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技术对甘肃省农户生计的影响

侯庆丰,王悦天

(甘肃农业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

b.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为了深入地研究可持续农业技术对甘肃省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随机调查获取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倍差分方程模型从微观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农业技术有效地改善了排灌条件,提高了灌溉水的利用效率,节省了劳动力和时间,减轻了农民的耕作负担,同时还减少了田间杂草的产生,增强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但对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养殖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对其种植收入和商贸经营收入呈现负影响,主要原因是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认识水平较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较差,可持续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中的制度设计不合理,为此提出通过加快建设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素质,瞄准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使用对象,有选择性地在耕种面积大、有融资能力、有参与积极性的农户或生产单位中推广使用,不断提升可持续农业技术在农户层面的使用效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地处寒区旱区的西部内陆省份甘肃彻底改造了传统农业,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土地平均承载力大幅度提高。然而,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土壤破坏、健康隐患、社会分化、人口外流、农耕文明消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给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民带来了消极影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甘肃省在敦煌市、高台县、永登县、临洮县、武山县、灵台县试点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推广深松、配方施肥技术,试用有机肥、生物农药,推进合作社建设,培训新技术等,目的是恢复农业生态系统功能,促进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和人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上述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效果究竟如何,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或提质增效,能否普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效解决农民面临的困境?这不仅是当前党和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北京宣言》《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等文件的原则立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关于《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要讲话的具体行动,同时,在微观层面探究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农业技术能否给农户带来正面影响,而且也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理论问题,为西部寒区旱区农民增收、生计改善提供可遵循和借鉴的经验模式。

生计分析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借鉴生计研究方法分析农民生计问题。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生计策略与生计模式的选择、农户发展不可持续的原因、农户个体差异决定生计的多样性等方面。

关于生计资本的分析,李小云较早地开展了生计资本的定量分析,他设计了适用于测量中国农户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及量化标准,并在福建沙县和广西马山县分别选择了2个行政村作为样本点进行了实地调查,他认为导致样本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直接原因是生计资本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1]。其后,他还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低收入家庭对教育、培训投入较少,人力资本累积速度较慢,自然资产脆弱性大,物质资本不可转换性强,无法与其他资本进行相互转化来达到降低生计脆弱性的目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以亲缘关系为主的家庭网络[1]。

杨云彦等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库区农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建设的外力冲击下库区农民的生计资本状况[2]。

在生计研究中,除了对生计资本的测度外,也有对生计策略的分析。黎洁等对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按照生计策略不同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兼业户生计状况比农业户更好,对于自然和环境的依赖程度也较低[3]。

李斌等针对生计途径,结合非政府组织(NGO)农村扶贫和发展项目的具体落实,指出援助组织与受援助者目标不一致是导致可持续生计难以形成的关键因素[4]。阎建忠等人认为农户的生计资本随着海拔的上升呈下降趋势,并且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与其拥有的资本呈高度正相关关系[5]。李聪认为在西部贫困山区,通过外出务工,显著增强了农户规避生计风险的能力,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度,体现出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的优势[6]。苏芳等认为拥有较多金融资本的农户更愿意从事非农产业,而自然资本较多的农户则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7]。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农民生计不可持续的原因。冯振东从现行制度出发,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不合理和就业培训的滞后是造成农民生计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8]。赵兴玲等认为,在主观上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习惯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传统生活观念浓重;
在客观上,现行征地安置模式的短期性、征地补偿费用低、就业渠道不畅通、社会保障不完善都是造成失地农民生活面临严峻挑战的因素[9]。金雁结合南京市的实际情况,认为在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只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劳动力价值降低了,而现行的政策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恶化了其生计状况[1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分析农户之间的差异来研究农户生计的多样性。赵雪雁通过分析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农(牧)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认为纯牧区农户生计资本较高,农区次之,半农半牧区最低,并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11]。康艺之等人认为兼业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不断积累,非农兼业是现阶段农户脱贫的最优路径[12]。

何国俊等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13]。黎洁认为兼业户的生计资本禀赋更好,其生计活动更加多样化,抗风险能力更强,贫困程度较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也更小,因此,通过鼓励农户兼业来解决贫困问题[3]。李斌等系统阐述了农户生计的多元化途径,提出扩张型、迁移型、集约化、多样化生计模式[4]。秦红增等人认为少数民族生计变迁的方向是多样性的[14];
蒙爱军发现生态、技术、历史、文化等因素可以起到影响水族生态变迁的作用[15];
田俊迁认为土族的生计方式在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6];
刘华民等人认为气候变化影响了农牧民的生计模式[17];
左停等人提出通过培育人力资本、改善农产品的市场地位、支持农民选择多样化生计、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社引导和促进农民的生计策略转型[18]。

国外最早提出生计理论的是Robert Chambers,他于1986年6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森林保护和发展会议”上做了题为《世界自然保护与发展战略》的报告,并于198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做了《可持续生计、环境与发展要以穷人为先》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19]。Ian Scoones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20],将复杂的问题条理化、简单化,并形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和制度变化、生计策略、生计输出等内容构成[21]。

Ian Scoones认为,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个人拥有的物质和社会资产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为了便于实证调查,他借用了经济学术语,重新划分了资产的4种组成,即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DFID把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自然资本是指人们能够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物质资本是指通过人类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包括房屋、基础设施、生产工具和设备等。金融资本是生计资本中最容易转变的资本形式,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和信贷能力。劳动力资本是指能够使人们采取不同生计策略达到其生计目标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布朗从系统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包括系统要素、结构和环境[22]。

国内外关于农民生计的研究,大多是从农户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出发,一般情况下只分析农户某几个方面生计资本的局部内容。本文将农民生计看作是一个系统,根据生计资本均衡发展的思路,系统地分析甘肃省农户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可持续农业技术实施前后的变化。同时,进一步分析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模式的影响,目的是探索农村资源高效配置的模式,增加农民生计资本,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一)区域概况

甘肃省敦煌市、高台县、永登县、临洮县、武山县、灵台县6县(市)位于北纬34°39′~41°35′,东经92°13′~107°57′,总人口183.48万人,耕地面积299 980 hm2,有效灌溉面积89 950 hm2。耕地土壤以灌漠土、灰棕漠土、黄绵土、灌淤土、红土、黑垆土、淀土、黑油土和黑沃土为主,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分别属于党河、黑河、庄浪河、洮河、渭河、泾河灌区。该区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漫长,春夏界线不分明,夏季短促、气温高,秋季降温快,最高气温38.5 ℃,最低气温-29.6 ℃,年平均气温8.42 ℃,由于海拔不同,气温差别比较大,且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年降水量在42~650.4 mm,从东南的灵台县向西北的敦煌市递减,降水多集中在6—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平均年蒸发量为1 840.32 mm,平均日照时数2 668.7 h,无霜期157.5 d,主要气候灾害有旱灾、冰雹、沙尘暴、暴雨、霜冻和干热风。区域内灌溉设施齐全,农技服务体系发达,农业机械化率较高。

(二)研究机理

为了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内外普遍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农业技术,以减缓石化技术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见图1),其效果究竟如何?本文采用随机化实验方法,把气候类型作为随机变量,将气候相似的两个年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时,利用是否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作为干预变量,构造出随机化分配机制,采用双倍差分方程模型(DID)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计量研究探讨复杂内生变量的方法,通过控制部分随机变量使研究的问题简单化,为样本区乃至甘肃省今后推广利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和进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图1 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影响机理图

(一)模型选择

在分析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时,采用双倍差分方程模型(DID),将调查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处理组指实施了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农户,对照组指没有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农户。利用处理组在可持续农业技术实施前后解释变量的差额,减去对照组在可持续农业技术实施前后解释变量的差额,即DID估计量来识别可持续农业技术实施的具体效果,

(1)

其中,DID为双重差分估计量,Y为解释变量,treatment和control分别代表干预组和对照组。

在分析过程中,设组别虚拟变量为D,D=1表示实施了可持续农业技术,D=0表示未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设时期虚拟变量为T,T=0表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

T=1表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后。设未知的影响因素ε为随机扰动项,则影响农户生计的模型为

Y=β0+β1T+β2D+β3TD+ε。

(2)

上述模型通过组别虚拟变量和时期虚拟变量的取值不同改造成两组新的模型。对于对照组农户,D=0时,模型改造成Y=β0+β1T+ε。根据时期虚拟变量取值不同,模型改造为

(3)

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后对照组农户的生计指标平均变动为

diff1=(β0+β1)-β0=β1。

(4)

对于干预组农户,当D=1时,模型改造成Y=β0+β1T+β2+β3T+ε。根据时期虚拟变量取值不同,模型改造成

(5)

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后干预组农户的生计指标平均变动为

diff2=(β0+β1+β2+β3)-(β0+β2)=β1+β3。

(6)

DID模型的假设是在没有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前提下,干预组和对照组应有平均变动效应,因而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指标的净影响为diff=diff2-diff1=(β1+β3)-β1=β3,表现为公式(2)中TD的参数β3为双重差分估计值,代表可持续农业技术实施后的效果或净效应。运用该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实施农户和非实施农户生计指标的净影响程度。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Yit=β0+β1Tt+β2Di+β3TtDi+β4Xit+εit。

(7)

公式(7)中,i表示农户,t表示时期,农户i在t时期的生计指标用Yit表述,组别虚拟变量Di用来衡量是否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Di=0,表示未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
Di=1,表示实施了可持续农业技术。时期虚拟变量Tt表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后,Tt=0表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
Tt=1表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后。TtDi为交互效应,估计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Xit为一组观测值,是影响农户生计指标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4—2018年对甘肃省敦煌、高台、永登、临洮、武山、灵台6个县(市)20个乡镇54个行政村135户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样本农户分布在甘肃省河西灌溉农业区、沿黄农业产业带、中部旱作农业区、陇东雨养农业区4个农业主产区。调查内容分为使用可持续农业情况、家庭收入结构、家庭生计资本、样本农户家庭特征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对数值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2)剔除主要相关变量缺失样本;
(3)考虑到滞后期的加入,将5年样本合并成家庭层面的可持续农业技术使用前和使用后两期平衡面板数据,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810个观测值。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户生计,根据调查,样本区农户以种植、养殖、外出务工、商贸经营为主要生计来源,同时,还需要考察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此,农户生计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有农户家庭总收入(Y1)、种植收入(Y2)、养殖收入(Y3)、外出务工收入(Y4)、商贸经营收入(Y5)、劳动生产率(Y6)。

2.核心解释变量

通过设计随机分层实验,剔除气候变化因素,主要解释变量包括3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交互影响系数(DID),由是否使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和使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前后4个因素共同决定;
二是可持续农业技术(Treated),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取值为1,未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取值为0;
三是时期变量(Time),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前取值为0,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后取值为1。

3.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影响农户生计的因素有以下几类:一是农户生计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用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自然资本,指农户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社会资本,用农户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积极性三者的加权平均分表示;
金融资本,指农户家庭收入、银行存款和现金等价物;
人力资本,用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文化程度加权平均分表示。二是可持续农业技术,包括化肥、农药、地膜等农资减施技术,有机肥推广利用、秸秆还田、农民培训、专业组织建设等技术。三是其他因素,包括农民的思想意识和农户所在县(市)等(见表1)。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控制气候变化因素后,根据建立的双倍差分方程模型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实施效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2)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被解释变量Y1、Y2、Y3、Y4、Y5、Y6分别表示家庭总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商贸经营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解释变量DID、Treated、Time、Cons分别表示交互效应、可持续农业技术、时期变量和常数项。

表1 控制变量表

可持续农业技术(DID)对农户家庭总收入(Y1)、种植收入(Y2)、养殖收入(Y3)、外出务工收入(Y4)、商贸经营收入(Y5)、劳动生产率(Y6)的估计值分别为0.064 4、-0.265 0、-0.188 5、-0.152 0、-0.3520、-0.208 0,只对种植收入(Y2)和商贸经营收入(Y5)在10%、5%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影响,对其生计收入影响不显著,说明推进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养殖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大,但对农户的种植收入和商贸经营收入有负向影响,即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农户的种植收入和商贸经营收入显著低于未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农户。

表2 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如见表3所示。其中,被解释量包括农户家庭总收入(Y1)、种植收入(Y2)、养殖收入(Y3)、外出务工收入(Y4)、商贸经营收入(Y5)、劳动生产率(Y6)。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X1)、自然资本(X2)、社会资本(X3)、金融资本(X4)、人力资本(X5)、化肥投入(X6)、农药投入(X7)、地膜投入(X8)、灌溉投入(X9)、燃油投入(X10)、有机肥投入(X11)、秸秆还田(X12)、参加培训(X13)、参加合作社(X14)、思想意识(X15)、农户所在县(市)(X16)共16个变量。

表3 加入控制变量后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生计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续表3)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DID)对家庭总收入(Y1)、种植收入(Y2)、养殖收入(Y3)、外出务工收入(Y4)、商贸经营收入(Y5)、劳动生产率(Y6)的估计值分别为0.219 0、-0.389 4、0.377 8、-0.220 8、-0.163 5、-0.459 3,只有对种植收入(Y1)和商贸经营收入(Y5)的估计值在10%水平上显著,对其他生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引入控制变量前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大,表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与现实有一定差距,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导致农户种植业收入减少,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跟踪调查的农户近5年来种植规模在递减,种植收入呈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近5年来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并不高,农业劳动力投入下降,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大。

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种植业的具体因素,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农业收入在5%、1%、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其估计值分别为0.511 0、0.344 9、-0.275 8;
化肥投入、农药投入、参与合作社对农业收入在10%、5%、10%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估计值分别为-0.180 1、0.224 7、-0.171 2;
农民思想意识、所在县(市)在5%、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估计值分别为-0.370 6、-0.330 9。

分析影响农户商贸经营收入的因素,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户商贸收入在1%水平上有影响,其估计值分别为0.490 2、-0.517 1、0.213 3;
秸秆还田、参加合作社对商贸经营收入在10%、5%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估计值分别为-0.197 5、0.181 1;
农户所在县(市)在10%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估计值为0.118 5。

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养殖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种植收入和商贸经营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并且呈负面影响,即相对于没有实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农户,实施了可持续农业技术农户的种植收入和商贸经营收入增长要更慢一些,投资回报率更低一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及农民普遍关心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使用并不关心,尤其对减施农药化肥,降低农膜使用量,节约用水,节约燃油,使用有机肥,秸秆还田,发展经济组织,培训农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申报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等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使用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因此,财政投入不足。样本农户中93.5%的农户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但很少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技术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仅占60.5%,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仅占67.4%,且培训目的是碍于情面或获取礼品。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样本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110元/工日,务工人员劳动生产率为160元/工日,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村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以家庭为主从事分散经营的农户,农业劳动力主要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他们接受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能力有限,重视农业生产的程度不够。以专业组织为主从事集约化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农场主、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比较效益相对较高,是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力量。

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1)加强农业生产重要性认识和粮食安全意识,改善农产品的市场地位,提升农产品市场价格,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反映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帮助农民树立农业生产的信心,构建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2)引导农民向规模化、集约化过渡,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把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使用对象瞄准到新型经营主体上,避免出现推广错位的现象,有选择性地在家庭耕地面积较大、有融资能力、有参与积极性的农户或生产单位中推广使用可持续农业技术。(3)加强农村生产经营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提高青年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提供人才储备。同时,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农业创新环境,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4)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合作联合,使不同生计特征的农户形成区域性互补型的生计合作组织,提升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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