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明 豪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2020年修订）指出，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此处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联系”，为什么要凸显时间或空间上的联系而非单纯的时空呢？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过程性，万事万物处在持续不断地变化当中。这一变化发展过程却无不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嬗变。
换言之，由于历史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因此，为了解其由来、理解其现状乃至追究其影响，便需要我们“联系”纵横交错的时间与空间，从较长时间或较大空间洞察其“变化”，以认识其全貌。正如黄牧航教授所言，对历史教育来说，培育学生的时空观念就是使之形成“历史上所有事物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发展变化的思维方式”。①黄牧航：《时空观念的教学设计与学业评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9 页。
变化具有永恒性，但其程度却因时因物而有所差异。历史的演进遂呈现出量变与质变相结合的特点。因袭与延续体现了历史演进的量变过程，突破与变迁则体现了历史演进的质变过程。②何成刚、沈为慧、陈伟壁：《历史教学中时序观念的培养》，《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2 年第1 期。认识历史的延续与变迁，正是理解历史事物在特定时空联系中的发展变化，因而贴合于培育学生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本质要求。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将时空观念“窄化”的现象，即把“历史时空”理解成“简单的线性序列”，较少指导学生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合理解释历史的延续与变迁，从而不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③凤光宇、邵清：《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教学实践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75 页。
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采用通史的叙事框架，涉及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是落实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重要阵地。上述课程标准在必修课程“内容要求”部分已强调学生应“理解不同时空条件下历史的延续、变迁与发展”，而于“教学提示”版块亦明确提出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下“理解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此处应理解为具突破性的变迁）与延续”，以“建构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可见，在历时久远、内容繁多的通史教学中，如何使时空观念素养在学生理解历史的延续与变迁过程中得以涵养，成为我们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9课《两宋的政治与军事》为例，课标要求学生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的新变化。新变化作为本课的关键词，说明相对于之前历史时期，两宋政治上的变化已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这一巨大历史变革归功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唐到宋初，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转变都经历了从发生到固定的过程。①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1 期。因此，在北宋初年得以定型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实乃孕育于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延续长达两百余年的由乱趋治的历史进程当中。宋初君臣兴弊拯坠，实现了量变基础上的质变，使得宋朝走出了五代。祖宗之法作为新变化的奠基石，在两宋政治舞台上动态延续了近三百年，既有效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又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②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第284 页。
由此，笔者力图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这一史事置于从唐后期到两宋这一具体的时空框架下，使学生通过感知历史的延续与变化，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理解”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相关举措（与初中的“了解”相区别）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时空观念素养。
学生在第6课《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的学习中，对唐朝中后期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乃至五代十国的历史发展线索已有一定的了解。而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系列举措，正是统治者针对晚唐五代的混乱状态而制定推行的。叙述前之积弊，乃欲理解宋初君臣之用心所在，凸显两宋政治的变迁何在。
宋史专家聂崇岐先生指出：“五代之际，政治上之大患有二：曰腹心之患，即禁兵；
曰肢体之患，即藩镇。赵普之所以力主罢宿将典禁兵与夫设计罢藩镇者，无非为免此二患以求平治而已”。③聂崇岐：《宋史丛考：上》，中华书局，1980 年，第266 页。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由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定制。宦官集团凭借中央神策军力量，后又掌枢密机要之职，干预朝政，勾结藩镇，乃至于废立皇帝。而“五代禁兵，本藩镇军队所蜕变，其旧日‘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之习，尚未涤除。以故各朝兴亡，多视禁军向背”。④聂崇岐：《宋史丛考：上》，第268 页。后唐时期李嗣源、李从珂，后汉高祖刘知远乃至后周太祖郭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禁军的拥戴而得以夺权。
而藩镇擅权乃至割据一方的肢体之患，从安史之乱以来始终困扰着历代王朝。唐中后期，河北割据型藩镇政治上自行拥立节度使，财政上截留辖区赋税，军事上挟重兵与中央分庭抗礼，俨然不为王土。⑤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46 页。教师可出示以下史料：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五代十国各政权实际上是在唐代后期藩镇混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学者统计，在五代各朝发生的各种动乱，地方反叛中央政府的动乱占到了动乱总数的一半以上。当时藩镇兵与禁军甚至通过勾结以谋朝篡位，以至于短短五十三年间易五代八姓十四君。⑥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23—124 页。以下材料或可概述其间武人跋扈、政权骤兴旋亡的混乱状态：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
宋王朝政治新局面的开创，其着眼点基本上皆欲革除和防止晚唐五代的混乱弊病。因此，铺垫该时期具代表性的痼疾，是学生理解宋初举措的必要基础。但是，晚唐五代“自层层叠叠的割据局面发展到若干政权的分立，再到其后的中央集权，实现着由分裂向统一的过渡”。⑦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207 页。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多次试图恢复中央集权，如充实神策军以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乘机分割有割据倾向的藩镇。唐中后期的藩镇节度使为稳固统治，亦积极加强内部集权，如任命手下军将权知州军事，作为差遣职，实际掌握地方政府管理权。
至五代乱世，各王朝有感于巩固政权的紧迫性，亦在军事体制、中枢权力划分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渐进的调整。就藩镇尾大不掉的肢体之患而言，几乎历代帝王都竭力加强中央禁军的实力。后梁朱温以原有的藩镇军队组建成侍卫亲军，迅速增加禁军人数，扭转了中唐以来外重内轻之局面。后周世宗柴荣更募选天下武艺超绝者为殿前军，大大提升禁军战斗力。故汪槐龄先生指出，“地方节镇颠覆中央的威胁，早在宋前，就已由柴荣基本解除了”。①汪槐龄：《柴荣与宋初政治》，《学术月刊》1980 年第7 期。
而面对禁军篡权的腹心之患，后周太祖郭威则使侍卫马军、侍卫步军分立，与殿前军共同构成三衙格局，以分权制衡。宋朝禁军的三衙体制即发端于此。此外，五代时期由皇帝亲信文吏或武臣掌握的枢密院，权力鼎盛之际能统揽军国大事，凌驾于宰相之上。有些枢密使兼任节度使，控制着地方军队，甚至直接带兵打仗。但至后周时期，统治者亦着手调整枢密院职权，引中书分枢密之权，防止权臣乱政。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晚唐至五代时期，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演变呈现出由乱趋治的特点。北宋致力于革唐、五代之弊，乃顺应和延续了前一阶段中央集权缓慢而渐进加强的历史趋势。而正因为宋初统治者更加谨慎地汲取五代混乱之教训，通过创法立制更为彻底地拨乱反正，方使宋朝完成了时代的变迁，走出了五代混乱的局面。
与五代君主同为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禁军同侪的拥戴下，建立了新的赵宋王朝。晚唐五代政治动荡的情景犹在眼前，创业垂统成为宋初君臣心里沉重的压力。“革故鼎新”一词，在新皇帝登极时被隆重提出。
关于北宋初年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具体措施，初中历史教学中有详细介绍，学生已然了解其基本内容。故在本课教学中，笔者注重于让学生理解宋初统治者创法立制既是承袭了晚唐五代的政治积累，又使由乱趋治的量变历程得以发生质变，从而开创了两宋政治新局面。
如上所言，赵普之所以主张罢宿将典禁军以及提出“夺其权”、“制钱谷”和“收精兵”的削藩纲领，正欲革除唐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武人跋扈以致王朝数易、战乱频仍的弊病。
宋初君臣在后周整顿禁军基础上，进行更为有效的禁军体制改革。一方面罢免宿将兵权，代之以资浅望弱甚至才庸者掌握三衙禁军。另一方面，在数十年的调整过程中形成了“三衙——枢密院”体制，即所谓：
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六《论曹诵札子》
如学者所言，兵制改革并非发端自赵宋，却大体完成于宋初。②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207 页，第255 页。从结果上看，北宋初年的禁军体制改革的确彻底地铲除了长年困扰晚唐五代各政权的心腹之患，稳固了宋王朝的统治。宋初历史的发展演进在延续晚唐五代由乱趋治因素基础上出现若干变迁。禁军如此，藩镇问题的解决、中枢政权机构的设置乃至文武政策的转向同样如此。
五代时期随着禁军实力的显著增强，外重内轻之势已被扭转，至周世宗时更是如此。宋初统一大业的推进不可谓不速，可见北宋中央政权的强大实力。故谓“废罢藩镇一事，其时只问有此决心否耳，不在能行不能行也”。③聂崇岐：《宋史丛考：上》，第275 页。此于建隆元年宋太祖速平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之叛一事中可见一斑。
赵匡胤采纳了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的削藩三计，有序地收缴藩镇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以“夺其权”为例，北宋派遣中央官员分治地方州郡，号“权知军州事”。上文已述及晚唐时期藩镇节帅任命手下军将或幕僚权知军州事。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政府开始派遣朝官出知军州事。宋初延续了这一收归地方行政权的趋势，并最终在宋真宗时期由以文官为主的知州完全替代长期以来把握地方州郡管理权的武臣节度使及在其控制下的军将幕僚等。“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变中，节度使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尽头”。④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第272 页。
在中枢政权机构的设置与调整方面，北宋承袭了五代以来引中书宰相分割枢密使之权的历史趋势，并最终确立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的二府体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课本叙事较为简练，故可能有部分师生以为枢密院之设置乃欲分割宰相之军政权。实际上，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视角，从枢密院的职权沿革过程去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相权的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⑤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207 页，第255 页。而不管怎样，对中枢机构事权的分割，都体现了君主力图实现政权制衡的良苦用心。教师可利用下面这则生动史料讲述太祖年间的故事，凸显身为股肱之臣的赵普却仍难免为君主所忌。
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
北宋初期君主对文武关系的调整，走上了以文驭武或崇文抑武的道路。众所周知，晚唐五代时期国家处于动荡纷争状态，君主大部分情况十分依赖手下的武将，以为之守疆拓土。武人跋扈擅政，文人地位相对低落。但是，五代君主一方面出于处理政务文书的治理需要，同时也想引文人稍挫武人气焰，故在接近文人方面曾作出不同程度的努力，至周世宗时乃“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宋初在延续渐重文臣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更为大刀阔斧地革除武人干政的积弊，完成了文武政策上的转向。
宋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是为了将其改造成认同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服从君主统治的将佐官僚。而“宰相须用读书人”和“事业付之书生”的说法，也表明了太祖时期已确立走向“文治”的导向，具体做法则比如派文臣任地方州郡长官。宋太宗则一方面通过科举取士选拔和擢用了大量士人，在其统治后期的枢密院长贰人选上亦倾向于任用文人，从而确立了文臣政治。另一方面以“将从中御”、派遣监军等驭将政策，进一步削弱武将的节制之权。邓小南指出，太宗时期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并且最终构成为赵宋“祖宗之法”之重要内容。①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184 页。
综上，无论是禁军体制的改革、藩镇问题的解决、中枢权力的分割还是文武政策的转向，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举措都是在延续和继承晚唐五代历史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更加彻底地革除了乱世弊病，从而使两宋政治得以出现“新变化”。突破与变迁绘就了宋初历史的崭新图景，使赵宋王朝最终成功地走出了五代，超越了五代。
宋初君臣致力于强化中央集权，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权钱兵的不同领域之间逐渐形成了“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态势。赵匡胤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其设法立制贯彻着一个“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总原则。而太宗皇帝沿着这一政治原则，进一步巩固、细化和推行防范内部动乱的系列制度方针。第三代君主宋真宗时期，各项制度陆续定型，并开始把太祖、太宗两朝所施行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规章政策及其核心的防弊精神加以概括总结，“祖宗旧典”成为君臣治国理事的规范。即所谓：
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
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
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君道门·法祖宗·上仁宗乞编类三朝故典》
真宗之后的宋朝历代帝王在其即位诏书中无不强调要恪守先朝成规，旨在防微杜渐、维护内部稳定的“祖宗之法”逐渐被提炼和塑造成为处理国家时政和帝王家事的权威准则。信守由宋初君臣开创而后继者阐发、遵循与调整的“祖宗之法”，作为赵宋统治集体的政治行为模式，一直延续至南宋的覆灭。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举措，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使宋初景象迥异于晚唐五代乱世。而促使此一历史变迁得以发生的法度规制及防弊精神被宋人凝练成所谓的“祖宗之法”，又大体保证了两宋三百多年政治局面乃至社会的稳定，有效地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以下材料足以概括之：
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
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
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
但是，正因为“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在于防范内部动乱，如强干弱枝的削藩举措、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使其从一开始就难以提供如何有效御敌的政治资源。当北宋中期邵雍、程颐等士大夫皆夸耀“祖宗之法”带来的国家稳定时，王安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所以百年无事，是因为外族势力并未强盛。随着金人和蒙古的相继强大，赵宋王朝终究两度覆于外患。
“‘祖宗之法’被提出，本来是为了保证制度与政策的延续性，保证创业君主精神原则的渗透与延展”。①齐畅：《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7 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544 页。但是，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统治局势因时而变。当“祖宗之法”被统治群体作为不容质疑的神圣条文，不切实际地乞灵依赖，借以反对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就似乎反成羁绊。宋初的历史变迁仰赖于一套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设施，而此制度设施及其防弊精神的长久延续却带来了政治统治稳定与军事御侮无力的双重历史影响。
综上，学生如果基于历史的延续与变迁视角来观察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就必然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从晚唐五代至两宋）去理解该史事的由来、过程与影响。正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2020年修订）所言：“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在讲述“新变化”的相关历史课程中，抓住这段历史的延续与变迁过程，便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历史发展是一个前事引发后事、后事承接前事，环环相扣的连续的过程”，体悟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而有助于最体现学科本质的时空观念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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