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菲 阴崔雪
晚清以降，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输入，中国传统学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虽然导致民族自信心逐步丧失，但也激起了国人对传统学术自尊心的反弹。为使我国传统学术不致沦为西方文化之附庸，有识之士提出要复兴国学，于世界学术界争一立脚地[1]（P364）。有鉴于此，学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学人群体，莫不以学术复兴为己任，开展各类实践。如章太炎提出以国学救中华的思路；
以邓实、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
梅光迪、吴宓等人领导的“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昌明国粹。众多学界学人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学术复兴热潮，并将其提升至救亡图存的高度。
教育领域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相关的探索与调整，从全国范围内广设存古学堂，到于初、中级教育阶段提倡读经，再到高等教育阶段创设国学专研机构，这些教育实践都推动了近代复兴国学的进程。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多大学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并以此为主要平台和基地进行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遂使国学蔚为“显学”之一。揆诸历史，近代中国计有八所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分别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东南大学国学研究院（1923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5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0年）①为免于赘述，这些研究机构在下文中均使用简称，分别是：北大国学门、东大国学院、清华国学院、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金大文研所。。
目前，学界对大学国学研究机构的讨论多集中于个案，及其中个别元素的探讨，如师资队伍、教学体制、课程体系等，均未能充分揭示这些研究机构创设的背景和目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这些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这些机构在内忧外患刺激下成立的使命（对传统学术的复兴），及其主要教育事业（人才培养）两个角度，对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作一整体性考察。
（一）整理国故运动：西学刺激下的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的深入传播，中学与西学之争显得尤为激烈，逐渐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为抗击“西化”，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在这种剧烈的中西交互中寻求传统文化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整理国故”运动兴起。
1919年12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首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明确指出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P12)，即利用对“旧有的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2](P18)之态度，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2](P18)。继而，胡适又系统揭橥了“整理国故”的方法，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P12)，以阐明“整理国故”的宗旨，使其成为一种理论主张。因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推手地位，其关于传统学术的主张一经见诸纸端，“整理国故”便成了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应者如潮。缘是，“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旗帜被竖立起来。
“整理国故”运动一开始，便得到了北大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的参与在推动“整理国故”思想的传播与运动的扩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自1917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学术中心，文科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该校文科学者多为章太炎弟子，或是深受章氏学术影响者，他们之所以对此运动这般热情，是因为“国故”一词为章太炎所创，该词尚未广为流传之时，已为章门弟子所用。就胡适本人而言，也深受章太炎著作的影响。当初归国回北大时，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很多观点及取材，均来自章太炎的《国故论衡》[3]。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强调的“重新估定各种学说的价值”，与章氏著作中的“理性思辨”精神，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渊源，北大学人对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不仅积极呼应，而且付诸实践。在他们的倡议下，加之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国学门于1922年正式成立，成为近代首个实践“整理国故”理念和培养国学专业人才的研究机构。
在北大国学门的示范下，各地掀起了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团体的高潮，尤以依托著名大学的国学研究机构最为典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制定国学院计划书，延请陈中凡、顾实、陈去病、吴梅等学者，拟于1924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吴宓任研究院主任，邀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进行国学专业人才培养。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学术班底均来自北大，“大有北大南移之势”。随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于1928年成立中大语史所，汇集国学名家，开展语言及历史学研究与教育。自30年代开始，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包括齐鲁大学、金陵大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相继设立国学专研机构，推进中国文化研究，培养国学人才。这种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现象，成为当时学界流行的学术风气。依托高校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突破了以往国学研究囿于民间的局限，推动国学逐渐归于大方之家成为精深之学，促进了近代国学研究与教育走向体制化和组织化。
（二）学界对研究机构创设的呼吁与自觉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深感只是获得学位与谋求稳定饭碗，并不能满足自身作为学者的追求，设置专业研究机构由此成为学者们的共同诉求。翻检20世纪20年代学界言论，对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确有日益重视之趋向，许多学者都发出了设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倡议。1922年3月30日，朱光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针砭彼时知识界“学殖荒落”之情形，提出“希望将来各大学都应设有研究院”的意见[4]。朱氏认为若想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必须靠社会公众的群体力量，筹措学术事业之补助经费，以支持学者的研究工作。翌年，洪式闾发表《东方学术之将来》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强烈呼吁知识界应以“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为当务之急[5](P19)。洪式闾认为，欧美学术之高度发达，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广设有密切联系；
若中国学者有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雄心，即应“从组织专门研究所入手”，使研究所成为“造成专门人才之地”[5](P19)；
至于研究所组织办法，则“欧洲各国之成制，可资参酌”[5](P19)。同年，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叔谅”的文章——《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该文针对中国学界之乱象详加检讨，认为欧洲史学、地学之所以兴盛，莫不与“学会”之学者团体的设立关系密切[6]。由此可见，彼时学界有心人士对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呼声之高。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还把对学术专研机构的倡导付诸行动，尝试建立专门研究院所推进学术研究事业。1916年，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在北京筹划并开办地质调查所，仿外国研究机构创办机关刊物《中国古生物志》，并有计划地吸收地理专业的毕业生，培养学生从事实地调研工作。地质研究所历经十多年的经营，成为了中国地质学及史学、考古学重镇，硕果累累，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7]。地质调查所的设立与兴盛，充分显示出专业机构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近代科学研究机构的典范。
以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为学界带来了深刻启示，国故研究者自然也在其列。自近代以来，可供国学研究的材料陆续出土，学者可参考材料之范畴，大为扩张，众多学者认为要集群体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组织化成为学界共同诉求。梁启超曾于1920年指出：“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共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8]沈兼士亦曾提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要进行系统研究，非以专门研究机构不可。面对大量国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财力，非个人所能承担，须“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材，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1](P362-364)。可见，学人普遍认为，在研究材料不断被发现的近代，以个人力量进行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长久来说难以为继，只有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依群体力量方可推进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学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即为顺应时势之举。
1922年北大国学门的创立，标志着近代大学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创设的开始。接踵而至的东大国学院、清华国学院、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等，均是传统学术复兴思潮下的清波余澜。这八所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学人传承传统文化，实现学术复兴的文化情结，另一方面也是国人对民族救亡及民族身份确认的一种努力。
（一）北大肇始，依托传统学术的初步尝试
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组成由蔡元培任委员长，顾孟余、李大钊、胡适等8人任委员的第一届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沈兼士主持。国学门的组织架构是“三室五会”，分别是登录室、研究室、编辑室和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研究科目依五学会学术活动领域，确立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彼时，国学门基本依照各学会研究项目展开活动。为培养后续力量，国学门亦尝试招收研究生。它以学术研究能力为标准进行招生，要求“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未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
其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9]。另外，蔡元培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法①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才培养的方式:没有课程表，没有上课时间，只有一些天才又有学问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儿独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论辩，把他们的全副精神用在纯学术的思考上。，国学门内不设置课程，无课程时间、教学地点等限制，只以学术研究项目为基础开展各项活动和人才培养。其研究生作为一种科研力量，通过研究项目备案、联系指导教师、发放奖学金和成果认定等环节，纳入整个机构的运作体制。但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国学门并无具体明文规定。就各学会所开展的具体活动及研究生专研方向来看，基本以传统的高典文册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多从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证两个角度进行。可见，国学门此时的研究生培养仍以承接中国传统学术为目标。
北大国学门高举“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引得国内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决议设立国学院，顾实以“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诗文”六类界定国学研究范围，制定系统整理国学计划书，以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脉络、培养接续传统学术衣钵者为宗旨，推进国学教育[10](P4)。1925年2月，清华国学院在吴宓的筹备下正式成立。吴宓指出研究院系“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以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为目标，其师资聘定也以“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为取向[11]（373-374）。吴宓之所以提出以造就“通人”之学为研究生培育目标，是基于中国古代教育以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为目标的传统。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次年，厦大在北大学人的加盟下，仿北大国学门之建制，制定厦大国学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以“保存文化”为宗旨，培养从事国学精深研究的人才。
这一时期的高校国学研究机构大都以北大国学门为范本，组织架构及研究体系上初具规模。研究领域以考古、语言、历史及民俗为主，师资队伍成员基本出自北大国学门，治学风格和人才培养取向亦奉国学门为圭臬。但北大国学门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国学为专研领域的研究机构，其对于如何规划该机构、怎样以此为平台“科学”整理国故仍缺乏经验，在运行体制及人才培养方面亦有中国传统教育的深刻烙印。北大国学门后来因政局动荡研究经费长期缺乏等问题，于1927年底被迫中断。其他高校国学研究机构因追步国学门，许多共性问题亦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因此这些机构均未维持太久便逐渐消沉。
（二）做科学的国学研究，培养专业学术人才
随着西学对国学影响程度的加深，仅以承继传统学术为人才培养标准的做法，在以西学“分科治学”理念为基础的“专门之学”体系面前显得格格不入。面对这种矛盾，学人对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及教育理念均作出了相应调整，纷纷以“科学”为准绳推动机构运作及人才培养，尽可能融入世界学术体系。
1928年1月，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于中山大学成立语史所，设立民俗、考古、语言及历史学会，明确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进行人才培养。同年，燕京大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延聘陈垣、吴雷川、容庚、顾颉刚等著名学者任教，并结合西方学科“选修制”进行课程设置，实施精深的国学教育，极大推动了教会大学研究中国文化的组织化进程。在燕京大学的示范作用下，1930年，齐鲁大学与金陵大学也争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各自组建国学研究机构。栾调甫任齐大国学所第一任所长，增聘校内外众多学者，并以提高学生国学程度为宗旨，引入自然科学科目及研究方法进行课程规划，还发行多种学术刊物，以推动国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金大文研所自成立起，就立足中国史学，以考古学、目录学为辅助，引入西方实证研究范式，并参照国外东方学研究，在“科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方法与体系的基础上开展专业人才培养。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科学性方面都做了诸多努力，尤以中大语史所最为突出。语史所创立时，傅斯年就明确倡导用科学方法研究近代历史学，如其在《史料论略》中道：“我们在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几个结论：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其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2]。依此可见，傅氏的“科学治史”包括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史料分析的科学性等多方面。语史所另一骨干成员顾颉刚亦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13]。除科学治史的理念外，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史所主事者根据研究领域不同，还强调学科划分，主张多学科联合治史、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材料，务使所员各尽所长、才堪专任。这种科学理念的倡导与专业化分工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反之也加快了近代史学专业化与科学化进程的步伐。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研究者专注文献典籍的治史方法大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近代国学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除中山大学外，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代表，于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以“研究中华国学，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采撷中西学术研究之专长，贯彻并实施西学“分科治学”的理念，聘请中外知名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同时借鉴西方教学体制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科学”色彩极为浓厚。如学科设置仿制西学，专门化程度提高；
教学体制援引西方的“学分制”与“选修制”；
研究过程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教学实践中引入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
组织研究院所内部师生参加中外学术会议，注重与国际学术体系接轨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国学与西方科学的接壤，提升了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科学性。
（三）因应时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转型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学术界的原有节奏，国学研究机构因此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很多机构因内外多种因素所致，未能存续下来。而延续下来的国学研究机构也因战火缘故，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取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谓“艰难地在变中前行”。战火蔓延之下，诸多高校纷纷内迁，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内迁至成都。为保存国学研究的薪火，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和金大文研所，因应抗战形势，着力在学术研究上唤起国人民族自尊心，人才培养亦循此社会需求。
齐大国学所迁至成都后，由顾颉刚出任所长。顾氏到任后，对国学研究所进行了改造和谋划，一改往日学术地域化的做法，强调结合战时形势开展学术研究。他以编写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为全所中心任务，广邀各地学术名流来所就职，充实学术力量。此外，他还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建立文科研究所，以绵延中国文化学术命脉为目标招收研究生，培养国学后备力量。尽管因人事和战争原因，顾颉刚未能完全实现其学术抱负，但齐大国学所在他的主持下，名师荟萃，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提升，一跃成为战时国学研究重镇。燕大国学所师生在顾颉刚的带领下，着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旨在通过集结学术力量从事地理研究，激发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忱，以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4]。金大文研所迁川后，人才培养既紧密结合战时需求，又保留其自身特色，一边沿着原有历史与文学领域继续深耕，一边因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民俗学、边疆学及民族关系等。此外，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金大文研所、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还联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为各机构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平台。该刊所刊载的文章内容多偏重中国西部之民族、疆域、文化研究，彼时战火纷飞，推进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唤醒国人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因如此，抗战时期这些国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日后致力于历史地理及边疆史地研究的人才，如谭其骧、杨向奎、史念海等。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虽因战争受到很大影响，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战争造成交通不便，原本以典籍书本为基础的研究和教育很难正常进行，学人便从书斋探研转向田野调查，结合形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尤以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研究最为典型），为近代国学研究事业添砖加瓦。战争结束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组织架构上的调整，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以新的面貌开启新的征程。
上述国学研究机构虽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领域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他们所开拓的研究方向、引用的研究方法、探研的主题等，均结合了近代社会发展特征，以实现国学复兴为目的。而这种学术复兴情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易清晰地发见。诸所国学研究机构为培养人才，在招生选生、师资集结、学科设置等方面都付出了诸多心血，其所培养的人才最终也大都成为近代乃至现代国学领域的栋梁。
（一）制定严格的招生与遴选规则
诸所国学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均属高层次人才培养，唯本科学业完成者方可进入。此外，为培养高质量人才，诸研究机构均明确以“有志于国学研究者”为前提，对报名者采取不同的考核形式进行审查，为后续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北大自1917年建立研究所以来，承袭蔡元培“学术自由”之风气，宣告凡有志于学术研究事业者，均可进所研究。但国学门创建伊始，就明确强调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沈兼士等人在“有志于国学研究”的招录条件基础上，增加了对学生研究能力的考核：“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尚未毕业的学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校外学者，不能到校所而由研究之志愿者，得通讯研究，其报名及审查手续，均照上条办理”[15]。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学术重镇，清华国学院招生则更为严格，乃称典范。首先，其招生时间固定。国学院规定：“本院于每年七月，考收合格学生若干名，住院研究”[11](P377)。其次，学员报考资格有详细分类：“（甲）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乙）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丙）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砥者。附注：清华学习旧制“大一”级毕业生，得学校推荐及专任教授许可者，得为本院特别学员。”[11](P377)最后，在投考手续方面，大概分为两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用问答题；
第二部分，做论文一篇；
第三部分，专门科学，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11](P377)。可见，清华国学院招生流程已经相当完备。依其后续毕业生数据统计，在完成学业的68人中，除11人出国深造外，其余50多人基本分散在各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足见这种遴选标准之严格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厦大以北大国学门为样本，招生标准与国学门并无二致，要求选拔有志于国学研究者，通过考核后入院学习和研究：“凡本大学学生及本大学承认之各大学学生或有研究国学之志愿者，经本院考验合格，得为本院研究生”[16]。但厦大在招生流程上更完备，其《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研究规则》上就研究生报名资格、报名、审查、口试、录取、交费、成绩、奖励等事项均做了明确规定[17]。
相较而言，教会大学因仿西方大学建制，体制较为完善，人才培养之规章制度更是明晰。燕京大学对研究所学生入学资格规定如下：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如为外国人可用其本国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文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
曾在国立省立或立案的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毕业；
经公开考试，并审查其在原毕业学校之功课成绩，均认为合格[18]（P729-730）。该校还规定：“考试科目或内容，除少数指定内容外，其余得按投考生在大学本科所修科目的性质，斟酌决定。投考生的本科成绩，必须确属优良，且所修科目的内容完备，经燕大有关所、部认为确有研究的准备，方准应分部考试。”[18](P729-730）齐鲁大学国学所以国文系为依托，教学工作基本围绕国文系展开，招收研究生是在迁至成都后才开始的。其面向全社会招生，拟定生源为各国立、省立及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国外大学的毕业生中有研究历史之素养者，入学须经考试，入学后不需缴纳学费、生活费等，有特殊情形的还可以经所务会议讨论后豁免其它费用。对于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齐大国学所都有所考虑，并制定了相应对策。由此可见，这些机构付出了许多心血，期待选拔出适合并能做好国学研究的学子，加以培养。
（二）延聘中外优秀学者，组建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
为更好地与“西学”接轨，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邀请了许多外籍教师加盟，以期逞“西学之便”。北大国学门自建立起，就聘请俄国语言文学家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 Holstein）、伊凤阁（Aleksei Ivanovich Ivanov）任导师①为网罗优秀的国内外学者，国学门设立了“导师”和“通讯研究员”的名目，给予居住在北京的外籍学者以“导师”的名称；
给予住在北京之外或国外学者以“通讯研究员”的名义。“导师”须负指导研究生写作论文之责；
而“通讯研究员”则主要对国学门的发展提出建议，担任类似顾问的角色。，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还邀请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阿脑尔特（Therese P.Arnould），日本学者今西龙、泽村专太郎和田边尚雄，德国学者卫礼贤（Dr.R.Wilhelm）及丹麦博士吴克德（Dr.Wulff）等人任国学门通讯研究员，为国学门教育和研究提供建议，促进机构发展。厦大国学院曾聘请德国学者艾锷风（G.Ecke）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并兼职考古研究。他和同时任职于厦大国学院的瑞士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共同对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故事和肖像进行研究，撰写的著作《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A Study of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于1935年由美国哈佛出版社出版，为国学院学生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ro）曾在厦大专职研究中国人种问题，后进入中大语史所任职[20]。
在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占据教师团队相当比重，国学研究机构亦如此。燕大国学所聘请日籍学人鸟居龙藏担任客座研究教授，带领学生从事考古调研。齐大国学所聘请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为专任研究员，从事甲骨文和上古史研究，并承担相应学科教学。①私立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J].山东省档案馆藏,J109-03-0003-001:14。金陵大学的外籍教师多以美国人为主，文研所成立时聘请了时任金大历史系主任的美籍学者贝德士（A.S.Bates）兼任研究员，他一边负责采购西文书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一边承担“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与“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两项课题的研究与教学，为文研所的国学研究与教育贡献了力量。
这些国学研究机构不仅延聘了不少优秀外籍学者，也汇聚了许多国内学有专长的学者，且这些学者大都拥有留洋经历。北大国学门初创时的委员会成员，除胡适是留美学生外，其余均是留学日本的太炎门生，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他们具有相同的留学背景，共同形成关系紧密的学术团队，推动国学门这一学术场域的建设。后因人事变动，国学门又增聘了一部分国学门委员，他们也都是曾负笈海外，继而归国的留学生，如留学德美的林语堂与江绍原，留学法国的徐旭生、刘复等。清华国学院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也是具有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功劳，无论是最早向曹云祥校长提出仿北大国学门建制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胡适，还是国学院的直接策划和筹办者吴宓，乃至后来任教的导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都有负箧游学美国的经历。厦大国学院骨干基本来自北大，续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美、德。燕大国学所中，许地山曾留学美、英，谢婉莹留学美国，后加入的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人也都毕业于异域。齐大国学所中，周幹庭、胡立初、李云林曾留学日本，慈丙如、胡道远、杨勉斋毕业于美国，李涌泉、吴金鼎、徐庆誉在英国取得学位，舒舍予曾任教于英国。金大文研所更是世界名校留学生的聚集地，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学位的吴景超、雷海宗，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李小缘，还有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刘继宣，巴黎大学归来的徐益棠等[21]。在诸国学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即使未曾留洋海外，也多是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者，如北大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董作宾等。他们不仅具有传统“中学”的深厚根底，同时也是新式“西学”的学成者。由此可见，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师资队伍十分多样化，“中西合璧”色彩极为突出。
这些研究机构十分注重师资建设，创立伊始便对教师延聘提出了高要求，并以此为标准礼聘名师，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这些研究机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辉煌成绩。北大国学门开办的五年间，网罗了国内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蔡元培、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钱玄同等。在这些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国学门在歌谣、民俗、考古等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引领了近代国学研究的新风气。清华国学院在吴宓的筹备下，先后邀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就任国学院导师，后又增聘李济任“特别讲师”，最终形成了“五星聚奎”的学术梯队。大师云集的清华国学院，不仅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的研究生亦星散于国学研究诸领域，为我国传统学术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厦大国学院的师资队伍几乎是北大国学门的延续，师资阵容之强自不待言。燕大国学所聚燕大国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教授于一处，如陈垣、吴雷川、容庚、顾颉刚、黄子通等，集中力量推行国学研究和教育，并开始培养国学研究生。齐大国学所建所伊始，师资总体水平不高，与同是教会大学的燕京存在很大差距。但至抗战时顾颉刚主持所务开始，情况有了很大改观。经顾颉刚精心擘画，齐大国学所在战时延揽了南北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吕思勉、钱穆、汤吉禾、胡厚宣等，其中不仅有钱穆、顾颉刚等一流学者，还有童书业、丁山等刚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其师资层次多元且鲜明。
（三）设置新旧杂陈、中西结合的学科体系
国学研究机构为更加科学、有效地培养人才，极其重视学科规划。纵览诸研究机构学科体系之特点，概而论之堪称新旧杂陈、中西结合。
1922年12月，北大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研究所组织大纲》，提出设国学门，继而又在《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中进一步规定国学门学科分设为：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五类[22]。《国学季刊》编辑略例中又做了进一步申明：“本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23]可见国学门初创时，对研究范畴设定相当宽泛，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对“西学”也预留了一定空间。随后，诸多国学研究机构虽在建制上借鉴北大国学门，但在具体学科设置和研究取向上亦有一定差异。如顾实在《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对学科范畴规定如下：“括举纲领，藉便来者，之‘国学’者，有此六类: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诗文类。”[10](P4)清华国学院参考北大国学门学科体例，于开办之第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24]。
随着西方学科分化与知识转型观念的深入传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愈发强调中西结合，厦大国学院即是一则明例。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记载，国学院设立主旨为“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研究目标不仅包括“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25](P8)，还要求“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拓之本及属于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且后者地位高于前者[25](P8）。其于学科体制上分设14个小组：即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磁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组、闽南文化研究组[25](P8)。审视厦大国学院的学科设置，其学科范围不仅包括人文学科，“地学、医药”等理科也被纳入其中，大有凡国人所从事研究之学问均为“国学”之意味，极大地扩充了国学的研究范围。尽管最终厦大国学院之学科体系设计随国学院的解体而流产，但这种学科组合的设计，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传统知识体系，其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大有“以西为用”的意蕴。相较厦大，中大语史所在这方面更有甚之，傅斯年明确提出欲将历史学建设得“与自然科学同列”，主张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问，即在历史研究中采用自然科学中“实验科学”的研究模式，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提出假设，搜集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最终得出结论[26]。除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外，傅氏还强调多学科联合，学科互补，共同研究历史学问题。他在学科配置上尤其注重与西学的对接：“最初设想,两年内设立九组。历史五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四组: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27]这种方法与今日所倡导之跨学科理念，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傅斯年在学术研究“科学性”方面的先瞻眼光。
以燕大、齐大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国学领域的学科设置上更是将“中西交融”体现得淋漓尽致。以齐大国学所1933～1935年的学科设置为例：这一阶段国学所开设课程有经学概论、文学改良、但丁研究、世界文学名著、文学批评、杜威教育学说、逻辑、普通心理、进化的人生论、美学、知识方法论、国学大纲、金石研究、现代文化、汉魏六朝史、社会思想史、社会统计学、农村经济、尚书、说文、日本史、中国沿革地理、近世中欧交通史、中国史学通论、地理要素、印度史等。①私立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五年报告[J].山东省档案馆藏,J109-03-0003-003:16。可见，齐大国学所的学科不仅有西方分科范围划分的细致，又包含中学涉猎范围的广泛。金大文研所的学科设置亦是如此，其包括历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文法学、东方学、艺术学等。该所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史学，以考古学、目录学为辅助，注重实证研究，参照国外东方学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研究方式，创立出一套科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方法与体系[28]。据上述所见，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对“西学”的援引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人文学科知识体系，还包括社会科学、理科等，中西交融色彩极其浓厚。
（四）组织学术社团并发行期刊，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学术社团的创设及学术期刊的创办意味着一个个相对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开始形成，这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促发相对统一的专业话语、理论、概念等规范的确立，另一方面这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有助于学者学术声誉和地位逐步得到认可。有鉴于此，学人积极促进国学机构内部各类学术社团的创设，以及学术刊物的创办、出版，旨在宣扬研究机构的国学研究成果，同时为青年学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园地。
各研究院所依据不同的研究科目及范围设立了各类学会，以推动国学研究分科进行。北大国学门同人在学术交往中，逐渐迸发出研究的火花，最终促成了五个研究学会的创立。最早的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比国学门创办时间还早，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推动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29]。继歌谣研究会后，国学门又陆续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和考古学会，这些学术社团会定期组织学术活动，或邀请校内外学者演讲，或组织学术会议，为师生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国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清华国学院学术自由风气盛行，学生们自发创设了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实学社，还以《实学》月刊为平台，发表国学院师生研究成果。厦大国学院仿步北大，遵循北大特色，设立考古学会与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依研究主题，由研究院老师带领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地考察与古器物探测。风俗调查会主要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会相互辅助，齐头并进。中大语史所以语言、历史、考古、民俗四学会的学术研究及成果出版为主要工作，四学会相互配合，为语史所同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研究场域[30]。燕京大学国学所为保证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的实施，成立历史学会、国文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社等专业学会，聚集了不少有志于不同国学领域的学人形成学术队伍，共同进行学术研究。齐大国学所、金大文研所也都相继成立了以国学研究学会为代表的社团。这些学会通过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如学术研讨、公开讲演等），为学人提供学术交流与讨论的空间，助益师生开拓研究视野、加强学术合作等。
国学研究机构不仅重视学术研究，亦重视研究成果的发表。学问之道，以切磋而得益，若秘不示人，则短长无由得知。北大国学门学术期刊的创办与发行堪称国学研究刊物之先锋。从最早创刊于1922年的《歌谣》周刊，到北大四季刊之一的《国学季刊》，均是国学门师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论文均是诸导师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国学门几年来工作成绩的具体体现，不仅显示了该学术机构的研究取向和发展路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学术界研究趋向的体现。
以北大国学门为范例，后续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也都创办了学术期刊，用以发表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清华国学院由师生共同合作，创办了《实学》杂志，以发表师生的研究成果，增强学术自信。厦大国学院创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刊发同人考古学及社会调查领域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均代表了当时前沿的国学新知，在引领国学研究新风气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大语史所是近代国学研究机构发展进程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机构，它的成立及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都标志着国学研究走向“科学化”。中大语史所存续时间较长，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学研究机构的转型，其后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语史所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主干，发行有《语史所周刊》和《民俗周刊》，还出版了《民俗学丛书》39册、《史料丛刊》5种等。这些刊物在宣传语史所同仁的学术观点、科学的研究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整理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研究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创作力。
燕京大学组织学人创办了《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大公报·史地周刊》《文学年报》《禹贡半月刊》等刊物，以发表中国学术研究成果。齐大国学所驻蓉期间，顾颉刚为给研究人员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创办了《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齐鲁学报》三份学术刊物。1941年，应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停办各自的学术刊物，改为合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燕京大学也加入此列，这个由四校合办的刊物成为战时国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学术园地。
这些刊物的发行，对于学术观念的传播、学术讨论的进行、学者共识的凝聚，乃至学术运动的兴起，都发挥了独特作用，使分散在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关注中国国学的学人，能够就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进行讨论乃至辩论，大大推动与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与研究深度。
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以学术复兴为宗旨，依托严格的招生体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合理的学科设置、众多的学术社团和学术期刊筑就的学术场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见表1）。毕业于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生，大都进入教育系统担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教师，担负起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任。这种学术传递，可谓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表1 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招生情况一览
观察各研究机构招生名单可以发现，各国学研究机构招收学生总数不多，且差异较大，这大抵与其存续时间及人才培养方式相关。如厦大国学院仅存续半年时间，所招收的学生及培养成效，相较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等机构，略有逊色。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和金大文研所，遭遇抗战打破其运作节奏，人才培养事业不稳定，也是其招生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但就学生毕业去向而言，诸国学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成效，却大为可观。细致审视这些名录发现，其中不乏迄今仍闻名学界的学者，如毕业于北大国学门的历史学家郑天挺、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古文字学家商承祚等，曾求学于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谢国桢、语言学家王力、目录学家姚名达等，毕业于金大文研所的文史学家程千帆、语言学家徐复、文学家沈祖棻等。可见，国学研究机构所培养的学生中不少人仍从事国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毕业于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生大多去往学校担任教师，如来自东南大学的赵万里、浦江清毕业后进入清华国学院担任助教，毕业于燕大国学所的谭其骧任教辅仁大学、张维华就职齐大国学所等。可以说，国学研究机构学生毕业去向基本与教育及学术研究领域相关，他们承担了传承传统文化、接力人才培养的重任，正是这种循环往复，使得国学学术薪火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20世纪20～40年代，为复兴国学，抗衡西学冲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这些国学研究机构以学术复兴为己任，开展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就其最终成效来看，这些机构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事业，拓宽了近代国学研究范畴，传统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知识分类已无法抵挡近代西方“分科治学”知识体系的猛烈冲击，因而以“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权威人格”为取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得不因时、因势而变。此外，研究机构学人还引介了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并与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更新了国学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学研究发展和学术复兴进程。就人才培养而言，国学研究机构招收的学生接受了专业的系统训练，基础厚实，大都成长为较成熟的研究者。他们从自身学习经历出发，继续在教育及学术领域从事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为近代国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因此，从学术复兴和人才培养角度对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作进一步考察，对今日大学教育中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及进行人才培养，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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