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任
战争遗迹不仅记录着战争的历史，也参与塑造了关于战争的记忆。自甲午战争始，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刻意保存并重塑了不少战争遗迹(以下简称“战迹”)，如旅顺的战迹。它们被纳入近乎制度化的观光事业中，作为精神动员的工具而被利用起来。(1)ケネス·ルオフ(Kenneth J. Ruoff)著、木村剛久訳『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朝日新聞出版、2010年、213—215頁。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类似的战迹开始出现在上海和南京等地。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围绕战迹的记忆实践进一步扩展到东南亚各地区。可以说，战争时期的战迹是日本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
目前，学界对战迹的关注侧重于战后的处置与利用，而对战时情形的研究相对不足。(2)李鑫：《中国抗日战争遗迹、遗物、纪念设施现状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6辑，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9页；
金周溶、廉松心：《中国辽宁省境内“九·一八事变”遗迹及其有效利用》，《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福間良明「『戦跡』の戦後史 : せめぎあう遺構とモニュメント」岩波書店、2015年；
寺石悦章「沖縄の戦跡観光 : 慰霊から平和学習へ」『宗教と社会』第19巻、2013年6月、191—193頁。在并不很多的研究中，大平晃久以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在新加坡的“圣地”建构为主题，讨论了战迹与高丘亲王遗迹两种“圣地”的确立及其竞争关系。(3)大平晃久「南進の『聖地』昭南の成立-戦時下における高丘親王顕彰と戦跡巡拝-」『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4巻、2018年2月、281—290頁。另外，粟津贤太也提出，在民族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成过程中，战争所引发的群体性追忆起到了极为突出的作用。(4)粟津賢太「記憶と追悼の宗教社会学：追憶の共同体をめぐる考察」『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報』第26号、2016 年、29頁。
鉴于此，本文将以日军侵入南京的第一座城门——光华门战迹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战迹与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关联和互动。如所周知，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的概念。它强调记忆的群体属性和建构特征，尤其注重群体成员间的交往互动之于记忆存续与变迁的关键意义。(5)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中译本参见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问题是，群体成员的交往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会凭空展开，而要以特定场域为依托。此种场域既需要作为实体的物质性，也应具备作为象征符号的抽象性。(6)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0页。围绕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实践正是如此：从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到直接前往战迹现场进行巡礼活动，再到对战迹的表象与再表象，无不在塑造光华门战迹的同时，建构着战时日本的集体记忆。在战争持续进行、形势日趋紧张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集体记忆的战迹塑造并强化了战时日本对战争的认知与认同，并为战时日本的精神动员提供了持久的助力。
在日军的诸多占领地中，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
而在南京的诸多战迹中，光华门是日军“率先入城”的地点。因此，自1937年12月日军进入光华门始，光华门战迹就成为战争时期最为著名的战迹之一，相关的神话也同时被制造和传播开来。
南京保卫战时，光华门有一重内瓮城。进入该处的日军是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其长官为胁坂次郎，故称胁坂部队。1937年12月9日凌晨5点左右，胁坂部队到达光华门外，战斗随即打响。至10日下午5点，第一大队队长伊藤善光令第一中队发起突击，第四中队紧随其后，并很快进入城门之内。此时，胁坂立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确保光华门”！(7)以上关于胁坂部队攻入光华门的作战情况，参见「中支方面に於ける行動概要 歩兵第36連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93100、自昭和12年9月9日至昭和14年7月11日、第3—17、25—30画像(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结果，据日方资料记载，日军在光华门一带战死257人，伤546人(8)「中支方面に於ける行動概要 歩兵第36連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93100、自昭和12年9月9日至昭和14年7月11日、第35画像(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作为比较的是，在中国军队防守更为严密的中华门一带，日军战死223人，伤1041人。(9)「中華門の戦跡」、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534100、昭和13年11月、第5画像(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这些数字未必绝对准确，但大体可以表明日军在光华门的战死比例远高于其他地点。这是胁坂部队“率先入城”的代价，是中国军人顽强抵抗的结果。不管怎样，胁坂部队“率先入城”，关于光华门战斗神话的“第一幕”随即上演。
12月10日晚，就在胁坂部队进入城门后不久，相关报道以号外的形式将消息传入日本。(10)「南京城門に日章旗！皇軍怒涛の如く突入 城内で市街戦」『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12月10日第二号外。「皇軍、光華門を占領 脇坂部隊南京城内に突」『大阪朝日新聞』1937年12月10日第二号外。次日晨，《朝日新闻》(11)1940年9月1日之前，该报分为《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两支；
此后，两支合并为《朝日新闻》。简省起见，正文中通称为《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要报纸纷纷发表大本营正式公布的消息：“军之一部于12月10日下午5时占领光华门，城墙上日章旗高高飘扬。”(12)「歴史に刻む輝く大捷 南京城門に日章旗 城内の残敵頑強抵抗」『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1日、1頁；
「感激の十日 首都を占領 光華門脇坂部隊誉れの一番乗り 全線一齊に突入市街戦展開」『読売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1日、1頁。除此以外，《朝日新闻》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胁坂部队攻入光华门的整个过程：“9日上午5时半到达南京城光华门正面的胁坂部队，冒着城墙之上的枪林弹雨，对敌军最后的抵抗持续进行极其凄壮的攻击，10日下午5时拼死爆破成功了，光华门的一部分被破坏，我军迅速突入。5时20分，城墙上高高飘起日章旗。此时，沐浴着西沉的夕阳，我首先登城的勇士全力挥舞着日章旗，看到这一意味着敌都南京陷落的场景，我等不禁流下感激之泪。”(13)「歴史に刻む輝く大捷 南京城門に日章旗 城内の残敵頑強抵抗」『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1日、1頁。(引者按：原文即放大字体)这篇报道并不可信，当时的胁坂部队虽进入光华门的第一道城门，但遭到中国军人的有力阻击，并未真正入城，也未能登上城墙。在次日的夕刊中，《朝日新闻》不得不改口说“南京陷落的命运已经近了”。(14)「敵の回答遂に来らず 皇軍·断乎攻略の火蓋 南京落城の運命迫る」『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7年12月11日、1頁。同样地，《读卖新闻》也有相近的虚假报道，并很快自我“更正”。(15)「海軍機爆撃 南京攻略戦」『読売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1日、1頁；
「今朝南京城猛攻撃 工兵隊光華門を爆破 砲声殷々城内の敵と激戦」『読売新聞(夕刊)』、1937年12月11日、1頁。
光华门神话的“第一幕”草草收场，而更多的神话仍在制造中。1937年12月13日早上，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日本国内(16)直到12月13日下午4时，上海派遣军才正式发布攻入南京的通告。参见「南京城内·皇軍の奮戦 遂に国民政府占領 パネー号事件」『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12月13日号外。，《读卖新闻》在朝刊第1版以五分之四的版面展示了三张日军爆破光华门的图像。(17)「南京城門爆破！」『読売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3日、1頁。次日，该报的朝刊头版头条继续展示光华门的爆破场景。(18)「悲壮！軍旗に決別する工兵決死隊員 南京城門爆破の直前 南京攻略戦」『読売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4日、1頁。如果说《读卖新闻》把从事爆破的工兵作为神话的“主角”，那么《朝日新闻》则更关注到达城门内和城墙上的士兵。(19)「南京城一番乗りを観戦 爆破の穴へ決死隊 見る間に日章旗 腕も折れよと振る姿」『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2日、11頁。其中，尤以伊藤善光最受关注。伊藤是日军在光华门的战死者中职级最高的一人，少佐军衔。12月13日，《朝日新闻》描绘了伊藤指挥作战和中弹时的场景：“伊藤少佐指挥部下，意气冲天！敌人发射的非人道的毒瓦斯、手榴弹如雨般袭来，其中一枚不幸命中。”(20)「死を以て守り続く 一番乗り日章旗 伊藤少佐城門に散る 独眼竜の猛将」『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3日、11頁。这里的描绘虽还不甚具体，但已经预示了伊藤在战争时期的“英雄”形象必将成为“美谈”。(21)朝日新聞社編『上海·北支戰線美談』第4輯、朝日新聞社、1938年、35—39頁。
在诸多被宣扬的“美谈”中，最为著名的是伊藤善光在战死之前的点名。1937年12月19日的报道已开始出现相关描述，但缺少细节。(22)「光華門に偲ぶ·軍神伊藤少佐 重傷の部下を小脇に火中·慈愛の点呼 壁上に毅然“鮮血の像”」『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19日、11頁。1939年10月19日夜，原伊藤部队的遗属和士兵拜访了伊藤的家人，再次说起了那次“悲壮的点名”：光华门内，在沾染鲜血的日章旗下，伊藤抱着重伤的士兵呼喊着部下的名字：“葛野中尉在吗？山际少尉，杉山少尉，村田军曹，你们在吗？”就在这时，一枚手榴弹击中了伊藤。(23)「光華門勇士の遺族つどう 部隊長の未亡人が“涙の点呼” ようこそ皆さま」『読売新聞(朝刊)』、1939年10月20日、第7版。这一场景描绘成画，名为《光华门上慈爱的点名》。(24)国史名画刊行会編『興亜の光 : 聖戦美談』省文社、1939年(无页码)。通过交谈、文字和图像等方式，光华门内点名的场景进入日本国民的记忆之中。(25)川島渉、伊東峻一郎『少年愛国戦陣訓物語』小学館、1941年、162—177頁。至于其真实性，在场者之一森国年男的战场手记似可参考：
伊藤部队长抱着受伤的士兵，含泪说道：“日章旗下含笑而死吧，我随后就到。”我也心有戚戚地流泪了，想都没想地奋勇杀敌。这时，慈父一般的伊藤部队长在光华门内名誉战死，没有留下任何遗言。(26)「今ぞ判る一番乗りの勇士 戦友の屍に埋れ死守 勝てり 陛下の兵 光華門地獄の60時間血涙記」『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7年12月23日、11頁。
由此看来，即使伊藤善光确曾点名，也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弹之时。退一步说，即使点名发生在伊藤中弹之时，这件事对森国而言也并不是特别值得书写的事件。只是，在经过不断渲染之后，这件事才为人所知。进而言之，光华门的战斗固然激烈，但也要经过神话化的处理，并通过各种媒介宣扬之后，才进入日本国民的记忆之中。此后，光华门便成为日本进行精神动员的绝佳场域，吸引着无数日本人来此进行战迹巡礼。
如果说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开启了战时日本关于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实践，那么相伴而生的战迹巡礼则以更直接的形式塑造着战时日本的集体记忆。在此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巡礼者直面战争遗留的痕迹，从而建立并强化其对战争的认知与认同。在此意义上，战迹巡礼在建构关于战迹之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战迹巡礼表现为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当数旅行中的战迹巡礼。在战争时期的日本各类旅行指南中，战迹常常是重点推介的对象。例如，在1939年出版的《最新中国旅行指南》中，作者就以理所应当的语气写道：“到了南京，除了战迹以外，原国民政府之迹、秦淮河以及中山陵是三个最应该去的地方。”(27)後藤朝太郎『最新支那旅行案内』黄河書院、1939年、186頁、196頁。甚至，上海、南京等有诸多战迹的地方，已经形成了战迹巡礼的明确路线(28)如《上海》一书就对上海战迹的参观路线作了较为明细的安排：从吴淞路旅馆出发，经北四川路老难子路(坑洼地带)、北停车场、商务印书馆等，参观广中路、江湾镇、大场镇、闸北等激战地，前后历四小时左右。参见藤井清編『上海』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 (日本国際観光局)、1939年、75—76頁。，从而使战迹巡礼近乎制度化。
如果说旅行观光带有私人性质和娱乐色彩，那么日本官方安排的活动则明显具有公务性质和政治色彩。1938年4月12日，时任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来到上海。至15日的几日间，他先后去了吴淞口、大场镇、南京、杭州湾等地的战迹，访问了多支部队，并慰问各地伤员。在南京时，他参观了雨花台和光华门两处战迹，听取了关于当时激战的讲解。(29)「上海·南京の杉山陸相」『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8年4月22日、3頁。像这样的日本官方的活动还有很多，战迹巡礼都是其中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甚至是一些外国来访者，日军占领当局也会安排战迹巡礼的活动。1938年6月22日，法国远东军司令官到达南京。在日本海军少佐的指引下，他参观了光华门、中山门等地战迹，并游览了中山陵、玄武湖等名胜。(30)「仏長官、南京を視察」『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8年6月23日、2頁。在此，包括光华门在内的战迹巡礼成为日军“勇猛”的证明。
除了日本官方安排的活动，由官方为民间团体安排的战迹巡礼亦有不少。1939年举办的日本“小学校教员大陆视察团”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该团为朝日新闻社组织，以文部省为后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资助，分“北上团”和“南下团”两支队伍。其目的为：“寻访皇军在大陆的勇战之迹，怀着感激之情，认识当地新东亚建设之圣业，以贡献于后方小国民之教育。”(31)「大陸派遣教員·帝都の代表 精勤記録の主、淀橋第七の能勢校長」『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9年4月22日、10頁。其中，寻访战迹居于首位。实际上，“勇战之迹”不需要该团独自寻访，各地的日军占领当局已经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南京，一名少佐级军官亲自负责招待和指引工作。“他以颤抖的声音讲述着率先登上光华门的胁坂部队伊藤善光中佐‘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战死的场景，以及首先登上中华门城墙的长谷川部队安藤伍长的勇猛行动，一行人纷纷表示：‘这些故事必须进入儿童教材。’”(32)「先生たちの大陸視察動静 北上団 光華門に偲ぶ」『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9年5月17日、2頁。将战争故事纳入教材，从而“贡献于后方小国民之教育”，以建立和强化“小国民”对于战争的认知与认同，正是该团此行的最终目的。而光华门战迹，则是“小国民之教育”的重要素材。
还有一些团体或个人未经日本官方的邀请，便自发来到日军的占领地。1938年4月，日本福冈县土木建筑承包业行会联合会以慰问军队和“考察”防空设施的名义，来到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为期两周。他们的活动完全是自发组织的，非但卫生防疫、团规团服、经费预算、船票，以及慰问品的购置等均独自完成，而且还需要向本地官方和军方提出申请，从而获取介绍信。4月11日晚，该团到达南京，随即拜访当地驻军，商讨具体的行程安排。从次日早上8点至晚上7点，他们在石松中尉的指引下，巡礼光华门等处战迹，并游览了南京的诸多名胜，参观了多处防空设施。(33)『中支皇軍慰問並に防空建築視察報告』福岡県土木建築請負業組合聯合会(非賣品)、1938年。总之，尽管该团的出行是独自决定和组织的，但从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到进行过程中的行程安排，都需要军队方面的支持。在战迹巡礼方面同样如此，南京的占领当局甚至如接待官方团体一样，巡礼前会商定行程路线，巡礼过程中安排专人指引、讲解，以保证巡礼者在巡礼战迹的过程中能够按照他们的预期建立起关于战迹的记忆，形成对战争的认同。如此，战迹巡礼方可达到精神动员的效果。
此外，南京日侨的战迹巡礼也不应忽视。对他们来说，光华门既具有“神圣”性，又近在眼前。尤其在南京陷落纪念日之时，他们就会被占领当局组织起来，举行庆祝活动，并到光华门和中华门等战迹之地进行巡礼活动。1938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一周年时，国防妇人会南京本部在日本人小学校举行成立仪式，随后举行“南京陷落庆祝仪式”。下午，三十多辆卡车载着日侨先后到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和挹江门等战迹进行巡礼，“清扫墓地，举行参诣，以感谢英灵。在光华门，他们还听取了大西少佐的现地讲演。”(34)「南京陥落1周年 きょう感激の式典 思出の戦跡を清掃」『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8年12月14日、1頁。次年同日，类似的活动如期举行。(35)「建設2年 新生南京の姿 あす皇軍入城2周年 沁み渡る日支提携 人口60万·繁栄の喜」『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9年12月12日、3頁。可见，在对占领地日本人的精神规训和组织动员中，战迹巡礼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么，光华门战迹究竟呈现出何种样态呢？更准确地说，巡礼者从光华门战迹感受到、联想到什么？1938年，日本诗人佐藤惣之助以从军记者的身份来到南京，并创作了《光华门》一诗：“战车反复冲击而不毁/炮弹轮番轰炸而不破/这城门是中国的精灵/士兵以血肉之躯作炮弹，终于冲破/作为神国日本的火焰而冲破/我为这神圣的火焰而感泣！”(36)佐藤惣之助『怒れる神 : 従軍詩集』足利書房、1939年、144—145頁。(引者按：原文即加粗)佐藤的诗描绘的是他在光华门想象的战争场景，而在他的笔下，这是一幅闪耀着神圣之光的画面。光华门之战结束后，惨烈的战斗留下了惨烈的战迹。城门东侧的城墙因猛烈的炮击而坍塌，形成了一个从地面连接到城墙之上的斜坡。城墙外杂草丛生，土堆中掩埋着中日两军的各式各样的弹壳。中国士兵的遗骨、破旧的头盔，以及残存的军服等，因风吹雨打而暴露在外，无人问津。其破败惨淡之象，与日军崭新的墓标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墙的墙面上，城门洞内，留下的血迹渐渐模糊，无数的弹痕则清晰可见。(37)以上关于光华门战迹的描述，参见「破壊の跡に敢然、不屈の努力 涙ぐまし·我が宣撫班」『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8年6月30日、3頁；
岩佐喜代子『女の見た戦場』宏英社、1942年、27—36頁；
小林橘川『隨筆：支那』教育思潮研究會、1943年、118頁；
宇原義豊『江南紀行：写真と国防』山水社、1943年、32頁。
即使没有占领当局的解说，战迹本身也足以诉说战斗的激烈程度，但战迹所能表达的信息终究还是有限的。若无引导，战迹巡礼将会引发不同的观感。例如，土山铁次就是孤身来到光华门的。在城墙上，他看到了写着“突击路开设之迹”的木标，不禁赞叹日军的“赫赫战功”。但接下来，他并没有表达对以伊藤善光为代表的光华门战死者的感激，而是联想到全面战争爆发之初的战死者梅林孝次。(38)土山鉄次『怨を毀つ涙の握手 : 事変下大陸慰問伝道記』日本自由メソヂスト教会出版部、1939年、136頁。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占领军方面会近乎制度化地安排专人在旁讲解，以最大限度地建构日军神勇的集体记忆，进而实现精神动员。而在中国人看来，这里更多地是记录国仇家恨的地方。甚至，光华门上一度还有过“誓復国仇”四个大字。直到一个日本人注意了它的存在，才找到当地驻军将其清除。(39)光勇星郎述『中北支より满鲜ヘ』真相通信社、1938年、17—18頁。
总之，对战时的日本人而言，无论何种身份，出于何种目的，一旦来到南京，基本都会到光华门进行战迹巡礼。在这里，他们感受到战斗的惨烈，并通过解说人员讲述的战斗神话实现情感的共鸣与激荡，从而产生日本军方所希望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光华门战迹逐渐成为更大范围的群体，乃至所有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战迹巡礼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力，而多数的日本人则没有到过南京。于是，各种媒介对光华门战迹的表象与再表象，便成为建构战时日本关于光华门战迹之集体记忆的主要途径。
作为物质实体的战迹不可复制(40)福間良明「『戦跡』の戦後史 : せめぎあう遺構とモニュメント」、8—9頁。，但通过文字(游记、诗歌、小说等)、图像(绘画、照片等)、声音等形式的表象与再表象，不可复制的战迹便会以可复制的样态呈现出来。
文字方面，小说与纪实文学往往承载了关于战争的大量信息，其重点也大多放在人物的刻画与事件的叙述上。以纪实文学《胁坂部队》为例，该作品以岸中队(即胁坂部队第一中队)的战斗经历为主线，以光华门之战为高潮，描述了该部队的整个作战过程。(41)中山正男『脇坂部隊』潮文閣、1940年。在步兵中佐松井真二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皇军的精神团结，特别是以岸中队为中队团结的一个典型案例如实书写，真实无差”是最受关注的部分，被称为是“本书的意义之所在”。(42)松井真二「『脇坂部隊』序」、中山正男『脇坂部隊』(无页码)。在此情况下，战迹表象是作为被叙述的战斗神话的证据而存在的。
相对而言，篇幅相对较短的散文和游记反而会对战迹本身进行更为集中的刻画与描摹，并记录作者本人的所见所感。这些文章一般会描写光华门战迹的现状，并重点呈现其弹痕、遗骨、墓标、荒草等带有惨烈而悲壮色彩的意象，以此折射出战斗之激烈。而在激烈战斗中取胜的日军，自然成为推崇和歌颂的对象。另一类文章则着重呈现战迹现场的“温馨”画面，使其所表象的战迹别有意味。例如，熊谷辰治郎就注意到，在伊藤善光墓前，“像是刚刚采摘的野菊花立在墓前，干枯的丛中显得格外清爽”。虽然他也说这场景“让人感觉更加悲伤”，但他的悲伤中已融入了些许的欣慰。(43)熊谷辰治郎『大陸襍記』日本青年館、1940年、118頁。确实，对当时的日本读者而言，这样的描述更能挑动他们的情绪。
诗歌是一种更注重抒情的文字，而在关于光华门的诗歌中，流传较广的当数联队长胁坂次郎所写的一首汉诗和一首和歌。两首诗均作于南京陷落的当天早上。汉诗为：“力攻占据光华门，南京城垒为之陷。晓云忽散飜旭旗，感激皇恩拜东天。”和歌为：“勇士阵亡，无限感伤。幸赖胜利，祈祷荣光。”(44)胁坂次郎题字，中山正男『脇坂部队』(无页码)。原文为：“亡くなりし つはものたちに 榮えあれと 勝利の に 祈るかなしみ。”或许是文体的差异，日文写就的短歌流行更广，甚至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45)「皇軍慰安の夕 南京城光華門一番乗り 脇坂部隊長の詩歌 ほか」『読売新聞(朝刊)』、1938年6月30日、6頁。此外，文学家中勘助创作的一首自由体叙事诗也较为著名。该诗描绘了光华门之战的激烈场面，刻画了以伊藤善光为代表的日军士兵的“勇猛”形象。(46)『中勘助全集』(第十四卷)岩波書店、1990年、145—150頁。很快，这首诗也被谱写成曲，作曲者正是当时日本音乐界的领袖之一桥本国彦。当诗歌与音乐相结合，其感染力便被放大(47)直到今日，日本的一些反战者也认为，虽然这支交响曲不应再被演奏，但就乐曲本身而言，其感染力的确不容否认。参见「戦争に殺される音楽」(2014年7月3日)、にっぽんの旧聞：https://www.history-japan.info/2014/07/blog-post_5307.html、2022年7月14日。，其传播途径与范围也进一步扩充。1944年，该曲发行的唱片还获得日本唱片协会颁发的唱片文化奖。(48)「交声曲光華門 ニッチク」『読売新聞(朝刊)』、1944年5月23日、4頁。一方面，这可以视为光华门战迹已成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标志；
另一方面，这也让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中的地位。
文字不仅可以与音乐结合，也常与图像同在。1938年端午节，日本国内给驻扎南京的堀内部队寄赠了日本传统的鲤鱼旗，该旗随即高挂于光华门之上。《朝日新闻》不仅报道了此事，还刊登了现场照片。(49)「“ここにも日本男子あり” 光華門上高く、堀内部隊に“鯉幟” 」『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8年5月11日、10頁。寄赠鲤鱼旗并非重大事件，但南京驻军将鲤鱼旗挂于光华门而非其他地方，报纸又特地对此进行报道，这就强化了光华门的象征意义。还有一些报道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描述光华门的现状。例如，在1940年12月13日前后，《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都对光华门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报道。二者均为图文搭配，前者呈现了光华门附近人流涌动的画面，后者则注意到光华门出现的女督查。(50)「平和蘇る光華門 陥落3周年の南京」『読売新聞(朝刊)』、1940年12月14日、3頁；
「周年を迎えた光華門 あの血戦……今は“平和の門” 」『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40年12月12日、7頁。这些文字与图像结合，既呈现了光华门的破败景象，以证明光华门之战的惨烈；
又通过一些具体而微的现象，表明南京已经走出战争的阴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51)「忍び寄る大陸の秋」『読売新聞(夕刊)』、1938年8月16日、1頁。另外，画册和写真集也有相似的对光华门战迹的表象与再表象，破败与“建设”是其共同的特点。(52)三橋五顯『武顯戰跡画集』塔影社、1939年(无页码)；
宇原義豊『江南紀行 : 写真と国防』山水社、1943年、30—35頁。
那么，绘画方面又如何呢？日本著名的西洋画家中村研一至少创作过两幅关于光华门的作品，其中《光华门外丁字路》尤为著名。(53)河田明久監修『画家と戦争 : 日本美術史の空白』平凡社、2014年、115頁。另一幅画为《光华门伊藤少佐之墓》，参见「“光華門伊藤中佐の墓” 中村研一画伯」『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9年7月4日、3頁。1939年7月，这幅画与其他诸多战争画一起进入“圣战美术展”。而展览会正式开始前，报社就找到胁坂次郎，对已经被反复报道的光华门之战进行采访。(54)「“死ねずに残念” 激戦を思って涙の脇坂部隊長 中村画伯『光華門外丁字路』」『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9年6月16日、11頁。这种对战斗过程而非绘画本身的关注并非个例，画家小矶良平创作的《南京中华门的战斗》也参与了此次展出，但被记者采访的仍然是参加中华门战斗的士兵，而非小矶良平。(55)河田明久「昭和の戦争と美術」、150—152頁。此时，绘画作品同样是战斗的插图与注解。日军“勇猛”的形象则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强化。
以上不同媒介对光华门战迹的表象与再表象多是以战迹之地的战斗为重点，表象的行为与结果也是为了说明日军的“勇猛”，从而美化日军的侵略罪行。在此基础上，战迹表象建构和强化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同，进而谋求精神动员的目标。
作为精神动员之工具的集体记忆必然表现出上述特征，它在强化日军“勇猛”的同时，也压抑和遮蔽了另外一些记忆的内涵。画作《弹痕 光华门外》即为典型。这幅画以光华门的弹痕为刻画重点，描绘了光华门外夕阳西下时的景象。就绘图的用色而言，它以昏黄暗淡的低沉色调为主；
就所绘人物的活动而言，它描绘了一人一马，以及一人一独轮车各自出城的孤寂景象；
就光与影的使用而言，它细致呈现了城墙上的墓标垂落在地面的阴影，以及一人一马低头行走的影子。可以说，这幅画所表象的光华门弥漫着孤寂与伤感的气氛。这种伤感，似乎表达着对中国平民困苦生活的同情。进一步而言，弹痕不是对日军的赞美，而是对战争的批判。(56)日本方面也有类似的评价，参见「戦時下に描かれた絵画(2)-「弾痕光華門外」-画家たちの描いた激戦のモチーフを知る·追記/研究後記として」、株式会社ディヴォート 絵画保存修復事業部：http://www.tokyoconservation.com/research/pdf/kokamon02.pdf， 2022年11月8日。
在战时日本，这种揭露战争之恶的战迹表象并不多见——即使存在也会很快就被扼杀。《弹痕 光华门外》的作者至今不详，或许就与此有关。作为佐证的是，日本著名画家伊原宇三郎曾创作一幅《守卫汾河·一夜未眠的警备》的画作。画中，画家本人枯坐于室内，士兵们则倒头而睡。这种画家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感，流露出画家身处其中的寂寞与苦闷，而这显然与当时日本社会的好战氛围格格不入，因而受到了评论界的强烈批判。(57)河田明久「昭和の戦争と美術」、145頁。与之相比，《弹痕 光华门外》具有较为明显的反战意味，画家及其作品所面对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可见，作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光华门战迹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它难以容纳与当时“主流”意识不相契合的内容。一旦出现，便会遭到“集体”的扼杀。
整体而言，虽然对光华门战迹的表象形式各不相同，但多数都是以战迹之地的战斗为重点，包括南京光华门在内的战争遗迹也由此成了日军“勇猛”的证明。于是，对战争的认知与认同便不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上，而是以具体可感的形式建构起来。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各种媒介表象和再表象的光华门战迹，因内含着封闭的属性而必然表现出暴力的一面。在日本国内及其占领地，那些关于光华门相对真实的或表达不符合日本精神动员的一面，无不受到“集体”的限制、遮蔽与压抑。
本文概要论述了光华门战迹与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之建构的关联与互动。自日军进入光华门始，战斗神话的制造、战迹巡礼的安排，以及战迹表象的呈现既次第发生，又同步进行，彼此促进。最初，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引发了战迹巡礼与战迹表象的活动；
其后，战迹巡礼在验证战斗神话的同时，也推动了战迹表象的展开。另外，战迹表象本身就参与了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并进一步推广了战迹巡礼的活动。所有这些共同建构和维系了围绕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场域，构成了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占领当局的刻意操作下，成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光华门战迹担负着精神动员的重要职能。表面上，这种精神动员并不具有制度性的约束力，但在客观上发挥着强化对战争的认知与认同的作用，从而使战争时期的个体与国家之间建构起思想与情感的联系。在战争持久化的背景下，这种情感联系对战时日本的精神动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战迹承载的记忆并非只是单面的，为了达到精神动员的目标，日本关于战迹的记忆实践必然内含着对其他记忆表象的压抑与暴力。尤其是那些可能削弱其战争认同的记忆表象，更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而陷于消失或半消失的状态。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围绕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实践存续于整个战争时期，直至日本战败才告以终结，但日军对作为实体的光华门的掌控并非始终如一。1939年5月和8月，伪维新政府筹划并部分落实了光华门的整修工程。(58)《定期招标修建光华门城墙》，《南京新报》1939年5月28日，第5版；
《市府拨三万八千元兴修光华门外道路》，《南京新报》1939年8月20日，第3版。而自汪伪政权筹建始，这里又出现了新的转变。不仅城墙上被涂写了汪伪方面的宣传标语，而且光华门外的道路也终于在1942年11月前后兴工修复，铺设为碎石路面。(59)《光华门外马路月内可竣工》，《中报》1942年11月20日，第3版。其后，伪政府又以“巩固城防，确保首都治安”之名，于1943年5月开始对光华门城墙进行修复。(60)《市工务局继续赶修太平门光华门城墙》，《中报》1943年5月14日，第3版。至此，实体层面的光华门战迹终于在修复的名义之下解构了，而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中的光华门战迹则依然存在。1944年，交响曲《光华门》获得日本“唱片文化奖”，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