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阳
“内圣外王”，是指内有圣人的思想修养和德行，施之于外，拥有像王者一样从事政治实践及其它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孙子兵法》作为军事科学中璀璨的文化瑰宝，从哲学层面阐释“征战”的智慧和规律，看上去与弘扬“礼”“仁”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但是其蕴含的崇尚王道、仁义爱民的思想与儒学思想正相符合，可谓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成为中华大地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明珠。
“内圣外王”，是儒家所尊崇的人格理想和施行王者之政的治世之路，“内圣”被称作“仁”学，“外王”被称为“礼”学。二者在儒家文化中浑然一体，互为表里。在儒家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是“修己”与“安民”，或“修己”与“安人”〔1〕，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与使人安适快乐的统一。其实，最早提出“内圣外王”思想的是道家的庄子,逐渐被儒家所汲取采纳,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儒家崇尚王道，推崇“义正”而非“力正”，推崇以德服人，以礼待人，而不是霸道的以强力压服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施行仁义者能够得民心，可以一统天下。对于儒家来讲，无论是诸侯之间的对外关系还是国家治理，王道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得到民心的问题。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致力于恢复王道的秩序。孔子一直秉承着仁、礼，以“内圣外王”为自我修养的目标，强调治理天下要遵循王道，亦是践行“天道”臻至超凡入圣的境界。身处动荡和战乱的时代，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即使战争也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诸侯之间不义的战争，强调应践“天道”之仁，应符合“礼”。
其实《孙子兵法》中也闪耀着“内圣外王”的观念。这首先体现在强调“道”的重要性，《孙子兵法·计篇》指出:“经之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将“道”列为思考战争的首要问题；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将“道”作为同生死共患难的国家凝聚力；
“主孰有道”作为知胜负的必要条件；
“修道而保法”是道胜思想的最高境界。“道”即是民心，体现着政治和法度的清明程度。一个诸侯国是否受民众拥戴，国民与君主是否上下团结一心、不畏生死，无疑是进行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孙子早就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政治得民心，战争就容易取胜，也就是后世所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淮南子》）。所以，他强调争者亦应有道，应该是正义之争，要将战争纳入“礼”“义”的轨道，这即是战争合法性问题，也是民心所向的要求。
儒家一贯强调君子“以仁为恩”“仁者无敌”“以义为理”“以礼为行”，这都是践行“内圣”达到圣人、君子境界的修养之法。儒家的教化就是要让人充分发挥仁义之善,重新弘扬被世俗欲念蒙蔽的仁心良知。在践行“内圣”与“外王”的道路上，孔子的观点是“仁者爱人”，讲究仁、礼并重；
孟子从“仁”的角度强调以仁心行仁政；
荀子从“礼”的角度强调隆礼重法。孟子和荀子内“仁”外“礼”两条密切联系的主线，贯通儒家内圣与外王的道路。
因此，儒家“施仁政”，就成为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具体到军国大事上，“仁心仁政”首先体现在“反战”“慎战”思想。孔子是追求和平的，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杀伐与掠夺。但是战争是列国兼并、社会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所以他并不是一味的“反战”，他反对诸侯用武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不义战争；
他认为，天下秩序是“礼”，主张“义战”、为“礼”而战。
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的就是孔子，“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认为不能轻举战事，这涉及到国家存亡、百姓的生死，这一观念发于仁爱，体现着人文主义情怀，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
“自古知兵非好战”，“不战”“慎战”也是孙子的核心思想。《孙子兵法》是止战的，虽然阐释战法,却又是不战之法；
不是百战百胜之法,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法。甚至有国外学者评论，《孙子兵法》不是战争之法，是非战之道，是和平之法。孙子“法先王讲仁义”，是从捍卫道义的角度谈论战争，“伐谋、伐交，其下攻城”，是用非战手段，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谋略等政治博弈，作为解决矛盾的首要策略。
孙子主张“慎战”，认为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以最小的代价谋取全胜。他知道用兵之弊，“慎战”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止戈”才是高明的战争形态。“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他的全胜思想使敌军完整地屈服为上策，就是一种高维度的战争观，既保全自己又战胜敌人，把硬杀伤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把“仁”作为将帅的基本素质，以仁义为本，讲究仁义之战，表现在战争上就是反对杀戮和侵略。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他认为，将帅如果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呵护体贴士卒，士兵就可以齐心勠力、出生入死。古代战争是残酷的，杀俘虏是家常便饭，而孙子却提出：“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善待、使用敌方的俘虏而不是杀死，能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更容易克敌制胜。这些既是战争谋略，也闪烁着“仁爱”的光芒。
儒家提倡的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是君子为人处世起码的道德原则。按照儒家的观点，君子要实现王道之治，就要让内心具备圣人的美德，这个伦理准则也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价值观中最核心的因素。
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德为本”，也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以德配天，“大德者必受命”（《中庸》），以及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具体到君子为政之德，是通过道义将个人修养与政治德治相联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为政者的修养首先要“正”自己，以身作则为民众做表率，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其身正，不令则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为政的观点，孔子提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光靠命令、法律和刑罚进行社会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人民有羞耻之心。孟子认为，“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以德为本最重要的不仅是善于管理，还要教化民众、得到民心，五常之道就是教化之道。此外，儒家还推崇忠、孝、廉、耻、勇五种高贵的品格。
作为将帅之德，孔子认为，必须有“尚谋善思”的素质，提出足智、足勇、足谋。《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予也。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认为军事家的品德必须有“勇”，但反对有勇无谋的鲁莽蛮干者，儒家提倡的是“义勇”和“智勇”，是仁者的义理大勇，体现了“智”“仁”“勇”的三位一体。
孙子提出将领的五德——“智”“信”“仁”“勇”“严”，作为将帅道德修养的必要素质和基本规范，五德相系，缺一不可。这里面除了“严”是出于战争对军人行动严明纪律性的特殊要求外，其余几项与儒家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完全一致。明代都御史谈恺认为:“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孙武子》）可见孙子的思想与儒家契合度之高。
此外，重义轻利是儒家的基本态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它不是简单的反对利，而是强调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否合于道。兵家因为涉及到国家、国民的生死存亡，必须强调胜利。然而，孙子兵学理论对“利”的理解，不是私利，而是安邦定国维护国家利益，他提出兵不血刃的“全利”，显然也浸染了儒家思想“厚德”的精神；
他提出借助物质奖励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精神，也符合“上下同欲者胜”的治军理念。可以说，孙子的义利观伦理道德和利益并举，是义利的高度统一。
儒家的治国理念中最基本的就是“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主为本。“敬德保民”，“民贵君轻”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反映。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他看来，“道统”能不能延续，就要看四海之内是否安定富足〔3〕；
孟子的仁政思想发扬光大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还有荀子的“君舟民水”。这也是劝诫统治阶级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爱民”“利民”，听政于民。在几千年前的君主制的时代，儒家这种思想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外王”的政治理想〔4〕。
孔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重视“民信”并作为立国之首，他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日:‘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只要国家做到粮食充足、军备精良，百姓就有信心了。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三项重要支柱，他认为“足食”“足兵”是“民信”的经济基础和安全保障。由此可见孔子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的军事理念中也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反对“不教而战”，“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用未经过军事训练的百姓去打仗，简直是让他们白白送死，体现了“爱民”“恤民”的思想。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孙子深知轻易用兵之害，《作战篇》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在他看来，一旦战争打起来，不但出动战车千辆，拉辎重的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不远千里运送粮草、武器装备的保障……巨额的开支，沉重的后勤保障负担，对国家和民众产生巨大的损害。所以他呼吁：“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
孙子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审视战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孙子兵法·地形》）他认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孙子兵法·作战》）而产生的后果不仅仅是“日费千金”“屈力殚货”，还有“诸侯乘其弊而起”，以至无辜百姓遭受死伤、覆军杀将、家败国亡。他着眼于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反对穷兵黩武，也与儒家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在儒学文化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中庸中和之道。“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的哲学观念，《尚书·大禹谟》中：“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中庸表达为致中和,体现为中和之道，换言之，中庸追求的境界就是中和。《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为道本，‘和’为道用。本为其体，用即其德”。学术界认为，“中”为“内圣”之境，“和”为“外王”之行〔5〕。“中庸”，实乃“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的有机统一〔6〕。
中和即适度，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在哲学上，是对立与统一、质变与量变的“临界点”或者说是“平衡点”，越过这一个“度”，事物就会发生转变。
《孙子兵法》虽是兵书战策，但也包含了儒家中庸的哲学思想。中庸思想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更强调对“度”的把握，对分寸感的把握，适中适度恰到好处。战争中的将帅更应因时因地把握两端，审时识度，把握最好的平衡点。比如说，看待战争的态度：既不能忘战废战，也不能好战兴战；
既不能主动挑起战争，也不能被动作战。
此外，像《九地篇》中：“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
必生，可虏也；
忿速，可侮也；
廉洁，可辱也；
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在孙子看来，不怕牺牲是勇敢的品格，但是蛮干死拼就可能陷入敌人圈套被诱杀；
老想保存自己，以至于畏首畏尾，就容易被虏；
火气方刚，可能受不了敌人的侮辱而轻举妄动；
过于爱好名节，也容易因为自尊心受不了羞辱失去理智……好的品格，如果把握不好做过头了，“过犹不及”，也容易使事物的发展走向反面，成为战争的不利因素。
“中和”的哲学观念包含辩证思维〔7〕。《孙子兵法》善于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普遍联系的观点来分析军事规律。《孙子兵法》中很多像“刚柔”“虚实”“阴阳”“险易”“广狭”等因素的分析，其中包含了辩证统一、矛盾转化的思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深刻体现了辩证思维，强调既要按照军事规律办事，又要善于打破常规，在军事实践中灵活应用规则。可以说，孙子通过长期的军事实践，形成了军事辨证思想和治兵征战之道，是“中和”观念在军事领域的体现。
【注释】
〔1〕朱明贤、郑克卿、张雪：《内圣外王》，《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7年12月第17卷第6期，第36—39页。
〔2〕赵承凤主编：《齐鲁兵学》，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3〕韩慧：《从夏商到春秋时期法律思想的嬗变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李存山：《孟子思想与宋儒的“内圣”和“外王”》，《哲学研究》，2019年12期。
〔5〕张文智《<周易>哲学视野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兼论“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之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5期。
〔6〕肖雅月：《“善”的自觉、“知”的建构与“行”的养成——<论语>之理想道德人格的逻辑进路探析》，《江海学刊》，2022年第4期。
〔7〕左亚文：《阴阳和合辩证思维当代阐释》，《江汉论坛》，2001年第7期，第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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