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坤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00)
本雅明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涉及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本雅明作为较早关注城市空间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了非常多的空间描写，通过对空间以及人的空间体验的描述，本雅明对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的作品中，室内、拱廊街和室外空间共同构成了所有关于空间的描写，以往我们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研究上。但室内作为本雅明生活的空间，在其作品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这同样是本雅明传达思想的重要途径。
《柏林童年》是本雅明晚期的作品。作者对童年的经历、体验进行了回忆与描写，但这部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童年回忆录。通过阅读作品我们发现，本雅明并不是按照时间逻辑对自己的童年经历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有意回忆”来进行描写。所谓“有意回忆”，就是对回忆中的内容进行有目的的筛选。本雅明在最后稿的序言中表明：“它们或许能凭其内在意蕴预先展示出来未来的社会经验，它们指的是本雅明的童年都市画面。”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通过童年这个载体，实现对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的人的异化和处于衰亡中的人性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首先认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力量。”[1]人对财富越是疯狂追求，就越容易沦为财富的奴隶，人会在与物的共存当中逐渐由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本雅明的《柏林童年》中，这首先体现在对本雅明的操控当中。电话机刚出现的时候，每当本雅明去接听这本应该为人服务的电话机时，却只能任由电话机随时入侵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改变轨迹式的影响。放在室内的电话机所带来的是无处躲逃的对自我的侵袭，它对人的生活的介入与操控，让人失去了自由以及对生活的掌控，逐渐失去了自主性。同样在摄影工作室拍照，本雅明被要求必须摆出与背景相契合的动作与神情，像密室和刑讯室的工作室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为拍摄出具有良好效果的照片，本雅明任人摆布。在外界力量的介入之下，人成为了背景，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可被操控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物的同化物和附属品。
人的异化更鲜明地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在本雅明那拥有巨额财富的外祖母的家中，充斥着陈腐而老套的家具什物，这是资产阶级踏实感的来源。但由于过多的物的存在，人类被挤出了生存空间，连可供死亡的地方都没有了。本雅明对资产阶级这种畸形的生存观念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室内华丽的布置超过了它的合理性，追求形式的后果就是要承受沉重的钳制，所以当夜晚处在这样凝重的氛围当中时，内心永远无法安宁。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物质的占有彰显其高贵地位，但最终却被物质所裹挟，反而丧失了人的地位。资产阶级关起门来，对自己的室内建设用尽力气进行塑造，并处于其间，就像蜘蛛织网，在居所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将他们束缚于其中。居室空间不仅带给本雅明压抑沉重的生存环境，同样无形之中也带给资产阶级同样的感受。但资产阶级认为生活在华丽又凝重的物体中间，能够得到自我保护，也能够得到快乐。他们真正的主体感受已经被逐渐磨灭，惯常性地沉浸在这些虚华的仪式当中，异化而不自知。本雅明通过对自我在室内的空间体验和对资产阶级室内空间的装饰，对资产阶级拜物而导致自身异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在本雅明的《柏林童年》中，很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是基于本雅明真实地空间体验的描写。卢卡奇认为人的一个物化形式就是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变成各自孤立的、被动的原子。……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和掩盖。”[1]资产阶级重视的是财产、身份和地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淡漠化。资产阶级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势必将成为它的奴隶，也注定行动要受到物的规约，他们所有人类活动的出发点，就已经剔除掉了人的主体性。透过居室空间，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社会淡漠的人情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
首先，人们之间的冷漠体现在本应具有最亲密关系的家人之间。本雅明的堂兄死于梅毒，父亲来到本雅明的房间思考、讲述，却未提及堂兄的真正死因。虽然父亲在对本雅明进行讲述，但是父亲真正需要的只是本雅明的房间，本雅明的房间为父亲的心理抒发提供了场所。父亲宁愿对着没有生命力的房间讲述，也不愿同其他人进行交流，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在情感交流上又是如此之远。不仅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同样如此。童年的本雅明渴求母亲的关心，但是这只会出现在他生病的时候，一旦恢复健康，这样的亲密关系便很难看到。
其次，人们之间情感的淡漠，还体现在童年的本雅明发高烧时，人们来看望他的态度上。他们关注的不是孩子的生死，而是死后无法继承祖先的遗产与荣耀，对财富、地位的疯狂追逐让他们丧失了情感沟通的能力。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家族的财产与荣耀，仿佛就是为此而生的一样。人的存在是为了资产阶级虚无的荣耀，而非人本身，这样的生存意识造成了人对自身的漠视化，也造成对情感的淡漠化。
最后，书中写到，孩子们也像大人一样拿起了剪刀开始缝纫，但是布的正面越好看，背面则越零乱。这就代表着资产阶级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越是富丽堂皇，它的背后就越是凌乱不堪。忽视人的情感感受，势必会导致自我毁灭。
资产阶级存在于自身塑造的维护自己身份、地位的空间，并以此试图去影响和同化更多的人。索亚提出“人是空间性存在者”的观点。“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2]人首先是空间性的存在，是空间的生产者和塑造者，空间产生的出发点就是人本身。同时，空间也是人进行自我塑造的空间。资产阶级的居室就是他们进行构造的私有空间。
工业革命和农村饥荒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居住环境变得恶劣。资产阶级要求同无产阶级区分开来以保证自己的安全。[3]随着社会分工细化，贫富差距凸显，金钱代替出身成为社会身份的评判标准，城市逐渐分化为富人区与贫民区。居室满足了资产阶级对安全的需求，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安全的放在室内。并且大城市拥挤，私人空间不足，为得到在城市中的存在感，资产阶级将居室最大化地利用装饰，利用可以在居室留下生活的痕迹，以此来弥补这一缺失。居室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全部生活，不仅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还成为了资产阶级精神的寄托，他们要求并痴迷于由外在物体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居室进行不同的建筑构造，以达到维护自身身份地位的目的。本雅明在《柏林童年》中，对姨妈家的居室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姨妈家的居室是带挑楼的，走过陡峭的楼梯才能到达居室，没有佣人的帮助是很难到达的。陡峭的楼梯是为了与下人隔绝开，这样的攀爬是费力的。而对于仆人来说，这不仅是体力上的强度，更是心理上的鸿沟，主人的居室是高不可攀的。而资产阶级正是要通过这样陡峭的外在构造来彰显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资产阶级塑造的室内空间，不仅充斥着他们的痕迹，更希望这样的空间能够成为被资产阶级利用的私有化空间，试图用这样的手段去影响和塑造更多的“资产阶级化”的人。本雅明在《柏林童年》中，对自己在家中的感觉是空空的贝壳，是一座空洞的建筑，毫无生气，在堆满家具的建筑中，人的主体感逐渐隐没其中，人在家宅中的存在感逐渐消失。人孤独、僵化的生存状态被揭示的一览无余。童年的本雅明在住宅中体验到的不是能够让他感知到世界的变动，而仅仅只是房子里及其周围物体冷冰冰的声音。资产阶级自己创造的精神荒芜的生存环境，限制了儿童对世界的认知。资产阶级不仅将自己放入一个安全但却毫无生机的空间之中，自安于其中，并且试图将其他人的发展也禁锢在这样压抑、沉重的空间中。本雅明认为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扭曲了他的童年世界。透过本雅明童年室内的空间体验，更深层次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萎靡、腐朽与衰亡趋势。
室内空间作为本雅明《柏林童年》中重点刻画的内容之一，不仅展示了人的生存空间、社会关系，还突出了人的生存状态。其所揭示出的人的异化、情感缺失，以及塑造的空间，是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和本质，同样深刻地体现了我们人类的当代社会状况。本雅明的思想是跨时空的，他所描绘的、所揭示的、所要传达的问题如今同样存在。如何消除人的异化、消除人孤独、冷漠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构造一个更为丰富、有温度的生存空间，仍然是今天的我们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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