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青
董必武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党和人民奋斗和奉献的一生中，从不自视特殊，始终铭记“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以“新功未建愧高坐”为座右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以此严于律己，对亲属和身边人严格要求，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董必武为人简朴、一向轻车简从。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长期担任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他需要同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往，虽然交际圈子中的人们都是锦衣华服，可董必武却始终坚持简单朴素的衣着，不改本色。身边有工作人员建议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员，应购置几件高级的衣服，但董必武却拒绝道：“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董必武以身作则，对子女既要求严格，又爱护有加。他培养子女从小参悟人生的哲理，培育优良的品格，更要求子女要克己、刚强、不搞特殊。他十分重视对子女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培养，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常常教育子女们：“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深谙勤俭治家的道理。上中学时董良翮喜欢上了一双十分适合自己的布鞋，却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而是从自己上学的车费中慢慢积攒，三分、五分……就这样足足积攒了两年，终于凑齐了买鞋的钱款，买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这双鞋。
董必武身居高位，家里有些亲戚自然觉得可以沾光，就三五成群地远道而来，纷纷向董必武表达了想让他帮忙的想法：如给孩子在北京找好的读书学校、找好的工作单位，甚至提出了让他帮助提职、晋升，乃至购买紧俏商品等多种多样的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对于当时身居要职、社会资源广泛的董必武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只要“打个招呼”，相关地方和部门会通融的。但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严词拒绝。他还教育和劝告亲戚们，即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在我这里打主意、下功夫，而是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去申请解决。
1964 年，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到北京来看他。看望期间，侄孙向董必武请求，想用董必武的“小车儿”（领导专车）接送他出行，更向他表达了想要换一个好工作的想法。原本家中晚辈来京探望，让董必武十分高兴欣慰，可当他听到侄孙提出的要求时，却一反常态，收起原本的笑容，语重心长地教导侄孙，在北京多看看，多见见世面，对未来人生道路有好处。但是，董必武不同意侄孙公车私用，更不允许他在外面提及自己与董必武是亲戚关系。就这样，侄孙在董必武身边待了一周左右的时间，董必武就催促侄孙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并对他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听到这话，侄孙问能否给自己写张条子，让县政府通融一下，给自己解决困难。董必武听后严厉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侄孙在董必武的教育下，深感羞愧。
然而，向董必武提要求的亲戚还是很多，想到董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董必武觉得有必要给亲戚发一封“通函”，以此避免越来越多的亲戚来向他请求“搞特殊化”，通过职务便利办私事。于是，他连夜撰写了“通函”，并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自己的家乡父老和亲友们。收到“通函”后，亲戚们都明白了公私分明的道理，再也没向董必武提出走后门、办私事的请求。
1969 年，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正值高中毕业。当时，大部分青年要按照国家要求，到农村插队锻炼，而大家都知道农村条件艰苦，一待就要好几年光景。于是，董良翮难免和很多同学一样，一心向往着到部队参军，或者到工厂当工人。然而抱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很多，参军和当工人的名额又很少，导致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而在当时，如果想要满足孩子的愿望，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选择了一视同仁，他态度鲜明地对董良翮说：“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化，良翮还是要下乡插队去！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就这样，董良翮按照父亲的要求，毅然报名下乡，来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别时，董必武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对于父亲的话，董良翮都虚心接受。辞别前，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想跟您要两件东西，就是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董必武找出了这两样物品，洗脸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已经用断，用绳子捆绑着。这是董必武送给下乡插队儿子的唯一礼物。而董良翮深深明白这两样东西的珍贵，它们正是父亲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能够时刻勉励和鞭策自己，做父亲期望的优秀革命后代。
董必武严以修身、严以教子，对待妻子何莲芝的要求也是同样严格。他时常告诫妻子，身为领导干部的家属，绝不能搞特殊。
1956 年，何莲芝的单位正值干部调整工资期间，单位考虑到她已工作多年，资历深，可级别却比较低，加之又是董必武的妻子，更应该重视，拟定给何莲芝提级并涨工资。谁料想这件事被董必武知晓了，他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派人来到何莲芝的单位，找到负责同志，请求他们考虑把何莲芝的名额让给其他更有需要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中，董必武家里人口多，粮食物品供应都不够，即便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何莲芝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哪怕一次请求。她严格遵守丈夫董必武的治家原则，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宁可在自家院里养鸡鸭贴补家用，也决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董必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与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是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三是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有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董必武都会当面向他们讲清这三条规矩。
董必武一生党性坚强，信仰坚定，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勤俭修身、严以治家的优良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一心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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