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芳，孙芳芳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院/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在欧洲经济发展史上，行会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一，曾为欧洲各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社会早期，年长者向年轻人传授生存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可以被看作学徒制教育的雏形。后来随着手工业作坊的逐步扩大，技能传授由子承父业的形式发展为契约式学徒制，学徒范围扩展到家庭以外。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逐渐发达，手工技术日益分化，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保护同行利益开始组织起各类自卫性质的社会组织，即行会。行会不仅对行业实行统一规范，也因为其生产环节和人员管理同学徒训练具备同一性，参与到学徒制的管理中来，由此这一时期的学徒制被称为行会学徒制。在行会学徒制中，行会通过严格的行规对学徒训练的全过程进行监管，这使得学徒制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化制度”[1]。行会学徒制曾在中世纪的欧洲盛极一时，虽然最终在各种因素的交互打击下走向消亡，但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在价值。
进入现代以来，培养高技能人才以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传统学徒制，意欲从这种古老的职业教育模式中探寻出一条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之路。分析行会学徒制所具有的经验和弊端，给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近现代职业学校出现之前的漫长时光里，行会学徒制承载了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无数的有志青年从师傅那里习得技艺，使人类的技术文明得以存续。这一阶段的学徒制之所以叫行会学徒制，也是因为行会与学徒制二者之间密不可分，学徒制随行会的兴衰而兴衰。
(一)兴起于行会的壮大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商业贸易不发达。随后的几个世纪，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供交换的产品，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开始大量涌向城镇，从事手艺活或商业贸易，并随之形成了手工业者和商人两个阶层。他们为了抵制封建贵族的剥削，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相继建立起自己的行会组织。正如金志霖所说，中世纪行会是一个享有封建特权的封闭性组织，对外拥有就业垄断权，对内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管理和监督[2]。这种自卫性质体现在教育上，就意味着学徒训练与行会的结合，行会学徒制应运而生。
在行会的干预下，学徒(父母)与师傅之间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正式确立师徒关系，其内容包括学徒年限、经济费用和道德标准等。学徒需保证在学徒期内忠于师傅、承担家务、不得偷盗、不得泄密、不得随意结婚等。师傅需尽其所能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徒弟，同时还需为学徒提供衣食等基本生活所需并且发放一定数量的工资。在行会学徒制中，等级性非常明显。从业人员从低到高依次可以分为学徒、帮工和师傅三级，每一级的晋升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且经过严格的审查。各行会还对会员人数、学徒数量、工作时间、生产设备、产品规格和售价等做了统一的规定，并对教学和履约情况进行监督[1]21。这些都使得中世纪的学徒训练变得制度化，为实现技艺精湛的手工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是行会学徒制得以持久维系的内在缘由。
(二)繁荣于行会的普及
14世纪，文艺复兴的热潮席卷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人为本”的思想也随之传播开来。他们肯定人的价值，主张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重视体力劳动，这与学徒制高水平劳动者的培养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学徒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1]32。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行会相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闭塞落后性。迫于这种经济环境，行会开始合并重组，并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不堪忍受城市贵族剥削的行会展开了与其争夺政权的斗争即“行会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行会也由此得到普及。
行会的盛行直接带动了学徒制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学徒门类的扩充。那时的欧洲行会注册数量激增，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各种类型的行会，各个行业内部的专门技术的工序也朝着纵深化发展。以羊毛业为例，随着羊毛生产分工的细化，“出现了纺纱工、织布工、制毡工、烘烤工、染色工、剪布工和装饰工等”[3]。其次，学徒制的繁荣还表现在人们对学徒身份的追捧和竞争的加剧上。成为学徒，不仅意味着可以依靠技术傍身而安生立命，还可以通过师徒紧密的情感纽带增加婚配机会，更甚者得以继承师傅的遗产。另一方面，学徒制增加了普通人通往上流社会的可能性，是升为城市自由民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学徒经历带来的这些丰厚的回报，人们对之趋之若鹜，行会学徒制一度达到了鼎盛。
(三)消亡于行会的瓦解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熟，行会本身所具有的封建狭隘性日益凸显。为达到垄断和内部成员平等的目的，行会对技术创新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一举措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例如，1590年纽伦堡的一个铁匠因为一个小小的发明而被锁在一个塔里长达8天以警示他人[4]。同时，行会内部流动体制的失灵加剧了学徒、帮工和师傅之间的阶层冲突，前两者一度沦为师傅阶层的廉价劳动力，致使其自发组织团体与行会展开维权斗争，往日温情的师徒关系产生了裂隙。18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各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大规模的建立起来，生产被划分为固定工序，工人只需完成自己所在工序的规定动作，这使得传统行会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再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趋瓦解。
行会的衰落使其对学徒训练无暇顾及，学徒契约也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原有的约束作用。缺乏行会监督与管理的学徒训练乱象丛生，日渐松散，教育功能逐渐淡化。参与行会学徒制的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行会学徒制自身也难以再满足生产的需求，急需新的强有力的力量介入技能人才的培养。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上升，世俗统治者开始通过立法对学徒制进行干预，并且借着教育世俗化的浪潮引导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曾影响了欧洲几个世纪的行会学徒制消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行会学徒制创造了典型的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为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手艺人的标准赢得了优良的声誉。分析欧洲中世纪行会学徒制的经验和弊端，对于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职业技能晋升等级严格，技术传递观念狭隘保守
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制中，存在着从学徒、帮工、再到师傅三个晋升等级。只有通过每一级的严格考核，达到相应等级的技术标准，才能获得全行业认可的相应等级的身份。首先，立志从事某一行业的少年需先经家庭或朋友的证明，再经师傅和行会的考核认定，才能拜在师傅门下成为学徒。这一时期考核的重要条件就是出身和素质，只有是本国自由民并且品行优良的孩子才有成为学徒的资格。14世纪前后，甚至只有经过一定的试用期并且经考核后，才能获得正式的学徒身份。学徒一般需住入师傅家中，与师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接受职业技能和道德方面的训练。学徒期一般为7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一个男孩学徒期竟长达16年。经师傅和行会检查掌握了本行业的基本技能后，学徒可获得帮工资格。帮工需接受更高难度的技术训练。师傅还会让帮工用几年的时间去各地游历，一来增阅历，二来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三是积累资金以建立自己的作坊或店铺。当所有条件具备，其品行和技艺通过了师傅和行会审核，大多数都可晋升为师傅[5]。所以，可将帮工阶段视为“准师傅”阶段。
行会学徒制的成功运作与其严格的三级晋升机制是分不开的，但本质的封建性也使其在技术传递观念上呈现出保守的特征。师傅依托自身多年苦练具备的精湛技艺成为师傅，通常在没有明确徒弟的本性之前会有“教了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忧，将自己的部分诀窍藏于腹中或仅仅传授给自家人，而被传授的是一些浅显的、被编码的显性知识，更深层次的隐性知识需要学徒个人的工作过程中的反思、体验获得，这使得学徒晋升路线日益艰难，技术的传递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行会治理反映产业需求，培训模式淡化教育功能
行会在中世纪欧洲学徒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对学徒制的治理是全程性的、全面性的和全方位的。行会不仅通过行规严格规定会员人数、生产设备和产品的数量与规格，同时对学徒契约的签订(学徒招收、学徒年限、学徒训练和满徒条件等)进行严格限制。作为同一行业的从业者为保护同行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的团体，行会的任何规约都必然出于维护全行业利益的目的并反映本产业的发展需求。行会师傅是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作坊主，既承担了具体教学职责，又是行业的生产者本身。他们熟知行业需求，或者其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行业的需求。因此，师傅在教授学徒时，要求学徒必须学会本行业所需的必备技能并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对整个行业有深刻而广泛的了解。
然而，行会在对学徒制深度管控，促使其反映产业需求的同时，更多的将学徒制视作一种生产制度，淡化了其教育功能。行会在制定各项规约时，往往出于对行业利益的考量，对学徒技艺的培养往往是希望该行业拥有稳定的从业队伍，防止行业衰弱。如此，学徒培养的功利性就增强了，学徒被当作生产的“工具”，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被严重忽视。其次，按照“示范—模仿”原则进行技能训练，凸显的是工业培训领域的指导形式和行为主义理念下的知识获得，这种学习形态在传统的手工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需要考虑的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获得的行动潜力是否有助于学徒对工作情境形成更深入的认识，并最终提高专业化行动的效率？
(三)口授相传凸显制度优势，受众低效影响规模化发展
在行会学徒制中，学徒一旦被招收就被要求住在师傅家中，并跟随师傅多年。漫长的学徒年限加上生存轨迹的高度重合大大提高了师生接触的频率，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情感往来。在当时，多数师傅最多只能带1～2名徒弟，例如1349～1410年伦敦的457名金匠师傅招收学徒1 120名，一半的师傅仅有1名学徒[6]。这种较低的师生比有利于师徒之间更加亲密的互动，同时也为个性化教学创设了较为宽松的条件。在具体的训练中，师傅和学徒往往一起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可以先观察师傅的操作手法，再去进行模仿。在边看、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学徒一旦有什么问题或困难，师傅都可以针对其特殊疑问进行解答，并且根据学徒的认知风格和思维方式给予细致的个别指导。在家庭生活中，师徒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私密温情。师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父亲般的看管角色，对于学徒独特的性格特征、处事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给出具体化的指向性建议，以促进其人格的完善。总体来看，师傅对学徒各方面的影响是细致而深刻的，其影响的过程也一定蕴含着个性化教学的内层涵义。
“口传心授教育”成为行会学徒制成功的典范条件，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低效受众的局限[7]。学徒的训练期很长，一旦签订契约不可轻易反悔，日夜跟随师傅身边，与师傅人身依附关系极重。师傅的授技对象具有“唯一性”，需手把手将自己所掌握的行业技艺传授给弟子。这种“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模式使得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已无可能，教育规模的扩大也难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效率的低下。就内容的系统性而言，学徒大多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进行随机学习，缺乏一定的逻辑顺序，一般技艺和规则也难以有效推广。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建立，行会学徒制难以适应工业化体制需要的弊端日渐凸显，并最终被学校职业教育所取代。
(四)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始终，技能训练局限生存所求
成为行会正式的学徒，首先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通过行会严格的审核，其中一项重要的审核内容即为青年的品行。只有具备较高素质的孩子才能获得学徒资格，成为行会的后备力量。品行有劣迹的孩子，则与学徒资格失之交臂。契约明确规定：徒弟应谨遵师傅教诲、保守技术绝活、不擅离职守、不损坏货物、不参与玩牌等非法游戏活动、不出入酒馆、不勾引妇女、不发生通奸等[1]17。这种强制性的约束使得学徒的日常行为得以规范，有利于其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除了个体道德规范，行业层面的道德准则也体现了宝贵的职业精神。例如，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对成员间友好互助的提倡、对诚信敬业品质的弘扬等。在漫长的学徒期内，不论是在劳动训练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师傅的一言一行也均对学徒的品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行会学徒制对道德教育贯穿始终，但在技能训练方面却体现出局限生存所求的弊端。行会学徒制在对学徒进行技术训练的过程中，往往专注于“技术”本身，忽视了工匠精神的培育。这使得学徒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注重产品制造的完成，缺失了对精益求精的品质的追求。师傅传授给学徒的技能多数为针对性极强的专业技能，而一些适用性更广的通用技能则往往被忽视了，这在本质上不利于学徒长远的职业发展。
发展我国现代学徒制，不仅要传承我国古代艺徒教育的可贵之处，也要从国外的学徒制发展历程中汲取养分。欧洲中世纪行会学徒制的经验和弊端，对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健全师傅激励奖励制度
技能是在一定目标指导下,在已有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练习形成的一系列规则性的动作体系，包括外显的肢体操作动作体系和内隐的认知活动体系。我国现代学徒制要以行会学徒制为鉴，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技能等级制度，促进个人技能的获得和从业的规范。第一，完善企业评价制度。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切入点就在于改变政府主导的认定模式，向用人单位放权，使企业以用人主体的身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结合工作实际，在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基础上，及时更新评价标准，制定评价规范。第二，确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同等地位。建议以五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参照，设立相应的职业技能五级证书，确立其在人才评定方面的同等地位。
在以师带徒的职业教育模式中，师傅的带徒积极性是影响技术传承的关键性因素。为保证现代学徒制的高效开展，要健全师傅激励奖励制度。将学徒的培养和师傅的薪水发放、提拔晋升等挂钩，及时适量的进行分阶段奖励，调动师傅指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师傅做到“倾囊相授”，也可通过对师傅带徒的绩效考核，授予表现优异的师傅“模范师傅”称号，并举行表彰大会借以提高师傅的声望地位，同时起到宣传示范作用。
(二)行会参与发挥实质作用，重视岗位学习环境设计
作为职业教育的四大主体(政府、行会、企业、职业学校)之一，行会理应发挥对职业教育的效用。我国要借鉴行会在学徒制中的成功经验，发挥其在行业的优势，对现代学徒制的有效实施进行干预。首先，将超出政府管理职能之外的工作转交给行会。如从学徒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开发、再到职业能力的评估，行会都应全程参与进来。其次，突出行会在校企合作中的协调作用。形成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管理机构，协调经济领域的“私域化”和教育领域的“多元化”，由行会承担部分政治功能。
后福特主义的复杂工作逐渐取代了泰勒工作模式，学生不可能从“机械训练”习得知识，而只能从工作情境中通过反思获得，这就需要打破行会学徒制的“行为主义”培训模式，重视岗位学习的环境设计。“设计”指有目标地创建学习导向的工作组织结构，它常常通过与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措施以及提供学习资料的方式实现。我国现代学徒制建设，需要考虑超越个体的工作岗位范围，全面考虑日常工作的整个工作过程和工作环境，将工作任务设计成一系列整体化的、全面的团队工作任务，从而深化学徒对工作情境的认识并提升其教育习得水平。岗位学习环境应满足以下标准：真实和情境性背景；
完整性，按照完整的行动模式实施整体化的任务；
工作内容的反思性和创新性；
同级和上下级之间的社会支持；
遵循职业发展规律[8]。
(三)现场教学激发内源反应，小组学习兼容规模个性
职业教育关乎技能，是面向生产和实践的教育，必须经师傅的言传身教和学生的动手操作才能实现最优化发展。我国现代学徒制要承接行会学徒制的优点，打破传统的书本式教学模式，采用“做中学”形式，使学生的实践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通过观摩师傅的操作过程予以模仿，在边看边做中学习技能，并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系统独立地完成整套技艺的操作，最终达到熟练运用的状态。现场教学强调学习者亲临现场、亲自实践，更有利于学生产生内源反应从而牢固掌握技能。
就我国当前的现代学徒制而言，师徒比偏低[9]，然而，以提高“师徒比”来解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问题必然与教育的规模化发展相冲突，精益生产模式下的小组学习方案成为兼顾规模化发展与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方式。小组学习强调行动导向，学习不再是外部控制(如行为主义)，而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对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本身的要求包括：第一，教学内容多为结构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与职业实践或日常生活有关，具有职业实践达到工作过程的系统性，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可促进跨学科的学习；
第二，现代教学组织形式是学生自行组织的学习过程，学习多以小组进行，留给学生尝试新的行为方式的实践空间。第三，重视学生的兴趣和经验，通过迁移应用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调合作与交流。将小组学习过程与职业行动结合在一起，将学习者个体活动和学习过程与适合外界要求的“行动空间”结合起来，扩展了学习者的行动空间，提高了个体行动的“角色能力”，对创新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参与性结构”孕育职业道德，“道技合一”弘扬工匠精神
“道德”是依据社会准则对行为做出的规范、协调和评价，这些社会准则是由个体创立、社会团体成员共同坚持并界定为“正确”的行为方式。职业教育领域的道德培育主要针对职业工作环境，同时强调学徒的参与性结构。我国现代学徒制要借鉴行会学徒制的道德教育经验，在制定学徒道德规章和推广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加强学徒的参与讨论能力，对工作环境中的典型困境进行决断，从而自动提高道德判断能力而无需额外努力，而且可能同时实现问题解决和冲突控制，与具体行为的相关性也就更大，进而形成个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良好行为方式。
师徒式技能形成过程中的轮回传递不仅是维护技能延续的需要，也是工匠行为的基本规范，符合工匠精神的内核要求，通常强调技艺制作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及“道技合一”的强大精神感召[10]。由于具备内化性，工匠精神的培育除了学徒自身的理论知识学习外，需经过长期的一线生产实践历练才能逐步养成。在制度环境和社会形塑上，工匠精神的培育涉及多主体多视角。第一，政府要完善产品的市场准入机制，以严要求的产品标准倒逼市场主体提升产品质量，使精益求精的工匠的主体价值得以发挥；
第二，多主体协同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工匠评选指标体系，并辅以配套的培养、使用和激励制度；
第三，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引导匠人情怀，培育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增强工匠群体的职业认同。
行会学徒制在欧洲中世纪盛极一时，它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创造了培养典型技术人才的独特模式，为那一时期技术的存续做出了突出贡献。欧洲行会学徒制终归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法克服其本身所具有的封建狭隘性和封闭性，这也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一直以“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为基本理念，致力于行业企业对学徒培养的全过程参与，寻求“深度的企业师徒关系基础”[11]，这些均是对欧洲行会学徒制的继承和发扬。行会学徒制中“契约式”运作模式保障多方利益诉求，启示我们顺利推动中国现代学徒制是需要广泛基础的：一是政校企关系的多向亲和；
二是校外行动者——行业组织的制度性介入；
三是社会性体制机制的保障[12]。中国现代学徒制将是突破教育范畴的多主体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权威主义的国家传统与市场制度为主的欧洲国家存在诸多差异，这对西方技能形成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本土化都提出了巨大挑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人类职业教育发展史中挖掘珍贵的宝藏，也将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更古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