陷入叙事闭锁中。作为木匠的儿子，当他接受完教育，经过社会的洗礼后，他才意识到尽管自己拥有着惊人的天赋和进取心，但能选择的职业仍旧十分有限，阶级之间的壁垒始终无法突破，这种身份的错位感，让他在事业和社会中频频受挫。造成主人公于连闭锁的主要原因是：现实与他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新的变化和现实让这个青年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这就造成主人公于连与家庭和社会产生了断裂。
青年人进入社会后，会面临生活、工作、情感诸多变故，这一阶段充满着磨炼和努力。青年叙事闭锁是指青年生命叙事者认为自己的生命叙事进入尾声，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从而让自我的叙事进程陷入终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叙事闭锁者是自己将生命进程设定为停滞这一状态，并非真正停止，也由此影响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阐释。因而陷入叙事闭锁的青年需要在这一成长发展阶段，直面各种挫折和挑战。“叙事闭锁”“叙事赋能”“文学与医学”等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的临床实践中，对于国内学界还是有待研究的领域。外国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叙事闭锁”现象与之相应的解决方法，能为我国临床环境中面对同样困境的青年，提供一定的参考。
生命健康叙事语境下，笔者认为生命主体在经历人生重要转折期时，如果有生命健康叙事实践者积极引导和介入，这些陷入困境的青年人就能打开局囿，走出困境，从而丰富他们人生的意义，并实现多元的社会文化价值，以此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叙事介入存在着多元的形式和途径，包括青年的文学叙事阅读与分享，青年社团中的交流等活动，核心都是在强调叙事对青年人的人生意义建构的重要价值，以及对青年人心身全人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倾听他们面对的危机和困境，帮助他们重新审视、反思和阐释他们的人生故事，以此走出叙事闭锁的困境[29]。当叙事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时，固化的生命主体、停滞或负面的故事将会转化进入另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生命叙事进程中，主体在此能够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动态叙事空间中，藉此引导自己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关注叙事，并注重青年叙事素养的提升，能引发生命主体在行动、认知甚至是命运上发生内在的自觉转变。
一般而言，叙事闭锁是生命意义出现危机的重要信号，是一种暂时性的失常状态。青年阶段会经历身份定位、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种断裂危机。这是导致青年人陷入闭锁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他们产生焦虑的重要源泉。正如前文提到的“爱丽丝”“列文”“加夫列尔”以及“于连”等，在他们人生刚刚起步和发展阶段，先后经历了生活、家庭、社会以及职业的种种变化。当他们遇到挫折，以及颠覆过往认知价值观的问题出现时，他们便陷入一种迷茫和自甘堕落的状态中。一是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定位和认识，二是自我在挫折和不顺中过往的观念不断被修正，致使这些人物陷入叙事断裂之中，并将自己闭锁起来。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生命叙事的进程中面临着各种顺与不顺，学会正视这些顺和不顺，才能不断获取和积累生命叙事的智慧[30]。
陷入叙事闭锁的青年人，往往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导致自我失去社会交往能力或是失去自己作为故事主角的叙事能力。对于青年叙事闭锁者，他们将生命叙事的开放性让位给了叙事的稳定性，当后者占据绝对地位，就会形成一道坚实的叙事壁垒。不过采用叙事介入的方式，可以适当打破这一僵局，采取积极的生成方式，比如，在现实生活中，青年可以通过与社区内有爱心、有资源的成年人建立联系或者沟通交流，重新发展叙事能力[31]。这些关系也可以为这些青年提供信息帮助，促进这群青年的学术、个人和职业成长。同辈人或者网络媒体也可以为这些青年提供更大的舞台进行自我身份定位和自我能力培养。青年闭锁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叙事经验，所谓叙事经验即：个体对自我最消极和创伤性经历进行重新理解和赋予意义的累积[32]。此外，青年人还可以通过实习、兼职、做义工等方式，积极地接触社会和尝试各种工作挑战，给自己创造机会，从而不断化解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积极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转变，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累积成长中所需要的叙事智慧，积攒叙事资本。
另外，还有专门的生命健康叙事机构，比如全国各地创建的“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培养了多批叙事医学师资团队，这些训练有素的师资力量来自不同年龄阶段，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他们拥有的叙事资本和积累的叙事智慧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积极探索和尝试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并鼓励年轻人积极面对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挑战，以此取得更多的成就，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认可。在第十届中国叙事学研讨大会[33]上，杨晓霖分享过发生在全国首家生命健康叙事中心的一项真实案例。青年学生阿杰(化名)是一名胰腺癌晚期患者。患病期间，阿杰拒绝与他人沟通交流，情绪总是很激动，处于典型的青年叙事闭锁状态。叙事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与阿杰父母沟通后，才得知阿杰在11岁那年，未经父母许可，带着4岁的妹妹去外婆家，结果妹妹被车撞伤，在医院治疗6天之后，不幸去世。这段创伤经历给阿杰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和伤害，他也长期陷入自责之中，自此之后阿杰一直处于叙事闭锁状态。叙事中心工作人员运用叙事智慧帮助阿杰修复这段创伤经历，他们推荐阿杰阅读了日本作家安房直子的《原野之音》，故事传递哥哥对妹妹的思念，以及生命的无常。当阿杰意识到这些时，处于闭锁状态的他终于敞开心扉，打破了过去和父母零交流的叙事断裂状态，接纳彼此。在阿杰生命最后的日子，也不再有太多情感牵绊，坦然接纳了死亡。文学叙事作品的介入或者推荐需要适当的铺垫和一个契机，这可以帮助患者疗愈心灵的创伤，走出闭锁状态，迎接新生。
医护人员可以多尝试运用叙事人文照护的方式让患者及其家属重新审视和反思他们的人生故事，治愈是对生命故事的再次阐释。阿杰这个生命主体通过阅读有针对性的绘本，个人叙事素养也得到了提升。这里的叙事素养即生命主体在叙事文本细读训练的基础上，所具备的聆听、想象自我和其他生命主体的独特视角故事，建立与自我和他人的人际叙事互动关系，理解自我和他人的情感、困境和需求，对其进行及时、有效回应的一种人际素养。生命健康叙事实践者的积极介入和帮助让患者的人生价值，人际关系、对生老病死、疾病、健康的认知、思维方式、生命状况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通过上述方式，我们发现叙事赋能包括多方面的途径，一方面可以通过推介陷入闭锁状态的青年阅读经典的文学叙事作品，从而来对抗主流叙事中闭锁造成的消极叙事状态；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群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从个人(社交网络的分享)、家庭(日常叙事连接)、社会(健康和谐的社会叙事生态)等多个层面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故事的讲述，从而重新获取自我的叙事能力，实现自我的新成长。解除旧故事的闭锁，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新的生命叙事。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对话与反思，解构过去的思维模式，打破“死胡同型”“极限目标型”“追悔莫及型”“撞向至暗型”这一类的闭锁情况，让新的价值被内化。
主体及其存在具有有限性，陷入闭锁情境的青年，他们面对的障碍是无法掌控自身的生命叙事，由此也就无法形成健康、动态的叙事身份[26]。通常而言，叙事身份是在自我内化和整合过程中形成的，是人对自我发展的一种认可方式，也是一种归属[6]。故事是生命的展现，当一个人在进行故事讲述时，个体也会对自我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位，审视过去，并重构未来。加拿大医学社会学家亚瑟·弗兰克年轻时也曾因疾病，陷入过叙事闭锁状态。1995年，他以患者身份出版了《受伤的讲故事者》，总结出了三种疾病叙事类型，分别为“恢复健康叙事”“混乱叙事”以及“求索叙事”，这些叙事方式帮助他讲述了自我的故事，直面痛苦，并通过接受疾病完成了他对生命旅程意义的追寻[34]。
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能为其提供富有意义和成效的叙事资源，这也是走出闭锁的重要条件。陷入闭锁的青年会认为：他们的叙事能力已经消失，自我的人生故事已经完结，只能接受无法言说的叙事命运[32]。因而寻找到一个最佳契机进行及时有效的叙事介入和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临床实践中，当叙事中心的工作人员为这些闭锁者推介一些虚构或是非虚构的文学文本，这些极富有想象力的内容，可以激活闭锁者叙述情节的能力，帮助他们开启对人生新故事的讲述。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获得一种叙事反思力和叙事复元力，并被赋予新的叙事智慧和生命意义。与此同时，生命健康视野下，健康领域从业者也需提升其叙事素养，倾听、记录，抑或是和患者家属共同创设故事，为他们的生命叙事进行赋能，从而更好地帮助闭锁者实现吐故纳新。
本文概述了一个新概念和新分类：青年叙事闭锁及其面临的三种叙事关系断裂的危机，分别是身份定位、社会和家庭叙事关系的断裂。通常而言，人的身份认同的中断可能发生在任何阶段。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叙事闭锁的情况，往往和社会、家庭等因素有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稳定和断裂的阶段可能会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交替出现，任何阶段都需要一个对自我生命故事再次阐释的机会和生命意义再创造的过程。由此，对生命的叙事研究，或者说对叙事闭锁的研究应该放置于一个跨学科的框架内进行，并在此基础进一步发展出叙事青年学，帮助青年实现个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平衡[35]，让生命主体保持叙事的开放性和稳定性，这样青年心身全人的健康目标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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