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坤，席会平，徐宗华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83；
2.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3.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的不断推进，西方乃至世界的思想家都逐渐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在21世纪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更是指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于中国”。中国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有以下四点优势：其一，“中国拥有深厚的有机过程思维，有着悠久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
其二，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文明强国，具有“转向生态文明有着天然的优势”；
其三，“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动员巨大的社会力量来应对重大的生态危机，一旦生态灾难来临，像组织安置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生态移民和生态灾民这种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办得到，唯有中国可以办到”；
其四，“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高度”；
其五“中国民众的生态意识日益觉醒”[2]。就理论而言，资本主义的生态理论难以摆脱制度的桎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继承并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全方位的生态理论构建；
就实践而言，目前生态文明的建设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与中国相之比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契合，必将在后疫情时代之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力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八百年至二百年时期，世界上各国文明开始普遍性的觉醒，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开始觉醒自我意识[3]，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轴心时代”。自此科学与技术成为人们宣扬主体性的工具，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到来。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与传统诸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极大地扩张性和普遍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主张“重复”，消除“差异”，消除文明的多样性以强调文明的发展必须符合工业文明的增殖逻辑，便于更好地进行资本的生产。几百年来，西方国家对世界的主宰由对领土的殖民与征服转向了对“思想”的殖民与征服。就文明发展的理论来讲，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界定“文明”的概念，不同文明成都的国家享有不同文明权利，通过文化输出、科学知识创新等外衣，将资本的全球殖民性伪装为中立性，不断消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将资产阶级价值观包装成为“普照的光”，将世界纳入到他的殖民市场当中以便于更好的扩张与掠夺。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把世界分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西方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西方以外的地方都被视为“其余部分”，将西方文明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就文明发展的实践来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将西方的现代化抬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唯一的选择，终结了其他可能性，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对外扩散的道义优先性”[5]，对于广大发展中的国家来讲，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是其他文明摆脱落后境遇、赶超发达国家的唯一标准，资本文明形态把控下的生产范式“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而其他文明国家要么服从于现代性的逻辑变成只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文明形态，要么遭受发达国家生态灾害转移的悲惨下场。但是就其实际发展状态而言，那些服从于工业文明逻辑的后发国家也要经受“修昔底德陷阱”“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发达国家占据先发优势转嫁危机，后发国家面对文明的发展前景却一筹莫展。
面对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矛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念，告别了西方文化、技术和资本主宰着的旧文明格局。就人类文明世界来讲，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破除了西方唯经济至上的模式，创造了现代化进程的新路径，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的利害冲突降到最低，完全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化，将人类文明引向多样化。中国绿色现代化道路昭示着“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7]，为广大的后发国家提供了文明发展的新的选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尊重制度差异和文明多样性，反对同质性单一性的文明发展标准。它致力于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基于当前中国的良好发展势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一种新型现代化的模式。
就自然世界的多样性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多元文明相互促进中形成的，文明的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原”[9]。文明的多样性才能推动文明的进步性，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从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逻辑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照人类历史发展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等辩证统一的逻辑，追求文明发展的“总体性”。它致力于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人类追求文明发展的平等是对文明不平等现状的抗争，从历史的演进过程看，人类文明的每一个更迭都伴随着反抗与斗争，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更是将这种剥削与压迫进行到了顶峰。早期资本主义文明，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现代化进程得以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局限性决定资本主义文明在其自身的范围内是文明的，但对于被压着这殖民的民族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10]，这种文明形态将“依附”“从属”作为其他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他国家想要通过借鉴先发国家的模板就必然形成一种依附关系，而这充分暴露了资本文明狭隘的利己主义本质。先发国家凭借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将自己的文明塑造成为了“高等的”“先进的”文明，这种行为使得其他文明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因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690。在人类文明的世界中，文明的不平等性构筑出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塞缪尔·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无疑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典型代表，亨廷顿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他认为作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也会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走向文明的对抗。福山认为人类文明历史将终结于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论调无不从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方面彰显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与“对抗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曾给予了高度肯定，即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33，“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较之于农业文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确实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进步力量，但是文明的进步并不完全以生产力地进步为观照，文明的进步带来的更应该是人存在方式的进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中人的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这种非完全的独立性加上个人主义的传统将社会塑造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透过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平等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的文明形态，其特征是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发展而非是少数人的富足，是“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那个历程的终结”。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价值观投影到自然界，“西方中心主义”就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核心思想。其一是认识论方面的信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智慧的不断提高，不存在人类认识不了的事物，只有人类暂时未知的事物。其二是实践方面的信念。“人就是最高目的”成了一切行为的准则，为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这两种信念的引导下，人类认为自然就是为了服务于人而存在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凸显其主体性的价值投影，带有浓厚的优越论性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当代世界生态问题并非生态价值观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主导的世界权力格局问题，新型殖民掠夺与资本现代性合谋才是问题的关键。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它通过殖民活动把落后的民族国家纳入其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不仅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把落后国家当作其工业化的市场，这造成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特点。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的并不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而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阶级利益，因而意味着对地球资源强制性的占有、地方在生态资源上的剥削与掠夺以及发展和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人类中心论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抽象地谈论环境问题，为资本推卸责任和做辩护的作用，实际上标志着其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最终导致冲突的爆发。
比起西方文明所倡导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尊重和保障文明之间发展的平等、尊重人类与大自然地位的平等，以生态思维为人类未来发展作出谋划，遵循平等互助的文明发展观。就人类文明世界来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破了“从属”模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拓了“平等”的发展方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价值选择中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突破了“西方与东方”“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人类与自然”等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二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1]。就自然世界的平等性来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追求“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承认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平等地位，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赋予人类中心主义全新的价值观念，把人类的基本需要与长期的整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而非是人类服从与服务与资本利益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观承认人较之于自然来讲的主体性地位，不是一味地贬低人类的主体价值，但是这种主体性是人与自然共在的主体性，自然界同人类世界本身就是一体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将自然界赶出人类世界，而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由全面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生态文明，其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都是人类本身。走生态文明道路必须坚持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绿色持久。坚持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不断将本来外来相结合才是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这个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是一个新道路、一个整体性的全方位和谐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对内，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关键，落脚点在人；
对外，我们没有走殖民扩张以及以邻为壑、转嫁风险的老路，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社会正需要全人类共同携手，积极应对生态危机，共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命共同体”。
相较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悠久性与稳定性，资本主义文明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通过殖民和掠夺快速的积累并发展起来。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殖民者对殖民地原住民进行直接的掠夺，通常是军事的占领、肉身的残害。但是在当代，殖民往往披着文明的外衣隐蔽地进行，但本质仍然是掠夺。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中谈到，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戏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千百万穷人；
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要么进行注定失败的抵抗，要么掌握西方的“进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现代文明内蕴掠夺与强占的本性，无法做到与其他们文明共享发展的成果，而是想方设法地攫取其他文明的资源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内。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对于利益的痴迷追求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原子个人式的观念和保障私有财产权使得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人们都是充满着自私与自利，难以做到的共享状态。资本主义将“理性”视为文明进步的动力，然而这种尊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明，无法成为全体劳动者共享的文明。同时，工具理性的异化使人们道德堕落信仰崩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让人们发现“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12]。消费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的掠夺披上了中立性的外力，让人们觉得自己的消费行为是自愿且充满意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引领消费者”过度消费以实现掠夺的目的，目的是资本的永续积累。
在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下，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难以做到信任与合作。面对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时，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是近200个国家经过多次协调磋商后达成的共识，被认为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迈出的关键一步，是一份有着积极意义并且可行的历史性条约，但是美国宣称其协定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不顾及世界文明发展的和平兴仍强行退出了协定。资本主义文明在涉及其文明利益之时，采用的不是谈判协商，合作共赢，而是退出协定、设置贸易壁垒，以零和博弈的观念处理文明之间的利益冲突。零和博弈思想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固有思想，这种思维以“人性本恶”为逻辑出发点，认为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权力与利益高于道德和李响，由于国家之间权力与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斗争与冲突必然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此国家追求绝对权力有了合法性根基。资本主义文明的非共享思维根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新兴经济体的高速成长心怀抵触甚至恐惧，觉得这些大国已经动了自己的奶酪，应当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中重拾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在捍卫自己权利与地位的同时，还要压制所有潜在的挑战者们。这种思维方式加上工具理性的思维将国际复杂的局势用粗暴的公式计算得失来代替，最终走向了零和博弈的思维。
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而社会主义国家自发展之初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发展。共享理念继承了“仁爱”、“齐物”与“生生”等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帮扶济世”与“天下大同”的社会追求。马克思认为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是以往文明的特征，与其他文明形态相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彻底扬弃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文明发展进程，从根本超越了资本主义追求物质财务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观念，致力于让所有劳动人民共享文明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文明发展的共享性，坚持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坚持人民群众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在社会环境还是在自然环境都能共同享有文明成果。恩格斯指出，只有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方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坚持人类命运共同，积极构建“一带一路”、践行和平文明的共享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一个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中国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坚持“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涨”的经济新前景；
坚持“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也坚持“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是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文明、合作的文明、可持续的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自然界仍然秉持其共享性的和平文明特征，坚持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共同生存，“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以‘类’而不是以‘个体’为本位的”[13]。
总之，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新旧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就文明形态的衰落是必不可少，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抗和冲突永远不是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摒弃同质性追求多样性、摒弃对抗性追求平等性、摒弃自私性追求共享性，必将展示出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活力，逐渐为实现世界和平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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