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幕后的逻辑

8月21日,四川启动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同一天,上海宣布暂停开放黄浦江沿岸外滩、北外滩、小陆家嘴地区景观照明。此前的8月20日,#成都限电#的词条冲上热搜。再早一点,8月19日的武汉部分区域也在限电。

亿万民众迎战高温的背后,是电力紧缺;
电力紧缺的背后,是可用于发电的水资源锐减,具体呈现在川渝两地河流水库的表象就是汛期反枯。

能源紧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此之大,可谈起能源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朱彤进行了介绍。

杜祥琬: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能源问题,究其原因,我觉得跟“安全”两个字很有关联。能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保障能源的安全,不仅是供给的安全,还有环境的安全、气候的安全等,这些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

而且今年以来,能源领域的一些突发事件挑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比如俄乌冲突就曾让国际油价大涨。对于这些问题,我有两点感触:第一,这件事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就是能源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要端好这个饭碗,一方面我们得把自己的化石能源用好,另一方面就是要好好去推动能源转型。因为像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它们是本国可以掌控的资源,不管哪里打仗,不管油气供应怎么样,都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就更安全、更可靠,有助于现在的和长远的能源安全。

在能源转型的节奏上也要注意。2022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能源作为一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降碳”,传统能源的减退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替代的基础上。

朱彤:怎么进一步理解“安全降碳”呢?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还处于“小康中国”向“富裕中国”转变的中间。现阶段说稳中求进,稳的其实就是工业。

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38%,前几年更高,这个比重放眼全球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我国还是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出口的“大”就是产品,这个产品不是能源也不是农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工业品。

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靠制造业挣来的。因此要稳经济,工业这部分不能缺。除了“稳”,还要“进”,经济增长同样也需要能源消费有稳定增长。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现阶段不能只考虑减碳的紧迫性,还要充分考虑现实落地中的可行性,尤其是刚性去化石能源必须要考虑工业的增长过程。

杜祥琬:意识到能源转型和把握节奏的重要性,还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资源。我们要绿色低碳转型,没有资源往哪儿转型?所以首先要对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有一个把握。

禀赋两个字,一提起来很多人就说“富煤缺油少气”。如果单就化石能源来说,这6个字没错,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仅仅用这6个字来描述是不正确的。因为除了化石能源资源禀赋以外,中国还有丰富的非化石能源资源禀赋,比如太阳能、风能,我们现在的工业技术水平已经能比较好地对其进行利用了。从占比来看,对于太阳能和风能,中国已经开发的量还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1/10,也就是说我国可再生能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但要真正利用起来还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以油气作为主要能源不同,我国是以煤为主,占了一次能源消耗量的56%,为了逐步降低这个占比,要走几个阶段:“十四五”期间对煤炭的提法是严控,言下之意消耗量还是会有所增加,只不过把控严格一些;
“十五五”期间开始有一些存量替代,但这个替代量也不会很大;
到2030年以后,更多领域会开始使用新能源,替代程度取决于中间这些年我们能发展出多大能力可以比较安全可靠地替代传统能源。

所以对煤炭的替代没有到很多人认为的那么紧迫。比如去年拉闸限电,很多人可能把这个“黑锅”扣在了煤炭身上,说是因为煤炭少了,必须得拉闸限电。但实际不是这样,2021年我国电力增加了10.3%,这么高的增加值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了,这反映出去年我们是不缺电也不缺煤的。

既然都不缺,我们为什么要拉闸限电?有两个原因:

第一,限制不合理需求。我们很多地方有一个观念,就是一提到拉动GDP,想到的就是利用“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业去冲动式发展,以至于去年有些地方对电力的需求比总量比重还高,但这其中并不是所有需求都是合理的,所以就采取了相应的抑制措施。

第二,拉闸限电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常说“煤电”,煤和电是一家,但我们有一段时间只管好了电,煤的价格却上去了。结果就是发电厂越发电越亏损,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敢多发电。

对煤炭我们要有完整的认知,就像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煤炭是功臣,减煤是进步”。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煤炭也是环保的功臣。在煤炭之前,人们的能源就是森林树木,直到能集中利用煤炭了,才大幅减少了对森林的砍伐。并且煤炭真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只不过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

杜祥琬:要真正做到稳中求进,能源分布不均衡也是我们需要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中东部是中国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能源负荷比较大的区域,但我们不论化石能源还是非化石能源,都更多集中在了“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这种不平衡也是我国能源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中东部作为能源主要负荷区没有能源就只能靠“北煤南运”或者“西电东送”,也就是说主要依靠“远方来”。并且这个模式已经维持比较长时间了。但事实上,之所以认为中东部没有能源,是因为我们传统认知中能源就是煤、油、气,而忽略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我曾经提过一个能源供给“身边来”和“远方来”相结合的思想,最近一些专家也做了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东部地区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就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40%以上。除此之外,这些沿海地区还可以发展核电。中国现在的核能建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因为种种原因,大家对核能有很多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如果深入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核电,就会发现它的安全性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将来如果和光电、风电配合好,能成为比较稳定的供能集合。提到风电,沿海地区的海上风电也可以为供能作出一定的贡献。

至此,这个结构就很清晰了。可再生能源资源、核电、海上风电,这3个加起来大概就能满足江浙百分之七八十的需求了,实在不够的地方再利用一些西南的水电、西北的风电、光电等。

再说说河南。河南是一个具有“小中国”特点的地区。过去河南的能源基本上只靠煤,但是将来,河南的电力大概30%靠光,30%靠风,保留20%的煤电,剩下的20%再用“西电东送”解决。

提到“西电东送”,需要注意的是西部也要发展,而不是光给中东部送能源送电力作贡献。西部不仅有丰富的化石能源,也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这些我们都要用好。

近年来中东部的确有一些高耗能产业趋于饱和了,没那么多增量。但还有一些高耗能产业国家非常需要,比如数据产业。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出“东数西算”?就是要把东部这些数据中心搬到西部去,到西部去算,在西部产生大数据。这样一来西部的经济得到了发展,风能、太阳能也就地利用了。贵阳现在已经成为了大数据计算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青海、新疆也有类似的特点,未来我们要对这些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朱彤:随着全国各个地区能源利用思路的转变,东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场景。东部和西部有差异,我们为了有足够的经济发展和可利用的能源,让东部和西部成为了互补的关系。

但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本身其实还是一个经济规律,是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当一个地方因为各种因素发展起来之后,资源都会开始向那里聚拢,然后就变成了强者恒强的循环,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个强化的作用。因为化石能源的密度高,又能够远距离输送,所以可以规模化转移和应用,也就叠加了优势者的优势。

而现在能源转型为我们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这个路径是怎么作用的呢?

首先可再生能源本身就具有分布式的特点,对它的利用也是从分布式电源到分布式系统,最后走向分布式经济。这种形式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积聚效应的一个反向作用。除此以外,低碳交通的发展需要本地化,以后还会出现低碳建筑、零碳建筑,这些建设接下来会吸引很多外流人口回流。

有了人,有了经济,有了产业,然后人口又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虽然我们都知道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能源转型确实能够缓解东西部的差距。

以前的化石能源时代,西部想要发展经济其实没有什么支点,现在支点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不管是“共同富裕”,还是“双循环”中的“内循环”部分,西部在其中占有的份额都越来越高,这不仅缓解了区域经济的差距,也能够避免“内循环”变成简单的东部和东中部之间的循环。因此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推动能源转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战略。

杜祥琬:中国要考虑的能源问题和世界各国能源问题比起来,可以说是最费思索、最费口舌的,因为我们的能源量大,要处理的各种事务复杂度也高。

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有很多浪费,并且很多所谓的废弃物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会引发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经济上的浪费;
第二,环境的污染;
第三,给社会管理造成很多问题。随着中国跟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尖锐,我觉得把废物变成资源这件事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也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无废社会”。

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既是能源问题,又是环境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可以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抓手,意义重大。

杜祥琬:如果站在未来回看我们正在讨论的中国能源转型这个重大问题,我对此刻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正在化不可能为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能源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说一个能源体系不可能同时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可行和绿色低碳。但我有一个想法,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去高质量发展,让能源实现“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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