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彪 ， 孙中锋
(安徽大学 a.社会与政治学院；
b.人口研究所，合肥 230601)
蓄洪区作为我国江河防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域防洪减灾的重要手段，在防御标准内洪水和超标准洪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淮河流域的蓄洪区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承担着防洪保安和维系生产生活的双重任务，但长期以来，蓄洪区内居民生命财产和基础设施时常遭受洪水威胁，存在居住容量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和生产条件较差等问题。为此，国家着眼淮河流域蓄洪区人口可持续发展，实施居民迁建重大战略工程。随着移民迁建从过去的灾害移民转变为常态风险下的避灾移民，区内居民迁建意愿一度下降，但是按照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设规划，“十四五”时期仍需对蓄洪区人口进行迁建安置[1]。因此，为使国家对蓄洪区人口发展的长远目标与区内居民的个体意愿趋于一致，有必要深入探究淮河流域蓄洪区居民的迁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切实推进迁建工作，实现蓄洪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对迁建及迁建意愿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与人口迁移上，并发展出较为丰富的人口迁移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D.J.Bogue[2]着眼于迁移原因的分析，首次提出“推力-拉力”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迁出地与迁入地推力和拉力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其中工资差别占据重要作用。E.S.Lee[3]在D.J.Bogue的基础上系统发展了推拉理论，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原因除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外，还包括诸如距离远近、物质障碍的中间障碍因素。J.Wolpert[4]在解释人口迁移现象上提出地方效用理论，表示居住地环境满意度会影响居民搬迁。S.R.Lieber[5]对地方效用理论进行了补充，将学校、医院、居住面积等公共服务因素也纳入其中，而L.A.Brown等[6]据此划分了影响人口迁移的五方面因素：交通便利、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和居住环境。同样，J.W.Berry[7]在研究移民适应的缓和因素中，发现年龄、性别、教育、性格、家庭因素、社会地位、迁移动机等对人口迁移具有影响。此外，“效用-期望”理论[8]、计划行为理论[9]等也对影响迁移意愿的因素作出了解释。
国内学者对移民迁建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微观层面，早期主要为库区群体移民研究，如唐勇智[10]发现非农收入占比较高以及较好的地理位置会显著降低丹江口库区移民的搬迁意愿；
王珞等[11]发现家庭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及移民政策因素是影响三峡库区移民适应性的显著因素；
聂鑫等[12]则发现除普遍的学历、环境、政策等因素对库区移民搬迁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外，收入、承包地面积、工作等因素也具有一定作用。而后，学者聚焦于农民群体的搬迁过程，发现农户年龄和耕地面积对搬迁意愿具有负向影响[13]；
而住房结构、搬迁后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民搬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14]；
同时，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与搬迁安置风险的预期对搬迁意愿也具有重要影响[15-17]。针对西南某些山区农户，何田等[18]发现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与家庭耕地资源等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学者对异地扶贫搬迁重点关注，得出搬迁后的承包地权益保障[19]、安置地分到的自然成本、获得的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20]以及政府是否提供就业机会的扶持政策[21]对贫困户异地搬迁意愿产生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户主外出打工经历、家庭规模、有无学龄子女、搬迁补贴的合理性和安置点的区位选择等因素对蓄滞洪区居民的搬迁意愿存在正向影响，而现有住房满意度、安置地基础设施、耕种距离等因素对居民搬迁意愿存在负向影响[22]。
通过对国外迁移理论以及国内迁建意愿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强调人口迁移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因，缺乏对移民个体主观性的思考，而国内学者研究均是聚焦于某一群体，缺少对移民迁建群体地域空间上的探索。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淮河流域蒙洼蓄洪区的问卷调查，对蓄洪区居民迁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蓄洪区移民迁建主题的相关研究起到补充性作用，同时为后续实际推进蓄洪区迁建工作提供借鉴。
1.1 研究区域
蒙洼蓄洪区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是淮河干流第一座行蓄洪区，区内包括老观乡、郜台乡、曹集镇、王家坝镇4个乡镇以及1个阜蒙农场，下辖34个行政村，131座庄台，总人口19万余人。蒙洼蓄洪区自1951年建成以来共蓄洪16次，在淮河流域蓄洪区中启用最为频繁，为上游削峰减洪、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蒙洼蓄洪区考察调研并指出“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搬离出去，确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这一指示精神，亟需加快推进蒙洼蓄洪区居民迁建工作。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2021年7月对蒙洼蓄洪区内居民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蒙洼蓄洪区内全体居民。按照人口比例抽样法(population proportionate sampling，PPS)，最终抽取了曹集镇辖内的利民村、东郢村、同光村，郜台乡的曹台村、宋台村，老观乡的河口村以及王家坝镇的郎湾村，对4个乡镇7个村庄的居民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个体特征、居住环境特征、家庭特征、空间特征、安置地特征以及对迁建政策的了解度、满意度等。调查问卷共发放33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21份。同时，调查中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可为分析结果加以补充修正。
1.3 变量定义
1.3.1因变量。以蒙洼蓄洪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迁建意愿的影响因素，因变量即为蒙洼蓄洪区居民的迁建意愿。根据问卷设计，迁建意愿为愿意迁建和不愿意迁建两种情况，将不愿意迁建赋值为0，愿意迁建赋值为1。
1.3.2自变量。参照上述迁移理论与相关文献，同时结合对蒙洼蓄洪区居民迁建的前期探索，将影响居民迁建意愿的自变量假定为以下6个类别：个体因素、居住环境因素、家庭因素、空间因素、安置环境因素以及迁建政策因素，具体对应解释变量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定义及其赋值
2.1 研究假设
参照上述相关文献研究，对蒙洼蓄洪区居民迁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个体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性别：蒙洼蓄洪区属于皖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多数家庭户主为已婚男性，因此，考虑是否男性在迁建意愿中占据主导地位。(2)年龄：一般而言，年龄越大，对居住地依赖越强，迁移意愿越弱，二者呈负相关。(3)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迁建意愿正相关。(4)身份：居民是否为党员身份对迁移意愿有影响，党员普遍政治觉悟较高，积极响应迁建政策，迁建意愿更强。
H2：居住环境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居住面积：现有住房面积与迁建意愿呈负相关。(2)交通状况：一般而言，居住地交通越差，居民迁建意愿越强，反之交通越好迁建意愿越弱，二者呈负相关。(3)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好坏一般与迁建意愿呈负相关。
H3：家庭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迁建意愿越强，二者呈正相关。(2)家庭流动人口比：家庭中流动人口占比越高，对现居住地依赖性越低，迁建意愿可能越高。(3)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能承担迁建前后所有费用，迁建意愿越高。(4)家庭有无学龄儿童：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易被安置地更好的教学环境及上学的便利性所吸引，与迁建意愿呈正相关。
H4：空间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地理位置：居住地地理位置优越性与迁建意愿呈负相关。(2)耕地面积：居民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多，越不愿意迁移，二者呈负相关。(3)耕地半径：耕地半径越大，耕作越不方便，居民迁移意愿可能越高。(4)安置距离：考虑到蓄洪区居民以农民为主，对现居住地依恋程度较强，安置地距离越远，迁移意愿越弱。
H5：安置环境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安置地生活环境：居民希望迁建到环境更加优美、干净整洁的地区，安置地环境与迁建意愿呈正相关。(2)安置房基础设施：安置房的用水用电、上下楼层、无障碍设施等基础设施水平与迁建意愿呈正相关。(3)安置地教育医疗：安置地是否方便子女入学、老人看病就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迁建意愿，二者呈正相关。
H6：迁建政策因素影响居民迁建意愿。(1)迁建政策了解度：居民对政策了解越清楚、理解越透彻，迁建意愿越强。(2)迁建政策满意度：一般而言，居民对迁建政策感到满意才会愿意迁建，其与迁建意愿呈正相关。
2.2 模型构建
因变量居民迁建意愿(Y)是非连续的二分类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分析是较理想的方法。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Y是离散变量，只能选取0和1两个值，而在实际调查中，居民被问及“您是否愿意迁建”时，回答愿意的占39%，不愿意的占38%，另有23%的居民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表示无所谓或者是自己不考虑。因此，为便于进行回归分析，将这23%的居民归入不愿意迁建中，因此，不愿意迁建的居民占61%。将Y=1的概率设为P，则P的取值范围是(0，1)，本研究对应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P表示愿意迁建的概率；
α是常数项，表示回归截距；
X1，X2，…，X20是各个解释变量；
β1，β2，…，β20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利用SPSS 25.0对321份问卷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结果中Cox&SnellR2值为0.619，NagelkerkeR2值为0.827，两者在0～1内均接近于1，表明本次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总体来看，模型回归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在假设的6类自变量中均有具体解释变量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蒙洼蓄洪区居民的迁建意愿，表明居民迁建意愿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
3.1 个体因素
居民个体因素变量中，仅年龄因素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2)，与假设一致，即居民年龄越大，“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情怀越强，不愿离开现居住地迁建到别处，而年龄越小的居民更愿意迁建到条件更好的地区。反观个体因素的其他变量，居民的性别、学历以及是否党员身份均未通过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表明这些因素对居民迁建意愿影响均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蒙洼蓄洪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居民家庭中男性多外出务工，各村庄常住人口中多为女性，调查样本中女性占比较高，因此，对于是否愿意迁建，具体是男性还是女性决定并不能直接得出。与以往研究得出的文化程度越高迁建意愿越强的结论不同[23-24]，蒙洼蓄洪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迁建意愿影响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居民多为老年人，高学历对迁建意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年龄因素的负向作用所抵消。而居民是否是党员身份这一因素，虽回归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与学历因素类似，现蒙洼蓄洪区的党员普遍年龄较大，心有余而力不足。
表2 Logistic 回归结果
3.2 居住环境因素
在居住环境变量中，居住面积变量对迁建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表2)，其原因是现蒙洼居民居住的房屋多数为20世纪政府统一修建的庄台，各庄台的初始建设样式、建筑面积大小、建筑楼层数基本一致，并无较大区别，除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居民对居住房屋的装修以及常年维修不同外，其余房屋从本质上来说整体区别不大，因此，其对迁建意愿的影响无法判断。居住地交通状况变量也未通过检验，主要原因是随着政府的日益重视，蒙洼蓄洪区内“村村通”基本实现，交通状况相对较好，因此，严格意义上交通状况变量也是控制变量。居住地的基础设施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为负，与假设一致，即居民在居住地基础设施较差的情况下基本都愿意迁建，表明现蒙洼蓄洪区居民居住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对其迁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3.3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变量中家庭规模变量未通过检验(表2)，与假设不符。其原因在于家庭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安置房屋或货币补偿并没有较大程度地增加，居民认为安置房无法容纳较多人口居住，而补偿的货币也无法满足他们买房、盖房的需求，导致其即使家庭人口较多也并不会带来迁移意愿的增加。但是，家庭流动人口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可见，家庭流动人口比对居民迁建意愿影响明显，原因可能是家庭中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占比越高，家庭相对收入来源越多，经济条件越好，居民迁建意愿越强。显然，经济状况对迁建意愿影响同样明显，但可能囿于问卷题目设置的局限性(1)在居民迁建意愿调查问卷中，仅以询问居民能否承担迁建费用来衡量经济状况，而并没有采用具体经济收入指标。，经济状况仅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居民家庭中是否有学龄儿童的变量未通过检验，原因在于蓄洪区居民家庭普遍有学龄儿童，导致该因素成为控制变量，无法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3.4 空间因素
在空间因素变量中可以看到，居民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迁建意愿相差较大。以曹集镇作为参照乡镇(2)曹集镇地理位置处于蒙洼蓄洪区中心，且调查显示蒙洼蓄洪区各乡镇中，曹集镇对于是否愿意迁建的居民基本持平。因此，研究地理位置对迁建意愿是否具有影响时选取曹集镇作为参照最为合适。，老观乡和王家坝镇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而郜台乡未通过检验(表2)，表明相较于曹集镇，王家坝镇和老观乡的居民迁建意愿整体较低，而郜台乡并没有这一特征，原因主要是王家坝镇相较于其他乡镇在地理空间上更靠近县城，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居民整体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最高，老观乡次之；
而郜台乡情况相反，其在地理空间上远离县城，且辖内人口密度大，人均生存空间小，区内居民迁建意愿更强烈。
耕地面积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该因素对蒙洼居民迁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蒙洼蓄洪区目前土地流转现象较为常见，居民拥有耕地面积的大小并不能代表其实际耕种土地面积的多少，因此，出现如居民仅拥有较少耕地但承包较多耕地或者完全流转并不耕种的现象，前者几乎不愿意迁建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愿意迁建的，因此，模型结果中两者并没有较大关系。耕地半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发生比为1.000，表明其对迁建意愿的影响无法判断，与本研究假设不一致。前已述及，目前蒙洼区内交通便利，耕地半径的大小对居民耕种便利程度的影响已经很低，因此，其对居民的迁建意愿影响也不显著。安置距离变量未通过检验，表明其对迁建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整个蒙洼地区的保庄圩(安置房)普遍选址在乡镇中心的边缘附近，因此，居民现居住地与安置地区的距离整体较近；
另一方面，在蒙洼地区交通较好的情况下，距离因素已经不足以对居民迁建意愿造成较大影响。
3.5 安置环境因素
安置环境变量中，安置地的居住环境、安置房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变量分别通过了1%，1%与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2)，表明安置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蒙洼地区居民是否愿意迁建。通过对蓄洪区居民的访谈，了解到除部分乡土情怀十分浓厚不愿意迁建的居民以及一些迁建取决于子女意愿的老年人居民群体外，其余多数居民对迁建的想法整体上和政府制定迁建政策的初衷是保持一致的，即居民愿意一劳永逸地摆脱洪水的威胁，迁移到环境更好、住房基础设施更好、子女上学与老人看病都更加方便的安置地区，只不过在此过程中，可能被诸如对房屋与货币赔偿等现实条件认可程度的不同而制约。但安置环境因素对居民的迁建意愿影响仍最为显著。
3.6 迁建政策因素
居民对政策的了解度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回归系数为负(表2)，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以往有学者发现居民对迁建政策了解程度越高，迁建意愿会更强[20,23]，但研究结果却相反，原因可能在于迁建政策并非尽善尽美，居民对政策了解越清楚，对政策中的利弊知晓越深刻，往往习惯扩大政策中某些可能较难达到平衡的弊端问题而忽视迁建带来的裨益，导致迁建意愿降低。居民对迁建政策的满意度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即居民对迁建政策的满意度对其迁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际上该结论很大程度上也能通过观察整体居民的迁建概况得到，只有在居民对迁建政策满意的情况下才会愿意迁建，不满意则不会迁建。因此，在未来应持续不断完善迁建政策，提升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促进居民整体迁建意愿的提高。
4.1 结论
(1)淮河流域蓄洪区居民迁建意愿不是受某一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受多种因素交叉综合影响的。居民个体因素、居住环境因素、家庭因素、空间因素、安置环境因素以及迁建政策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对迁建意愿有所影响。(2)居民的年龄、居住地基础设施对迁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家庭中流动人口比、家庭经济状况对迁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居民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对其迁建意愿同样具有重要影响。(3)安置地的总体环境包括居住环境、安置房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以及对迁建政策的满意度基本决定了居民是否愿意迁建。其他诸如居民学历和身份、家庭规模、居住面积、耕地面积、耕地半径、安置房距离等因素对居民迁建意愿影响不明显。(4)蓄洪区居民年龄越大、居住地基础设施越好、所处地理位置越好，迁建意愿就会越弱；
家庭中外出流动人口占比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安置地的环境越好、对迁建政策越满意，居民迁建意愿就越强烈。
4.2 建议
(1)给予居民迁建过程便利，减轻居民迁建费用。对于迁建而言，补偿费用的标准始终是横亘在迁建双方永远较难达到平衡的一个问题，对其进行清晰明确的标准界定亦相当困难。因此，在补偿费用难以作出更改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居民迁建过程中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如提供免费的搬家货运车辆等，相对性减少居民迁建过程所需要承担的成本，让愿意迁建的居民在迁移过程中经济负担降至最低。一方面，能增强愿意迁建居民的迁建幸福感，感受到迁建工作推行者的用心；
另一方面，在以农村为主的蓄洪区内，居民之间相互宣传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此举可以带来迁建利好的扩大宣传效应，提高居民的迁建意愿。
(2)不断完善安置地区环境，增强居民迁建意愿。首先，对安置地的选址一定慎之又慎，考虑清楚其位置所能带来的优越性，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是否极尽便利，也可通过征询待迁居民关于安置地点设置的意见，使其在位置上足以让居民满意；
其次，鉴于蓄洪区内高龄老人与学龄儿童占比较高，在安置房建设本身的设计上要深思熟虑，要尽可能方便老年人与儿童居住；
最后，安置地区周边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需要完善，覆盖学校与医院，最好引入一些加工制造业等产业布点，使得居民迁建后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保障经济收入来源。
(3)把握居民迁建先后顺序，有效推进迁建进程。地理空间位置的不同使得蓄洪区居民迁建意愿差别较大，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辖内居民迁建意愿较低是人之常情。因此，一方面，本着迁建工作一定是在遵循居民意愿的前提下进行；
另一方面，为了迁建能够顺利高效推进，可以根据地理区位的好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迁建与否的急迫性优先迁建蓄洪区内地理位置较差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居民迁建意愿较强的地区，如蒙洼蓄洪区内的郜台乡、曹集镇等，以便能够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推动迁建进程。
(4)调整完善迁建政策内容，提升居民满意程度。蓄洪区居民对迁建政策的满意度基本决定了其是否愿意迁建，因此，迁建政策内容制定的动态调整与完善非常关键。国家对于移民迁建政策中的移民安置任务、方式、去向及补偿标准等内容均具有明确规定与要求。因此，在迁建过程中原则性内容始终不会更改，但可以根据实际推进情况进行动态性调整，在一些细枝末节处作出“让步”，如宣传政策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态度等，使居民感受到政府真切的关怀，提升其满意程度，从而提高迁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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