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权
20世纪20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趋于落潮,中国社会酝酿着“激变”。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标志,译介社会科学的书籍、文献明显繁荣起来,探讨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课程也开始进入大学甚至中学的课堂。①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这次社会科学思潮以译介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为主流,被称为中国自甲午以来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②依据郭湛波的划分,第一阶段是甲午战争至中华民国之成立,主潮是复古尊孔;第二阶段为辛亥至北伐成功,主要是中西冲突之下的西化思潮;第三阶段是国民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针对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思潮的兴起,有的研究者从新文化的分化分析,认为是知识界走向“行动的时代”所寻求的方法论。③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的从青年群体的崛起着眼,认为是政党组织以思想为引导,作有意识的思想动员和争取。④姜涛:《第七章革命动员中的文学、知识与青年——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对文学的“批判”谈起》,《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都强调这是相对于五四时代的一次思想转折。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出于下猛药的心理,要求彻底反传统。他们虽然有“全盘西化”“不读中国书”等偏激之言,但未必不知道这是针对积习沉重的一种策略。随着五四新文化的分化与落潮,如何融会西学解决本土问题渐成时代趋向。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科学思潮应运而兴,正体现了对前一时代的调整和反拨。
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科学思潮中,郭沫若把马克思唯物史论运用于生活实践和学术研究,堪称突出个案。其间他一改“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诗学主张,转向鼓吹革命文学、投身国民革命运动,退出战场后又沉入书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从诗人到军人再到学者,郭沫若的变化种种出人意料。理解其“突变”逻辑,译介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一个关键环节,学界对此已多有讨论。相对已有研究关注苏俄革命、河上肇等外来理论资源①如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熊权《郭沫若对河上肇的接受与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等。,本文强调郭沫若针对现实语境、问题所展开的思考。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伴随20世纪20年代社会思潮兴起与流行的历史过程,其意义不仅是扬弃“纯文学”、发生“社会转向”②刘奎:《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文艺研究》2021年第12期。,更重要的是直视中国罹患的具体症候、纠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西化论。继续这种立足本土的方法,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空间。在本文看来,一直被反复探讨的郭沫若“突变”,体现了“左转”知识分子批判先发达资本主义、寻求中国自身道路的意识。
1924年,郭沫若从友人那里借得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仅用50来天时间就译出全本,这次译介是他介绍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河上肇著作给郭沫若提供了一个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窗口,让他共鸣是肯定的;但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对书中所讲的“革命时机论”发生质疑,不仅激发他进一步阅读马列原典的想法,而且提出中国走苏俄道路的设想。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本人、本土的境遇及问题,是郭沫若思想转折的关键。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河上肇编纂自己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论文而成,其中上、中篇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和个人,下篇主要剖析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苏俄革命。郭沫若对该书共鸣、认同的是其上、中篇,与他译介时所面临的个人困境相关。1924年前后,郭沫若正陷入物质、精神的双重困境。他中断在日本的学业来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办刊物,但遭遇经济困窘,入不敷出。随着《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停办,更是雪上加霜。在精神上,郭沫若当时也备受煎熬,眼看社团同人为谋生四散,文学梦想濒临绝境;而文学史上描述创造社几年间实现“异军突起”的光彩,在他看来其实也充满难堪。一边是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其他创造社成员无休无眠地写稿翻译、编辑刊物,一边含羞忍耻向泰东图书局领薪。老板赵南公让郭沫若等点校古籍、翻译西方小说赢利,也相应地对他们办新文学刊物给予支持,又隔三差五给些零用钱,造成一种看似友情实为主奴的关系。郭沫若等从小受君子不言利的教育,实在熬不过了才去伸手要钱。事实上随着现代新书业、印刷传媒的勃兴,文学市场的劳资关系已经生成,依据生产劳动付酬理所应当。河上肇讲解的唯物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等,赋予郭沫若崭新的眼光,让他认识到耻于向书局要钱、不忍另谋高就等,主要是思想上固守旧时代的“礼”“义”道德:“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③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对当时的郭沫若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赋予他新的眼光和认知,从此一洗“乞食”的沉重心理负担。
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从化解个人困境更推进到剖析国家、社会的现实问题。他译介河上肇而发生质疑,主要针对其著作的下篇,即评价苏俄革命的内容。河上肇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专研经济学的教授,是严格遵循物质基础决定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下篇中,他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向评析苏俄革命,认为这场革命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只是一场政治改革、一场实验。他对于苏俄革命及其未来不抱乐观态度:“一个社会组织,对于一切的生产力尚有余地足以供其尽量发展时,(社会组织)是决不颠覆的,并且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他物质的存在条件未含孕于旧社会的母胎之前,亦决不会出现。”①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之计划》,郭沫若译,嘉陵书店1932年版。他还提出警示:“时机尚早的革命招致生产力的减退”,“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终归于失败”。郭沫若译书到末尾,却与河上肇观点迥异。尤其译完列宁《农业税的意义》的一些文字后,他感慨“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俄的经济政策,郭沫若辗转寻找列宁原文,补译出被河上肇所删减的文字。②《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下篇第六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非河上肇原创,而译自英文版列宁文章“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Tax《农业税的意义》。颇有意味的是,此文最末一节“过渡到社会主义”,河上肇完全省略不译。
郭沫若反思河上肇,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境遇而生发的。如果说与创造社同人遭遇文学商业化,是他感受资本主义挤压的初步;而对江浙战祸作实地社会调查,则启发他思考后发达国家发展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压迫的问题。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江浙一带生灵涂炭、民生艰苦。郭沫若参加了由孤军社发起的战祸调查小组。其间,他途经太湖周边地区,目睹军阀混战,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情况有了更多了解:“那次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相对于一般调查者震惊于战争遗迹、民生艰难,郭沫若非常注意江南地方的经济及社会结构之变。他详细记录一个杨姓从业者关于纱厂经营的谈话:
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纱陆续输入国内来,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④郭沫若:《到宜兴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从这些言辞,郭沫若惊喜地发现一个重要问题:“这比甚么调查江浙战祸,比甚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紧到十二万分呢!”
这个所谓“最紧要”问题,实证河上肇所说的“革命时机”论并不适合中国。江南的纱厂工业为什么旋起旋灭?其命运离不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在欧战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市场无法顾及,所以国内棉纱纺织业趁着缝隙生长。等到战争结束,帝国主义整装重来,江南众多纱厂就不得不纷纷关门倒闭。无独有偶,茅盾《子夜》描写上海20世纪30年代本土工业的举步维艰,也从纺织业切入。在小说中,吴荪甫的裕华丝厂在国际市场上被日本人造丝逼得无路可走,是其商业王国崩塌的重要一环。事实证明,先发达国家拥有雄厚资本、形成产业垄断,中国作为落后者在他们的包围虎视下处境尴尬。中国既有军阀混战的惨祸又不得不面对先发达资本主义的挤压掠夺,失去了从容发展自身工业的可能。郭沫若提醒“中国的现势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⑤郭沫若:《到宜兴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他用“古木”与“嫩芽”的对比来说明中国处于世界格局的劣势:“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如果按照河上肇所说必须等到物质经济发展才实践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等来“时机”。
在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年多之后,郭沫若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转向为作政治宣传的军人,大力鼓吹革命文学,不能不令人惊诧。鲁迅就不满这种“突变”,嘲讽这不过是因创造社的“生意”受挫,想从北伐另寻出路。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从译介河上肇的线索来看,郭沫若发生思想转折在先,然后引发人际交往变动、投身国民革命,最后才作出政党选择。返回历史,这是一个从思想到政治的过程。
郭沫若译介河上肇,有赖于日本留学生李闪亭、林灵光、何公敢等促成;但又由于质疑河上肇,与他们分歧而疏远。李闪亭等主要学习经济、法政专业,结成孤军社。因为同学、同乡关系,郭沫若与孤军社一度交往密切。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也为《孤军》杂志撰稿。《创造十年续编》介绍孤军同人道:“他们大抵是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郭沫若最早从李闪亭处听闻河上肇其人其作,翻译所用的原本《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由林灵光提供。在翻译过程中,何公敢则帮助他收集相关资料。
孤军社诸人在京都大学听河上肇的课,由于经济学专业出身,他们分析现实社会相当重视客观的物质条件,而郭沫若体现了与学院派出身、恪守理论的诸人截然不同的思路。他发表《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卖淫妇的饶舌》《社会革命的时机》等系列文章。一方面介绍以苏俄新经济政策为原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强调河上肇固守的马克思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只要企图得法,不见得便是定要失败的事情”,“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可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②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1926年第10、11期合刊。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题目改为《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孤军社不同意郭沫若批判河上肇,撰写了一系列的驳论文章,如林灵光的《评论社会主义的谬误并论中国经济政策》《独立党出现的要求》《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即〈双声达韵〉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郭心崧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评郭沫若先生的〈新国家的创造〉》等,这些驳论文章基本上是引用河上肇,并无多少原创性。在行动上,孤军社也对郭沫若有意疏远,拒绝在自办的《孤军》刊载郭的投稿,却与激烈反对苏俄革命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者来往紧密。郭沫若受到刺激,一气之下拖延写作,最终没有完成《到宜兴去》——这是原先答应交付的调查报告。在昔日的友人群中,郭沫若感到孤立和寂寞。然而人以群分,他与林灵光等的论争文字引起了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关注。尤其《穷汉的穷谈》以被压迫阶级的“穷汉”自命,论述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又从解说国家“集产”驳斥共产的谣言与恐慌,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转载。蒋光慈、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开始注意到郭沫若,对之另眼相看。蒋光慈盛赞他为“中国唯一的诗人”,引以为同道。瞿秋白还与蒋光慈结伴登门拜访,鼓励他多写此类文字。
由于瞿秋白对郭沫若留下深刻印象,当“革命策源地”广州筹办大学之际,他向校方推荐郭担任文科主任。郭沫若通过河上肇了解苏俄革命在先,对以苏俄为蓝本的国民革命感到亲近,受邀赴任自在情理之中。随着北伐开启,郭沫若从广州大学转入军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北伐推进中,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两派的分化日益明显,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冲突也尖锐化。郭沫若因为担任政治部职务,与蒋介石多有接受和交往。在南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的大会上,郭沫若曾充当“传话筒”,一字一句复述蒋介石的演讲辞。蒋介石为拉拢郭沫若,则委任他做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明确要求他脱离武汉方面。但在郭沫若自己这里,却抱着拒蒋拥汪的态度。他虽与蒋共事同处,但时时以“监察者”自居,屡屡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一句话归总,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眼见蒋介石势力日长且不断压制工农运动,加之认定武汉政府必然与其决裂,郭沫若公开发表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并先后游说李宗仁、朱培德反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多党竞革”局势中,“革命”概念尚不分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号召坚持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属于当时国内主张马列一派。③20世纪20年代,“革命”一词被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等多个政党同时征用,并不像后来新民主主义史学清晰落实为中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国民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政策,与右派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武汉“分共”才告终。所以,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一度被誉为国内的“马列派”。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郭沫若倾向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在于他原本就认同苏俄革命。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修改《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也可作为佐证。从修改内容来看,他主要加工一些拥护武汉政府的具体措辞,把行文中的“党国”一一改为“革命”“国家”①韩诚、赵洁:《郭沫若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他彼时以“恢复党权”为号召,拥护代表“党国”的武汉中央,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尤其不满他通过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来助长权力。只是出乎他的意料,武汉政府在再三权衡之后,最后采取了联蒋、“分共”政策。抢先发声的郭沫若措手不及,沦入尴尬的“反革命”境地。此后,他随共产党军队前往江西发动武装暴动,途中正式入党。②卢正言:《有关郭沫若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武汉“分共”之后,国共联合彻底分裂。郭沫若也由于公开讨伐蒋介石遭到国民政府通缉,在共产党的连续暴动、起义陷入低潮之后,他带妻儿返回曾经留学、生活的日本以谋生计。流亡日本,郭沫若被彻底“抛”出了时代洪流,但国民革命造成的动荡不能轻易忘记,他内心盘旋着对于过往的幻灭、对于前路的追问:
一场大革命,不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也就算了吗?……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③郭沫若:《海涛集·神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
在避居日本的客观条件下,郭沫若“可以做”的是退回书斋,专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从军人转向学术,又是一次明显“突变”。郭沫若既回顾曾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融入自己亲历战场后的经验,很快撰写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然而该书初版之时,相对译介河上肇,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民革命的发生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科学思潮在国内已经非常流行。郭沫若偏居一隅的言论能引发关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因于他立足本土的方法。
国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思潮的兴起、流行,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青年一代回国后,把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文坛,掀起“文化批判”之风,成为社会科学思潮中的弄潮儿。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热衷使用晦涩深奥的翻译词汇,如“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意德沃罗基”等,一方面带来陌生化的震惊效果,一方面也遭到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批评。郭沫若对这种“食洋不化”心有不满,所以抛开译介理论、热衷新名词的路子,针对中国古代的《周易》、《诗经》、古文字等展开研究。这些流传久远的经书文字,即便一般民间百姓也耳熟而感亲切。在他看来,把现代唯物论与传统经典结合,能让国人接受这一外来事物变得相对容易:“要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④郭沫若:《海涛集·跨着东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研究《周易》、《诗》、《书》、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考察古代历史与文化。虽然作细致的说文解字、文物考古,但其“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革命往哪里去”等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借古喻今意识。在研读甲骨卜辞过程中,郭沫若打破神秘思维,还原文字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他注意到一些具体的现象,卜辞多记载用“牲”就是典型一例。卜辞记录祭祀牺牲的品类非常丰富,出现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有的一次用到三四百数;而且烹饪制作的花样繁多,包括“俎”“卯”“埋”“沉”等。六畜字形不仅单独使用,往往还作为部件嵌入更复杂的文字。如 “狩”“穽”“网”“羞”“豚”“彝”“彘”等,都包含了六畜中的动物字形,甚至“象”也作为一个部件,嵌入“御”“为”等字形。郭沫若由此判断,卜辞时代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人们捕捉、驯服动物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不但“六畜”齐备,而且还驯化了象作为“第七畜”。各种野生、家养动物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极大影响人们的日常,才得以见诸文字与典籍。
沿着相似的思路,郭沫若从周代青铜器文字中又发现了彼时盛行奴隶买卖的事实。青铜文字多有涉及“臣”“仆”“人民”“庶人”的条目,综合相关文字记录,凡被指称者被用于赏赐、买卖、抵债等,与器物没有区别。这些人员主要来自俘虏,有专门的奴籍,往往以“家”计数。可见奴隶是当时一种主要的也是司空见惯的财产,而且身份是家传世袭的。就社会形态而言,畜牧业发达、底层人口被当作物品大规模赠与、买卖,是摩尔根、恩格斯已发现并论证的奴隶社会的特征。那么甲骨文、青铜文所记录的殷周文明已发展至奴隶社会形态。通过融会唯物史方法,郭沫若把“说文解字”的零碎考据提升为系统化的社会形态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仅从古文字、文物实证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与变革,而且依据恩格斯阐发的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中国历史上也依次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四种社会形态。针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忽略东方社会,郭沫若立足中国而发声:“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从该书导言来看,郭沫若相当重视正在发展中的“第五种”社会形态,即他自己身处的时代——“‘由大总统而委员长’的革命”时代。在郭沫若看来,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中国发生了“大总统”取代皇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委员长”的革命指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宗旨之下的国民革命。按照郭沫若的思考,这场未竟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将继续进行。它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为领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逻辑,属于革命的最高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随后《新思潮》《动力》等众多刊物围绕这一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郭沫若僻居日本,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论战方的关注,被后代视为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作,很大程度上是“不期而遇”。值得重视的是,他与论战者之前对话的基础早已打下,因为都曾经历国民革命,又都热切追问此后的社会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语境中,郭沫若主张中国社会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相当“激进”的观点。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众多讨论者还处在观望之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有所保留。例如“新思潮”派认为中国革命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尚未来临的高级阶段,而“新生命”派主张发动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纵使象征着更为高级的革命阶段也只是一个乌托邦设定。郭沫若的“激进”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其还是延续译介河上肇时形成的观点,即中国直接走苏俄革命的道路,而且越迅速越好。
郭沫若从译介河上肇到投入国民革命,再到运用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贯穿着以外来思想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意识。他发生“突变”种种,正是社会科学思潮在中国初兴到流行的过程。而他在这一新兴潮流中崭露头角,立足本土的思考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缺少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支撑。他质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致使出身经济学、政治学专业的孤军社同人与之产生分歧,进而论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时饱受批评,当下学界仍针对其中观点作继续商榷,如质疑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点放在周代是否合理、秦统一之后中国是否可称为“封建社会”等,都可见其研究中存在短板和不足。然而,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一种敢于质疑、追求实效的精神。从译介共鸣到质疑反思,再到融入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绽放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的锋芒,由此,郭沫若成为当时社会科学思潮的代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锋。从郭沫若这一个案也可以看到,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流行的全盘西化潮流,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科学思潮体现鲜明“化西”意识,焕发了新的启发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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