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莹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金生鈜认为“没有交往，教育关系便不能成立，教育活动便不可能产生。一切教育不论是知识教育还是品质教育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1]。但是，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师生关系，近年来冲突不断。实际上，高校师生在教学活动中呈现出“相安的疏离”的状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一定程度的展现。本文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挖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策略。
师生关系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成败[2]。因为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完成教学目标，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但是在高校思政课上师生关系展现出了“相安的疏离”状态，“相安”该词在《楚辞·离骚》提到“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大意是“方圆怎能够互相配各，志向不同何能彼此相安”方。“相安”在这里大意是指相处平安，没有矛盾。“疏离”是与亲密相反的词语是指人们与自身以及别人都变得陌生、疏远的状态。在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的情境下，“相安的疏离”是指学生在课堂上是“身虽在，心已远”的状态。而教师在课堂上却抓不住学生的灵魂，处在“自问自答”的讲课状态，两者呈现出相安无事、心照不宣的默契相处方式。
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出现“相安的疏离”，一方面是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2020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已达到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率54.4%，5年之间涨幅在10%左右，但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专任教师只有183.30万人[3]。师资跟不上学生扩招的速度，高校思政课教师更是面临巨大缺口。其中有的省份一些高校思政课教师配备未达标，缺口近30%。[4]高校思政教师的师资不足直接导致了班级规模庞大。根据李翔对国内同领域课堂教学状况的不完全了解，大多数高校思政课课堂班级人数偏多，少则每班40-60人，多则上百人，有的教学班级人数超过200人。[5]这种大班授课的状况也使高校思政课教师承受着巨大的教学压力，学生人数过多导致诸多教学互动方式无法运用，也促使了学生处于被动听课学习的状态。另一方面，高校思政课独有的意识形态特性。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个人的生存压力的增加，迫于生存压力也使得个体面临自身工具化的倾向，服从于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另外，大学生更具有独立性的判断和自我意识，对强制性灌输的意识形态内容带有质疑性等诸多情况，这也导致了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处于“相安的疏离”状态。
作为社会关系组成部分之一的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也受到了社会交往规则和意识影响，师生交往缺失了深层次的情感交往，也烙印了“陌生人社会”的交往特点。导致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相安的疏离”。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揭示出三种深层次的原因：
(一)日常生活情境的缺乏
相对于专业课的课堂，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之间的互动范围局限于课堂上，缺乏教师与学生实质性深度联系和交流，也就是缺乏交往行动所必需的日常生活情境。当然不排除其他各种思政教育活动如讲座报告、知识竞赛、现场参观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师生交往关系的互动。但是，此类师生交往互动对有意向参与的学生具有较好的效果，其他学生可能依旧处于“相安的疏离”状态。学生们在课堂上沉默的听讲，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甚至玩手机睡觉等，很少与教师保持交流。尽管教师会把学生拉入线上班级群内，希借此拉近师生关系的交往。但是，目前这种群内的交流多用于考勤点名、发布通知，布置作业、安排活动、公布考试要求等。因为师生双方缺乏时间在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交流，所以教师也不可能提供给学生丰富多彩的情感输出。不可否认的是，教师一直试图使课程贴近日常生活情境，试图采用各种举措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但促使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处于“相安的疏离”情境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交往的日常生活情境，没有充足的精神交往的机会。
(二)系统理性化的放肆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的理性化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系统从生活世界的剥离，人们在交往中不再受权威和传统文化的制约，能够依赖自我的判断。二是社会愈发复杂，人们无力判断生活必须再次依赖系统，生活世界不得不受市场的腐蚀了[6]。现代社会中市场和国家机关是系统理性化主要发生的场域。人会受到市场的制约，主要的形式是金钱。人受到国家机关制约，主要的形式是权力[7-8]。随着社会发展，人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制约。系统理性化也在高校思政课有所体现，师生也会受到系统理性化的影响，学生的言语和行为也有功利化倾向。尽管哈贝马斯注重“表达的合理性”和“行为的合理性”，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学生的言行交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化。师生交往异化为纯粹的功利性交往，各取所需。甚至在功利化的师生交往中，教师被物化为知识性的生命体，其中师生交往关系中的情感价值逐渐放逐，教师也被学生认为是知识的传授工具。由于受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高校师生的思想不免受到侵蚀，导致功利化的师生关系，也使得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展现出了“相安的疏离”情况。
(三)真诚性的缺失
哈贝马斯认为沟通者处在同一日常生活情境才能够平等的、真诚的沟通来实现交往的目标[8-9]。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不仅缺少，日常生活情境而且面临真诚性沟通的缺乏情况。言语行为的领会性、真诚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是交往理性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前提[9-10]。哈贝马斯认为有效的对话交流是基于真诚性的、平等的、自由的交流形式。然而，高校思政课受到了长期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对教师具有较强依赖性，习惯性地跟随教师的话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特观点，对交流表现出了懈怠的情况。而教师习惯性地接受对预设内容的讲授，把持住了交流的控制权。导致两者都忽略了双方的创造性以及情感交流后的思维迸发，并没有形成积极地和真诚地沟通。另外，随着信息获取的便捷，学生能够获取全球各种信息，对于教师提供的信息产生质疑。若教师不能及时回应学生对社会现象的诸多困惑甚至质疑，也会使两者“相安的疏离”，缺乏交流的真诚性，那么高校思政课也会失去活力和引导性。
高校思政课面临“相安的疏离”的状况，迫切需要我们重塑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行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启示我们如何重建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而高校思政理论课中师生关系的重塑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回归日常生活情境
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需要回到日常生活情境，应置于日常生活情境中。哈贝马斯所说的是交往者双方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达成共识前提的信念储蓄库，该信念储蓄库能够给交往者提供一定的沟通背景和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的资源[11]。简而言之，在日常生活情境人们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也需要扎根在此情境中才能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需要凸显多元开放精神。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前提下，尊重多元价值文化取向，平等对话。将原有的教师强势话语灌输方式转化为师生双向互动交往，在师生平等交流的交往中，讨论当代世界的热点话题和当代大学生所关注的社会话题。回归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把知识和价值追求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不仅教授知识与技能，更要结合社会生活，帮助学生了解知识是如何创造、如何应用的，从而培育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创新精神。这样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具有生动性，消除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理隔阂和障碍，课程滋养学生的心灵，为高校思政课师生之间精神交往，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约束理性化商谈动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需有理想的商谈处境，但是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在系统理性影响的现代社会，对商谈的动机约束不失为一种重构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理想的商谈环境。更何况，哈贝马斯也很清楚在现代社会中谈论理想的商谈环境是不可能的，他所提到的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不能把该理论作为一种境界[12]。约束两者过于系统理性化的商谈动机，正确对待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关系，那么两者才能在情感上获得强烈的共鸣。比如运用孔子、苏格拉底等先贤的教育方式，注重以启发式的方式对事物本质的发问，激发学生的交流欲望，抛开功利。注重引导学生向善，促使学生能够有满意度和获得感，教师也能更加积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更何况树立德育目标时本身就要关注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更要关注学生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13]。当学生获得足够的情感关怀和向善的引导，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关系才能获得生命力。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以善为旨趣，以价值或者目的善为最终的追求，约束其中的功利性交往动机。教学活动中运用多种手段，展现价值善和目的善，约束阻碍人身心全面、自由、和谐成长和交往的最终目标。因此，师生交往需要回归教育正义，约束交往动机，从多方面营造目的善的价值取向，明确师生教与学的最终目标。
(三)提升交往行为的真诚性
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爱和精神沟通的理解是大学培养“整个人”和追求真理的必要路径的逻辑起点[14]。对爱和精神沟通的理解也意味着需要提升师生交往行为的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与他人达成共识，规定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正确、真诚[15]。因此构建多层次的教育对话，能够助推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的真诚性。比如师生需要积极地针对课堂所学知识进行持续的对话，相互了解课程目标，促使教师与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充分的共识、对教学目的明了。师生之间的评估性对话也对促进交往行为的真诚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学生能够真诚地意识到自身所学的不足与优点，促使他们集中精力在课堂学习，也能促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步，虚心接受教师的指导。另一方面，学生反馈也可以视为学生对教师的课程设置反馈，促使教师真诚地面对学生学习情况对课程规划合理性的认知。
另外，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中也可以包含对自身的反思性对话，师生带着教与学感悟以及对自我剖析地交往，反思形式的深入交往也会促进相互理解，促进真诚地袒露。把反思性对话与评估性对话渗透在高校思政课师生互动整个过程之中，通过向学生提供其学习结果与学习过程的相关信息，帮助学生学会自我调适，达成学习目标，促使双方在平等状态相互协商、求同来达成共识。师生相互倾听，相互抱以足够的耐心和包容之心。交往中的言语中包含具体的行动规划也能促进交流的真诚性。因此，持续性地构建多层次教育对话，增强与学生进行互动的方式，也能提升高校思政课师生交往的真诚性。
综上所述，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的构建问题很复杂。造成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淡化原因有客观的社会转型、经济冲击等因素，也有主观的真诚性的缺失等因素，都深刻影响着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的和谐。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自身局限性，但是该理论对于我们研究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出现“相安的疏离”状况提供了解释依据，重塑真诚与互动的师生交往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积极研究哈贝马斯社会交往行为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指导我国高校思政课师生关系的构建，走出交往的功利化，走向真诚的日常生活情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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