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现，杨育智，向 云
（1.贺州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2.中共贺州市委统战部，广西 贺州 542800；
3.贺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贺州市委统战部，广西 贺州 5428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三个共同愿景”首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入新阶段。南岭走廊是我国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有着2100 多年延绵不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以贺州为中心的潇贺古道区域上的汉族、瑶族、壮族等各民族经历从磨合到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进步范式。挖掘、研究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历史内涵及其发展规律，总结凝练具有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特色的示范区建设经验，是落实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重要题词精神，继续发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的具体表现。
南岭走廊是指地处五岭山脉连接岭南和中原的重要走廊，是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南岭走廊是历史上岭南和中原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传统通道。“岭南”早时称“领南”，《史记·货殖列传》一二九卷有“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1］1576，《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六卷《任延传》有“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1］1499的记载。这里的“领南”即为“岭南”，意为五岭之南广大地区。五岭有不同说法，其中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指大庾、越城、萌渚、骑田、都庞等岭和晋朝裴渊《广州记》所指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等岭较为确切。但无论以哪种方式界定，穿越萌渚、都庞两岭到达临贺，即古称潇贺古道的区域，一直是南岭走廊的核心地带。
随着岭南与岭北交往的频繁，五岭逐渐由五座山脉演变为先民交往的重要通道。《晋书·地理志》称：“秦始皇既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1］349晋《博物志》记：“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2］9五岭区域进一步扩大，包括五岭之南的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香港、澳门等区域。中央王朝与岭南地方的关系，“是岭南诸特性中的一个较重要的特性”［3］序5。至此，岭南地理时空基本确定，中国古代民族走廊之一的地位也随之确立。
“南岭走廊”呈现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分布广、交往深的特征。南岭走廊连接内陆与海洋，连通着中央与边疆，南岭走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互往、经济互通、文化互融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一）南岭走廊的政治归属
古时，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发展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之中。虽有帝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4］44的记载，但直至秦统一六国并且秦始皇提出“北堵南疏”的战略构想后，岭南与中原地区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往，岭南才正式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版图。
1.秦始皇“北堵南疏”战略与岭南政治归属
“北堵南疏”是秦始皇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格局最重要的战略部署，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故有“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4］253的记载。“北堵”就是“筑长城”，把北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堵住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干扰，“南疏”就是“处南越地”，修筑道路，修建了以长安为中心向南直通岭南的“国道”。秦始皇“南疏”战略最重要的工程就是“修灵渠”和“开新道”，这不仅有利于军事及政治的稳定，还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于是《史记·南越列传》就有“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1］1369的记载。从此，岭南对中原有了“政治归属”的概念。
2.潇贺古道的政治归属与岭南的长治久安
秦虽攻下岭南，但未能实现岭南长治久安。秦二世时，首任南海尉任嚣与龙川（今广东）令赵佗有一次影响岭南政治走向的对话，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岭南地区与中央朝廷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病危中的任嚣向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今广州一带）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5］3847“吾欲兴兵绝新道”和“可为国”，说的是秦末爆发陈胜、吴广起义，秦朝岌岌可危之时，朝廷委派的南海尉任嚣、龙川令赵佗密谋岭南独立之事，其中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绝新道”，“新道”就是包括潇贺古道在内的岭南通往中原新开辟的交通要道。公元前208 年，赵佗封闭道路，聚兵自守，杀秦官吏，秦亡时，出兵击桂林、象郡。约公元前205 年赵佗自立南越武王，岭南从政治关系上暂时脱离了中原。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赐赵佗为南越王，改自立为朝廷封立，南岭与中原保持附属关系。陆贾初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打破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对立局面。陆贾说他“反天性”，即“偝父母之国，无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6］2697-2698，这使赵佗反思“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仪”。汉文帝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致赵佗书，使得赵佗更加“不敢背先人之故”，汉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努力，维系了中原与岭南的政治互动和交流。
然而，派使者规劝毕竟是汉初王朝权宜之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下决心要根本性解决岭南政治归属问题。《汉书》卷六《武帝纪》记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
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
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
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1］74公元前 111 年，南越王平结束南越王统治岭南93 年的历史，并将秦所置3 郡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7 郡，其中在200多公里的潇贺古道区域设置了零陵、谢沭、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7 县。从此，以潇贺古道为核心的南岭走廊重新归属中央朝廷的直接管辖，大大促进了岭南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潇贺古道承载着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使命。
（二）南岭走廊的民族互往
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7］7在贺州钟山县清塘镇发现的龙潭角洞穴遗址表明，八万年前在南岭走廊核心区的潇贺古道就有人类生活。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南岭走廊各民族交错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为民族互通奠定客观条件。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甲骨文有戉国，疑即越国。……按照这些比较可信的传说，中国东南方的越族，远在夏朝与华夏文化就有接触了。”［8］106商周时期甲骨文里已有“戉”字出现，因支系众多，史称“百越”，亦称“百粤”。《汉书》第二十八卷《地理志下》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755据郭沫若考证，周代青铜器铭中已有“仓吾”一词。“仓吾”即“苍梧”，先为族名，后为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苍梧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9］342“岭南地区最早的古国，见于文献记载的是苍梧古国。”［10］130苍梧古国与中原地区有经济文化交往，也爆发过冲突与战争。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判断，岭南与中原自古以来，民族间交往从未停止，潇贺古道逐渐成为南北交往最核心区域。
1.秦汉时期战争移民推动民族交往互动
秦南下进攻岭南兵分五路，其中广西境内就有湘漓古道和潇贺古道两条路。秦始皇采取战争与移民同时推进的方式，加快民族的融合。从《史记》等文献中可以看到，秦代通过湘漓古道和潇贺古道的大规模移民就有三次：一是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征发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徒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11］242；
二是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秦始皇“适治狱吏民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80，下令谪发不依法办案与办案不实的狱吏南戍五岭，翌年，又“益发谪戍边”；
三是应岭南赵佗的请求，为解决戍守岭南士卒婚姻生活问题，“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五千人”［1］1432。
2.唐宋时期南岭走廊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
隋唐时期，中原通往岭南的通道除湘桂走廊、潇贺古道之外，张九龄任宰相之时，开辟了梅关通道。梅关通道后成为客家人迁往岭南的主要通道，在促进民族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民族交往中，又形成新的族群。《隋书·南蛮传》记南岭已是“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1］1657，并在史籍中出现俚、乌浒、僚等族称，有“百越”民族之称。862 年，唐朝廷在岭南设置东西两道节度，其中岭南西道下辖桂林、容州、邕州三管，使今广西版图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宋侬智高起事后，朝廷在镇压的同时，也将大批汉族群众迁至今之广西，尤其是桂西地区，实现汉族与百越民族在南岭走廊西部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广西民族杂居的局面初步形成。
3.明清时期南岭走廊民族大融合的形成
明朝时期是南岭走廊各民族从磨合到整合再融合的关键历史阶段。除汉族继续沿古道不断涌入岭南外，民族融合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形成了“壮”族的统一称谓。“壮”之称谓最早见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飞在贺州与反宋杨再兴军娄战失利，“飞怒，尽诛亲随兵，责其副将王某擒再兴以赎罪。会张宪与壮军统制王经皆至，再兴屡战，又杀飞之弟翻”。“明时，‘壮’这个族称已遍布今之广西的桂林、阳朔、永福、龙胜、平乐、荔浦、柳州、柳城、鹿寨、忻城、象州、武宜、桂平、平南、容县、北流、蒙山、岑溪、苍梧、贺州、宜州、三江、罗城、上林、南宁、扶绥、崇左、大新、平果等地。”［12］11-12“壮”民族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明代壮族在岭南各地促进了与汉民族的融合，加快了民族共同体结构的形成。二是瑶族等民族大规模南迁入桂。“瑶族是一个起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的民族，其主要来源是古代的九黎和三苗”［13］306，唐宋时期不断南迁至“零陵、衡阳等郡”。据历史资料显示，宋代贺州过山瑶、平地瑶只有6 个支系，分布在昭平、富川两地。现贺州过山瑶和平地瑶绝大部分是明、清及之后迁入的，迁入的原因主要有民族压迫、战事动乱、自然灾害和朝廷以夷制夷政策等，“到明代，两广已成为瑶族的主要活动中心……清代，广东瑶族逐渐向广西和云贵迁徙，广西成为瑶族活动的主要中心，部分瑶族往广西、云南进入东南亚各国，从而奠定了今天瑶族分布的格局”［13］295-296。其客观的结果是促使南岭走廊民族大融合。
（三）南岭走廊的经济互通
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必定带来经济往来，经济的往来又促进民族间的互动。在秦以前的文献记载中，《吕氏春秋》曾提到南方的物产：“南至交趾，孙朴续慲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14］292这里的“丹粟”就是丹砂，细如粟的丹砂。春秋时期《竹书纪年》亦云：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 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15］89，说的是越王用南海出产的犀角、象齿作为向周天子朝贡的物品。秦统一六国后，“（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16］203，其中“一军守九疑之塞”就是从今天湖南道县，越过萌渚岭入贺州，即后来秦修的“新道”。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组组长、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考察潇贺古道后认为，“潇贺古道是海陆丝绸之路的最早对接通道”［17］。《汉书·地理志》有记：“自日南障塞（今越南岘港）、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
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指暹罗古都佛统）；
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1］755-756“学人一般根据这段文献把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标志。”［18］239主要依据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正式打通了中原通往岭南再向海外的商道：古人过潇水、贺水，经道州、富川越过都庞岭后，到达富川古城（今龟石水库）沿富水南下至临江，达临贺（今八步区贺街镇）浮山再经贺江达广信（今广东封开县），汇入西江，沿西江逆流而上，经玉林的鬼门关入北流江，转雷州半岛到达合浦出海。
陆海丝绸之路的连通，大大促进了中原、岭南及海外的经济往来。《北史》卷九十七《西域》记：“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1］2625这说明在汉代，经潇贺古道通往合浦，再由合浦通往海外的贸易之路已通畅。晋代的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陆贾《南越行记》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指耶悉铭花和茉莉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19］1茉莉花其实就是外来物种，但今天广西已成为全国茉莉花种植面积、产量最大的地区。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珍藏的波斯陶壶，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在南岭走廊核心区域的潇贺古道封阳县（今八步区铺门镇）出土了汉代舶来品彩色琉璃珠子，这足以说明，汉代的潇贺古道已是中原连接岭南通往海外的重要通道。
在中国古代，岭南与中原的经济往来体现物产的互补性。南方的荔枝、珍珠、槟榔、甘蔗等物产在中原特别是宫廷中受到青睐。《四部丛刊初编·西京杂记》记：“南越王尉他，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铺四匹。”“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与南海产者最佳。”［20］19珍珠更是岭南物产代表，是帝王及上层社会名贵饰品。汉武帝开珠崖、儋耳二郡，其目的之一是获取珍珠，且官府垄断；
三国以后，宫廷流行食用甘蔗，魏文帝《典论》有记魏文帝与将军刘勋、邓展等对饮，席间以甘蔗作剑比武的情形，此可知酒席中亦设甘蔗［3］366。
北宋时期，潇贺古道核心区域——贺州产的“锡”最为有名，以至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有“［释名］白镴，音腊、鈏。鈏音引，贺。［时珍曰］《尔雅》：锡谓之鈏。郭璞注云∶白镴也。方术家谓之贺，盖锡以临贺出者为美也”［21］372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记：“元丰元年，贺州市场、太平场，元额五十万斤，元年收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斤……元丰元年（全国）收总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22］6720，约占当时全国锡年产量的38%，不仅质量最好，而且产量最多，锡也成为贺州的代名词：“贺，锡也。其县出锡，故名贺。”［20］19宋代为了缓解经济匮乏，贺州钱监铸造夹锡铁钱，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博物馆还珍藏印有辽代“贺州官锡”字样的锡锭。历代以来，南岭走廊经济互通作用的发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四）南岭走廊的文化互融
在上古传说时代，《史记·五帝本纪》就有颛顼“南至于交趾”［1］2，“（尧）申命羲叔，居南交”［1］3，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野”［1］10的记载，说明远古时期岭南与中原就有文化的接触。商周时期，在岭南世居的西瓯人和骆越人，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在中原华夏民族创立甲骨文的同时，也开始创设本民族的原始文字符号，在潇贺古道区域的平乐战国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χ、V、刂、艹、卅”［23］197等符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南岭走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外在互动。
舜“南巡于苍梧野”，传播了“明德”的重要思想。《史记》作“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的结论，为南岭走廊融入中原文化奠定了基础。正如黄伟宗教授所说：“舜帝的划时代贡献，不仅在于开发和统一南方，更重要的是，在‘三皇’‘五帝’中，自他开始才有比较明确或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架构职责分明、赏罚严明的雏形国家制度，并且以此意识和制度开发和统一并管理南方。”［24］5
秦“新道”促进南岭文化“大一统”。秦统一中国后，实施了“北堵（连接长城）南疏（修建古道）”边疆战略，而贺州就地处“新道”核心位置，政治上的“大一统”必定形成文化上的“大一统”，与中原“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此后，岭南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91 年出土于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镇龙中村的战国文物麒麟尊，尾部附凤鸟，背部蟠龙，集中国古人创造的三大神兽麒麟、龙和凤于一身，是百越文化、中原文化交汇、交融的历史见证，堪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典范之作。
汉“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加快文化的交融。公元前111 年，汉武帝在潇贺古道贺州以南段置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六县，开始了南岭走廊政治新生态，也奠定了潇贺古道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地位。两汉时期，地处贺水与郁水交汇处的苍梧郡广信县，其名就是取汉武帝诏曰“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汉代潇贺古道成为海陆丝绸之路的最早对接通道，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使岭南文化出现第一个高峰。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汉末年苍梧郡广信县的牟子（170 年—？），他精通诸子百家，成为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之一。牟子著有《理惑论》，极力推崇老子的“绝圣弃智，修身保真”学说。
宋“贺州官锡”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见证。因当时贺州产锡量为全国之最，专设贺州钱监，集采矿、冶炼、铸造为于一体，在贺州学院的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陈列着多枚珍贵的宋代夹锡铁钱。明清时期随着交通的发展，封建王朝对岭南加快开发步伐，南岭民族走廊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文化交流、交融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2017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2021 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5］。2022 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26］。这充分说明，新时代广西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水族、彝族、仡佬族12 个世居民族。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负有重要使命。2021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习近平要求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27］172。新时代的广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共同愿景之一，作出了“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决策部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要内容写进广西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2022 年5 月1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决定》。挖掘整理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总结广西历史经验，对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力”，要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汪洋在2020年全国政协民宗委主题协商座谈会上指出，“要持续加强理论和政策研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搞清楚，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把理论上存在的误区搞清楚”［28］。广西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论是壮族“歌仙”刘三姐、富川瑶族刘三娘，还是潇贺古道上盘兰芝与何廷枢的爱情故事，无不体现了自秦汉以来，壮族、汉族、瑶族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例如，故事源于隋朝、流传于唐朝、石刻于宋朝的《隋朝富川列女蒋氏塚西观寺碑》，成为载入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事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见证。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推动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深刻总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生动实践。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实践以来，各民族涌现出一批受到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以及全国、全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也建设了一批全国、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在推进民族和谐进步进程中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新时代，中央又赋予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新使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成功实践，也是一个不断创新、勇于开拓的历程。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崇高赞誉，切实担负起“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的时代重任，需要我们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形成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更生动的实践，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第三，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助力建成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全中国56 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庄严承诺。但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29］2021 年 11月25 日，刘宁在广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明确了广西未来发展的总目标，即建设更为繁荣富裕、更为团结和谐、更为开放包容、更为文明法治、更为宜居康寿的广西。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融入建设壮美广西“1+1+4+3+N”目标任务体系，推动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建设壮美广西为契机，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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