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婷 王仕民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符号是代表各种事物、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标志或记号。作为信息的携带者，符号和符号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工具与载体。索绪尔将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形式)与所指(内容)的结合体，“能指”代表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则代表它所表达的概念[1]。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关系论，皮尔斯将符号解释为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的三元关系[2]49。纳日碧力戈基于皮尔斯符号三元理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民族现象研究的三元观，其目的在于促进民族研究“关联的重叠共识”[3]。在特纳那里，符号象征以时间中的模式化过程指涉了意义生成的象征体系[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5]。由此出发，以符号象征理论嵌入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的整体建构，深度挖掘其象征展演所蕴聚的叙事、呈现、释义功能，投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征再生产的符号路径。
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符号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并为共同体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文化表达方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表意系统，中华民族共享的符号体系是在中华民族的“能指”事实基础上，其“所指”经过长期历史实践不断被民族成员编码、赋意、刻写，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特质并为群体所普遍共享的意义表征系统，高度凝练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在现实性上，依据皮尔斯关于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的意指关系，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可视为一个由共享的像似符号体系、指示符号体系与规约符号体系共同构筑的多层级的、立体的象征体系，分别表现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意指对象的比喻关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意指对象的共现关系、以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为意指对象的约定关系。
1.中华民族共享的像似符号体系。像似符是“借助自身的某些品质把自己再现为一个可感知的对象”[2]177的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表征为一种相似的比喻关系，“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相似”[6]。作为符号表意中“他物”的指涉方式，像似符以主观感知到的对象世界的再现形式，成为符号“代替他物”的关键理据。正如《周易·系辞》所载，伏羲以卦象与卦辞比附天理人事，源于近取诸物、远取诸身、观物取象、以象譬物的取象方式。这一感性直观的符号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嵌合了皮尔斯感性像似符的再现品质与表意原则，通过将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感知理解转移到对另一事物的感性解释上，基于两者间的“像似”动机进而彼此关联，以物释物，体现了为寻求再现体与指称对象共同性的一种认识活动。
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中，像似符号体系作为第一性的意义表征系统，它建立在物感物觉与直观自指之上，突出表现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指称对象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比喻关系。作为客观存在与发展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本体存续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意义实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7]。就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的共律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因与作为物质实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像似性而相互指涉替代，彼此关联，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共同体为征象的共享像似符号体系。
“大家庭”“大花园”与“石榴籽”的物象符号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典型象征符，它以独特的表意特征和比喻修辞，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建构，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的像似表征。其中，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以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性与包容性的能指优势，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将各民族的关系比喻成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直观呈现了“拟制血亲”东方风格的符号话语与“家的模式”情感链接的普适心理的像似意义。中华民族“大花园”符号以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样性与和谐性的能指优势，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个繁花似锦的大花园，将56个民族比喻成花园里争奇斗妍的56朵花，形象描述了“各美其美”的文化多样与“美美与共”的符号共性间重叠共识的像似意义。中华民族“石榴籽”符号以描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生性与一体性的能指优势，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个火红的石榴，将各民族比喻成“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的石榴籽，用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的相拥形态比喻中华民族的和谐相处、紧密团结，生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千子环抱”亲如一家内聚态势的像似意义。
2.中华民族共享的指示符号体系。指示符是“促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引起其反应的对象之上”[2]56的符号。作为指示符号所特有的性质，指示性通过建构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再现了符号文本对现实世界的“锚定”。指示性对意指对象的这种锚定功能，因其与符号及其对象所属时空性、因果性以及秩序性的紧密嵌合，从而呈现出主体间的一种“共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共现关系”是指示符对具身当下的一种确证，其意指对象作为符号活动的主体生成于“当下”的时空维度、因果联系以及具体的社会语境。在符号自我与意义世界的“锚定”中，指示符扮演着架构整个文本世界秩序框架的中介角色，进而促使符号与对象产生认同联结。
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中，指示符号体系作为第二性的意义表征系统，它建立在较高、较广的涉指之上，突出表现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称对象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共现关系。作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在的主观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观念表征的具象，通过创造一类关于共同体的指示符号，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在大多数成员的头脑中保留下来并具体化，从而延展了一个以共同体意识为指称对象的共享指示符号体系。
“多元一体”“两个共同”与“三个离不开”的观念符号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典型指示符，它以对共同体意识符码的时空、因果以及秩序属性的共现“锚定”，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内化，充分彰显了“民族格局”“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共同体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关联的指示表征。其中，“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指示符号，以中华民族实体存续时空样态的能指，使“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的所指，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现实语境中，意指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体化实践。“两个共同”民族发展的指示符号，以中华民族价值图示的因果关系的能指，使“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所指，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也不能少”[8]的现实语境中，意指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对构建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局面的实践指引。“三个离不开”民族关系的指示符号，以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秩序特性的能指，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9]的所指，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语境中，意指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美好愿望。
3.中华民族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规约符是“借助法则----常常是一种一般观念的联想----去指涉它的对象”[2]60的符号，其解释项依靠社会共同约定、共同认可的“法则”建立，因此，它与指称对象之间存在着依靠系统建立的规约关系。不同于物觉层面的像似符和指示符是由其与对象之间的理据性连接的符号，约定层面的规约符的形成更契合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模式，表现为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的。现实性上，规约符号的约定性一方面源自于群体社会实践中的自然形成与相习成风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民族共同体价值需求满足的规范自觉和集体认同。
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中，规约符号体系作为第三性的意义表征系统，它建立在普遍抽象的文化解释之上，突出表现为以中华民族价值体认为指称对象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关系。这一关系在民族文化现象的语境中，通过规约符号与指称对象的约定性，进一步明晰了所谓规约“通常意味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依赖社会、文化的规约，或约定俗成，而非自然联系。既然是社会的、文化的，当然也是集体的”[10]。作为观念形态价值表达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内括的价值体认，源于民族成员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共同体价值的理性认识，并为个体成员普遍认同和持续遵循，它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价值符号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典型规约符，它以其高度通约性的象征表达，缩影了文化符号承载的中华民族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其中，“休戚与共”的象征能指以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情感所指，意指共同体成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它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情感共通，彰显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理念旺盛的民族活力与顽强的民族生命力。“荣辱与共”的象征能指以和衷共济风雨共担的利益所指，意指共同体成员对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利益认同，它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判断和利益考量，刻写了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理念内嵌画出最大“同心圆”、书写最大“公约数”的利益旨归。“生死与共”的象征能指以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价值所指，意指共同体成员对凝聚民族群体内聚性与团聚力普遍遵循的价值认同，它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1]的价值导引，诠释了中华民族价值共同体理念内括“共担共建共享”的价值律动。“命运与共”的象征能指以同心同德共同发展的目标所指，意指共同体成员对“手挽手、肩并肩”共建中华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认同，它以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取向，阐释了中华民族目标共同体理念内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目标指向。
象征指涉“凭借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而代表某些非自身物的某个符号、客体或行为”[12]。作为意义共享的交流性展示模式，“展演”强调了象征以“表演”形式将“封装”着的值得关注的文化信息，通过“升华的表达”向人们展示其中蕴含的观念内容，并在重复发生的象征互动中不断获得自我展示、观念呈现与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在一定意义上是以象征为链接形成的一个集合体，存在着一个以“符号群”形式共同构成的共享的象征体系。作为民族文化现象“升华的表达”，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的象征展演内括对共同体身份定位的像似叙事、对共同体意识观念内化的指示呈现以及对共同体价值体认的规约释义。其中，就共享符号体系象征展演的身份定位而言，指涉共同体成员族属同一的身份意识具象化的符号叙事过程，通过像似符直观性的主体叙事，进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身份追问。共享符号体系象征展演的观念内化，指涉民族成员在与他人的角色互动中完成自身的社会化，通过指示符实在性的对象呈现，利用共享往事、仪式操演等唤起认同、构筑团结。共享符号体系象征展演的价值体认，指涉共同体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在象征展演中的价值实践，通过规约符抽象性的行为释义，深化民族成员对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
1.中华民族身份定位的象征叙事。中华民族身份定位象征展演的叙事之维，强调通过“自我”与“他者”共享符号的意义承认对中华民族实体存在与思想理念的立体展示，即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叙事过程中，凭借共享的像似符号进行民族身份的识别、界定与确认，指向了“文化身份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符号的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着”[13]。辛格认为，文化展演为个体成员提供角色扮演的特定机会，在社会性的实践及这种实践的重复互动中，通过促进成员角色与构成事件象征性焦点相融，不断创造可表达的观念和可展演的诠释，从而为个体提高自我意识、强化身份认同搭建平台[14]。作为比喻性叙事的展演方式，身份定位的象征叙事正是通过“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特殊的“象征体系”来唤醒成员的自我意识与身份归属感。中华民族共享的像似符号体系“大家庭”象征的血亲叙事、“大花园”象征的美美叙事、“石榴籽”象征的共生叙事，链接共同体“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庭样态、“百花争艳的大园圃”的花朵样态、“紧紧抱在一起”的果实样态的象征性角色展演，作用于民族成员“相信有共同的唯一归属，相信有共同的血统，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15]的归属感体认与主体性确认。
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自我的像似识别、符号他者的像似界定、符号角色的像似确认所建构的叙事系统，通过共同体符码元素间的信息交流与表演事件中的意义释放，遵循相似性原则的直观映射，进行共同体身份定位的角色再现，促进中华民族形象具象化和人格化。其中，“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龙的传人”“华夏”“中国”等自我识别概念，以56个民族拥有共同的人文初祖和民族始祖谱系的“原生性”集体人格隐喻，刻写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共同体身份感召。中华民族共享的政治、文化、节日等仪式庆典符号，例如国庆阅兵仪式、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清明祭祖等活动，通过特定的节点、程序、礼仪、场域等符号元素的社会展演，在仪式反复操演的“共享文化的过程”[16]中使得民族抽象的记忆具像化，传递出“我们有别于他们”的归属意识与自觉状态，进而明确了国家民族认同的整体性情感和价值性归旨。民族建筑、绘画、雕塑、戏曲、摄影民族志等视觉符号，与川剧、京剧、昆曲、蒙古族呼麦等听觉符号的共享感官对话，激发了民族成员“视觉-听觉”形象系统的感官共律，建构起中华民族文化交融、审美体验、国家认同的文化形象图谱。
2.中华民族观念内化的象征呈现。中华民族观念内化象征展演的呈现之维，强调将共同体意识这一抽象化概念文本并置于共同体特定的时空语境、因果关系和秩序空间之中，基于共享的、标定的、共现的文本框架建构与内容表达，象征性呈现出民族成员价值感知、同化、接纳和重构的内化过程。鲍曼认为，象征展演作为一种交流的框架、交流的模式、交流的途径，根植并产生于具体的情境化实践中，从而在社会惯例、既成事实与个人创造之间形成平衡关系[17]。作为交流性阐释的情境展演，观念内化的象征呈现有赖于将民族生活的象征主题、场景布置、展演内容等集中于社会关注的焦点主题，通过交流的手段和表演的形式在模式化的过程中进行象征描摹与情境创设，社会化导引民族成员的情感价值基调、群体心理建构与观念自觉内化。中华民族共享的指示符号体系的“多元一体”符号象征着对“我是什么”的身份感知与初步认识，凝练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身份归属沉淀；
“两个共同”符号象征着对“我应当成为什么”的应然思辨与理性自觉，投射了共同体成员目标一致、认知统一、相互信赖的群体配合关系；
“三个离不开”符号象征着对“我必须成为什么”的理性抉择与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成员共有的思维模式、共识的文化理念以及共同的行为惯习。
实践中，中华民族情境赋意的指示锚定、动态文本的指示聚合、类型统合的指示凝缩所建构的呈现空间，以符号外显方式的物质载体形式与表达，内蕴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本质与价值意涵，指向了共同体同一性的民族基础和内生性的民族意义。其中，“昭君出塞”“汉乌和亲”“彝海结盟”“瓦氏夫人抗倭”等代表性的民族团结历史的情境映射，经由“模式化”规约的叙事展示、“符号化”体验的记忆文本与“意向性”存在的共意空间的图式演化，建构起民族成员对共享往事的共同历史记忆。黄河、长江、长城、都江堰、天安门、故宫、布达拉宫等中华民族共享的地理建筑标识，与其蕴含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和谐守礼”“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伟大民族精神标识的互文演绎，形塑了具有中华民族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文本体系，共同承载了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意蕴与美好生活期许。在同一性的意涵与差异性的形式相结合的交流框架中，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气质与价值理念的象征性融合，以文化并蓄符号象征、文化共生关系象征以及文化共荣发展象征的目标统合，诠释了共同体“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18]的象征再阐释。
3.中华民族价值体认的象征释义。中华民族价值体认象征展演的释义之维，强调将共同体抽象的实体概念、观念、态度等付诸于文化实践的展演活动，借助象征主义等表现手法投射到民族成员共有的具体认知框架与理解范式中。阿斯曼认为，个体成员对社会特定价值观的认同标注了象征符号解释性逻辑建构与阐释性意义诠释的交互统一，“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19]。作为民族情感与民族利益互动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象征展演的价值体认发端于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的身份归属感，在近代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血肉淬炼中得以觉醒和激发，升华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里。中华民族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中“四个与共”的价值符号，涵摄了中华民族“家国一体”“中华一家”的传统价值观念，它以共同的历史情感、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担当以及共同的前途命运的象征样态，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的情感温度、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文明的精神力量，组构了象征释义的符号话语性场景。
实践中，中华民族象征符号认知的规约系统、情节感知的规约内容、价值体悟的规约机制所建构的释义框架，通过切入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客观场景与实际域况，依托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濡养，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红色光芒，涵括了共同体价值观念的凝结与文化再生产。其中，符号认知的规约系统指向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意义阐释的价值目标。语言符号作为最重要的规约系统，它以民族言语、神话、格言、谚语、口号等符号形式不断推进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情感交流与文化交融，形塑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性与自觉。情节感知的规约内容指向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逻辑诠释的价值取向。“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屈原投江”“土尔扈特部东归”等民族英雄故事所指向的象征情节展示，凸显了中华民族情系故土的民族情怀与重德崇礼的伦理本位对民族成员爱国主义价值追求的文化涵濡，它以中华民族历史共在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的情节再现，凝缩了“个体成员对民族国家责任意识的养成和义务关系的确认”[20]的价值明晰。价值体悟的规约机制指向共享的规约符号体系法则释义的价值准则。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规范约束系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代表性制度符号所构成的规范象征体系，以其独特的价值规约机制将民族成员的个体行为导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集体行动中，其彰显的治理绩效充分“体现了中国方案的典范性,更集中体现了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智慧”[21]。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理论，象征生产可视为符号意义生成的社会历史过程。从实践论的观点看，象征的意义生产离不开现实的人在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因此象征再生产就是人们对象征意义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加工和重建的生产过程，即让象征意义发挥现实作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象征的再生产，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价值”再生产，即是通过将历史留存的各种象征元素题材等资源进行改造、重塑与再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更加丰富的价值意义，从而促使中华民族共享的符号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拓展中，得以不断地建构与完善。在现实性上，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象征的再生产过程，聚焦象征叙事的身份定位、象征呈现的观念内化与象征释义的价值体认，在“像似-指示-规约”的符码勾连和象征互动中，导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通、认同共鸣和价值凝聚。
1.共享符号体系象征的情感再生产。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的象征叙事下，民族成员身份定位的情感再生产与像似符的叙事转义连接在一起，指向了象征“体认-递移-沉淀”的情感激发过程。这一过程，通过情感体认的意义建构、情感递移的文本重塑以及情感沉淀的精神感召，形塑了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再共通”。从象征情感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象征文本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符号意义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共同体成员基于现实需要对文化象征的解构与重塑指向了文化生产实践的合理性，同时共同体成员基于现实身份考量而形成的象征情感、情绪和体验等，也在符号文本的再生产中不断获得更鲜活的意义和价值。
拓展象征的情感再生产，民族成员共享符号体系情感的“再共通”，在本质上指涉个体行动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皈依。概言之，共享符号体系的象征概念、表征和图式意义等，诠释了符号文本“所释放出来的情感正是这个共同体对自身的情感，是自觉的自我颂扬”[22]97的情感基调。首先，凝练象征概念，增强共同体情感体认。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文化象征的意象链，深入挖掘并提炼精选一批诸如长城、孔子、龙、中国结等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与经典性元素，不断补充、拓展、完善象征符号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次，优化符号表征，激发共同体情感递移。统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文本、史诗与影像民族志等符号载体，对中华文化象征的情节框架与观念意义展开话语深描，通过贯通共同体精神标识的客观外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再生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后，创新象征图式，推动共同体情感沉淀。作为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共同体的象征图式拥有着类型繁复的符号文本、形式多样的概念意指以及丰富多彩的象征景观，民族成员根据已有的象征概念结合共同体的集体推崇，通过筛选、整理并建构民族共享的象征符号群，形成普遍认知的象征感知与情感积淀。
2.共享符号体系象征的认同再生产。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的象征呈现下，民族成员观念内化的认同再生产与指示符的具化锚定链接在一起，指向了象征“赋予-重塑-刻写”的认同内化过程。这一过程，通过观念赋予的知识编码、观念重塑的意向解码以及观念刻写的决策编码，形塑了民族成员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理念的“再共鸣”。从象征观念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以象征为媒介，而象征形象正是这一媒介塑造的具象产物。民族形象的传播表现为以标识性叙事话语展开的象征互动和话语协商过程，这一叙事意蕴指向了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也“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真理’”[23]。
拓展象征的认同再生产，民族成员共享符号体系认同的“再共鸣”，在本质上指涉个体行动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内容的理解认同。概言之，通过象征的共现关系建构符号认知的知识框架、意向框架和决策框架，完成符号象征对现实世界的精准锚定。首先，立足知识编码，强化共同体观念赋予。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件、中华历史名人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烈士纪念日、传统节日等国家民族仪式记忆展演构筑的知识体系，作用于民族成员对共同体观念的认知、评价与建构过程，通过象征仪式与集体记忆的符号沉浸式体验“唤起同辈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缘的记忆”[22]197。其次，引导意向解码，整合共同体观念重塑。综合运用各类媒介载体，塑造新型传播环境，融通传播话语体系，推动象征意义的主体间共识与共意空间的形成；
同时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通过创新象征传播范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共同经验失范”和象征意义“误读”，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的中华民族形象。最后，主导决策编码，整合共同体观念刻写。将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红色文化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象概念指向的国家意志表达，通过构筑“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全过程的文化涵育空间，借助象征认同实践的对象性活动转化成客观现实，不断增强民族成员对“中华一家”的文化参与感、价值获得感和身份认同感。
3.共享符号体系象征的价值再生产。在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的象征释义下，民族成员共识凝聚的价值再生产与规约符的赋意法则联结在一起，指向了象征“叙事-动员-教育”的价值引领过程。这一过程，通过象征叙事的价值传承、象征动员的价值引领以及象征教育的价值认同，形塑了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意蕴的“再共识”。从象征价值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认同以象征教育的形式切入民族团结进步生活的实际，为民族成员的精神塑造、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及民族价值认同的提升提供了符号动员的文化载体，注重象征熏陶和文化养成，并转化为民族成员的价值信仰、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从而链接共同体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象征生产的方向。
拓展象征的价值再生产，民族成员共享符号体系价值的“再凝聚”，在本质上指涉个体行动者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理性自觉。概言之，通过象征的约定关系擢升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符号整合，在社会共识所提供的范式内进行价值利益协调、价值理性张扬和价值观念引领，通过民族精神的价值供给延伸象征性文化实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首先，丰富象征叙事，促进共同体价值传承。通过以文化消费市场为导向，立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进行深度融合，以文化创作、文化品牌、文创产品的价值生产，促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物化，凸显共同体理念强化身份认同的价值传承，突出象征叙事的历史根性与时代活性的统一。其次，拓展象征动员，丰富共同体价值引领。通过整体把握和整合符号空间资源，全面推动红色象征景观的旅游参观活动持续健康发展，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专题研学旅游线路，引导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体悟中华人文价值的张扬。同时，大力支持中医、武术、戏曲、国画等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充分彰显中华文化象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范。最后，深化象征教育，强化共同体价值认同。充分发挥象征文本的规范性与定型性价值，将象征的认同教育、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一起来，为民族成员理想信念的形成固化提供规范性的教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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