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艳，公浩然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文学地理学作为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意欲以空间思维重建文学理论来完成对文学史时间向度文学研究的补充，形成时间、空间两维度双峰并峙的文学研究局面。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学式批评，在本土理论的构建方面仍有所欠缺。情境主义国际是20 世纪中后期于欧洲兴起的一场先锋文化思潮，当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创立了著名的景观学说。景观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德波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阶段步入了景观阶段，此时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发生了再颠倒，其在以往异化的基础上继续表象化转而进入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即为“景观”。德波景观学说与文学地理学同作为人文学科“空间转向”的产物都不乏对“地理”“空间”等概念的阐述，以西方景观学说反思文学地理学或许会对其理论构建产生新的启示。对地理环境进行把握时，文学地理学对接受者的审美感受有所忽视，而景观学说之“心理地理学”正强调在个体情感体验的基础上组建接受者的“心理地图乡”。此外，文学地理学流动性体系的构建也可以从德波景观空间体系的建构及其运动方式中寻得启发，从实体的物理空间到地理的主体性空间再到地理的符号意义空间，以地理空间本身的运动性和重组性为根本使文学地理学具备流动的可能。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以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机制为起点探究文地关系，构建起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内在肌理。“文学地理学批评涉及整个的地理环境，既包括整个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整个的人文环境”[1]15，然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学批评总是过分推崇文学的社会性探寻而忽视自然地理要素对文学的催生作用。文学地理学在成立之初便敏锐察觉到当今文学批评多重社会批评而忽视自然批评的现状，有意修复文学与土地间的关系，促使文学批评再次“接上地气”。
邹建军先生在概括文学地理学的十个关键词时便对自然地理多加关注，在论述文学的“地域性”“地理性”时有意用自然地理环境加以限定——文学的地域性正因“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从而让某种文学的确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并且由此带来特有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而文学的地理性则指“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
至于文学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正是现实、想象和心理空间共生的三重地理空间，进一步阐述“即在文学作品中与自然地理相联系的三种地理空间建构”[2]。文学地理学区别于空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空间批评中的“空间”概念是抽象化了的哲学概念，而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则是实体的具体地理空间，其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便构成了这一实体空间。自然地理能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介入文学，相较于人文地理给文学施加一种基础之基础的影响。自然地理作为文学创作发生的自然基础，是文学地理学进行自我标识性建构的依据，对自然地理的强调正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合法性、有效性的论述。凸显自然地理的直接影响使文学地理学区别于文化地理学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分别进行考察的研究倾向，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间的内在结构关系有所忽视。实体地理空间的内部构成中实际蕴含着一种生产逻辑，人与自然地理相互构建，人文地理就在这样一种双向生产中孕育产生，“它以‘人们的活动’为依据和条件，以人和自然之间的双向性生产为展开方式，以特定的时间长度为保障，从而在人类社会中以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确认并巩固下来”[3]。文学地理学实体空间的组成并不是扁平和静态的，人的社会活动使自然地理完成向人文地理的演变，而促成这种变化的正是社会生产的逻辑。
“景观”一词最初作为地理学范畴的术语出现，其哲学释义的扩展得益于情境主义国际。在此有必要先就其与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景观”进行概念辨析，文学地理学之“景观”与德波之“景观”有着质上的根本区分：文学地理学提出的“文学景观”全称应为“文学地理景观”，它或存在于文本世界或存在于现实世界，特指那些具有可欣赏性的物体，相较于普通景观多了一层文学的美感和内涵；
“景观”作为《景观社会》中多次出现的社会批判理论术语，德波并未以明晰的定义对其进行阐释，而是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质而加以描述。“景观”之说的诞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经济的扩张主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工业生产的扩张”[4]14，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技术快速更迭加速着景观的繁殖，“当某个社会的现代化已经进入综合景观的阶段时，这个社会的特征通常会在以下五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争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5]——这正是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中对综合景观所处社会背景进行的概括。景观学说提出的契机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导致的空间新变，景观所赖以存在的景观时间变为了一种“永恒的当下”即一种“伪循环的时间”。伪循环时间虽然仍从自然的昼夜交替中获取支撑，但其已经“不再服从于自然的秩序，而是屈服于异化劳动中发达的伪自然”[4]98，此时“景观”在时间上实际已经完成了对自然时间的反戈，转而变成一种经由工业社会改造过后的社会化的人文时间，这样一种人文时间在不断重复的经济生产中反复加固已有的社会关系，白昼与黑夜的时间组合演化出了新的形态——“工作与周末”“假期的回归”，等等。自然时间不断异变为一种人类活动加工过后的人文时间，在异化的景观时间轨迹上景观空间也在持续显现，资本主义社会摧毁了先在的自然空间建构了一个新的空间即景观空间。此时，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都将显现于消费景观的某种参照形象中，而消费景观的逻辑需要将社会逻辑转化为一种由媒体打造的消费供需问题。[6]在德波看来这个空间实际成为了消费文化催生下的商品空间，在这里完成了对自然环境完全占有的资本主义进而开始生产自己的人文地理空间，重建的成果就突出表现为城市的再规划，例如在都市圈做离心迁移的超级市场和一系列切断同自然亲密关系的伪乡村的建立。景观空间在伪循环的人文时间维度中同时完成了由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的演变，带来这种变化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景观在时间维度上的异变规则同样适用于景观空间，不论是从自然时间递变到人文时间，还是从自然地理递变为人文地理，其背后的演变逻辑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逻辑作为统领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也在影响着实体地理空间的内部结构。作为文学发生发展的实体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二者并非是互相孤立的存在，社会生产建构起二者间的动态关系，一如情境主义国际考察景观时空的新变，立体审视文学地理学赖以存在的实体地理区域，则会发现自然地理递变至人文地理的背后恰恰是社会生产逻辑的运作。
景观之说的创立不仅是要对景观弥散的范围及其运作逻辑进行探讨，更重要的在于摸索出应对景观弥散之策，缓解个体在景观中亲历一切却不断被隐匿的在场性，由此情境主义者提出了心理地理学的概念。心理地理学是一种实验性的美学体验，情境主义者通过漫游城市获得了个体对于具体地理环境的亲历体验，在一种实证式的研究中个体获得自身对地理环境产生的特殊情感。在此机制的运作下，将心理地理学运用至文学批评中便衍生出了“文学心理地理学”式的文学批评，此类文学批评的独特之处在于主张在心理层面重新建构的地理空间中完成个体对城市书写的重新解读。
转而看文学地理学，曾大兴先生曾提出：“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证研究，二是理论研究，三是应用研究”[7]，文学心理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同样以实证法作为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方法，后者在针对作品本体研究以及接受本体研究层面的欠缺正可以从前者中得到补偿，与此同时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与应用实践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完善。
（一）心理地理学的批评视角
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开篇便尖锐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4]3，他将马克思《资本论》中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由“商品积聚”替换为“景观积聚”。当景观变为一种世界性的持续性在场，所有的空间将遵循一种景观秩序——一种受消费与媒体操控的社会模式，景观使其亲历的个体陷入了被凝视的视觉旋涡。“景观”是社会病症的集中显现，而情境主义者则依靠构建情境与之抗衡。心理地理学的提出为情境主义国际提供了一个用以抵抗资本主义景观的词汇，这是一种将艺术与生活重新联系起来并在城市物质领域重建美学的实践。[8]心理地理学为了打破这种资本主义都市奴役结构，综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都市中的青年人作为一个特殊阶级委以重任，他们尚未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也较少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产生关联，其生活较之其他个体具有游离于资本主义景观秩序的相对自由性，故而最具有进行心理地理学革命的潜能。心理地理学首先明确自身实践的阶级基础，将情境主义国际的运动看作是集体性的，同时又以微观个体的视角具体实施。
在1955 年发表的《城市地理批评导言》中，德波正式提出了心理地理学这一景观专用术语，它的提出与情境主义国际在早期提出的“整体都市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情境主义国际的成立其目标便在于建构情境，建构情境被早期情境主义国际者定义为由集体性游戏实践而构建的生活瞬间，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情境主义国际者提出了“整体都市主义”的概念。“整体都市主义”被情境主义者描述为“利用所有的艺术门类和现代技术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而这个环境与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9]。由此可见不论是“建构情境”还是“整体都市主义”都强调从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并且“整体都市主义”进一步将艺术引入这一实验性的实践过程，践行整体都市主义就是要完成日常生活与艺术的相互渗透。正是在以上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德波总结前人理论成果，正式定义心理地理学为“独自从事地理环境对个体的感情和行为产生特殊影响和精准规律的一类研究”[10]53，由此看来心理地理学研究事实上是地理环境与个体精神空间的联合，这里的地理环境多指城市地理环境，整体都市主义的实验在践行中被微观化地结构于个体在场性之上，其着眼于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并最终完成对城市空间的再建构。
心理地理学作为一种应用型理论，为了更好地指导情境主义国际重建日常生活空间，德波又提出了“漂移”的概念，漂移可以简单理解为情境主义国际者在城市中做快速旅游的步行活动，但其明显区别于日常所说的散步、游玩等概念，总的来说“漂移包括幽默嬉戏的建构行为和心理地理学的感受意识”[11]，考夫曼在其所著的《居伊·德波——诗歌革命》中总结“漂移”一概念时论述到“漂移是一种迂回的艺术，一种挪用‘真实的街道布景’的艺术，一种在这个世纪的美丽语言中通过运动、移动性和游荡的挪用”[12]，“漂移”是一种艺术实验，运动便是其存在方式。“漂移”是个体城市实践中有关先在场所的毁灭，是在个体情感体验基础上结构的心理地图乡。
以漂移为策略的心理地理学尝试通过个体性行为使地理环境的私人性体验成为可能，当心理地理学成为文学批评的理论路径时，文学批评便“以探究文学文本中人的心理、行为与空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13]，强调个体对环境的心理体验，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对文本世界建构的城市环境进行深度挖掘，形成对文本发生场域的多样性解读，摆脱了文学批评对同一地理环境进行历时性梳理、绘制线性发展地图的局限性，而在共时性上借助批评者的漂移绘制出文学心理学的心灵地图。转观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其着眼点应该在于建立一个人、文、地三者间具备良好互动性的变动系统，如邹建军先生所言：“某一个时段或者地区的文学版图的构成形态的研究，并不能构成我所说的文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不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14]只是一味梳理同一时代的文学地理版图或某一文学流派的地理历史发展脉络只会不断强化文学的地域性和历史稳定性，地理将于历史中保持静止，而文学则会陷入地域壁垒的困境。文学地理学只有摆脱这种趋于静态化的运作方式，加强理论结构的动态属性，才能在文学批评中具备更强的应用性。
（二）个体经验与空间重建
景观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绝对的统治和占领，在现行秩序的基础上它不断自我繁殖，面对这样的情境，德波在《景观社会》的第七章“领土治理”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下“城市规划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拥有，而顺其逻辑发展成绝对统治的资本主义，现在能够也必须重新构建空间的整体，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背景。”[4]108心理地理学正是要通过整体都市主义建构情境以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景观社会是对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的景观化熔炉重造，当全部空间已被整合进景观机制，漂移就是对其进行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反抗。以步行的快速游览开始，通过身体的行走“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城市地形的探险与对城市探险所经历的遭遇中”，由此“人才能重新发现城市的神秘与诗性，才能使自我从日常生活模式化的无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才能充分发现城市的美丽和人的自我与解放本性。”[10]56这实际上是一种替换的艺术、一种拒绝的艺术，将景观替换为主体性真实在场的真正背景，通过拒绝景观在一种漂移的即刻体验中不断找回个体迷失的自我。
文学心理地理学在一种对社会现状的冷静审视中将文本中城市环境的再解读作为重中之重，当批评家解读文本时他们不断将景观幻象进行粉碎，以个体对地理环境的直接体验为基础，将实际的地理空间转换为“心理地理学”层面的城市环境。伴随着不断重复的漂移式体验，批评家不断获得、更新对文本的私人化体验，从而在心灵深处构建起一副心灵地图，伴随着批评家的移动和交往，不同的心灵地图也具备了交流的可能。在这样的批判体验中，人、文、地也变得流动起来，德波将漂移式的体验称为一种游戏状态，“在游戏的这个流动的空间中，在对游戏规则自由选择的不同变种中，地点的独立性可以重新获得，不需要向土地重新注入专有的依恋，并借此来重现旅游的现实，生活被理解为一次旅行，而旅行自身具有完全的意义。”[4]112心理地理学的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在文地间开展的一次“游戏”体验，以自身在地理环境中的在场性为基点对文本进行阐释，人与空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实体的地理环境，而是形成了以人的流动性文本体验为开端的、精神层面的人-文-地流动性关系结构，完成了对文本空间的流动性重建。
文学心理地理学在处理文本的过程中实际弱化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不以解读作者的人生地理背景为前提，更强调以地为中心，强调接受者、批评者的个人经验。相较于心理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更擅长于通过实证研究亲历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地理环境完成对作家的本体研究，此类以作家系地的研究方法不仅强化了以人系地的研究道路，也使文学接受者在文学批评中趋于隐身。曾大兴先生曾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既要深入到作家本体，又要深入到作品本体，还要深入到接受本体”[1]304。只有适当将批评视角转移到文本与接受者，文本与接受者的灵活性才能赋予该结构内部以互动性。目前针对作家主体，文学地理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但是以人系地却使文学地理学禁锢于绘制作家以往的文学创作地图，仅仅做历史回溯式的田野调查使文学地理学无法在当下的空间形成流动，这成为文学地理学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情境主义国际的心理地理学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学地理学的动态性建构成为当下学者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情境主义国际的景观学说给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带来了新的思考。通过以上部分的阐述可以发现，动态文学地理学的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实体地理层。文学地理学之“地理”区别于西方的空间研究，“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独特性在于它是拥有客观实体性的、自然环境式的、可以相对精确数据化的空间阀域”[15]86，实体的空间区域尤其是自然地理构成了文学地理学批评展开的主要场域。自然环境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路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文学家的气质和人格的影响，二是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风格的影响”[1]37，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作家精神气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以中国地理版图为例：北方地形多地而少水，南方地形多水而少地，由此北方文学多刚健之风而南方文学多柔弱之气。当作家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改变，其居住环境的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地理因素都会重新塑造其精神气质，与此同时当下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作为作家创作的直接资源也会进入文本，作家的精神气质、文学题材又进一步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自然地理先于人文地理而存在，自然地理的存在及其发展对文学地理学批评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随着社会由农业社会发展至工业社会，文学生产空间中人文地理的比重越来越多。以德波为首的情境主义国际者敏感觉察到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将目光聚焦于资产阶级建造的城市建筑、街道等人文地理环境，他们所创立的心理地理学“并非真的是研究自然环境的地理，不会考虑土壤等客观条件对经济赋型的直接影响，而是将地理学构式挪移到城市生活的建筑地理和场境空间中，特别是关注与人的行为互动同时发生的特殊情感和心理的微观场境氛围”[16]，西方景观之说将批判的重点放到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布景之中，“世界的历史诞生于都市，它在都市对乡村的绝对性胜利时刻变得尤为重要”[4]111，当农业文明趋于没落而工业文明逐渐占领世界版图，文学的批评也必须适应于这种文明的更迭。
实体地理空间构成了文学地理学把握“地理”要素的基础，以往其基于对自然环境的分析使其针对中国古代文本的分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批评模式，能够以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变化为起始，对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和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而形成地理学意义上的贯通。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同作为文学地理学存在的实体空间，西方景观学说对于工业社会城市人文布景的关注也对文学地理学之于实体区域的考察形成启示：其文学批评应该以文本背后的实体空间为起始，强调文本创作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原生性与演变轨迹，关注社会生产带来的自然地理递变，探讨实体环境有机组成的内在流动结构，正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及其二者的流变共同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的实体性基础。
其次，是地理的主体性在场层。实体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虽然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的物理空间基础，但是这种空间的物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空间的灵活性。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曾概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三类，一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和变迁；
二是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
三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7]。地理的分布、组合与变迁是在已经历的历史中对文学要素进行静态或流动式的梳理，而文学要素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则倾向于在物理空间中完成对文学要素的凝视。在此二步骤中，文学地理学完成了对文学要素存在轨迹的梳理，其中又以对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主体的梳理为首要。然而在文本生产完成的时刻，创作主体与作品本身都进入了历史的先在，成为一种静态的历史存留物，恰恰是接受主体的介入使其脱离了静止状态进入了运动。
文学地理学在以往文学分析中的空间物理性倾向和历史先在性倾向造成了其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的捉襟见肘与批评流动性的匮乏，从而直接影响到其整个体系的构建。这里对空间实体性的提及并不是对文学地理学“地理”概念有效性的消解，而是要强调地理环境在文学接受环节中精神层面的再创造，以此完成文学地理学对先在地理环境过分专注和接受主体隐身于批评环节的修正。文学接受者、批评者作为文学要素中最具灵活性的存在，是促成人、文、地系统形成互动和流通的关键。要实现人与地理交互性互动就必须最大程度上激发接受者面对文本、地理时的主体性，凸显人在地理环境中的阐释作用，而这就依赖于个体在地理中的在场性。经此私人化阐释，实体的地理便再构建为个体精神空间的地理结构。
情境主义国际者在进行其构造情境的实验时始终把主体性的凸显作为其旨归，景观展现给人一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视角，情境主义国际者通过自己在城市中重复式的“旅游”而使实体的地理环境在自己头脑中再现为心灵地图，“历史的主体也只能是自行生产自身的生者，成为其世界即历史的主人和拥有者，以其游戏意识的方式存在着”[4]43，情境主义国际者在一种游戏式的漂移实践中使个体的主体性在地理环境中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接受者对地理环境进行个人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地理环境也不断形成新的阐释。
梅新林先生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包括版图复原法与场景还原法，但是在以上两种阐释机制中批评者的主体性不断让位于作家的先在性经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也局限于对作家运动空间的研究而无法深入。事实上，在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运动中“文学地理亦能超越原有的物理空间，形成以物理实体空间为内核的文化意义上的流动性与重构性”[15]87。在地理环境的此类转换过程中文学接受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接受者当下、瞬时性的阐释使地理环境在个体精神世界具备了新的精神特质，在不断生产着的个体阐释以及个体互动中，文学地理在接受者的精神世界完成了再建，这种再建的多样性则构成了地理环境流动的精神基础。当这一精神认知践行于后续实践并得到显现，实体的地理环境就实际拥有了新的文化意义，这一文化意义在社会上的流通又进一步影响了新的接受主体，文学地理学在文学接受层面的流动至此得以完成。
最后，是地理的符号意义层。有关主体在场性的强调一方面对文学地理学接受者的主体性研究形成补充，初步形成了接受过程的流动；
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地理学在根本意义上的流动成为可能，即基于地理空间符号意义的空间再分割。地理本身带有的符号意义，在人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使得以人为载体的社会结构关系再现为一种空间结构关系，实现了空间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再建构。
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实际是资本主义在新型媒介大行其道之时的一种图像化显现，景观不断借图像完成自己对世界的渲染，“此时，资本的逻辑将一切商品抽象，成为一种‘表征’，人们消费的已经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其表征关系：一种由符号构成的价值系统，即‘景观’”[18]，景观是商品实现对社会生活全部占领的时刻，此时商品在其使用价值的消费之余更注重其符号价值的彰显。不论是聚焦到景观之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还是在宏观视野下审视整幅景观图像，景观的空间都被赋予了一种符号意义。景观这一幅巨大的虚拟图像背后演绎的其实是一种资本意义，而这正是景观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资本不再是领导生产方式的可见核心：资本的积累以感性物体的形式将资本开展到周边。社会的整个广度便是它的写照”[4]25，资本借图像这一感性表象完成对世界的操控，景观就是其成果展现。在景观之上，地理背后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借助空间的资本能指完成了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分割。资本主义空间的结构方式及其分区体现的正是资本的运行逻辑，景观的地理空间能指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即为资本主义的城市规划——这是景观借助地理的符号意义对实体地理空间完成的重组。
地理空间的符号能指具备一种分享已有物理实体空间的能力。在文学地理学中地理本身具有一种实体属性，这种实体性由于人的在场性改造又经由符号能指的进一步演绎而具备了一种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一旦产生便可以超越原有的地理空间，脱离其物理实体空间而以一种意义形式进行流动，这种意义的流动转过来实现了于精神层面对空间的重新享有，最终实现了符号意义上地理空间的重新建构。这种空间的再建，使文学地理学的地理空间不再拘束于其已有的地图学分割而具备了进行流动性建构的灵活性，通过赋予地理空间以运动特质和重组性而使文学地理学从根本上获得了流动的可能。
实体地理空间作为影响文学生产的基础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作为其内在组成部分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社会生产的逻辑下进行动态运动。进一步把握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二者间的结构关系，立体、动态地看待实体地理区域有助于加深文学地理学以往对于空间的认知。至于在当下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要素的把握中则有着轻视接受主体研究的倾向，将西方景观的“心理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作比较，则会发现个体的在场性对于地理空间的重新塑造有着重要的接受学意义。在此基础上便可以总结出文学地理学流动性体系构建的三个层面：物理层，此层面强调文学地理学不可脱离空间的物理性，以实体地理环境之存在和变迁为文学地理学存在的客观条件；
精神层，此层面借助个体的主体性在场，使文学地理学不再仅仅依靠地理学完成对文学因素历史回溯式的归纳，而是不断在当下的瞬间生产心灵的地理空间；
符号层，此层面通过发掘地理空间的能指意义进一步发掘地理符号意义对空间进行再分割的可能，由此以地理空间的多变性和重组性为基础从根本上结构起文学地理学的流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