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能 李志成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2020年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政治能力是根本能力。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能力是领导干部正确运用科学方法论的主要体现；
改革攻坚和应急处突能力主要体现为领导干部敢于斗争、开拓创新的能力；
群众工作和抓落实能力主要体现为领导干部为民解忧、真抓实干的能力。在这几种能力中，调查研究能力是基础，并贯穿其中。
调查研究能力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能力，是党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党保持长期执政的成功奥秘。回顾党的历史，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对长征中的战略转向、战斗战役、决策执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面对新征程上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应该汲取历史经验，继续锻造和提高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调查研究能力即具备实施正确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方法。正确的调查研究指的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在领导内政、外交、国防的各个方面事业的过程中，针对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系统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和形势，经过科学和认真分析之后，作出正确的决策，来指导实践，推动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完成。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决策、正确落实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以及应对复杂形势、破解现实难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能力是党科学制定决策、正确落实政策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调查研究能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1]决策科学性和政策连续性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保持长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党保持决策科学性和政策连续性具有关键作用。如果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那么我们党就能充分认识所工作的环境、内容、对象以及必须采用的方法等问题，从而科学制定决策、正确落实政策。反之，如果我们党忽视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那么我们党就会因为缺乏客观认识，导致决策失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调查研究能力是党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更关乎党的事业成败。能否赢得民心，最直观、最现实的尺度就取决于党的作风。人民群众往往通过身边领导干部的作风形象来认识和衡量我们党。如何赢得民心，改进作风？调查研究能力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能力，就是其中的关键要素，要形成并维持优良作风，就需要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并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是党应对复杂形势、破解现实难题的重要武器。国内外形势的错综复杂、改革发展问题的顽瘴痼疾是民族复兴路上不可避免的拦路虎、绊脚石。百年来，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和难题，党始终坚持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不断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掌握调查研究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简言之，党之所以能够应对复杂形势、破解现实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始终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行动策略体现出调查研究能力的极端重要性。长征之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指挥上实行的军事教条主义做法，对不断变化的敌情、战斗环境缺乏基本的调查研究，忽视了调查研究能力的重要作用。长征开始后尤其是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之后，党中央领导集体逐步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不断调整相应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可以说，长征的伟大胜利得益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一) 长征中重要转向的成功归因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长征中红军根据客观环境以及敌情变化，对战略方向作出多次调整，比如黎平转兵、西进贵州；
北渡长江、赤化四川；
争取党内团结、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等重要转向的成功都充分体现了党的调查研究能力的重要作用。
1.中央红军决策西进、进入贵州重要转向的成功归因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转兵贵州，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转向之一。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渡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继续按照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前进。毛泽东同志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研究，决定扰乱敌军围剿计划，建议中央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且内部矛盾较大的贵州进军。此后，党中央历经老山界讨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正式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克服了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变。
中央红军决策西进、进入贵州重要转向的成功归因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具体体现在获得敌情变化、环境状况和分析红军行军路线、战略方针等方面。如何迅速抢渡乌江，向贵州挺进，攻占遵义，需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中革军委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变化和乌江沿岸水文、环境、气候的实际情况，命令各部队在附近渡河点选择渡口先行偷渡。其中“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为了解敌情，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北岸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
而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敌军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2]中央红军根据侦察到的这一情况研究决定主攻江界河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最终，红军战士经过渡江前细心调查以及渡江中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全部成功渡过乌江，打破了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以南”的企图。
2.争取党内团结、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重要转向的成功归因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争取党内团结，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同样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转向之一。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内调查研究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情况和红军战士思想状况，对外则是对红军部队所属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敌情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和争取党内团结的思想指导下，同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作斗争，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将中国革命从危急关头解救了出来。
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重要转向的成功归因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胜利会师时，毛泽东同志就开始通过交谈询问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以期尽快确定两军会合后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即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问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3]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达维镇向懋功县进发。在懋功担负接应任务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后来回忆说：“他打开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再打回去？”[4]这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全局问题，准备制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复杂形势和川西北地区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况，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北上抗日，以期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共中央不同且被后来事实证明的错误战略方针。为了统一思想，解决两种战略方针的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多次会议，力争使张国焘放弃拒绝北上的错误主张。但是，张国焘在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仍然一意孤行地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在中共中央多次劝阻无果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二) 长征中重大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长征中红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取得无数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比如金沙江战役的胜利、大渡河战役的胜利、独树镇战役的胜利等，在这些精彩的战役战斗中，党的调查研究能力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
1. “越江渡河”(1)这里是指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重大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重大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打破了敌人追剿围歼的作战计划，脱离了可能全局覆灭的重大危险，实现了越江渡河北上的战略目标，赢得了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主动权。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源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四渡赤水以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乘虚向云南西北部进军，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力条件。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和调查研究能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央红军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龙街渡口、洪门渡口和皎平渡口都是沿江川滇之间的重要渡口，但是龙街和洪门两处渡口江宽水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因此，抢占皎平渡口就成为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从云南进入四川的关键所在。中央红军为顺利渡过金沙江，派刘伯承和宋任穷带领先遣队对金沙江附近及皎平渡渡口的水深、流速和守渡口的兵力进行调查并搜集船只，保证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便在北岸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根据先遣队一路调查到的皎平渡口的河宽、流速、水深状况，制定了《渡河守则》，指挥大部队渡江。最终在船工的全力协助下，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渡江北上的关键性胜利。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前进中的主动权。
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同样源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1935年5月，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马不停蹄地向大渡河前进。敌人早已料到中央红军会渡河北上，在大渡河沿岸加强了防御力量，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中央红军从敌我情况、地理条件等实际形势出发，充分调查了大渡河各渡口的河宽、流速、水深状况，然后命令红军奋力控制安顺场渡口。后因船只较少，主力部队无法全部在此渡河，党中央在初步调研泸定桥的状况后，又迅速决策兵分两路，已渡河的部队和未渡河的部队沿河疾进，同时向西北泸定桥进发。最终，在红军战士不顾疲劳、不畏牺牲的英勇作战下，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河点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图谋。
2.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初步讨论决定向桐柏山区或伏牛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独树镇战役前，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方向历经几次调整。战略转移的成功实施以及独树镇战役的胜利，都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独树镇战役前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几次调整充分体现了党的调查研究能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此时面临着严重敌情，“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已将其东北军从华北调到豫鄂皖地区，准备包围并歼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则是迅速突破敌军围追堵截，成功越过平汉铁路，接着又以两天的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但是“红二十五军到达后，省委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介绍情况后，认为此地东有平汉路，西临汉水，距交通要道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又有敌重兵追堵，不易立足发展。”[5]于是省委立刻决定向豫西的伏牛山挺进，在那里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通过迷惑和调动敌人，表面西进，实则东进，准备在桐柏县境内宿营时，突然得知有敌军驻扎在周边。省委几个领导同志立即分析了敌情，并在一张袖珍地图上发现驻马店西北有一块山地，当即决定尽快进入这块山地。红二十五军凭借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摆脱了地主豪绅们的骚扰拦截，迅速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的山地。随后向伏牛山区前进过程中，敌军已经判断出红二十五军的转移方向，急忙调整兵力部署，对红二十五军进行追剿，形势对红二十五军非常不利。
战略转移过程中独树镇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独树镇战斗称为“鏖战独树镇”，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一起并列为长征八大著名战役战斗。1934年11月26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前梯队二二四团进至独树镇附近时，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狙击。从独树镇西去伏牛山只有一条道路，敌军早已占据有利地形，在地形、气候和前期准备均不利的情况下，独树镇战役打响了。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等人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全体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奋战下，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紧接着红二十五军部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与会者在研究分析了作战地形，敌我军事力量等多种因素影响后，决定部队连夜突出重围。“突围前，吴焕先再一次向几个群众详细询问了这一带的地形和道路，又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仔细对照了地图，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行动路线。”[6]突围开始后，红军不断占据伏牛山一带的高地，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击退了敌军，红二十五军于29日进入伏牛山区，敌军围歼红军的阴谋再一次破产。“进入伏牛山区后，省委在部队行进的沿途，经过认真勘察和调查，很快就发现这里不适宜创建根据地。”[7]独树镇战役胜利后，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转移到陕西南部开辟革命根据地。
(三) 长征中重大决策的执行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长征中党中央制定的许多重大决策，比如赤水调敌、摆脱十万敌军围堵的决策；
强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
彝海结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的决策；
草地脱险、挑战人间极限的决策等，都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1.强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决策的执行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了新的行动方针，制定了下一步战略计划。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不仅进行整编练兵，而且一直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在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后，为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吸引国民党军队和川军注意力的目的，红四方面军准备集中全力强渡嘉陵江。在强渡嘉陵江前，红四方面军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组织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准备，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勘察地形，正确选择了主要突击方向。渡江各部队从总指挥到军师团连的各级领导，一切行动计划的拟定和执行都是基于前期充分的调查研究，从而保证了强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决策的顺利实施。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具体体现在红军勘察地形、分析敌情、确定主攻方向等方面。红四方面军指挥员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胜利实现渡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孙玉清、杜义德及参谋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沿嘉陵江东岸，察看地形，了解敌情，选择渡口，先后行程一二百公里。”[8]徐向前、王树声发现敌人江防有很多薄弱环节，并非牢不可破。徐向前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制定出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各部队也对自己当面的气候、水文、地形、敌情等进行了认真的侦察。当时任第三十军副军长的程世才回忆说：“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先念同志和我还有几个师的领导化了装，身穿蓝布裤褂，头缠白布帕子，拿着镰刀，背着篓筐多次到江岸边勘察。我们边看边记，勾画地形草图。我们还组织团以上干部和担任主攻的二六三团连以上干部，分批到江岸反复侦察，熟悉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除此之外，我们还多次派人员过江侦察敌人纵深情况。”[9]依靠总指挥徐向前和各部队指挥员在强渡前的充分调查研究工作和各级指战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强渡嘉陵江战役取得了胜利，强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效配合了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2.彝海结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决策的执行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能力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根据敌人追剿部队的形势变化，及时做出行军路线调整，决定通过彝族地区，粉碎敌军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彝海结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重大决策的执行离不开且得益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具体体现在红军的军事部署、进军路线和民族政策等方面。
一是红军进军途中调整了军事力量的配备。1935年5月会理会议后，为了便于中央红军在四川的行动，军委决定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北上红军扫清障碍。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不仅广泛调查了彝族民众的风俗习惯，而且专门派侦察员侦察敌军动向。二是红军基于多方调研选择了大部队的进军路线。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来到泸沽。这时，侦察员已经侦察到敌军在泸定桥一带、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布置了重兵堵截。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渡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刘、聂二人率先遣队到达泸沽后发现，从泸沽到大渡河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相对好走但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一条是崎岖难行但敌人兵力较弱的小路。“红军侦察组向刘伯承和聂荣臻汇报了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民情和给养等详细情况。”[10]根据了解的情况，先遣队主力调整了行军路线，选择了兵力相对较弱但要经过彝族地区的小路。三是红军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和严格执行组织纪律。红军要从彝族地区经过，之所以有很大的困难是因为彝族民众长期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他们对汉族民众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彝族地区。刘伯承和先遣队其他领导同志根据之前翻越老山界时处理同少数民族关系的成功经验与此前调查到的彝族地区不同家支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红军严格执行组织纪律，面对部分彝族民众的突然袭击非但没有还击，还主动帮助彝族民众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困难，逐渐消除了彝族民众对红军的错误印象。最终，在以小叶丹为代表的大多数彝族民众细心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彻底打翻了敌军阻止红军前进的如意算盘，为抢渡大渡河继续北上赢得了宝贵时间。
回顾党的历史，可见，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得益于党的调查研究能力。长征中重要转向的完成、重大战役的胜利以及重大决策的执行都有力印证了党的调查研究能力的重要作用。我们学习历史，应该汲取历史经验，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基本功”，提升调查研究能力。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又开始踏上了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的长征路。调查研究依然是我们党有效破解新矛盾新问题的方法支撑，也是我们党把握方向、统领大局的重要抓手。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新时代的长征路荆棘丛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要深刻思考和深入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层次变化，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11]各级领导干部要重点抓住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掌握运用调查研究能力，深入群众，亲身察看，切实体验，从广大群众的日常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方法，汲取智慧力量，找到破解难题的最优方案，做实做好各项工作，树立起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从而更好地提升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总之，领导干部对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须臾不可放松，唯有这样，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才能行稳致远，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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