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 澜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改革开放至今，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1]历经40余载的发展，目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日臻成熟，与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各种理论流派和观点百花齐放。因此，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关注的核心课题，深入挖掘和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热点、核心研究领域和前沿趋势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考察，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形象、直观地呈现上述内容，以期为国内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数据和信息可视化(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由于是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因此也将通过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称为‘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MKD)。”[2]基于Java编程语言它不仅能挖掘引文空间的知识聚类与分布，而且还能提供其他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地区的合作等，把抽象信息与数据变换为直观可视化的空间结构和知识图谱。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检索平台，高级检索栏目设置篇名(词)为“国有企业”与“改革”词频，发文年代设置为2000年至2021年，共检索出文献952篇，筛除会议综述、调研报告等低相关文献后，剩余873篇论文作为数据集。
导出目标文献的题目、作者、关键词、来源期刊、机构、参考文献等信息并用CiteSpace6.1.R2软件将其转换为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格式。根据文献数据，将Time Slicing中的时间段设置为2000到2021；
Years Per Slice(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
g-index的规模因子k设置为50(k越大绘制的图谱信息就会越详尽)，其余相关设定均为系统默认值。网络节点关联强度的计算方法(Links)采用Cosine算法，提取节点阈值设定为TOP50(1)TopN perslice意为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的对象数量。例如，在分析作者合作网络时，N设定为50，意思就是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出现排名前50位的作者。这个数值越大生成的网络将相对更全面一些。。
(一)发文量年度分布情况
某一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科学文献数量能够反映其知识量的累积状况，以便我们从“量”的维度把握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根据CSSCI期刊年度发文量绘制出论文数量分布曲线，如图1所示，整体研究趋势呈现“U型”特征，即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在2000年处于最高峰，一共131篇，之后研究热度逐渐衰减，但每年仍保持基本的发文量，2011年后再次增加。
(二)期刊来源分布情况
CSSCI数据库中发表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共有50种，其中有23种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在10篇以上，最高达40篇；
发表量居前10位的期刊见图2，合计发表218篇，占总量的24.97%。
(三)主要研究机构情况
如图3所示，图谱由彩色节点(node)和节点间连线(edge)组成。节点代表本次绘制图谱所选择的对象，其大小代表该对象出现的总频次，即出现频次越高，节点越大。2000—2021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主要机构为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2)此处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成果都统一归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
总发文量超过15篇的共计8所(见图4)，其中吉林大学发文量最多，达57篇。由知识图谱左上角信息可知，图谱中有364个节点和173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2 6，表明各个机构之间虽有一定的合作，但并不密集，多为独自研究。
图1 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发文量年度分布图(2000—2021年)
图2 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发文前10位的期刊发文量分布图(2000—2021年)
图3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主要机构知识图谱(2000—2021年)
图4 国有企业改革发文量前10位的机构分布图(2000—2021年)
(四)主要研究者情况
如图5所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主要学者有汤吉军、周叔莲、戚聿东、张屹山、李荣融、杨瑞龙、廖红伟、马新啸。他们的关键文献均在5篇及以上，其中汤吉军9篇，周叔莲8篇，戚聿东7篇，张屹山6篇，李荣融、杨瑞龙、廖红伟、马新啸都是5篇。图谱中有880个节点和393条连线，密度为0.001，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如周叔莲与刘戒骄，戚聿东与江华、张航燕、张任之、刘健、王佳宁，马新啸与郑国坚、汤泰劼等，但合作集中度比较低。
(五)共被引文献分析
共被引分析是CiteSpace软件的核心功能，“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3]在共被引网络中，文字越大，说明该文献的影响度越高。图6直观呈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高影响力核心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最具热点和价值的主题。
图6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期刊论文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2000—2021年)
表1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期刊论文共被引节点信息表
根据引文数据的总被引频次，图6凸显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前10位核心文献，将其整理成表1，可以看出：位于图谱的上端、最显著的节点是“郝阳(2017)”，他在《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是近20年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共被引频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献。这也充分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研究领域属于比较热门的话题。该文章通过对国有和民营混合参股的公司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混合所有可以发挥不同所有制的优势，弥补市场失灵[4]。第二大节点“马连福等(2015)”在《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发表的文章《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入手，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2001—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国有竞争类上市公司做了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的简单混合并不会提高公司绩效，只有在外部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绩效提升[5]。纵观共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文章，研究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和分类改革三个方面。
(六)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概括与浓缩。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出现的频次较高，则说明该关键词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对2000—2021年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来源期刊所刊发的相关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后，绘制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7)。
图7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2000—2021年)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由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如图7所示，共得到807个关键词节点及由这些节点组成的1 416条连线。根据图谱可知，国有企业、国企改革、产权改革、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治理结构、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激励机制、股份制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排除与“国企改革”相近的关键词，可以发现产权改革、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治理结构等是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热点。
(七)关键词聚类分析
用CiteSpace软件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并进行考察分析后，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的热点主题。首先，把庞大的共现网络划分成若干疆域；
其次，从该疆域文献的关键词中提取名词短语为聚类命名，不同聚类的名称代表不同的研究热点主题；
最后，数字越小，代表聚类中包含的该类关键词越多。
如图8所示，聚类模块值(Q值)为 0.686 6，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 0.937 7，形成的聚类是显著并令人信服的(3)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值)，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
Silhouette：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从形成的20个聚类来看，可以将研究热点主题划分为三类：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如企业改革、私有化、经济转轨、市场经济；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理论，如产权制度、交易成本、内部控制、竞争中性、委托代理、交易费用；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实践，包括公司治理、产权改革、激励机制、企业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综上，立足于国家政策和时代背景，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既有对企业改革理论体系建设的研究，也有运用各种经济模型或计量工具对具体改革实践的分析探索。
图8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期刊论文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2000—2021年)
(八)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检测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突现词。突现词是被引频次在某一时间段内突然增多的关键词，通过对突现词的分析可以梳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题历时趋势和正在涌现的新课题，了解该领域研究过程中的热点变迁和前沿。
如图9所示，对2000—2021年CSSCI期刊刊发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探测可得到20个分布在不同年份的高强度突现性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代表了这一年对该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和成果出现了激增，而深色区域代表突现词的时间跨度，即这一主题在该时间段内持续是研究热点。自2000年以来，产权改革、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等都曾分别作为研究热点前沿出现，由此可见，研究热点的持续变化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具有密切联系。另外，研究的热点突现还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性。例如：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WTO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领域的热度较高；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在当年也成为突现的关键词。而“国有资本”“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公平竞争”的突现一直延续至今，说明在新时代条件下，它们仍然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主要课题。
图9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CSSCI期刊论文突现词知识图谱(2000—2021年)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分类改革。
(一)体制改革
这一主题主要讨论了国有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经验和任务。有学者认为明晰产权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任务。例如：陈佳贵[6]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特征中，产权明晰是首要特征，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产权都是极其重要的，产权不明晰，权责就不明确，从而很难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慕刘伟[7]也有同样观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产权明晰是经济组织提高效率的前提、是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为了促进产权的明晰化，国家广泛实施了公司制改革，遵循“抓大放小”，从国有资本宏观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角度，以重组、合并、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增强国有企业的整体活力。王柯敬等[8]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任重道远，需从宏观环境与企业内部两方面着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和国资监管体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吴宣恭主张，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并非只能走股份制道路。他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内条件，全面分析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产权关系及其特点，强调建立国有独资公司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并指出其发展前景[9]。还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视角进行讨论，如荆棘[10]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是标准化的统一制度，我国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锻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把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使二者同心发力、同向行驶。张利刚[11]指出国有企业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把企业的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统一落实，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断完善企业经营体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产权改革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12]这是第一次将产权制度提升到如此高的水平，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的核心地位。由此，学界在讨论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时，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1.私有化论。聂辉华等[13]认为解决国有产权企业绩效低下、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刘瑞明等[14]认为国有企业公有产权效率低下，不但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经济造成了危害。
2.公有制主体论。吴易风[15]批评了我国一些学者照搬西方产权理论、宣扬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错误思想，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吴宣恭[16]指出国民对立是私有化鼓吹者有意制造的错误言论，企图让民众对国有经济产生不满从而利于他们推行私有化改革，因此他明确提出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3.产权多元化论。高尚全[17]认为改革要实现突破，首先要做到产权多元化，因为单一的产权结构不可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多元化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本质是一样的。李寿喜[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混合产权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普遍低于国有产权企业，由此，我国国有企业要降低代理成本和交易费用就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产权多元化是有效途径之一。
(三)公司治理
1.法人治理结构。郝国政[19]提出了构建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四点建议：在国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可将部分国有股权转让给非国有资本；
国家只有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实行表决权；
国家派监督小组进驻企业；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杜军燕等[20]认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对增强企业活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法人治理结构依然存在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设置不规范、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确保出资人主体地位、股权多元化、完善体制机制、实行独立董事制度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措施。洪功翔[21]认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还需要做三方面工作：国有企业的领导需做到党性强能力强；
股权结构要做到互相制衡；
职工在公司中要做到充分监督。
2.党组织嵌入。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22]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发挥一系列积极作用。例如：王元芳等[23]通过计量模型从“内部人控制”视角验证了国有企业党委会与监事会、企业高管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为公司价值的提升创造条件。张弛[24]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党组织的嵌入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且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3.激励机制和高管薪酬。陶友之[25]梳理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改革历程后发现其出现了激励过高或不足、只讲物质不讲精神激励的极端现象，并且他认为要改善这些问题，首先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以资产保值增值为出发点规范经营者行为；
同时还要公开薪酬，使国家、劳动者和经营者的收入做到同步增长。沈真真等[26]认为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不仅可以有效激励管理层，还可以有效制约高管腐败。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国企改革的新问题，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这一主题又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刘伟[27]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公有制适合市场经济且避免走私有化道路提供了一种解决关键难题的方式。黄群慧[28]分析了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阻碍，认为要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改变领导人管理体制、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刘凤义等[29]认为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需明确指导思想，且不能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保证国有股对企业的控制力；
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保障其主人翁地位。夏小林[30]批评了“为混而混”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方式，指出大规模的“抽血疗法”实际上是一种私有化的倾向，减少了国有股份的比重，不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吴宣恭[31]明确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混合所有制并不是解决我国所有制问题的万金油，也不是“一混就灵”，必须要全面衡量利弊。陈林等[32]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和私有的双向混合是切实有效的，但要兼顾国资与民资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抓主要矛盾进行混改，绝不能只单向混合。方福前[33]认为党对所有制结构不断尝试探索后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分类改革
2015年8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戚聿东等[34]认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中有不同的角色，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和功能进行科学定位与分类。胡锋[35]认为分类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盈利需求与社会责任冲突的良方。宋方敏[36]认为当前国有企业可分为公益类企业和商业类企业，公益类企业需国资控股，而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商业企业，也必须保证国有资本控股；
对于处于充分竞争性领域的商业企业，具体持股比例可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加以选择。包炜杰[37]认为分类改革是我国国企改革事业在新时代的创新探索，其实质是为了解决其低效率问题，以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还有学者从“竞争中性”角度出发对分类改革进行论证。例如：黄速建等[38]指出竞争中性原则需明确区分国有企业的商业性行为和非商业性行为，而我国分类改革的思路正好与之契合。和军等[39]也认为分类改革是实现“竞争中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需要准确定位国企功能，在商业类企业中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优胜劣汰。刘玉斌等[40]提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关于“竞争中性”的主张，需探索本土化路径，即使其既符合我国的改革指导思想，又能促进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合理发展。
(一)研究结论
2000—2021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献数量颇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分类改革五方面，具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性，整体呈现出由理论到实践、由宏观到微观的研究特征；
但在学术合作、研究视野、实践深化方面仍然存在局限。因此，笔者认为各研究机构与学者之间需进一步加强合作，树立国际化研究视野，从战略高度谋划整个经济体系体制的系统改革，在实践方面做更深层次的探索，以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1.研究文献发表数量渐趋稳定。2011年以后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并在相对高位波动，在期刊发文总量中也占有较高比例，表明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改革关注度较高。
2.学术合作密切度较低。从发文机构及作者合作情况看，其研究机构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研究学者人数众多，但缺乏跨机构、跨区域的合作交流，未建立合作密切的作者群。
3.研究热点具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性。从共被引文献情况看，排名前10位的高影响度文献发表年份均在2013年之后，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和分类改革三方面。从关键词分析结果看，研究热点集中在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分类改革五方面。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热点具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性。
4.研究内容由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到实践。从研究成果看，2000—2021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主要是在承认国有企业初步改革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持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早期，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侧重其在宏观经济背景和经济理论下讨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重大问题等；
同时，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有益思想探讨企业理论本身的发展。后期，学者们更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研究，即从微观经济主体层面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效果及企业治理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5.研究方法逐渐偏向运用各种经济模型或计量工具。2014年后，特别是在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问题时，学者更偏向实证研究，强调从大样本提炼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事实，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微观经济体的价值创造有何影响，如杨兴全等[41]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了公司的现金持有，即股权融合在企业持有较少现金时可显著提高企业价值，而转移控制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价值，还可以优化现金持有行为。但是，这类研究主题通常由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和实证数据的可得性而不是由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决定。
(二)研究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明确指出了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目标和研究方向。因此，继续拓展和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1.持续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资本的经济布局和结构还不太合理，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今后需打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继续推动符合新时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重组和优化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另外，可将民营企业作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探索国有资本的混入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研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优化路径。
2.树立国际化研究视野，推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究其根本是国有企业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更加繁荣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将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聚焦和密切关注。所以，未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视野也要更广阔，在考察国内和国际不同环境对企业发展资本、管理、人才、科技等各方面的要求后，为我国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我国整体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启示。
3.从战略高度谋划整个经济体系体制的系统改革。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国家的政策文件和重大会议很多内容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息息相关，但对国有企业改革现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多为描述性、规范性的，今后要从战略高度出发，谋划整个经济体系体制的系统改革，在实践方面做出更深层次的探索，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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