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兵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时代精神总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结晶，彰显出历史的进步性和时代的先进性。习近平强调，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1]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无疑应是其灵魂。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外部环境因素的诸多不确定性，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离不开一种精神的力量，来实现发展思维的纠偏、发展目的的坚守、发展道路的自信、发展方式的选择、发展力量的凝聚与激发，而这些恰恰需要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价值功能的彰显和引领。当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价值意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概念的明晰、内涵的界定、外延的分析及其功能的实现和保障等，都还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置于新发展阶段视域下，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视角来审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其价值引领的发挥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选择新的路径？这些既是当前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写作的目标指向。
一种文化的生成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体现出它特定的价值意义，并可依据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多维形态，以及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功能性，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亦不例外。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它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一)政治属性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固有属性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2]，其价值始终关切经济、科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现实中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往往被作为认识文化的主要方法，比如张岱年从文化功能的层次性出发，将文化划分为价值观念与思维(思想、意识、观念)、文物、制度与风俗等三个层面[3]。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采用的也是功能主义方法，并从物质、制度和精神阐释了文化的内涵，如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指出：“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与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4]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深刻指出，“存在是现实生活的过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142。如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观念的功能属性定位，文化，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的社会主流文化，必然在其功能中凸显出鲜明的政治属性，即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6]。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伟大建党精神自然是党的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的政治属性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的价值要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大特质。
从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也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需要而产生、建立、发展起来的。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先后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成果，凝练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审视伟大建党精神，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到获得独立建立新中国的政治思想，再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制度选择，或是共产党人“枪杆子里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又斗争又团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或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政治组织建设要求，尽管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不一样，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却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7]，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由此，可以说政治属性是伟大建党精神产生以来的固有属性。
(二)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社会主导地位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14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还特别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经济和社会理论一味推崇政治、宗教、哲学对经济的作用时，深刻揭示了作为“观念的”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从而开创了将经济、政治与文化紧密结合的系统审视，开启了对文化价值功能认识的新视角。马克思认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8]恩格斯还指出，那些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尽管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但是，它们有时候甚至能够作为原因对经济起作用[5]732。马克思后来更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上自由的一步。”[9]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文化认识观，伟大建党精神生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那么它必然将反作用于我们前进的伟大实践。伟大建党精神价值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在根本上它彰显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最基本的政治意义，表现为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追求等，即从根本上反映的不仅是政党的意志和本质，更是整个社会的公意。
基于当前形势观察，就国内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行，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深刻影响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道德观念、精神气质等。走向先进是历史的应然，但一些消极的、没落的，甚至腐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糟粕，依然会在时代前行的节奏中垂死挣扎，让人迷惑心智、丧失方向、消解意志。就国际来说，在中国走向复兴的崛起路上，西方以狭隘的自恃“实力”说话的观念没有改变，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仍然盛行，崛起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仅充满着关涉商品、贸易、科学技术等的经济领域之争，更存在关涉国家体制、政党制度、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之争。或者说，当下我们不仅面临经济贸易领域上的竞争、关键科技上的突围，也面临文化、意识形态的竞争，还面临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的挑战。因此，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口，亟待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发挥前进方向的引领、凝聚广泛的共识、激励社会的活力、优化发展环境，等等。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也一定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由以上分析可知，正是伟大建党精神发展要求的内在驱动，与新发展阶段现实诉求的外在驱动，共同促使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彰显出它鲜明的时代意蕴。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必然展示新作为。
(一)发挥政治正确的导向力
政治性，是伟大建党精神价值最鲜明的标志。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显著特征。早在1871年，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中就深刻指出，工人的政党“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10]。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伟大建党精神一经产生就深深烙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发挥政治正确的导向力是其政治价值蕴意的根本之义。回顾整个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难看出，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不仅全面体现于党的指导思想，即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还体现于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立场、政治使命等方方面面，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新发展阶段，面对中西方价值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的独特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还能强化社会群体，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使命，进而提升政治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为担负新时代历史使命提供政治保证。
(二)高扬核心价值的凝聚力
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普遍认同和目标追求，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方向引领力。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视角来看，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没有“任何不同的利益”的政党，首要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272，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与民主、公平与正义充盈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从伟大建党精神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关系来看，它们具有历史的耦合性。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举了独立与民主的大旗，在救亡图存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实现国富民强中，逐步完整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奋斗目标。显然，正是在这长期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纲领目标任务实现过程中得以生长和发展起来，伟大建党精神一经产生也深深熔铸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全过程，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的事业因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而不断推向前进。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多元思想潮流与价值观念冲击，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即以张扬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振兴相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以张扬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引领力。
(三)促进社会发展的整合力
马克思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马克思还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视角，文化不仅产生于实践，而且将反作用于实践，尤其是作为普遍认同的社会共同体价值，这种反作用集中体现了它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和社会整合力。在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意蕴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其主要内容，并具化为爱党、爱国、爱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依托这一精神凝聚起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新发展阶段，就国内而言，随着改革进一步走向深水区，重大的利益调整及其因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冲突，都急需强大的文化精神支撑力予以弥补和整合；
就国际而言，无论是凝聚海内外支持中国发展的力量，还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样都需要一种强大的文化感召力。由此，在新发展阶段，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对促进社会发展的整合力集中表现为，对内强大的文化认同和对外强大的文化自信。
(四)激发人民创造的驱动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观中，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一切文化都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发展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无论是从精神文化视角，红船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等每一种革命精神的内涵，还是从物质和制度文化视角看，中华民族取得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开拓创举，都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革命实践创造。也就是说，与时俱进的实践创新力是伟大建党精神价值中最深厚的底蕴。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积极有效化解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应对各种挑战，包括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勇于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等，实现民族复兴重任，就需要充分发挥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激励功能，“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12]。要进一步激发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摆脱陈旧观念，增强创新意识，为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筑牢思想基础；
进一步激发人们创新创业的斗志，勇于斗争，攻坚克难，不断增强本领，积极展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为。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将通过守护初心，取信于民，更将通过担当使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守信于民，彰显政党执政的凝合力，推动人民创造伟大成就。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作为一种观念存在，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不可替代。但现实中主客观多种因素往往都会从不同的维度对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功能的发挥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削弱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的功能。
(一)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冲击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思想认同
新发展阶段正是我国急剧转型期，发展方式转变的背后，更是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的激烈碰撞，多元文化价值观、社会思潮汹涌交锋。改革开放的动力催生了社会主体价值需求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这一宏大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制度的日益健全，赋予和保障了人们对文化价值选择的自由，并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认知，加深了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认识。但是，这些社会多元文化价值观不排除其非主流性特点，甚至私利性本质，包括受市场经济影响而滋生的一些利己、享乐、拜金等消极、落后的文化观念。显然，这些落后的文化观念和认识，极可能消解主流价值的引领，势必将增加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教育和整合的难度。同时，新兴文化的负面效应常常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产生冲击。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技术为特征的网络文化、以观念为导向的快餐文化等，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观念认识、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固有的文化形态被遗忘和摧毁，传统习俗、语言歌舞、服饰器物等逐渐被年轻一代所抛弃，如此一来自然也会对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巨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文化内容以及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载体转变，也同样会冲击和消解党建文化的吸引力，进而弱化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功能发挥。
(二)现代化的发展时序弱化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地位作用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现代化的发展从物质基础、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等多维度促进和保障了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弘扬。但发展时序的差异性，也可能在一定领域和程度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发挥造成弱化。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在一度以经济发展GDP为指挥棒的导向下，经济发展的政绩观效应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在所难免。所以新时代以来，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协调成为时代性的问题聚焦和工作重点。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正是这一发展时序的差异性，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政绩追求，相应地其他领域的发展和工作往往就被置于次要地位，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包括在当下，一些领域和部门对政治价值的地位的认识和重视往往体现在文件中、会议中、报告中，而在具体的实践落实和举措中被淡视、弱化，突出地表现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空间每每被挤压，或资源被侵占。如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少红色文化旧址或在城市更新中消失，或在“重面子轻里子”“重旅游、轻文化保护”中被过度开发；
在农村，不仅存在不少红色文化旧址被侵占，或者超负荷使用、年久失修、消防隐患严重等问题，同时随着乡村“空心化”的加剧，一些红色旧址、红色场景、红色人物等，也随着村落的消失而永远消逝，缺少应对举措。
(三)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制约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创造转化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作为精神文化的存在，它总是通过相应的载体和合理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也就是说，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必须通过有效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张扬它的主流价值导向地位。但当下，这一转化和发展还处于粗放型的状态：从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资源保护来看，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不畅通、制度不健全，多头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在各地域之间，缺失系统的观念和协作机制，往往导致各地域间红色文化资源各自为政甚至割裂，严重损害红色文化资源本身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对红色文物保护立法建设滞后，使得一些红色资源被恣意挤压、侵占、破坏。同时，还存在红色文化专业人才队伍打造不够，缺乏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从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挖掘程度来看，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化解矛盾和风险、应对挑战，勇担重任，深入揭示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时代意蕴还需加强。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还需深挖最能震撼人、感染人、教育人的鲜活史料，尤其要注重史料细节的挖掘，使文化价值的彰显更为鲜活。同时，也还需系统和深入地挖掘、研究或拓展，一旦对本地域内红色文化的价值的个性化挖掘不够，必然造成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在实践转化中的感召力被打折扣。
(四)开放性的发展特点给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话语体系带来新挑战
开放是发展的重要特质。开放推进发展，开放也势必给主流文化意识带来挑战。它对伟大建党精神价值最大的冲击在于：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话语体系构建不够完善。当前，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在理论研究上其学术体系不够完整，概念还需明晰，理论尚需深化，体系亟待完善，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价值更需凝练、提升，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格局。在阐释传播话语体系上，体现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还处于形成期，与此相匹配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等都还有许多不足。另一方面，西方价值体系和西方话语体系冲击着伟大建党精神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地位。从总体来看，西方话语体系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并且部分人对西方话语一度盲从，同时，以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为主旨的西方错误思潮给伟大建党精神价值话语也带来极大冲击。西方国家宣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指导地位，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以鼓吹“普世”价值观混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大肆宣扬红色文化过时论、失败论、僵化论，通过鼓噪历史虚无主义，丑化英雄和党的领袖、否定革命、曲解历史真相、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等，试图消解伟大建党精神价值话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展开的各种意识形态渗透遏制，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造成严重冲击和侵蚀[13]。
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社会范畴。马克思指出，文化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4]。这一精神精华的价值存在是需要依托相应的方式和手段来不断传承和弘扬的。伟大建党精神生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是革命精神的标识，是引领革命的思想动力和行动指南，也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力量源泉。在新发展阶段，发挥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引领有效之策，理应将其置于这一历史大势中审视。
(一)坚持创新发展，筑牢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引领的思想基础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有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才能发挥出凝聚力和引领力。马克思曾指出，社会财富都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15]。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路径，即创造活动。精神文化的发展亦当如此。提升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社会共识，关键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6]41。一是要进一步挖掘和凝练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实践主题。加大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理论研究，深挖伟大建党政治价值的时代主题。包括进一步打造好红色文化党性教育基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现场教学点，包括增加课程设置和红色文化政治价值专题活动等，突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二是要不断创造人民群众期盼的更多的文化成果。坚持大历史观，把建党文化的政治价值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与时俱进赋予建党文化产品(作品)以新的时代生命力。特别是紧紧围绕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倡导的主题，大力支持文学、影视剧、纪录片、专题片等文艺作品创作；
着力打造“伟大建党精神价值”文化品牌，增强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力。三是进一步加大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宣传。认真开展学习、宣讲、普及等活动，注重不同群体的接受方式，体现活动的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
统筹做好网上和网下活动的同频共振，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建设红色资源网上展馆，充分利用先进虚拟技术，开展网上展馆体验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活动等。
(二)坚持协调发展，增强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引领的战略地位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7]，坚持以联系和整体观念认识社会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新发展阶段，马克思的系统观与整体观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强调“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18]，成为了做好文化工作的时代要求。那么，在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弘扬过程中也应当一以贯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坚持系统发展观，切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和提升。要把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筑牢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引领地位，还需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做好建党文化与生产发展、产业业态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应紧密结合当前国家战略任务和目标，如着力将建党文化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融合，通过合理定位，突出乡村特色、彰显乡土气息、注入红色基因，使文化与产业同兴、经济与社会共进，伟大建党精神政治引领更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多元文化的互动。应推进红色文化与古色文化、绿色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以红带古、红古结合”“以红带绿、红绿结合”，“百花齐放”、相得益彰，使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在多元文化互动中得到更好张扬。
(三)坚持集约发展，丰富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引领的文化内涵
文化弘扬需要相应的文化载体，文化载体也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5]108-109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亦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发展，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6]43。实际上，这也是从坚持文化集约型发展的视野，指出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路径。一方面，要做好建党文化资源的保护。重点是加强对红色资源的规划保护，建好红色文化名录，特别是针对一些红色资源(遗址、人物)正濒临消亡的危险，建议实施抢救性保护，启动新一轮红色资源普查和抢救行动，推出系列红色资源专项保护计划。加大对红色地标的建设和保护，让红色资源走出博物馆、展览馆，走进课堂、走上讲坛、走向舞台，在城市灯光秀中融入红色资源要素，使红色资源动起来、活起来。另一方面，要加大建党文化资源要素的整合。不少建党文化资源，特别是物态化的文化标识往往跨越地域，但具有一致的文化政治价值主题，如当下正推进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横跨15个省份，实现了跨地域的红色文化资源的统筹整合。要加大建党文化资源相关力量要素的整合，积极构建广泛的工作联动机制和合作机制，从而实现包括区域内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与转化的联动，研究与宣传的联动，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力量、信息等的联动和共享[19]。如周密筹划高层论坛或学术研讨、征文大赛等活动，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价值主题的高端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的打造。
(四)坚持开放发展，拓展伟大建党精神价值引领的文化表达
文化话语体系是文化内在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外化，文化话语权直接体现着文化的社会地位。当然，“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252。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就伟大建党精神价值的话语体系来说，坚持开放视野，“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特别是要“讲好中国故事”[16]43，显得更为紧要和迫切。一方面，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特别是在构建对外话语的内容上要体现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重点是要体现伟大建党精神价值所蕴意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也就是中国的立场、智慧和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外人文交流。注重创新交流的形式和手段，善于运用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包括充分利用大众传播、群众传播、人际传播综合手段，展示中国发展的文明成就，展示中国的世界担当及大国形象，使他们全面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真正看到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同时，还要切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不容篡改，红色不容污损。不但要切实解决好建党文化政治价值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现象，更应及时揭露和批驳现实社会生活中编造“历史”、炒作历史事件、抹黑领袖人物、污名或诽谤英雄人物等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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